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中国到底需要多大的城市？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财经国家周刊 Author 魏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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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中国城镇化率迈上新台阶，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中国人口向城市群流动的趋势仍在持续。
▲图/IC photo
城市化路径，何去何从
▲德国小镇 巴登巴登 图/视觉中国
魏尚进：在欧洲除了德国，法国的情况也很特殊。巴黎人口占据法国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但其他城市规模远低于巴黎，整个法国的大城市化率不是很高。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
陆铭：首先关于大城和小国的定义，一定要放在国家总人口的层面来看。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不过八千万，中国人口则有十四亿之多，两者不具有可比性。越大的国家其城市越倾向于大型化。在人地矛盾更为紧张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会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更加容易释放农村可贵的耕地资源，从而保障农业生产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另外，技术条件与城市发展的阶段息息相关。很多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即使经历过战火的摧毁，绝大多数的古城依然保存完好。所以，欧洲一些国家低密度的发展模式是由古城的发展模式决定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一，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为木制，到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其二，二战期间中国城市建筑遭遇严重损毁，战后重建时面临的是新的技术周期。所以，中国的城市化阶段和背景与欧洲不一样，它完全是技术变化带来的新结果，我们不能把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模式作简单的对比。
魏尚进：数字经济技术可以帮助人们降低对物理距离的依赖，比如，有一部分的集聚效应不再需要通过物理距离上的接近来实现，线上的交流就很顺畅，从而对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供了可行的思路。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未来的城市规模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徐远：我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整合分散的需求。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召开线上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聚集的必要性。但这只是针对浅层次的交流而言。更深层次的交流，例如商务会谈、深度教学等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因此，智能通信工具在满足一部分需求的同时，又刺激了另一部分新的需求。就整体而言，技术进步的作用还是以促进城市聚集为主，不会改变历史大趋势。至于未来新技术会不会逆转这个趋势，还有待观察和验证，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技术会完全替代面对面交流。
陆铭：大家通常会以为信息技术发展会取代面对面交流，这其实是一个思维误区。所谓“取代”只是局部取代，并非全局替代。当年人类发明电话和电报的时候，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面对面交流。另外，未来社会发展需要靠创新驱动，创新在推进人类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创新恰恰最需要思想的交流，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需要面对面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线上交流。
此外，我们忽略了信息技术往往可以带来其他维度上的人口集聚。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叫外卖，于是市场对于外卖小哥的需求增加了，他们需要进行线下配送，同时与商家和用餐者面对面接触，一定程度上可能实际增加了人与人见面的频次。同理，打车软件也增加了我们对司机的需求，因为信息技术提升了供给效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今天大量的新增就业就出现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人群中。所以信息技术反而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而且城市越大、人口密度越高的地方，就能创造越多的岗位需求。
当然，信息技术的确取代了一些线下活动，但同样有很多活动是信息技术不能取代的，诸如家政服务、老年护理等。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即当一些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的时候，其劳动力需求往往会下降并流向技术进步慢的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入部门往往出现在服务业，而服务业往往聚集于人口密度大、收入水平高的城市。
所以信息技术的多元化使得各部分之间产生互补作用，在宏观层面上甚至增强了城市的集聚效应。从这几层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即使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最优城市规模也不会变小。
户籍制度改革欲速则不达
魏尚进：很多国家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不设政策限制。但我国一直实施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由此造成了很多资源扭曲，既不利于公正，也影响了效率。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如果一步到位，对有些城市管理的冲击可能不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控改革顺序、优化户籍制度改革？
陆铭：当前中国已经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国家层面对此已有深刻认识。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特大和超大城市积分落户的改革。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最终将走向常住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而且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将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过于激进的改革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针对中国现状，人口完全自由流动和户籍转成登记制度为理想目标，但欲速则不达。我认为中国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优路径是在中小城市已经放开户籍的情况下，重点深化城区人口五百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户籍的制度改革。在推进这些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加快速度降低门槛尤其是降低教育的门槛，提高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在积分落户中的权重。
徐远：我补充两点。首先，关于中国经济地理的布局，当前政策已经比较明确。2018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等问题。会议提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未来人口和经济产业向核心城市聚集的方向基本确定，但是也要慢慢推进。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能否一步到位，这背后涉及成本问题，即如何为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户籍制度一下全部放开，人口流入的城市会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慢慢来。例如在人口迁移时，可以携带原居住地的社保，作为在新城市享受服务的标准，这就为财政平衡争取了时间。新落户的市民同时也可以创造税收，对城市的贡献转化为当地财政收入，同步财政内部的转移支付，可以逐步化解财政压力。所以我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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