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世界诗歌译介与传播

世界诗歌译介与传播

海岸

导读：2020年11月17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正式举行，著名诗人、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海岸先生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他呼吁全国社科规划部门更应将中国诗歌外译的工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划中，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其中。
中西诗歌翻译已逾几个世纪，中西诗歌翻译的实践可追溯到晚清诗人苏曼殊、马君武的文言格律体翻译，最早的白话译诗在胡适尝试白话写诗的同时首开先河。20世纪20-30年代从事诗歌翻译实践与译论研究的大多为诗人兼翻译家，如郭沫若、闻一多、成仿吾、徐志摩、朱湘、戴望舒、梁宗岱等，他们的新诗创作与翻译实践互为作用，共同推动中国新诗运动的发展，迎来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80至90年代，中西诗歌翻译与译论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重建辉煌的老一辈翻译家，如卞之琳、王佐良、袁可嘉、钱春绮、许渊冲、飞白、江枫、屠岸等为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真可谓是中国新诗创作与翻译互为作用的时代，也是中西诗歌美学思想相互汇通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后，新一代诗人出入译界，为诗歌翻译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遵循“诗人译诗、译诗为诗”的原则，在阐释与重建诗歌文本的过程中吸取养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为置身其中的当代汉语诗坛与译坛带来新的活力与繁荣。

《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书影

十多年前，我曾编选出版过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旨在梳理与总结中西诗歌翻译并不漫长却充满“论战”的百年历程，便于我国高等院校从事翻译的师生、科研人员、诗人、译者，尤其是广大的诗歌翻译爱好者，全面地了解我国诗歌译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从“信达雅”、“化境说”到“多元互补论”，更兼“直译”、“意译”、“风韵说”、“形似论”、“神似论”、“三美论”、“三兼顾”等等，20世纪所有重要的汉语诗歌译论尽收囊中。编选原则注重诗歌翻译实践与诗歌译论研究并举，因为脱离翻译实践，就谈不上翻译理论，空洞的译学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重点选编老、中、青三代在诗歌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的翻译家的译论；同时兼顾西方译介中国古典与现代汉语诗歌的史料与个人经验。近十年有关诗歌翻译的理论研究及实践迅猛发展，去年赵振江教授主编的《中国新诗总论》第六卷翻译卷出版，可谓是《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的补遗，相信这些书的出版必将推动我国诗歌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而近十年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出版持续升温，版本纷呈。如果没有相应的导读、注释和批评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中译本会让读者难以进入，无所适从。人们关注的诗人往往只是认可，而不是理解，没有理解的认可往往落入装饰品之列。2016年复旦大学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心开始策划“十九首世界诗歌批评丛书”希望通过专家精读的途径，将一系列已被中文读者认可的诗人“从装饰的门槛带向理解的殿堂”。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获得当年度“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关于“批评本系列”我在2017年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做过“诗歌翻译2.0”的发言。2020年11月该系列的第一本《狄兰•托马斯诗歌批评本》（海岸著）出版，我今天也把出版的样书带到此届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现场，以推动世界诗歌译介的深入与发展。批评本体例分导读（诗人生平与诗歌述评）、精读代表性诗作十九首（原文+译文+注释+评析）、扩展阅读、诗人诗论（含译介综述）、参考文献书目。丛书各分册通常以一个诗人为对象，由导读、文本和诗论三部分核心内容构成：各分册主要撰稿者，须是该外国诗人诗歌的长期研究者，对该诗人有多年的学术积累，适当编选中外学者撰写的可读性较强的诗歌评述，帮助读者从各个角度深入理解诗人的创作特色和价值。

《狄兰•托马斯诗歌批评本》（2020）书影

今天，我还想重点谈谈中国新诗的外译与传播。十多年前我在编选那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2007）时，发现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已历经几个世纪，但重心无疑落在中国古典诗词，对新诗的译介显然起步晚、影响弱，但也经历了中国古典诗歌从欧洲英伦传入美国的相似历程，在近三十年间获得迅速的发展，经历了从译介朦胧诗派到第三代诗人、70-80后诗人的转向，却也承接了西方源自《玉书》译介中国诗歌的文化传统。今年疫情期间，我收到美国诗歌翻译家柯夏智（Lucas Klein）发来的《中国诗歌与翻译——是非得失》（柯雷/柯夏智 编，ChinesePoetry and Translation：Rights and Wrong，AmsterdamUniversity Press，2019）。这本在2018年由荷兰莱顿大学主办的研讨中国诗歌翻译的论文集似乎也提供了相关佐证。全书收录“译者观点”、“译学理论”和“译作影响”三部分15篇学术论文，有4篇论述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论文，3篇论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波德莱尔诗歌、策兰诗歌译本在中国的影响，而涉及中国新诗英译研究论文高达8篇——詹恩·玛丽·努内斯（JennMarie Nunes）以女权主义者视角英译余秀华诗歌；顾爱玲（EleanorGoodman）谈英译郑小琼、许立志、王小妮、臧棣诗歌的得失，近年来“打工诗歌”俨然成为海外关注的焦点，不仅成为柯夏智、柯雷、顾爱玲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后者还英译出版了《铁月亮——中国打工者诗选》（2016）；安敏轩（Nick Admussen）考察费正华（JenniferFeeley）英译香港诗人西西诗选、温侯廷（AustinWoerner）英译欧阳江河诗选以及他自己英译哑石诗选的经验而提出“呈现式翻译”（embodiedtranslation）观念。柯雷的压轴论文是对新世纪20年间出现的《玉梯》（威廉·赫伯特/霍布恩英译）等中国新诗英译选集的述评。

《中国诗歌与翻译——是非得失》（2019）书影

早在2012年春，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写下第一稿《翻译与传播：中国新诗在英语世界》，后从“中国新诗的译介与传播述评”、“从《玉书》到《玉梯》的文化传统”、“介入与揭示绝非是想象”和“中外译者需要真诚合作”四个方面扩展为一篇学术论文，在2014年春发表在《东方翻译》上。2017年夏来成都-泸州参加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后补充了诗人吉狄马加诗歌作品在海外出版与传播的细节：  吉狄马加，这位彝族伟大的诗人带着浓郁民族性的思考，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命运等人文角度入笔，以诗歌的方式向世界倾诉历史、倾诉民族文化。2014年，南非乌卢鲁（Uhuru）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英文诗集《群山的影子——吉狄马加诗选》（Shade of our Mountain Range——Jidi Majia’s SelectedPoems）；

   《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2018）书影

2016年英国奥罗拉（Aurora）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英文诗集《身份》（Identity）；美国夏威夷乌诺阿（Manoa）出版社出版他的英文诗集《我，雪豹…》（I，Snow Leopard）；2017年美国旧金山倾倒（Kallatumba）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From the Snow Leopard toMayakovsky）；2018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诗人翻译家徐贞敏（Jami Proctor Xu）英译的吉狄马加诗集《火焰与词语》（Words From the Fire）。近年来更多翻译家以波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斯瓦希里语、捷克语、亚美尼亚语、法语、塞尔维亚语、罗马尼亚语等二十多个语种在海外转译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汇集出版了20余种语言、54个版本的《吉狄马加的诗歌与世界》。他的诗歌汉语原文非常优美，诗人对故乡彝族山川的深情眷恋跃然纸上；例如，他的诗歌《自画像》“用奇妙的想象构建的童话世界让人想起爱尔兰诗人叶芝早期的诗歌，译者梅丹理简练的英文更让我们联想到叶芝的诗句，译者似乎谙熟诗人的用心，很巧妙地用英语把这种用心直接地表现出来没有增加多余的修饰，语言简练质朴，保留了汉语中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为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八十余年中国新诗英译史，乃至几个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史，表明成功的译本往往离不开中外诗人间的真诚合作。无论是早期理雅各（JamesLegge）与王韬合作翻译《诗经》，宾纳（WitteerBynner）与江亢虎合作翻译《玉山》，还是后来的译者如杨宪益夫妇、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与钟铃、罗郁正与舒威霖（William Schultz）、丁祖馨与拉菲尔（Burton Raffel）等都是绝佳的例证，为中外合作英译中国诗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示范与启示。2008-09年间，吉狄马加和我也曾编/译出版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前浪》，在“第2届中国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推出。“前浪”选编了中国大陆80位大多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坚持汉语写作的先锋诗人的作品，也收录了代表更年轻一代审美取向与文化观念的“70后”、“80后”的诗人作品。“前浪”以汉英双语形式呈现新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当代新诗全貌。诗歌英译大致可分为两类：学术翻译和诗人翻译，全书约二分之一的英译出自英语世界一流的学者、诗人、翻译家之手，如霍布恩、柯雷、戴迈河、凌静怡、西敏、梅丹理、戴维等，余下部分先由我提供英译初稿，再分别与当年旅居上海的美国诗人、2008-2009年度中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徐载宇（Lynn Xu）合作完成，海外版最终由比利时-西班牙的国际诗歌出版社（POint Edition）顺利出版，并在欧洲最古老的“第48届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2009）”开幕当天首发，随之进入当年的德国汉堡国际书展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书展。经历了近几年的译编工作，笔者才深刻地体会到霍布恩在英译诗人杨炼《同心圆》时的那番感言：“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惟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而不成？”值此国家大力创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转型期，中国新诗的外译工作方兴未艾，目前从事这项工作的诗人、翻译家太少。在此笔者呼吁全国社科规划部门更应将中国诗歌外译的工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规划中，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其中。总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新诗英译的前景更值得期待。毋庸置疑，在西方汉学界，无论是德国的顾彬教授，还是荷兰的柯雷教授，都颇为推崇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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