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受阻那点事儿
中国大陆游客曾先生一家因住店纠纷被斯德哥尔摩警察扭送“坟场”那事儿，硬生生被拧成了外交事件，或者说，事故。
外交部门和环球时报联袂出手，试图固定这样一个“事实”——瑞典警察执法粗暴，在中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信你们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桂大使亲切地说。
外交部门向来认为驻华记者的工作条件，已足够优渥，如再唧唧歪歪，轻则是不识抬举，话再重点，那就是别有用心、来者不善。
“中国可以say No”
复杂中国下的简单外交。
一位客居大兴黄村祖籍四川重庆的网友认为，外交语言在中国大陆，算是一门说学逗唱装傻充愣的国际舞台艺术。
对境外媒体的限制，实践中有文有武。
文的方面嘛，主要是利用GFW技术屏蔽像纽时、BBC等机构网站，尤是其中文服务。
武的方面嘛，姑且听听几位驻华记者的“一面之词”。
▼▼▼
点了点外宾待遇之后，还是回到正题，说说海内媒体。
2017年4月，四川泸州某中学生坠亡事件成为社会焦点。
有同行在业务交流群抱怨泸县汽车站停售了事发地太伏镇的车票，引来众多共鸣共怨。
但凡跑一线社会新闻的记者，多多少少都有过类似体验。
这张2010年的照片，记录了京华时报女记者被保安抬出采访现场。
2009年时，我还供职于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采写过一篇记者遭遇肢体侵害的新闻。当事人是摄影记者王苡萱女士，来自京华时报。
该记者在二炮总医院（现改名火箭军总医院）采访时，保安过来干涉，推搡记者，差点把她推下楼，把护栏玻璃都搞碎了。保安动粗理由是怀疑该记者“刺探军事机密”。
敬业且机警的王记者拍下了这张颇为生动的现场照片。
著名的录音笔事件也发生在这一年，被抢的也是一位来自京华时报的女记者，出手者就是那位思想觉悟比泰山还高的的封疆大员。
▼▼▼
本人类似经历，不算太多，也未做过excel统计，但百十次一定是有的。
比如采访建三江律师被打事件以及吉林和龙市南坪镇边民被杀事件时，也是遭遇了汽车站停运或检查站检查等，严防记者的手段，看来也是有不成文的套路。
东北边民被朝鲜越境士兵抢劫杀戮，记者采访期间遭遇封锁的相关信息，请参看本人早前报道。
▼▼▼
曾感慨：
为共同富裕征地，烧死个把刁民，官商均平度；
树政法权威拘人，胖揍一串律师，威武达三江。
本文重点说说2014年在建三江的一次采访经历。
是年初，赴黑省建三江代理或围观某教案当事人的几位律师（包括公民代理）被警方收拾得四仰八叉，东北奇闻传全国，新闻价值表现在公安采取了来一个打一个的战略，根据医院提供的检验报告，这批人在刑讯中一共被打断了24根肋骨。
鄙人彼时供职于《南都周刊》，选题通过后就急赴了现场。
北京-哈尔滨-佳木斯，很顺利，从佳木斯到建三江的最后一程，终于被警网恢恢了。
在建三江城外的岗哨被查，上来三个警察，其中一位查到我前排时，突然举着身份证把同伴叫过来围观，仨人笑得警容不整，“他叫 周 永 康 ！”
大巴全车查证，我这又是北京籍又戴眼镜的立马儿成了检查重点，尽管没有透露记者身份，警方也没有当场扣押，但很显然已经进入了重点监控。
进城与关注本案的部分律师（包括王宇律师）以及围观群众接触后，我入住了当地一家宾馆。
从当晚开始，不到两天时间，我的房间五次被查房，宾馆大堂便衣多的时候有十几人。
房间第六次被不速之客敲响时，从猫眼里看到，这次不是制服警员，而是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子。
应邀下到酒店大堂，与这位刘姓男子有了如下的对话（2014年4月4日）。
我：这是两天来第六次被查房，我想知道您的身份。
刘：我叫刘亚军，农垦建三江管局宣传部部长，党委委员，看望记者是我的本职工作。
我：多位当事人指控受到建三江警方刑讯逼供，且有伤害证明。
刘：据我了解没有这样的事情。上级的评价是出警及时，处置得当。
我： 请协调安排采访建三江公安局和检察院。
刘：公安局已经发了通告，环球时报已经定调了，没有采访的必要。
我：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就能定调？
刘：它属于《人民日报》，应该可以，你们没收到通知么？这是宣传纪律。
我：两天里警察5次查房，您觉得这样对待记者是否合适？
刘：我觉得警察做得对，查的人都不烦，你被查的还会烦么？现在社会很乱，这是为了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我：宣传部对记者都是这个态度？
刘：你是我们接待的第一个记者。
刘部长离开之后，为试探监控力度，我深夜出了宾馆，想找一家烧烤店吃宵夜。
刚打上车，一年轻人也拉住车门非要上来，说为保护我的安全。
另有车牌黑A01875的捷达跟之烧烤店，三个年轻人坐里头，还是说要保护我的安全。
吃烧烤时，几个便衣警察围坐在我身边，并强行买了单。
无奈之下，我给烧烤店的老板留了消费的钱款，并手写了说明。
次日，监控警力不减。
在时任建三江七星分局副局长的马树海出警保护我吃串儿的过程中，查验了他的警官证。
我说：马局，作为警督，您工作如此勤奋，祝早日升警监。
马局回答：可别了！就现在这压力都快扛不住了。
做调查报道的大忌是提前接触当地宣传和司法部门。
但在网格化监控之下，通过身份证入网信息或手机定位等，有关部门分分钟能捉到“嫌疑人”。
问刘部长我是如何被“发现”的，刘回答搞宣传的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问是不是从警方获知的，他笑而不语。
在暗访条件完全被破坏后，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在刘部长和马副局的“保驾护航”下，采访已然泡汤，马副局软硬都来，要礼送我出建三江地界。
跟马告别时，送了他一句话：马局，希望你们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遵守程序，不要再殴打或刑讯逼供当事人。
马局回答：绝对没有这种现象。
我：这是公安局对媒体的表态么？
马局：是这样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对？欢迎记者同志监督我们的工作。
他提出开车送我去长途站，谢绝，并要求不再盯梢。但一辆白色捷达还是亦步亦趋，我在车站吃碗馄饨亦被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便衣警察围观。便衣跟进候车室，在交换完意味深长滴眼神后，依然没有离开。
“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于是抗日保钓、抵制乐天肯德基等爱国运动中出现的部分暴力是被默许的，而沾上归某办公室管的所谓涉教案件，你亦将什么也不是，全世界都知道警察在殴打公民但至今无法问责。前者是爱，后者是恨，而逻辑上似乎同构。部分爱国群众和执法机关似乎被天赋法外暴力权，成为社会不安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坐上建三江至佳木斯的大巴，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如下信息：
建三江暗访近三日收获无多，终在网格化管理下，被当地宣传和公安部门擒获。又为新闻学院调查新闻采写课提供了反面教材。
撤退过程中收到了十几条报社发来的紧急通知，我的采访行踪已被有关部门锁定，宣传口联动，要求尽快撤出，并给出明确证明。
在N道金牌催促下，只能撤。这是由建三江的小环境和国内的大环境决定的，是不以我个人的、以及报馆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大巴上，我与报社的头儿有如下的短信对话，记录下了又一次采访失败的愤懑、尴尬与无奈。
撤出建三江快一周后，“有关部门”还在给报馆打电话，很担心我们敷衍了撤退金牌，并未离开。
当年做出“起底王立军”大稿名震业内、开选题会通过建三江采访题材的“原人”们，如今走了十之八九，那位派我来采访又被迫急召我脱离“战区”的领导，也早就弃闻从商了，而《南都周刊》官网，一度好几个月都懒得更新甚至连页面都打开不了。
物不是人已非，大概就是中国大陆甚至香港传媒的现状罢。
相关阅读
END
传媒观察
随笔
传奇人物
正能量人物
平学笔记
南学笔记
英语话题
朝鲜问题
过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