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追忆
文/陈忠实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年，不是夸张。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进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生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上书“大包干展览馆”。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跳了，及至走进展馆，在看到那幅被放大了的秘密盟约时，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上面有这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十八个干部和社员的签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久久凝视着那十八个签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约最后一句文字申明，如果此举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杀头，其子女由所有签名者共同帮助抚养到十八岁。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生死盟约的十八个结盟人，在签写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而能促使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庄的十八户当家男人豁出命来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怎样难以为继……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严俊昌”的名字上，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长，秘密联盟是他一手策划的，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获得呼应，就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任谁都会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约暴露，首当问罪的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任谁也都会想到，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土地分割成一块一绺，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耙、播种、除草，与集体化的大帮人群劳动的场景相对照，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无法掩盖更无法保密的事。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显然不会。这就让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态了。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经泛溢出伟大的感觉。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张方正的脸，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我便看到一个睿智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他已六十六岁，我看到他的服装，是质地不错的西装，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我在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自进入小岗村，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掐指算来，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习惯上被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即一九六〇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看样子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过往是常有的事。而这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而且是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让我难免好奇，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又着重加一句，难民。我随后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来到我们村子的难民。据说他先找到我们村子的主事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蔬菜地里趸菜卖菜，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据说俩人同意接纳这个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说，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力。顺便说明一事，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的蔬菜种植地，种植时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葱、洋葱、豆角、西红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冬葱、香菜等。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可以销售蔬菜，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甚至十多个社员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这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但也不能不说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这位安徽“难民”的侧隐之心。这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趸买两筐各种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他竟然在我们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我约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早上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着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门前不过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远的窑洞，曾经是我家隔壁一户人家的磨坊，一个圆形的石磨盘，两块同为圆形的磨石，曾经是村民磨麦子的好去处。不知何年何月窑洞的后壁发生坍塌，便没有人再进这孔危窑磨麦了。多年过去，尽管这孔危窑再没有发生坍塌，却也没人磨麦了。这个安徽菜贩就住在这孔废弃的窑洞里，他每天出门卖菜、傍晚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暑假里我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约打扑克，往往选中这孔窑洞。阴雨天安徽菜贩也不能赶集卖菜，就只好待在窑里。我曾和他聊天，他尽管姿态很谦诚，却总是不多说一句话。我其实也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譬如，你跑这么远路到我们这儿来买菜卖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这买卖？他大约支吾着说，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类的话，搪塞一下。我大约也问过这样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生产队会允许你出门卖菜给自己挣钱吗？会不会扣下分给你的口粮？他依旧支吾着说他们那里的生产队管得不严，可以外出，不指望生产队分粮了。我之所以会问这些，是依着我们当地的政策戒律产生的疑问，当地的农业生产队不允许社员私自出门做任何为自己挣钱的事，如有违犯，就不给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粮。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经听说他是逃难的“难民”的话题提出。他没有否认，却仍然支支吾吾着说是先遭旱灾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我大体相信了他的说辞，那时不仅安徽省遭灾，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村子也陷入饥馑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饥，且不赘述。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安徽菜贩，突然在某一天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竟让我惊讶半日。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某日，我到区上开会，主题是学习和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资料纪录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拍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个村庄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长满荒草，一个特写镜头映现的是一户人家围墙里的杆状野草，竟然长到高过围墙里的房子的窗户，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这样荒芜的屋院连成一片……低沉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村民全部逃荒要饭讨活路去了，尽管没有说饿死人的事，观众大约都会想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着那一组令我惊诧的惨景时，突然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报后乘兴写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两句。他老人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虫病造成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几年之后又在中国乡村出现了。自然灾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当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乡村不识字的乡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乡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芜景象时，就想到那个安徽农民，甚至想象他也许就是纪录片中某个院子的主人……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得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徽菜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一九七八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象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一九七八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一九七八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一九六二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二〇〇五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此事发端于一九六二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是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一九二二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解放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任的姿态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大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五月十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麻烦和后来的自杀悲剧，概出于这篇《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文章。包括《当前形势怀感》（以下简称《怀感》）以及杨伟名此前的十余篇文章，都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中，我不必再赘述其全部内容，仅点出《怀感》一文中令我尤为感动到惊讶的两点。一是他竟然敢于提出“恢复单干”，即包田到户，这是任谁生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却直白地呈报各级党政领导。联想到十六年后严俊昌秘密结盟的事，他是做了杀头坐牢的精神准备的，杨伟名等三人却敢于把《怀感》送到从公社到中央的各级领导手中，难道没有考虑如严俊昌们的严重后果吗？再一点是，他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概念，也与今天科学论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类似。杨伟名把《怀感》寄出后，很快就引发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正能量”的积极反响。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在《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内刊上予以选载，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宣传动态》也摘要刊登，无疑是给各级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咸阳地区专员的王世俊很赞同《怀感》，亲自给杨伟名回信说“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告诉他“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把《怀感》和附信印发给咸阳地区的几位领导参阅，破例把杨伟名这个农民聘为该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有非常举动，指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专门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并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由此可以判断，刘澜涛肯定读过《怀感》，尽管没有见到他的表态话语，也未能得知陶信镛和户县有关人士传达的刘澜涛书记的指示内容，但仅就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而猜测，起码是很重视杨伟名《怀感》的建议，也颇关心农民杨伟名这个人才。然而，恰恰是刘澜涛关于杨伟名《怀感》的相关资料，竟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导致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年轻人的灾难，也成为杨伟名的致命一击……杨伟名和《怀感》的命运，不久就发生了逆转，不是一般的逆转，而是惊天动地的逆转。在《怀感》写成并寄出之后的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且不说会议的主旨，单说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讲话，直接点到杨伟名的《怀感》。毛泽东以文章中有“一叶知秋，易地皆然”的话题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毛泽东主席又问对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并甚为郑重地申明“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我读到毛泽东这段讲话时，首先敏感于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这句致命的定性语言，这无疑是把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来信看成是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了。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刚一结束，九月初就有处理此事的工作组进驻杨伟名所在的户县七一大队了，而且是一个由省、市、县、社四级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杨伟名等三名写信人开始教育纠正的工作。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旬，在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给陕西省委打电话，询问杨伟名等三人《一叶知秋》的事，当属他亲自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反应。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随即全文刊登《怀感》，送省委常委阅读。前次该刊所作的《摘编》，是供各位领导克服“三年困难”决策的参考，此次全文刊登显然是供批判之用。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与咸阳专署一位副专员，以及户县县委书记四人一起和杨伟名等三人谈话，且有四次，指出《一叶知秋》的错误。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共户县县委将《一叶知秋》印发给县级机关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明确在通知中指明其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在这样由省到县的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据说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各级领导的连番谈话指明其错误的过程中，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在最初一次谈话时，竟然神情自若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认识无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不仅和他谈话，而且和村里的所有党员谈话，在普通社员中召开座谈会，指出单干的错误导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集体化不能分解为“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经过甚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在三个写信人先后认识错误之后，接着便是程序化的关于这个事件处理意见的汇报。户县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省委、省委对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个写信人的处理意见，共同的观点是三个党员主张“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之后，各级领导在各种会议上都有涉及这个事件的讲话，指出其错误是“退到资本主义道路”，最严厉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一次全会上说：“杨伟名们分田到户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就我能见到的各级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这一句是最严厉且最严重的，即“荒谬”和“反动”，而且足足是“十分”。在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形成时，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监委会意见完全一致：“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此事终算了结，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大约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写到这里，我竟有一种感动，一封惊动毛泽东主席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为“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这个事件搞得从户县到咸阳专署到陕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几乎“手忙脚乱”，况且有省委第一书记“十分荒谬十分反动”的定性，处理意见却是“不给党内纪律处分”。我感觉到一种温情，一种包容的温情，也应该是处于“三年困难”特殊时期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前狂热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反思的效应。杨伟名从此再未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仍继续着读书看报的爱好，却不写字了，似可理解。他也再无出奇之举平静地生活着，颇动兴致地为一张全家照赋诗一首：“一胎两女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这首诗大体体现着杨伟名此一时段的心情，前妻所生的孩子已长到十岁，他忽然动情赋诗，着意在不幸中遇到的后妻对孩子的“乳娘分忧感衷情”，“愁絮”表面是说丧妻后无人养育孩子的忧愁，内里显然也更有《一叶知秋》引来的麻烦到此时基本淡静，能够将“愁絮收敛”且可以“露笑容”了的宽慰。我揣测他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调整到可以“露笑容”的良好状态的因由，自然在于他本人的襟怀和自信，也在于他贤惠的妻子在此间尤为知心、尤为小心的照料和关爱，然而，更关键的一点当在于各级党组织结论里的“不给党内纪律处分”的决定。我在户县杨伟名的村子搜集他的素材时，人们讲了他的诸多趣事逸闻，仅述一例。某年他和队干部没收了一户社员的边角地，那位社员堵到他家门前破口大骂。杨伟名不仅既劝又压妻子的火气，而且别出心裁地端了一壶茶水送出门去放到骂人者面前，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你尽管骂吧，骂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着骂……后来被一些高人誉为“农民思想家”的杨伟名，生活中是这样宽怀柔肠，也当是他能很快走出《一叶知秋》招致的麻烦的个性因素。相对平静地过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成为他无法逃躲的致命灾难，却是因为一桩他意料之外的事件。
文革伊始，贾生财和赵振离成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而基本不在党政权力范畴内的杨伟名也未能幸免，就因为他的那份《一叶知秋》。他被造反派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大门上被贴上办丧事才写的白纸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被游街又被批斗，随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他和“地富反坏右”排在一列的位置。在此大灾大难面前，杨伟名的心态如何，无疑是我顶关注的一点。他的儿子杨新民告诉我一件事，过春节时，杨伟名把造反派贴在他家大门两边的阴纸对联撕掉，清洗干净，写下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然用的是喜庆的红纸。不仅如此，他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南边是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送瘟神》，北边是自赋七绝一首：“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我钦佩杨伟名的情愫，概出于如此灾难性逆境中的“砥柱中流”的刚烈和胆魄，也就无须再猜想他面对游街、批斗和与“地富反坏右”五类敌对分子为伍的心情了。时过不久，造反派们把心思集中于夺权，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权已不能满足造反派们的胃口，目标转移向公社这个党政机关，更在乎户县这个地方性的大机关。顺便说一句，作为咸阳地区一把手的王世俊，已经被斗被整得死去活来，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支持杨伟名万言书建议的包产到户，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等。此间，无权的杨伟名作为“五类分子”的“死老虎”，已不在造反派们心急火燎夺权的焦点之内，反倒被“冷清”地搁置一边去了。杨伟名冷眼观看，静观运动的态势，但他大约丝毫也预料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个造反派大学生找他来了，进而酿成两人撼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剧。
这位大学生名叫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下的一个造反派成员。该组织授命他组建一个调查团，调查整理并形成对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且有叛徒之说的刘澜涛的定罪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于是，他很快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来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着手调查。姜仁村是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且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刘景华带领他的十二名团员赶到姜仁村来了，这个满怀“忠心”的红卫兵调查团领队刘景华，在翻阅了作为西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兼叛徒的刘澜涛的揭露材料后，首先对刘澜涛最致命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未说明怀疑的具体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属“莫须有”和虚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怀疑成为一颇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却又不能，因为谁都会意识到这是为刘澜涛翻案的大忌讳，况且他的身份是调查团的团长。刘景华隐匿着不无痛楚的怀疑，继续翻阅刘澜涛的罪恶材料，其中有一条涉及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事件。他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澜涛当年这种作为高级领导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风曾经成为美谈，现在却成为罪恶。关键在于刘景华对此事发生极大兴趣，怀着已有的疑问，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自述的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刘景华就“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几日前，在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怀疑后，刘景华曾急于和人交谈辩白此事而不能，且郁闷郁结，随之看到杨伟名《怀感》事件也然牵涉到刘澜涛的罪证材料时，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乃至倾吐衷情的对象。他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叛逆的决定和行为，不堪设想的后果也是明白在眼前的。我便尤为感动、感慨于这位难得的独立思考者——刘景华的大无畏精神，尤其是在文革最疯狂的夺权背景下。这是从陕西贫困山区走出且怀着感恩忠心的大学生刘景华的反叛，面对的是铺天盖地的“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他要去找杨伟名，这就注定了他年轻的生命别无选择亦无可逃遁的悲剧。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两次找过杨伟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队办公室里（此时的杨伟名是被判为“死老虎的五类分子”，何以会待在大队办公地，我猜大约是被看管），刘景华和杨伟名竟然一见如故，有资料说“促膝长谈”（我猜想刘景华大约是以造反红卫兵的身份为伪装，才可能有与杨伟名谈话的机会）。两人“促膝长谈”一个上午还不能尽兴，杨伟名领着刘景华到他家吃了午饭又接着谈。第二次仍然是刘景华赶到杨伟名家里长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谈的间歇，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已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当时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还是在他们两次会面的间隔期，两人还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见他们达到怎样相见恨晚水乳交融的状态。然而，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后来的灾变中被家人焚毁了。仅我能看到的资料，只笼统地说到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显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我想杨、刘两人能如此投机，当属“英雄所见略同”，而对刘澜涛定性“叛徒”的反对意见，便是刘景华的思想导致的行动。他的这种行动仍不能倾泻义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刘澜涛莫须有的叛徒冤案引发的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反对，写成十余张大字报，张贴到古城西安的钟楼上这是西安的心脏部位。大字报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很快被公安人员揭走。刘景华被逮捕，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平反。由于刘景华案的牵涉，杨伟名陷入灭顶之灾。原本他已不在造反派夺权焦点之内，甚至造反派懒得再批再斗这只“死老虎”。但刘景华被逮捕后，他和杨伟名来往和通信的事也露了底儿，以刘景华所在学校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为主的造反派追到户县，联合户县的造反派，对杨伟名展开前所未有的“武斗”。造反派给杨伟名认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刘景华的黑后台”，又是“杨刘反革命集团”。之前杨伟名被本地红卫兵批斗时，据说只有低头弯腰的惩罚措施，尚未动用武力。但这回被大学生造反派批斗时，由“文斗”兼加“武斗”了。批斗地点选定在城关公社院内，造反派质问并声讨他和刘景华的“反革命言论”，却不准许他回答，更不允许他申辩，干脆不容他开口。红卫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头捶打他，用脚踢他，从背后踢到他膝盖弯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杨伟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现场，只好让女儿杨新慧去。杨新慧不敢到批斗现场，偷偷躲在后窗，看到这样一幕：杨伟名膝盖跪着的竟是铡草的铡墩（底座），而且垫着烧焦的煤渣。女儿看到乱拳乱脚乱打乱踢的景象吓得逃走了。这样的批斗连续两场，时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和五月六日。和批斗中被打罚跪等身体所受的折磨摧残相比，更致命的是杨伟名在造反派的叫嚣声中得知，刘景华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杨伟名和妻子当晚双双自杀，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发生的悲剧。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两个女儿至今清楚地记着当晚发生惨剧的过程和细节。杨新民告诉我，五月六日傍晚被整整批斗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中，吩咐他把两个出嫁的姐姐叫回来却不说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饭，杨伟名不吃。杨伟名夫妇和两个出嫁的女儿、儿子杨新民在一个简短的全家团圆见面之后，他便安排三个儿女到右边卧室休息睡觉，他们夫妇常住左边隔间卧室。杨伟名的女儿告诉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让睡就睡着了。姊妹俩觉得蹊跷，根本无法入眠，随后听到厨房有拉风箱烧锅的响动，她俩便来到厨房，见母亲在灶下烧锅，问母亲天这么晚了烧锅干啥。母亲说烧开水。她俩更奇怪了，说电壶（暖水瓶）里有开水呀。母亲便不耐烦，让她俩少管闲事快去睡觉。姊妹俩也未再追问便回屋去了，却依旧难得入眠。不久又听到木楼上有响动，姊妹俩又问谁在楼上干啥。母亲说她取个东西，又催她俩睡觉。到半夜时分，刚刚入睡的姊妹俩被一阵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唤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跑到父母卧室前，但是推门推不开，门闩反插着，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大女儿杨彩英情急之下从后门出去爬上后窗，砸破窗玻璃进入屋内，闻见呛人的农药味，慌乱中点亮煤油灯，就看见父亲杨伟名和母亲刘淑贞并排躺在炕上，已无声息，两人的胳膊还挽在一起……我听到此，做记录的手抖得写不成字。姊妹俩随后才明白，母亲烧水是为了净身，父母的卧室地面上还留着泼洒的水痕，父母都从内到外换穿了一身干净衣服。母亲上楼是取剧毒农药，木楼是作为生产队的保管室沿用着，既存有种子，也有杂物，还有杀虫除菌的剧毒农药。姊妹俩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却仍然粗心大意，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从杨伟名被批斗完回家，到他和妻子双双烧水净身换干净衣服，再到他们夫妇喝下剧毒农药，整日整夜都下着雨。第二天，在某个公社造反派干部吆喝着“杨伟名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声响里潦草下葬的时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真可谓天公垂泪。在我理解，杨伟名的自杀选择，无疑是一种绝望，一种彻底的绝望。一纸补天济世的《怀感》，把自己弄到这种死不下活不旺的处境姑且不论，而且把一个从穷山沟里跨进高等学府的刘景华害苦了不是一般的惩戒处罚，而是坐以待毙！杨伟名曾有对《怀感》理论坚持不改的精神自信，也有面对批斗乃至跪铡墩等忍受肉体折磨的刚强，却承受不了彻底的绝望，且不说以生命之躯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我在户县生采访结束时，想去杨伟名的墓前致礼，掬一捧黄土撒上他的坟家。杨新散民无奈地告诉我，原本潦草埋葬的坟堆，后来被一家小工厂征地建厂时文抹去了，连他也找不到准确位置了。我便退一步想到，把杨伟名的思想和品格以及由此发生的时代性悲剧形成文字，权且当作那一抔无处抛撒本的黄土。这是二〇〇五年岁末年初，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从户县回到西安，我便急于寻访刘景华。我多方打问得知刘景华平反后一直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电话联系倒也未有周折。我说明前往拜访意图，他很爽快地应诺，只是时间稍微推后，他正忙于学生期末考试，还要阅卷。他说春节要回老家，到时可以见面，也免去我劳神费事跑远路的折腾。我便和他约定待他春节期间回来见面。我等待他的电话，想到他从远方归来，又是春节，亲朋好友难得一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农历大年初二晚上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竟然说他检查出肺癌。我一下惊呆了。他又缓缓地告诉我，已经做过手术，恢复尚好，只是回不了老家了。我哪儿还有“纠缠”他的心思，连连劝他专心养护身体，采访之事暂且不管。他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恢复很好，约我一月后去广州见面。刘景华家住广州老城区一条窄巴的巷道里，临街两边全是卖各种生活品的小铺。几经打问，终于找到一幢平顶住宅楼房，抬头看见楼台上站着一位男子往街巷张望，看见我时便问是不是西安客人。我当即招手应声。我走到他站立的平台，握手问好之际，看见他满头稀疏花白的头发，胖瘦适中的脸上呈现着沉稳平和的气色。我依旧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他领我走进他的屋子，住室很宽敞，家具摆饰不见豪华，质朴实用。我和他坐下交谈，他谈到往事，不仅神闲气静，而且更显得淡漠。我意识到不单是时移世易痛定之后的超然，更当属他对把整个民族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蔑视。他说话断断续续，我已经不再提问，不忍心看他说话的艰难，也怕过细地谈到曾经遭受的折磨使他伤心动情，肯定会影响正在恢复的病体。我能见到他已经很荣幸。告别时握着他的手，再看着那稀疏花白的头发，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在西安钟楼张贴声讨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风华正茂的刘景华，竟有泪水涌出……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于二府庄
又及：近十年前，先后寻访了杨伟名和刘景华，原想写块稍大的东西，却终未成事。遗憾且不论，这两位陕西乡党的伟绩一直搁在心底，竟成一种纠结。近日生出自我宽宥心思，做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他们的事迹记述下来，既向他们致敬，也注入我的文字存留。
本文选自《陈忠实民生散文选》，陈忠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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