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治理：百万亿的市场该如何“点亮”丨政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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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人类生存的底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关乎文明演进、民生福祉的发展理念。绿色，也理应成为中国发展图景的主色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要试点内容。推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绿色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信贷服务。鼓励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机构发行绿色债券。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参与生态保护补偿。”
从发展的观点看，绿水青山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创造条件，转化为金山银山。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准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的当下，“两山论”的落实，离不开绿色金融体系的支撑。绿色金融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色发展的金融体系，是维护地球绿色的必要政策和手段，是生态环境获得可持续治理和供给的保障。
绿色金融，通过投资自然资本、通过将环保产业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绿色产业、通过引导生态环境资源的跨期和跨区域交易，将青山绿水等生态环境资源的供给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发展新动能。
2021年9月25日，在“2021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绿色金融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金融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绿金委主任马骏指出，未来一年，绿金委将在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学会的领导下，以落实碳中和为目标，在推动完善绿色金融标准、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强化绿色金融激励机制、试点转型金融工具，开发更多与碳挂钩的金融产品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政邦智库名誉理事长邹明认为：眼下，中国正处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金融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绿色金融的进阶，离不开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严格落实。在公共产品日益丰沛的大环境下，需思考如何把一些公共服务行为设计为一个可为金融所容纳、也可满足金融最基本需求的项目，同时使环保与金融互相融合、发生“化学反应”，进而助力中国“双碳”的实现。
根据政邦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政能亮特约评论员蓝虹教授的研究，绿色金融涵盖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PPP项目融资等内容。必须通过绿色金融手段，才能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市场化、价值化和产业化，才能让供给绿水青山的产业成为重要的绿色产业，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优化与经济增长共赢的可持续增长模式。也要认识到，绿色金融市场是典型的政策性市场，绿色金融市场的培育，需要各方面政策的强劲支持和严格执行。
01
绿色信贷：区别对待环保型和非环保型企业
绿色信贷，主要是指通过在授信过程中，将环保型企业、损害环境的企业区别对待，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及环保未达标企业的融资，支持环保型企业或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发展的绿色金融手段。
在相关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商业银行机构相继推出了大量的绿色金融手段。
根据兴业研究研报，中国绿色信贷融资余额已经占整体绿色融资规模的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20年底，绿色信贷余额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这主要得益于央行的绿色金融再贷款、绿色金融考评制度、绿色金融债单列科目审批三大政策工具的激励。央行此前还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方案指出，人民银行将根据绿色金融标准和统计制度体系的完善情况对纳入评价范围的绿色金融业务进行动态调整。当前纳入评价范围的绿色金融业务包括境内绿色贷款和境内绿色债券。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等人民银行政策和审慎管理工具。
这些差别化政策对商业银行为生态保护融资提供了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商业银行投资绿色项目的积极性。虽然目前绿色金融评估尚没有精准与生态保护对接，需要通过公开透明的评估标准更好地体现绿色金融资金实现的生态保护绩效。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以债券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制特征下，商业银行是生态保护融资的主力军，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绿色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信贷服务在生态补偿建设中非常重要。
政邦智库研究员蓝虹教授认为，为了促使金融机构健全项目融资环境影响调查和风险防范机制，还需要强化外部约束，构建完善的绿色信贷监督体系。具体体现在：
1、环保部门和金融部门应健全工作机构，明确责任分工，加强统筹协调，通过联席会议、企业征信系统、信息平台等方式，规范环保信息共享程序，完善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
2、在金融监管机构、政府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之间共享企业环保信息，借鉴个人征信系统，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促进有关环境问题的金融决策的协调，减少决策风险。
3、在立法的基础上，环保部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对金融机构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且建立协调机制，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严格信贷环保要求。
02
绿色证券：引导资金流向环保型产业
绿色证券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指证券业的环保化。具体来说，绿色证券是指政府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纳入环境保护的理念与方法，有机整合环境保护与证券监管制度的功能和优势，通过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和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制度，将资金引向“绿色企业”，防范环境和资本风险。
曾几何时，中国绿色证券实施中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1、各部门之间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完善。2、对于绿色证券的相关基础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3、各部门的职能与权限有待准确划分。4、企业的环境绩效科学核算体系处于空白状态。
二是在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1、上市前核查监管疏松。2、官员问责机制不够完善。3、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完善。4、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匮乏。
绿色争取用于环保企业的上市融资或者上市企业的再融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大部分环保企业是新生的企业，尚达不到上市的要求，这使得绿色证券在环保领域的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仅适用于那些已经上市的环保企业或者有一定实力能够上市的环保企业。
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和困难，才能更好地利用绿色经济杠杆，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们的建议是：一是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执法力度。二是完善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制度。三是严格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四是加强各部门协调机制，对于环保部门提出警告的双高企业应该坚决叫停其上市或融资。
03
绿色债券：促使投资者投资环保型产业
绿色债券是债券的一种，是用于绿色环保领域的债券的统称。
中国作为新市场，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超乎想象。2012年，绿色债券的销售额规模是30亿美元。而在2014年前6个月，绿色债券销售总额约为200亿美元，几乎是2013年全年销售额的两倍。截至2020年底，中国绿色债券存量已超过8000亿元，居世界第二。
不过，虽然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和非绿色债券相比，绿色债券的价格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由于绿色债券是市场化程度非常高的金融工具，其定价机制是完全市场化的。因此，政府需要设立相关基金或者相关税收优惠制度，奖励购买绿色债券的投资者，才能激励更多的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从而使生态保护项目真正在市场上获得比非绿色项目更低成本的资金。
2020年，国际绿色债券发行量延续了增长趋势，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统计，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到2901亿美元（约1.87万亿人民币），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但规模增速明显放缓，发行规模较上年（2665亿美元）提升9%，增速同比大跌4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前两个季度的部分发行计划。去年我国虽较早就面临疫情冲击，但随着三、四季度经济迅速企稳，绿债发行同步回暖，全年发行量达224亿美元，规模仅次于美、德、法三国居第四位。
各行业部门2020年绿债发行情况
（制图：蓝虹）
根据我国绿债标准，2020年中国155个发行主体在境内外发行了贴标绿色债券220只，发行金额2165.82亿元人民币。截至2020年末，境内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4万亿元，存量规模为8132亿元。
从发行主体看，工业部门的绿债发行数量与发行规模均拔得头筹，全年发行1087.08亿元，占国内发行总额的50.19%，同比大增18.47个百分点。发行规模居第二位的是公用事业，占比为24.38%，同比增加2.19个百分点。金融业发行规模则从2016年时超90%占比，下降为17.84%。
实体企业对绿色债券迅速增长的需求，有助于绿债主体的多元化，体现了全社会绿色转型发展的巨大动能。
04
绿色基金：防止环保型产业金融结构失衡
绿色基金是指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而设立的基金。国外的绿色基金分为政府引导型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股票投资基金。国内绿色基金的实践主要说绿色政府信托基金和绿色信托基金两种。
绿色基金是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的基础和载体。我国部分绿色产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率偏低，债权融资存在自有资金不足、期限错配等问题，并且部分绿色产业尚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早期或发展期，盈利能力不足、风险偏高。在绿色金融体系中，绿色基金的资金来源最为广泛，且属于直接融资体系，对于改善绿色产业发展中遇到的金融结构失衡具有重要的作用。
2020年7月15日，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揭牌运营，首期募资规模885亿元，重点投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据测算，首期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按1:5的比例有望撬动约近4000亿元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
2017年之后，我国绿色基金备案数量有一定幅度下降（图3-6），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备案政策收紧，整体基金备案数量呈下降趋势；二是2016-2017年是绿色金融重大政策发布期，绿色基金备案相对较为集中；三是2017年之后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参与私募基金在政策上受到限制，地方政府以基金方式进行融资也受制于财预〔2017〕50号的规定。
我国绿色公募基金2010年至今累计成立数量 单位：只
（制图：蓝虹）
ESG投资是一种投资于遵守更高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的投资策略，双碳目标的提出也为ESG投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21年以来，包括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在内的众多投资机构都围绕ESG主题积极布局。根据CSMAR数据库，纯ESG公募基金产品有10只，规模接近10亿元，而2019年纯ESG公募基金产品有6只，规模约6.5亿元，增长率超过50%。
05
绿色金融：引导资源向低碳活动配置
绿金委课题组的研究显示，与碳中和目标的要求相比，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体系还在几个领域面临着问题和挑战。一是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与碳中和目标不完全匹配。二是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还不符合碳中和目标的要求。三是绿色金融机制还有待完善。四是对气候转型风险的认知和分析能力不足。五是绿色金融的产品还不能完全适应碳中和目标的需要。六是由于碳金融属性偏弱，碳市场尚未充分发挥引导中长期低碳投资的作用。
就此，绿金委课题组提出如下建议：指导金融机构对高碳资产敞口和主要资产碳足迹进行计算和披露。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强化能力建设。围绕碳中和目标，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鼓励主权基金开展ESG投资，培育绿色投资管理机构。落实商务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指导投资机构遵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提高金融机构在对外投资中环境气候风险管理水平。完善碳市场监管机制，确保碳市场有效发挥引导资源向低碳活动配置的作用。
部分有条件、有创新能力的地方，有必要开始规划率先碳达峰和在21世纪中叶碳中和的发展规划，对其他地方形成示范效应。
马骏牵头的《重庆碳中和目标和绿色金融路线图》课题报告估算，如果重庆市(GDP规模占全国比重约1/40)要实现碳中和，未来三十年内累计需要低碳投资(不包括与碳减排无关的环保类的绿色投资)8万多亿。此外，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计，在碳中和愿景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人民币。基于这些初步估算，未来三十多年内，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绿色低碳投资的规模应该在百万亿人民币以上，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亿，碳中和因此将为绿色金融带来巨大的机遇。
政邦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政能亮特约评论员蓝虹教授也提出诸多建议：
1、优化绿色金融资金的投资结构
目前，在绿色金融供给方面，绿色金融资金48%投在了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27%投在了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这两项占比75%以上，工业污染治理、环境和生态保护和修复、林业碳汇工程、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只占不到25%。但是在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方面，这些领域的资金需求占到50%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在绿色项目中收益相对林业碳汇工程、生态保护项目、生物多样性等，更高更稳定，所以绿色资金投向比较集中。但林业碳汇、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对于生态系统稳定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严重缺乏绿色资金的支持。
需要加强对生态修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进行更加设计，使其更加符合金融机构的投资要求。
2、加大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与欧洲绿色金融处于不同阶段，欧洲是已经完成了对绿色技术的扶持，绿色技术已经获取了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欧洲绿色金融推进可以主要靠市场。但中国的低碳减碳绿色技术刚起步，还处于婴儿期，在市场中还很脆弱，需要绿色金融像保姆一样给予扶持，这对金融机构是具有外部性的。所以，需要财政、金融和监管的激励机制。
建议给执行绿色金融政策较好的金融机构给予正向激励。例如，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绿色信贷资产，适当调低其违约概率和给定违约概率下的损失率，降低其资产风险权重，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向绿色领域倾斜。
3、加强境内外绿色债券相关标准的统一
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统计，近年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中，仅有约75%的债券符合国际定义。主要差异集中在应对气候变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和存续期持续管理等方面。绿色金融标准的统一，有利于获得国际绿色资金的支持。
4、提升绿色金融与碳中和的契合度
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绿色金融政策与碳达峰、碳中和还处在融合过程中，要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与双碳目标的契合进程，强化金融产品“碳”属性，激发相关产业和企业低碳转型的活力与积极性，引导企业积极对接碳中和背景下新兴产业项目，有效解决转型企业找资金、绿色资金找企业难题。
5、完善绿色基金的规范性
由于政策的倡导，近5年我国绿色产业基金发展迅速，但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基金的质量不高，同时规范性不足。
由于绿色标准、绿色评价、绿色认证、绿色监管尚未形成和落地，导致真假难断，只能通过基金名称或投向简单地进行识别和分类。
基金业协会虽然已发布《绿色投资指引》，并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年开展一次绿色投资情况自评估，但管理人自评偏形式化，从基金业协会发布的《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报告》看，股权版问卷仅收到586份结果，其中，有效样本仅224份，在绿色投资产品运作方面，有19家样本私募股权机构声称发行过或正在发行以绿色投资为目标的产品，产品只数合计21只，与备案公示信息差异巨大。
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但我们依旧坚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环保行动逐渐走向市场的今天，绿色项目应通过设计想方设法与金融机构衔接，金融机构也应主动寻求与绿色项目相配合的路径，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无缝对接，中国的绿色金融才能取得长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
政邦智库理事长高明勇还表示：绿色金融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显学，涵盖环境保护学、金融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多个门类的知识，是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学科。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熟悉ESG、熟悉绿色投资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不过，鉴于中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相关人才的储备及培养滞后于绿色金融的发展步伐。在面对创新动力不足、复合型人才缺乏的问题上，中国各高校既要加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要奉行“拿来主义”，即大力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通过“内培外引”的路径，尽快扩大复合型人才的规模，使得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快速地融入到“双碳”目标实施的进程中，进而增进民众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