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温柔陷阱”

1949年5月，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他提交的《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中，分析了1876年到1938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他发现英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半个多世纪里英国出口的工业品价格不断走高，而进口的初级产品价格不断走低，两相比较交换比例只有原来的64％。

普雷维什由此得出结论：中高端工业品和初级产品形成价格剪刀差，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一直被发达国家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掠夺。

普雷维什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关税来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不断提高产品的国产化率，填补国内技术空白，最终目标是最终用国货代替进口货。其次，这些国家使本国货币升值，以降低进口商品的成本，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触犯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

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对普雷维什的理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法国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通过他的计算方式，提出了与普雷维什截然不同的论点，他认为：在1872年至1928年间，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10％左右，相反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却稳中弱降。

根据他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发挥比较优势，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从而实现双方的“共赢”。这就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与时俱进版”。

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利特尔在考察了拉美、亚洲多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后，发表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他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严重降低了效率，抑制出口又加剧失业，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围绕着同一个问题，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居然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雄辩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充其量是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的“神学”。经济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指导实践，甚至不是为了理解客观现实，而是忽悠。因此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相互“打架”，甚至针锋相对，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支持下，一些亲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改弦易辙，实行了以“出口为导向”的新战略，鼓励本国企业出口，并鼓励本国的出口企业大量进口国外的资本中间产品和技术专利，同时使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加国际竞争力。

很显然，要想诱使发展中国家上套，那必须得树立几个“优秀典型”。更通俗地说，城里的骗子想要用套路来骗乡下人，必须得有“托”。否则发展中国家虽然见识少，但又不是傻子，没有“托”令其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又怎么会轻易上套呢？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这样资源极度匮乏，而且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被精心挑选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试验田，成为“亚洲四小龙”。

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被选中，有如下几个原因：本身体量小，易于控制，不怕翅膀硬了翻天；缺乏资源，无法通过初级产品的出口来积累资本，唯有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性产业才有出路；全都分布在中国周围，可以作为成功典型，引导中国发生“颜色革命”。

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具有全世界最丰富、最优质的劳动力资源，在西方国家眼里，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巨大“金矿”。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列强将中国作为公共殖民地的日子虽然已经远去，明面上的殖民似乎已经不可行了。但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希望借助隐形的经济殖民的套路，重现十九世纪的风光！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

为了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选择贸易环境优良，劳动力便宜的地区，作为他们的加工基地。亚洲四小龙通过承接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移不断获得外来的资金和技术。贸易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出口导向的帮助下，亚洲四小龙迅速成为世界贸易的新生力量，被世界银行认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唯一的出路。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拉美国家纷纷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而转向出口导向。随后，拉美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国家债务加剧，资本流出严重，经济停止增长，贫困人口增加等。此后，拉美国家的巨额债务始终成为该地区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一旦时机出现就会“爆炸”。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是债务危机的“幽灵”在一定时间显身的结果。

进入80年代中期，东欧和苏联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市场经济取代了原来的计划经济，全球贸易出现了新的格局。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出现了大幅升值，为了降低日本产品的成本，维持日本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本土的制造企业对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得东盟的出口总量十年上升了4倍。广场协议使得日本的出口被摧毁，跨国公司开始在亚洲其他国家寻求工厂，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受到青睐。

当全球贸易的门槛大大降低的时候，资本必然要在全球配置，寻求更便宜的资源、更廉价的劳动力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统计，跨国公司的数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276家增加到99年的63000家。自由贸易推动了跨国投资，推动了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不断升级。

1985年，一个叫莱特维的美国人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经济全球化，他认为在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国际资本的流动下，各国的经济正在渐趋紧密，只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就能取得发展。如果谁拒绝全球化，谁就会被抛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列车之外。

通过全球化，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再也没有战乱与纷争，人类逐渐同化成为一个和谐幸福的共同体。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提出美好设想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然而，这一切都是被全球化红利创造出来的虚假表象。美国此时的金融资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放水养鱼的目的不是让鱼过得越来越好，而是主子需要的时候可以猎杀。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国家，其基本思维方式还是渔猎时代的那一套。

一场全球化引发的危机正在悄悄来临，它首先侵袭的就是那些刚刚创造了神话的亚洲国家。

1993年，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此时美国正深陷经济疲软，财政赤字与外贸赤字双赤字并存的局面，为了解决困境，克林顿政府首先变革的就是美元政策。

1995年4月20日，在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的主导下，美国与7国集团的其他成员联手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出现了大幅度升值，到98年中期美元对日元升值85％，对德国马克升值37.3％。升值使得美元坚挺，美元在短期内的大幅升值，导致全球资金迅速流向美国，美国从世界收集到资本，同时也让过分依赖出口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危机，由于东南亚经济体的货币几乎都与美元挂钩，美元急升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急速升值，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大幅下降。

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印尼、韩国、泰国等国家的出口迅速下跌，出现了巨额外贸逆差。另外，投资在这些国家的外资也纷纷回流美国，短短几个月内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到1996年，印尼国际收支账户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韩国为5％，马来西亚为6％，泰国为9％，他们已经没有实力来抵御西方金融大鳄的猎杀了。

一场金融大鳄的狩猎狂欢，即将上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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