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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王其康：初中班主任之死，弥留之际自挽一联
王其康，生于1950年。1963年考入江苏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1968年11月插队于江苏如车县凌民公社，劳作之余读书写作。1973年进入如东县文化馆文艺创作。1974年到如东卫校学医。1978年回南通任大力钳厂厂医。1994年创业经商，2010年退休。出版《王宾家族史话》《岁月有我》等。
原题
作者：王其康
今天是我初中班主任李春宁老师（又名春霖），蒙冤自杀55年祭日。
记不清是从那一天开始，1966年夏秋之交，母校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下简称“三初中” ，现实验中学。）全面停课，各种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王兴祥校长因“走资派”、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罪名，很快被一些师生首先贴了大字报，并迅速被打倒。
其他相关教工，因个人历史档案被一些知情人抛出后，让学生们有了写大字报的“子弹”，被按上各种莫须有罪名而惨遭“横扫”：地理老师张坚被指为“特务”；音乐老师易勤是“三反分子”，劳改释放犯之妻；体育老师李连兴是地主之子；植物老师陈仲康是三青团成员；生物老师朱应善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美术老师王国顺是国民党党员；农业知识老师陈绳圃是“反革命”；历史老师汪梅仙是国民党军官女儿；历史老师钱玉琪是“右派”；校医孙医生历史不清等等。
还有对针对民主人士、副校长张脉淑，教导主任李淡人，归国华侨、俄语老师唐修晋，更有许多不实之词。作为学生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校内“文革”运动究竟想干什么，也闹不清那么多被我们学生尊重的老师，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问题人”？
随着运动的深入，及受社会上甚嚣尘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影响，教师学生中也逐渐形成了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组织。全校教师学生被发动后，各班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大礼堂，但我班同学，仍在班主任李春宁老师的严格管教中。他常坐在教室的后排，督促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抓紧每一天复习语数理化外等功课，用最好状态迎接中考。
李春宁老师为什么视“大字报”而不见？仍每天鞭策我们复习功课？事至今日我仍不知晓他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讳”？这样的作为出自什么理由？也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这样的执着会遭至横祸？唯一的解释，似乎他用行动在告诉学生：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圣地，他不太相信眼下这场运动会持续很久，总有一天学生们要进入考场，那才是真正检验“教学相长”的时候。
面对大礼堂日益增多的大字报，我与同学们的好奇心没有被书本压住，下课后总去瞅一会，内心也会不时发出疑问，大字报中写的那些内容是真的吗？
忽然有一天，礼堂出现了第一张贴李老师的大字报，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作者竟是李老师曾经的得意门生，高我两届的黄学兄。此人曾在“三初中”身兼班长、大队长多职，是原南通地区行署黄专员的儿子，因为出身好，品学兼优，成了学校的标杆，已毕业，就读于南通中学高中部。“文革”风暴乍起，黄学兄居然返回母校，贴原班主任李老师的大字报，他以怨报德的行径，对李老师造成了多大伤害，可想而知。
紧随其后，其它班级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直指李春宁老师，题目赫然是：“李春宁将三（二）班带向何处？”，这大大刺激了我班同学们的神经。李老师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被贴的大字报与日俱增，他苦撑到最后终于放手，不再坚持为我班上复习课了。同学们“如释重负”走出了教室，是最后一批参与到学校“文革”运动中的。
尽管李老师已陷入了深深痛苦之中，仍不忘关爱学生。据顾学惇同学回忆：有一天他在男小便池方便，旁边来了一个人是李老师，两人同时解手。李老师对他低声说：“你父母的日子也不好过吧？”“哎，李老师你怎么懂得？”“你们家的房子摆在那里啊？”说完这几句话，李老师快步走了。好像有意不让跟着他。这是顾同学和李老师私下最后一次对话。顾同学回想之中，首先印入眼帘的竟是污秽的小便池，师生间的真心话，只有在这样私秘的地方，才有机会说出来，悲莫大矣！
学校全面停课，愈演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失控，学校陆续成立好多学生组织，批斗教师，李老师成为了主要靶子之一，“罪行”有三：一是出身为地主；二是在党报发表许多仇恨党的文章（莫须有罪名）；三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李老师“罪行”还株连了多人：他是王兴祥校长引进的；民主党派的教导主任李谈人，平素对李老师也是赞赏有加，夸我班是平行班的“红木椅子”；校长张脉淑，民盟南通市委的领导，被批“庇护李春宁”；党员副校长成德民被指对李老师过于仁慈，不一而足。唯有阶级立场鲜明的是教导主任杨行毅，其丈夫时任教育局副局长，但“文革”到了再往后一个阶段，这两口子的日子也不曾好过。对李老师落井下石的教工学生也有不少，较狠的是食堂师傅黄某，仗了“出身好”力气大，居然动手打过李老师。
其实，关心同情李老师遭遇的是多数人。陆剑沫同学告诉我，有一天班长吉雄带了他及几位同学去李春宁老师家中探望。他家住西南营巷96号。敲门后，李老师谨慎地问清楚来人后才开门，见他一人孤独地坐在门堂里看书，几位同学都安慰了他。他苦笑地领受了同学们的心意，嘱大家及早离开，不要再来了，免得惹祸上身。
关心李老师境遇的人很多，顾学惇同学还与我说了这么两件事：
唐修晋老师，她在前苏联留过学，与苏联人谈过恋爱，中苏关系破裂后，被迫回国，中断了那份恋情。她到我校时，一直单身，骑一辆蛮洋气的女式自行车。有一次回家的路上，她推自行车，低声问顾同学：“你们班的李春宁老师今天来了没有？”“今天没看见。”又走了一会儿，顾同学指了看得见的家门说：“我住这里。”“这房子是你家的？”“是的。”她放松了一点警惕，靠近一点说：“你在外面少说一点啊。”顾同学很纳闷，我没多说什么呀？回家后，顾同学把这个经过说给他母亲听了，母亲开导顾同学说：“唐老师是叫你少说李老师的不是，她从内心深处同情李先生。”原来如此！其实，当时唐老师自己的处境也不好，被指是“苏修特务”。听了唐老师的话，顾同学在学校谨小慎微不多言，后来被同学贴了大字报，批他是李老师得意门生，不划清界限等等。
顾同学还告诉我，他对“文革”的消极态度，不仅与唐老师提醒有关，还与教政治的姜毅老师也有关。姜老师教我们政治课，讲辩证唯物主义，讲猿猴进化成人的决定因素是劳动，人猿进化的转折是使用工具，发明工具……。那个年代，上海的文学期刊《萌芽》与江苏《雨花》，被批成是“黑期刊”、资产阶级文艺的吹鼓手，李老师是这两个期刊的特约通讯员。有一天，顾同学在学校过道看大字报，驻足发呆。三（3）班有同学贴大字报说：“李春宁把黑手伸进《雨花》《萌芽》”，签名的同学有好几个。正发呆时，姜老师经过，顾同学问她一句：“黑手是否要加双引号？”姜老师看着周围没人后轻轻地说：“好像与政治关系不大。”说着马上走开了。姜老师是教政治的，用政治名词回答学生是她的本分。她是贫农出身，她都这样说了，肯定不会错的。顾同学从心底相信了姜老师。
1968年5月19日，白天李春宁老师与陈文甫、姚镜渠、郁永怡、钱玉琪等老师被关押在“三初中”内，集中监督劳动。据说当天有学生动手打了李春宁老师一个耳光。李老师带着羞辱回到了宿舍，他身边早已准备了一瓶用蜡封好的、貌似原装的胃药，实际瓶内装的是安眠药，因瓶口有蜡封，骗过了学校的保卫组。晚上，夜深人静，当大家都已进入梦乡时，李老师悄悄拿起整瓶安眠药，一气全部服下，弥留之际自挽一联语：
不能说李老师悲愤交加离开这个世界，一定与那个施虐的耳光有关，但那确实是压倒饱受摧残李老师的最后一根稻草。年青才俊的李春宁老师，何错之有？无非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文革”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李老师不幸被“株连九族”中枪，付出年仅29岁的生命代价。呜呼，哀哉！
李老师对天浩叹，回顾自己一腔热情献给了学生，献给了教育事业，问心无愧，“未曾失足”过一步，现如今有人恩将仇报“反成恨”了，得到的是凶残迫害。人格尊严何在？教师颜面何在？朗朗乾坤天理何在？罢，罢，罢！“何必回首重登程”呢？天堂乃是最宁静的归宿。从悲愤走向绝望的李老师，在茫茫的世界，您把对人民教育事业的挚爱、期许留在“三初中”。您忠诚履行班主任老师的神圣职责，呕心沥血，钻研教学相长的语文教学，还时时督促我们数学、俄文更上一层楼，您对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我坚信宇宙之大，总有你一席之地吧。深深地祈祷，天堂之上的李老师，应该会继续昂首重登程吧！
李老师的沉冤，终于在他自尽的十年后，迎来了平反，母校在1978年12月为他隆重举行了追悼仪式。
庚子年春天，“新冠”病毒肆虐之际，我着手准备写这篇思念李老师文章时，经朋友介绍，有了李老师哥哥李育宁先生的联络方式，不觉大喜。他与我一样戴着口罩，隔了一米社交距离，讲述李春宁老师许多故事。八十多岁的他，老泪纵横，提供给我很多资料，弥足珍贵。
我问他，李老师墓地何在，想去祭拜。他告诉我：“春弟死后，家属没收尸，也不知学校是怎么处理的。当时家属不问，也不敢问。每年家人都默默烧些纸钱给他，心中追思是最好的追思”。
李育宁老师近期将胞弟春宁的，曾在各报刊发表的诗歌散文，共六十多篇，编辑一成册，将李春宁老师的师魂传承下来，并签字赠我一本，留作永恒纪念。
李春宁老师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才情；有矢志教育事业的执念情怀。然而，他被剥夺的，是比生命更宝贵的理想与信念。李老师一生喜用笔名是“春翎”，意欲盼自己能如春天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翱翔，不料仅飞了29年就折翅而陨落。
2020年9月12日初稿
2023年5月19日修改
王其康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