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合作制下的新闻人

主持人的话：

　　为了加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各媒体都积极创新，在原有组织模式基础上，采用项目制、工作室制、产品事业部等新型内容生产组织和运营方式。在全媒体背景下，新闻人尤其是原来的报纸记者，不仅要掌握播音、剪辑等“十八般武艺”，工作模式也逐渐从“单兵作战”转变为“团队合作”。本期“茶座”，我们邀请到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的两位老师，分享与探讨当前纸媒的合作制转型与合作制之下新闻人的工作。

合作制转型

是全媒体时代发展之需

  《青年记者》： 两位老师好，欢迎做客本期“茶座”。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已进入全面发力、构建体系的阶段。媒体尤其是纸媒，在内容、运营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闻报道逐渐变成了新闻产品，新闻人的日常工作也从个人的采写编逐渐转变成团队工作。兰老师，当前大众日报的内容生产是否也转变为合作制的工作组织形式？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兰传斌：

近几年，随着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各媒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迎来流程再造、机制创新的高潮期，这一特点十分明显。大众日报扎实推进以新媒体为主轴的全媒生产传播机制建设，再造适应全媒体时代的流程体制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就是项目制、工作室制。大众日报构建“1+4+10+N”的全媒组织架构，完善“编委会管总、指挥平台抓统、融媒平台主建、融媒板块主战”的全媒体生产传播体系，放大“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全媒一体”效能。我们先后成立了视频、数据新闻、党媒观察、融合创新等十多个融媒工作室，这些工作室成为融合生产的基本单元、创新主体、活力源泉，成为最跳动的音符、最活跃的细胞，也是引领带动编辑部整体融合转型的“尖刀班”“特战队”。比如，大众日报微信工作室成立以来，在时政报道、重大成就、民生热点等重要报道领域精耕细作，实现大众日报微信公众号用户爆发式增长，至今粉丝数已突破1000万。2022年新成立的数据新闻工作室，专注于数据的获取、分析、整理、发现，成为垂直细分领域里的一个新锐力量。

《青年记者》：

工作室制、项目制等已经成为当下媒体内容生产组织与运营的“标配”。王老师，您多年以来一直从事纸媒工作，今年加入“上海网络辟谣”工作室，负责开展本地辟谣工作，辟谣工作室有哪些新亮点？

王志彦： 

上海网络辟谣平台成立于2016年，是致力于打击网络谣言，还原事实真相，普及科学知识，凝聚网络共识的专业类新媒体平台。今年6月16日，上海报业集团启动“融媒工作室赋能计划”，从集团各媒体入驻第三方平台的270多个账号中精选出解放日报“上海网络辟谣”、文汇报“文汇·文艺评论”、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等20个工作室，作为首批“种子选手”正式亮相。这是继年初推出“融媒轻骑兵”项目后，上海报业集团在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提升媒体内容生产力产品影响力方面的又一积极探索。“上海网络辟谣”融媒体工作室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上海网络辟谣平台始终牢记强化责任和担当，积极主动发声，做好辟谣议题设置，强化释疑解惑效果，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疫情以来，辟谣平台先后入驻了抖音、快手、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平台，做到了一次采集，多次分发。类似《外滩举行抗疫胜利庆功彩排？云南医疗队离沪前合影》等有图有真相的短视频报道，切中受众心理，辟谣效果提升显著。

 磨合探索中克服惯性，

探索新路

《青年记者》： 

不同的工作方式应该带来很多变化吧？比如工作流程、奖励分配方式等，这些变化打破了原来“单兵作战”的工作习惯。王老师，您能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合作制之下媒体人工作和心理上的“变化”吗？

王志彦：

融媒体工作室成立后，的确给传统的采编流程、工作方式带来很大的变化。传统媒体的条线记者，往往是一人负责一个条线或者多个条线，从选题到采写，也以独立完成为主。而融媒体工作室更像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媒体合伙人团队”，这个目标就是共同努力制作出更受到受众欢迎，尤其是网络受众欢迎的融媒体产品，从而扩大主流媒体在网络舆论场上的影响力，在垂直细分领域，凝聚和带动起一批核心读者，并与之产生可持续的良性互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融媒体工作室要像一个团队一样高效运作。我们团队每天都会开会商讨选题，研判线索，确定每日的重点推荐内容。同时，团队成员还有更细化的分工，同一个选题，谁负责文字撰写，谁负责短视频制作，谁负责微博等社交媒体运营，都会第一时间明确，然后分头进行，努力做到一次采集，多平台分发，将品牌影响力做到最大化。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不断磨合。作为长期从事条线采访的记者，磨合过程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我相信这种适应期应该不会很长，因为同一个工作室的小伙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是因为共同的兴趣和理想才走到一起的，是想在融媒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细分领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尝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报道方式，品尝其中的甘苦，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工作室成立时间尚短，还谈不上多少个人经历。总的来说，适应新的合作机制，在心理上和工作习惯上一定会作出一些调整的，尤其是新的考核机制、新的分配激励机制需要随着不同的内容生产方式而变化，这些我们还在研究探讨和摸索的过程中。

《青年记者》： 是的，合作制为媒体带来分工细化、效果提升等显性优势，但新的考核机制、激励机制等可能给传统纸媒新闻人带来一些“不适”，可以具体分析一下以合作制为核心的新型内容生产组织和运营方式，较之前有哪些优缺点吗？

兰传斌：

分析优点和缺点，我觉得应该从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融合生产力传播力角度来判断，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是否有利于资源要素按规律高效流动、合理配置。优点大致有三条：第一，以扁平化为目标，可以实现高效分工协作。融合生产越来越强调去层级、去门槛、去壁垒，降低各种成本，这是由生产传播规律所决定的，因此多数新闻单位都在追求扁平化。工作室这一方式可以绕过部门设置、条口分工等诸多既有障碍，较为便捷地实现人权、事权等的匹配，是一个现实选择。第二，以垂直细分为目标，可以实现精准生产、精准传播。全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和垂直细分两股潮流大行其道，若干自媒体在无数的缝隙里游出了新天地，包打一切的大综合思维却越发感到无力，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必然要更加精准，打下一眼井以通向大海，这方面工作室是符合发展趋势的。第三，以灵活多变为目标，可以实现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融合本就变幻莫测，在实战中，小单元、多兵种、跨领域的生产组织方式远比大而全的笨重之身管用。

缺点也有，比如工作室的组织形态、内涵外延等尚在探索阶段，缺少共识和普遍性规范，工作室发展参差不齐。此外，工作室的初创生长阶段缺少给力的支撑保障，在资金支持、考核政策、用人权限等方面受限因素不少。克服惯性，探索新路，尤其是让其真正实现配置资源的功能，还有很多路要走。

《青年记者》：

兰老师，作为媒体管理者，您在合作制转变过程中，在新闻产品输出和团队带领等方面遇到哪些新的问题与难点？

兰传斌：

主要是遇到两类问题，一是改造自己难，二是改造生产组织难。在融合发展过程中，编辑记者普遍感到转型进阶之多艰，甚至有一种可以称为“高手怪圈”的现象——越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形成了较高业务能力、稳定且有优势的技能体系、熟练且管用的思维方式的成熟记者编辑，越切身感受到融合转身之难，许多人甚至称其为“泥淖”。仅就融媒生产的若干新技术、新领域而言，一名资深记者和一名媒体新兵的差距不大，甚至是倒挂的。所以，本领恐慌、发展焦虑、融合困境、进阶难题在媒体人当中相当普遍。如何帮助大家摆脱无力感、克服恐惧感、实现价值感，需要动动脑筋。

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让每一个个体和新链条适配，则是又一个难题。融合发展大浪滚滚，旧规范正在被颠覆，新模式尚未稳定固型，尤其是新的融合生产链条加入了若干新的模块、新的业态、新的工种、新的流程，这让个人和链条之间的冲突性、适配难度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对管理而言，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个新媒体产品的采制传播，可能需要文字、摄像、剪辑、设计、出镜、播音、技术、分发、考核等多个环节，这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协同性、一致性、完成性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多得多。

  以个性激发创新，

带动成员积极性

    《青年记者》： 

确实，新媒体产品的采制与传统大有不同，需要调动成员完成不同任务，各个环节也紧密相连。与新闻报道相比，辟谣应该更需要团队合作，包括日常谣言监测、核实等，这个过程中可能碰撞出许多“火花”。王老师，您能否结合具体工作和我们分享一下团队成员是如何配合合作的？

王志彦：

新的合作机制带来新的内容生产方式，自然会有很多新的“火花”。成员之间需要明确分工，发挥各自特长，有的同事擅长对谣言进行监控和梳理；有的同事负责对接和采集来自权威部门、官方渠道的信息；还有的同事负责内容产出，将辟谣内容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式进行传播。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我们发现很多谣言是因为科普不足而产生，这些谣言的“生命力”还非常顽强。比如自疫情发生以来，主题为“采样拭子有毒”的谣言至少出现了4次，而且越传越离谱：最初只是称其对人体不利；最新版本已经变成了顶端有荧光剂、放射性元素……团队通过梳理发现，此前的官方介绍以这类检测的必要性居多，但对于检测使用的采样拭子、提取液的构造、安全性以及检测方法等介绍较少，尤其是大部分受众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和内容了解度不够，从而给造谣者和传谣者留下了空间。对此，平台在监控谣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先后刊发了《故弄玄虚！采样棉签有毒，有荧光，有放射性元素都不可信》等一系列科普类辟谣稿件，集合了厂商、科研人员、权威专家等各方声音。为了达到有效的辟谣效果，动手能力较强的同事还自己做实验，以实验结果反驳不实传言，这种实验的环节往往是传统新闻采写不具备的。

同时，团队还不断进行受众与传播效果监测工作，及时调整辟谣的内容和形式。在谣言监测中，我们发现中老年人容易被“伪科普”所迷惑，这一群体又对短视频等形式情有独钟。辟谣平台借助短视频平台，采制了一批科普短视频作品，让更多的中老年人看得到、看得懂，从而让谣言无处遁形。对我们而言，最开心的时刻就是读者留言说：“我刚在群里看到这条谣言，你们就辟谣了，速度杠杠的！”这是我们融媒体工作室的最大动力。

《青年记者》：  受众喜爱的、传播效果好的产品需要大家配合完成。不同于电视媒体，有的纸媒新闻人进入报社后就习惯了“单兵作战”，这可能打破他们原有的工作习惯，引起不适。兰老师，您是如何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与参与性的？

兰传斌：

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大概有两条。第一，尊重个性以兑现创新性。新闻本就是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哪怕是同样的事件都应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是新闻的基础原理之一。因此，即便是所谓规范化管理，所指向的目标也并不是泯灭个性，而是确保秩序性、安全性。事实上，这一点在操作中很容易走偏，而一旦走偏对新闻实操而言是毁灭性的——没有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的新闻，必定是死水一潭。所以，我非常倡导守护、保持个性，以个性来激发创新，尤其是用个性和创新性来让团队和个体保持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第二，帮助进阶以体验快乐。快乐是一件很复杂而又很简单的事情，待在舒适区是一种快乐，但在舒适区待久了却未必快乐；走出舒适区可能一时很不快乐，一旦突破反而会形成新的舒适区。所以，我经常鼓励同事们勇于冲出舒适区，去探索建立新的“快乐区”。抵达必定是一种快乐，而突破过程所获得的快乐则是更为宝贵和难以言说的。比如出镜播报，这对一个文字记者而言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痛苦区”，面对镜头来管理表情、组织语言、形成动作、实现交流，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会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但是，一旦捅破窗户纸就会海阔天空了，如果又能通过作品得到了影响力传播力的反馈，就可以实现自身价值感的满足。这一点，跟跑马拉松得到内啡肽的快乐大抵同理。

《青年记者》： 团队成员除了正在转型的“传统纸媒新闻人”外，还包括了当下新闻的新生力量——95后的年轻人，他们个性较强，自我意识也相对较强，团队合作中可能产生矛盾，兰老师，您如何帮助团队新成员确定自己的位置，促进其更好地展示自我、发挥特长？

兰传斌：

对于年轻人，全社会都很关注，就像以往任何一代人曾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家对年轻人向来总是充满了矛盾：爱与责，羡慕与忧虑，亲近与排斥。但是“敬佩”这种情愫在95后身上的投射是与日俱增了，这一届年轻人之所以让人更有“敬佩”的想法，是因为他们会的太多了而你不会，他们顺手办到的你却难以企及。比如他们的网感、他们的语言等都是与时代相通的。以往的时代，年轻人总是先从情绪上超越，但技能上还是略逊一筹。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是非常推崇年轻人的，他们的个性、自我意识等，与全媒体时代的去中心化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他们的技能、心理素质、原创精神都值得赞赏。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适应他们。大众日报“党报主播说”是由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编辑记者主创的，“GO!SHANDONG”双语栏目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操盘的，“小鬼”当家，干得挺好！

与此同时，他们需要适应的则是时空维度里带着责任感的自我认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任何一代人都逃脱不了，这与个性无关，与自我无关，与自然规律有关，与文化属性有关。所以，帮助他们正确认知自我、规划自我、实现自我，甚至是逃脱本来的自我、塑造崭新的自我，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战“疫”之时，在家还是孩子的他们穿上白衣就成了战士。成长，是人摆脱不了的命运，那就相信他们、鼓励他们、成就他们。

《青年记者》：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祝两位老师工作顺利、团队再创佳绩。【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7期】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钮迎莹,兰传斌,王志彦.提升“单兵”能力，发挥团队力量——合作制下的新闻人[J].青年记者,2022(17):28-30.

编辑：小青

【记者部落·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