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托忒文文献荟萃》：一部研究卫拉特蒙古各领域的重要托忒文文献汇编！
“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是国际上收藏托忒文古籍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地域；也是在世界上唯一活生态使用托忒文的地域。本丛书的搜集整理者在伊犁河流域进行长年的托忒文古籍田野调查，发现并扫描了上千部托忒文古籍，选其中最珍贵的托忒文文献汇编了该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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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托忒文文献荟萃（第一辑·全三卷）》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是国际上收藏托忒文古籍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地域；也是在世界上唯一活生态使用托忒文的地域。伊犁河流域收藏着几千部托忒文珍贵古籍，其中不少是官藏或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孤本。本系列丛书的搜集整理者自2000年迄今，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察布查尔县、巩留县、伊宁县等地额鲁特人民间进行长年的托忒文古籍田野调查，发现了上千部托忒文古籍，并以数码照相机、扫描仪拍照或扫描了这些古籍。在此基础上选其中最珍贵的托忒文文献汇编了该丛书。
托忒文创制于1648年，是卫拉特蒙古使用的一种蒙古文字，现在属于频临灭亡的文字。本丛书属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书籍，全书由中英文序文、研究导论、文献收藏者简介、古籍基本情况介绍、文献影印等部分组成。本丛书第一辑（全三卷）影印出版18-19世纪木刻佛教典籍、历史文献和医典：《金刚经》《绿度母赞》《药典》《占卜书》等小型托忒文孤本；历史文献《蒙古源流史》、《远古的历史》等仅在伊犁河流域所藏托忒文文献最珍贵的古籍。本丛书第二辑（全两卷）影印出版了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所藏28部托忒文珍贵古籍。第一卷影印出版了伊犁种马场巴帕所藏《四部医典后续》、《智慧之经》、《占凶吉经》、《祈祷药师佛经》等4部托忒文古籍。第二卷影印出版了巴衣尔塔喇嘛所藏《初中后三善福愿文》，布力格·策布格所藏《喀呃为首的七十二个阿里嘎里字》、《阿里嘎里字》等24部托忒文古籍。
目录
第一辑
第一卷朝盖·古乃所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巴雅斯夫喇嘛所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乌莱·普尔白所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宾巴·苏布赛所藏《圣者无量寿智大乘经》力格希德·浩特勒特古斯所藏《蒙古溯源史》查干·孟和巴图所藏《准噶尔史——远古的历史》第二卷敖其尔·敖仑巴雅尔所藏《五守护神大乘经》巴图图布欣·宾巴所藏《绿度母传》罗斯勒·巴达木策仁所藏《金刚手传规大黑天悉地经》第三卷仁钦·尼帕所藏《四部医典后续》巴图图布欣·宾巴所藏《宗喀巴大师传》希日盖·额布勒晋所藏《五守护神大乘经集略》第二辑
第一卷
敖其尔·巴帕所藏《四部医典后续》敖其尔·巴帕所藏《智慧之经》敖其尔·巴帕所藏《占凶吉经》敖其尔·巴帕所藏《祈祷药师佛经》第二卷
巴衣尔塔喇嘛所藏《初中后三善福愿文》布力格·策布格所藏《喀呃为首的七十二个阿里嘎里字》布力格·策布格所藏《阿里嘎里字》瓦齐尔·巴帕所藏《贤劫千佛号》瓦齐尔·巴帕所藏《罗摩衍那所著占喜鹊声经》乌夏·秀日所藏托忒文佚名古籍乌夏·秀日所藏《占卜书》乌夏·秀日所藏《星座占》乌夏·秀日所藏《五仙女占卜》乌夏·秀日所藏《四天王祈祷》乌夏·秀日所藏《精解书传》乌夏·秀日所藏《喇嘛献祭经》乌夏·秀日所藏《阎曼德迦献祭》乌夏·秀日所藏《天地祭祀书》乌夏·秀日所藏托忒文佚名古籍乌夏·秀日所藏托忒文佚名古籍乌夏·秀日所藏《大乘金光明经集略、圣者无量寿智大乘经、诸众之心弥勒文殊师利誓言等》乌夏·秀日所藏《相地书》乌夏·秀日所藏《佛祖救苦真经》乌夏·秀日所藏《圣大白翁上天八部祭祀书》乌夏·秀日所藏《吉祥旃檀经》巴图加甫所藏石刻《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第6页巴图加甫所藏石刻《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第36页乌日根桑格所藏石刻《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断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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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代序
信仰与地域文字遗产
叶尔达
伊犁河主要源头之一的特克斯河，发源于海拔6995米高处的天山山脉第二高峰汗腾格里北侧，向东流经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盆地和特克斯谷地，又转向北穿越伊什格力克山，与右岸支流巩乃斯河汇合后成为伊犁河。伊犁河西流，在霍尔果斯一带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流经诸多峡谷、沙漠地区，注入巴尔喀什湖。
自2000年至2015年的15年间，笔者在新疆伊型河流域进行了无间断的长期田野调查。以搜集托忒文文献为主要目的，其调查对象主要是在天山山脉北麓伊犁河上游的额鲁特蒙古民间。
额鲁特人是四卫拉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生活在新疆伊犁河流域的额鲁特人，大部分是在1755—1757年被清朝征服后余生的准噶尔部幸存者后裔。其中一部分人则是1771年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苏沙比纳尔之后裔。
在1648年，和硕特部（四卫拉特部落之一）著名高僧咱雅班第达创制了托忒文，迄今已有360多年的历史。在蒙古族文字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是回鹘式蒙古文，其次就是托忒文了。无论是被使用的时间之长，还是所遗留下来的文献之多，托忒文仅次于回鹘蒙古文。可想而知，在蒙古族文化史上，托忒文文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托忒文却逐渐被人们所遗弃。最初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西部的卫拉特人，分别开始使用基里尔文。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新疆的卫拉特人也对自己所使用的文字进行了改革。到了90年代，新疆境内的蒙古人均开始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卫拉特人称为胡都木蒙古文），于是托忒文完全被淘汰。在蒙古文化史上，从时间上来看，托忒文虽然使用到现代，却成为被我们所遗弃的蒙古文字之一。
目前，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是收藏托忒文文献最多的三个国家。据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来判断，新疆伊犁河流域是国际上收藏托忒文文献最多，并且是保存量最丰富的地域。他们收藏着上千部托文珍贵古籍，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开发利用该地区所藏托忒文文献。
下面根据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资料为基础，首先叙述以往在新疆伊犁河流域进行托忒文文献调查的概况，其次以内容分类来介绍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所藏托忒文文献的种类，最后简述今后对其进行开发研究的展望。
一 在伊犁河流域进行的托忒文文献调查概况伊犁河流域所进行的托忒文文献调查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的托忒文文献调查
新中国成立之后，率先到新疆进行文献调查以及收集文献的人是内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研究所（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墨尔根巴托尔先生。在全国范围内，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收藏的蒙古文文献数量最多，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古籍文献。这归功于道荣嘎、珠荣嘎、额尔顿陶克陶、墨尔根巴托尔等老一辈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的努力。他们走遍全国各地，搜集蒙古文文献，并把搜集到的文献收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其中墨尔根巴托尔先生就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捷足先登，走访了伊犁河流域在内的新疆蒙古族人聚居地，收集了大量文献。毋庸置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所收藏的托忒文文献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所收集的。
总的来说，墨尔根巴托尔先生等前辈们的文献收集工作是成功的。这样的评价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1）前辈们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收集，并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由此，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2）以墨尔根巴托尔前辈为代表的文献收集工作者们，将其收集到的托忒文文献收藏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不仅保护了这些文化瑰宝，而且为广大学者的使用提供了便利。在最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把文献资料全部收藏于公共图书馆，无疑是一个正确的举措。前辈们的辛勤劳动着实让后人敬佩。遗憾的是，在十年“文革”的大动乱中，这一工作不仅被中断，而且收集到的部分文献也不幸被遗失。
（二）20世纪70—90年代的托忒文文献调查
“文革”结束后，被中断的文献古籍收集工作迎来了春风，再次被人们所重视，其相关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
1982年6月15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以及新疆大学历史系的10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队，在全疆蒙古族聚居区进行了54天的田野考察。这是“文革”后被中断的卫拉特古籍文献搜集工作得到恢复的标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84年7月14日，国家民委成立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专门机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随着这一机构的成立，各省、市、自治区民委也先后建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这一政府机构的建立，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建立以来，该小组工作人员走访新疆各地蒙古族居住地，搜集了几百部托忒文文献，目前在国内馆藏中位居首位。其中大部分托忒文文献都是在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搜集到的。
如同上一时期，此次文献调查工作也是在政府机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搜集到的大部分文献资料也都收藏在了国家政府机构的图书馆、古籍整理办公室及相关图书资料室里。与以往不同的是，本阶段资料搜集中也有少数个人的文献田野调查。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期间，有些人冒充官方及个别领导的名义，在伊犁河流域骗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献。有人拿走原本只给收藏者寄回了古籍的复印件，有人甚至音信全无。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被骗取的那些大批珍贵文献到目前为止下落不明。甚至有些拿走文献的人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们当年拿走的文献最终命运如何？无人知晓，或无人作证。这些行为伤害了当地民众，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今后的文献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与此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墨尔根巴托尔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们的文献调查工作风范无疑是值得后辈们学习的。
（三）21世纪初期的托忒文文献调查
如前所述，2000—2015年间，笔者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昭苏镇、洪纳海乡、乌尊布拉克乡、喀夏加尔乡、夏特柯尔克孜族乡、察汗乌苏蒙古族乡、胡松图喀尔逊蒙古族乡、阿克达拉乡、种马场、昭苏马场、农四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七十六团）、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呼吉尔特蒙古族乡、二乡）、尼勒克县（尼勒克镇、乌拉斯台乡、胡吉尔台乡、科克浩特浩尔蒙古族乡、军马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八连、奶牛场）、巩留县（巩留镇、莫乎尔乡）、伊宁县（喀拉亚尕奇乡）等6县（26乡镇等）额鲁特蒙古族人聚集地，进行了托忒文文献田野调查。笔者的主要工作是，在收藏者准许的情况下，用数码相机或扫描仪，对收藏者提供的托忒文文献进行全面拍照或扫描。若主人不准许拍照，则以记录原文目录、文献大小、页数总数等最基本的方法收集古籍信息。
与20世纪50年代和70—90年代的调查相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现阶段的调查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和搜集文献，不仅便利也节省时间，而且可以多一种方式来保存古籍。
二 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的内容分类1999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由乌林西拉主编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一书。这是迄今编写的最权威的全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录。该部力作收入了500余部托忒文文献。如果不包括德国波恩大学收藏的托忒文文献缩微胶卷和20世纪后半叶的几十部抄本，其录入的实际数量也只有400余部。尤其遗憾的是，该书几乎全部忽略了伊犁河流域额鲁特民间所收藏的托忒文文献。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托忒文文献的内容分类大体如下。
（一）书信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是收藏托忒文书信最多的国家。俄罗斯对托忒文文书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清代康熙皇帝赐土尔扈特阿尤西汗书”、“清雍正皇帝赐土尔扈特策仁敦都格汗书”、“清乾隆皇帝赐土尔扈特乌巴什汗书”等关系到18世纪卫拉特与清朝关系史的重要书信。此外，此处所藏卫拉特近现代历史有关的托忒文档案文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是研究19-20世纪上半叶卫拉特社会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除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拉卜楞寺等收藏着许多17—19世纪的托忒文文书。其中有17世纪卫拉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固始汗、噶尔丹与清朝往来的书信；1771年带领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渥巴锡汗和他的属民与清朝往来的书信。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哈萨克与清朝往来的托忒文书信。这些托忒文文献尤为珍贵。但遗憾的是，上述这些托忒文书信的统计、编写目录、影印出版、研究利用等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我们期待17—20世纪初期这些托忒文文书早日公之于世。
伊犁河流域民间收藏的托忒文书信数量不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族乡退休医生浩盖·根扎布（1949— ）收藏着几份20世纪初期（民国时期）的托忒文文书。主要是寺庙喇嘛之间往来之信函。
（二）史学著作
俄罗斯和蒙古国是目前收藏托忒文史学著作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藏托忒文史学著作不多，且主要为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所藏。
托忒文史学著作中最珍贵的无疑是《拉布紧巴咱雅班第达传——月光》（以下简称《月光》）。《月光》成书于17世纪90年代，由咱雅班第达弟子拉德纳巴达尔所撰写。该传记记载了1599—1691年，即咱雅班第达出生至圆寂以及他的转世灵童的一些生平事迹，其内容几乎包含了卫拉特人一个世纪的历史。《月光》除了记载咱雅班第达的一生以外，还记载了17世纪卫拉特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月光》是17世纪卫拉特历史的百科全书。俄罗斯和蒙古国发现了不少《月光》的珍贵抄本。至今在中国所发现的《月光》抄本仅有一部。该手抄本曾收藏在特克斯胡图格图库伦。“文革”初，艾拉德尔喇嘛把《月光》交给普塔，藏在胡鲁苏台之查干哈达。“文革”末期普塔又把《月光》重新交给艾拉德尔喇嘛。20世纪70年代初，今伊宁市法院退休干部那尔麦·巴都玛，从胡图格图库伦艾拉德尔喇嘛处借走《月光》，但至今还没有还给原主。笔者曾多次访问那尔麦·巴都玛先生，但都未能看到该抄本。中国所藏的最珍贵的托忒文古籍之一《月光》，不知何时与学界见面。
佚名《准噶尔史——远古的历史》是我们近几年新发现的四卫拉特政教史。2002年和2004年，笔者在伊犁河流域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其四种抄本。分别由昭苏县二中退休教师巴音和希格先生（已故）、伊犁种马场力格希德·浩特勒特古斯先生（已故）、昭苏县乌尊布拉克乡医生孟和巴图先生三人收藏。在托忒文史学著作中，涉及政教史的甚少，所以佚名《准噶尔史——远古的历史》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
除上述两部史学著作外，还有德太《蒙古溯源史》。此书由伊犁种马场力格希德·浩特勒特古斯先生收藏。一直以来，学术界均认为此书是孤本，但在2010年冬季，我们又发现了其另一种抄本。
（三）语言、文学文献
在伊犁河流域，与语言学相关的文献不多，我们所发现的语言文献主要涉及托忒文的字母，有关转写梵文、藏文的阿里嘎里字的读法等内容。
比起语言文献，文学文献比较多。《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巨著，其手抄本流传至今的甚少，它便是蒙古文学罕见的珍贵资料。在国际范围内，《江格尔》手抄本收藏的不多。迄今为止，伊犁河流域是发现《江格尔》手抄本最多的地域，而更让人振奋的是，目前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完好的《江格尔》手抄本。
此外，我们所发现的珍贵文学文献中还有6部《格斯尔》抄本。虽然蒙古学界对《格斯尔》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对托忒文《格斯尔》的研究，比如版本校勘研究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伊犁河流域既有说唱《格斯尔》故事的艺人，又有《格斯尔》手抄本。这对《格斯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除此之外，伊犁河流域还保存着一部分祭词等文学作品。
（四）宗教文献
宗教文献指的是从藏文翻译成托忒文的佛教典籍。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收藏的文献中，佛教文献最多。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一地区还没有发现与其他宗教有关的托忒文文献。
17世纪初，四卫拉特盟主和硕特部拜巴噶斯汗率领四卫拉特的诸诺颜皈依了藏传佛教格鲁派。1648年，咱雅班第达奉拜巴噶斯汗的长子鄂齐尔图台吉和次子阿巴赖巴图尔之倡议，创制了托忒文。咱雅班第达创制托忒文后，便开始带领其诸弟子进行佛经翻译工作。目前流传下来的绝大多数托忒文佛教文献，均属于咱雅班第达时期之译文。
伊犁河流域托忒文佛教文献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珍贵的孤本。比如18世纪卡尔梅克木刻《金光明经》、1742年木刻《八千颂》等等。
其中，伊犁尼勒克河岸发现的石经尤为珍贵。该石经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的蒙古文石经，在蒙古文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石经一直到20世纪末期，藏在尼勒克河岸山坡上的岩石间。但现在已经严重散失，除一部分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外，其余部分都散落于民间。
（五）其他文献
除了上述四种托忒文文献以外，还有习俗文献和摩崖等。涉及蒙古族习俗的重要文献之一是与祭敖包有关的祭祀文献《查楚力音笔贴格》。伊犁河流域的额鲁特人不说“obuγ-a”一词，而说“degelin”（德格林）。“德格林”是蒙古语“上”的意思。这很可能是有关敖包的蒙古人古老而传统的称呼。但目前只有伊犁河流域的额鲁特人仍传承这一传统。“敖包”一词大概清代开始在蒙古语中广泛使用。那么古老的蒙古人是怎样称呼“敖包”的呢？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的敖包祭祀或许是最好的启示。祭祀敖包的时候，他们就诵读《查楚力音笔贴格》。其主要内容是首先召唤神仙，其次召唤准噶尔山水神以及诸汗。诵读《查楚力音笔贴格》也是伊犁河流域仅有的风俗习惯。伊犁河流域不仅收藏着大量的文献，而且保留着很多原始形态的风俗习惯，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天山山脉主脉深处的昭苏县阿合牙孜河谷洪古尔布勒克有摩崖。摩崖在阿合牙孜河南岸的巨石上。此摩崖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摩崖的中心内容佛教图案。佛教图案包括药师佛、吉祥八宝、吉祥如意等。第二部分则是文字。文字有两种，分别是托忒文和藏文。摩崖右侧有托忒文刻之三行六字真言，右侧上方刻有“药师佛”一词。藏文则刻在摩崖的中间部位，以四行重复刻了六字真言。第三部分是动物岩画。动物中有乌龟、羚羊、狗、牛等等。
阿合牙孜河谷摩崖题记字数不多，但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目前，国内几乎没有发现托忒文岩文，而根据我们所得到的零星的信息来判断，即使有也已经被严重损坏。因此阿合牙孜河谷摩崖是迄今所发现的国内唯一的一座完整的托忒文岩文。
三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收藏托忒文文献诸多之原因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为何收藏了那么多的托忒文文献?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因。
（一）抄写文献习俗
抄写是人类发明印刷技术之前的传统制书方法。即使是发明了印刷技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还是以抄写的方式来记录着他们的文字。抄写是人类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种文献记录方式。迄今为止，传承下来的蒙古文文献中，手抄本是最多的。也就是说，抄写是蒙古文文献流传至今的最主要的途径之一。尤其是托忒文文献大部分都是手抄本。托忒文文献刊刻始于18世纪，而留存下来的不过几十部而已。因此，可以说托忒文文献也是主要依靠手抄流传下来的。
伊犁河流域至今仍保留着抄写文献的古老传统。抄写托忒文文献的缘由很多。额鲁特人以抄写文献的方式来祈求避免因果报应，避免干旱等自然灾害，以及为死者超度亡灵，为后代祈福。除此之外，也重新抄写严重受损的文献。因此，抄写文献不一定只是被限制在佛教典籍的范围内，其他任何内容的文献都会被抄写。
（二）请经习俗
当遭遇疾病等天灾时，伊犁河流域的额鲁特人有请托忒文佛经的习俗。请经者先到喇嘛处说明来意，喇嘛根据其实际情况决定到何处请什么经书。根据喇嘛的指点，请经者带礼物拜访收藏经书者。当得到主人允许后，请经者可将经书带回家中，供祭品。关于经书，也有很多要求和禁忌习俗。如：每逢吉日要点佛灯，每年至少诵经一次，晚间不能把经书带到户外，经书必须放在房间最高处等。另外，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有诵经习俗。若没有要诵的经书，需前往藏书者那里请经文。
（三）诵经习俗
伊犁河流域民间有诵经的习俗。但是诵经的不是僧人，而是有专门诵经的俗人。当地称这些人为“哈喇巴克什”。在伊犁河流域，喇嘛们诵的是藏文佛教典籍，而哈喇巴克什们诵的则是咱雅班第达翻译的托忒文佛经。在18世纪，漠南蒙古地区也曾经出现过蒙古文诵经现象，且流传至今（比如在包头市梅力更庙）。但不同的是，内蒙古的蒙古文诵经局限在寺庙里，而且诵经者是僧人而不是俗人。在伊犁河流域诵经时，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三个人或有更多的人共同诵经。最多时十几个哈喇巴克什一起诵经。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诵经习俗非常独特，这种习俗目前唯独在伊犁河地区有保留。
伊犁河流域的额鲁特人抄写文献的习俗、请经习俗、诵经习俗等传统，对托忒文文献的传承和保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伊犁河流域尤其是昭苏、特克斯两县额鲁特人收藏的托忒文文献最多，其中昭苏县是中心地带，并且完整地传承了与托忒文文献有关的风俗习惯。额鲁特人的抄写文献、请经、诵经等这些传统习俗在很多其他蒙古地区几乎失传了。所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
（四）佛教信仰
目前还无法确定四卫拉特人最初接触佛教的具体年代。正如前文所述，到了17世纪初，四卫拉特联盟正式皈依格鲁派。咱雅班第达传教活动很活跃的年代，即17世纪40—60年代，佛教在四卫拉特的传播达到了巅峰。
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典籍的翻译也开始盛行，而且佛经与佛像一样得到供奉。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迄今仍然把佛像与佛经放在同处供养。他们把佛经尊称为“burhan”，蒙古语burhan为“佛”之意。可想而知，对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来说，佛经与佛像同等，均为佛教最高的崇拜对象。这些无疑对佛经的保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五）蒙古人珍藏书籍的优良传统
游牧生活是否适合珍藏书籍？游牧生活是蒙古文文献散失的主要原因吗？游牧是蒙古牧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蒙古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大的体现。游牧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种落后的、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恰恰相反，它具有非常科学的内涵。因此，蒙古人在游牧社会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文化。
每个文明都有它独特的制书和藏书方法。据《史集》的记载，蒙古大汗的图书馆里，除了蒙古人自己的书籍以外，还保存着突厥等世界其他民族有关的书籍和档案资料，且具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外人甚至很多蒙古贵族也无法接近那些珍藏的珍贵图书。明人所撰《元史》也记载了同样的内容。1771年，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东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壮大迁移。他们以失去半数人的代价回到了准噶尔，在此过程中，他们不顾战争和瘟疫的残酷和长途跋涉所带来的艰难，把自己的书籍带回了故土。额鲁特人在“文革”期间，将这些书籍珍藏在山洞等隐蔽处，避免被销毁，等“文革”结束后，又重新取回，珍藏在其家中。
额鲁特人珍藏书籍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收藏托忒文文献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今后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研究工作的展望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民间收藏的托忒文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有不少文献是官藏所没有的孤本。因此，该地区托忒文文献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根据笔者长达十余年的调查来看，目前应做的研究工作有以下几点。
（一）编写伊犁河流城托忒文文献目录
目录是文献研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编写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的目录是当今托忒文文献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中国是收藏托忒文文献最多的国家，但遗憾的是，中国藏托忒文文献的专门目录还未完成。尤其是伊犁河流域的托忒文文献，虽然数量多，且有很多罕见的孤本，但至今没有学者对其进行过全面的搜集整理。笔者通过这些年来的田野调查，正在着手进行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的目录编写工作，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此项工作当中。
（二）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的影印出版
影印出版也是文献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只有影印出版才能给读者提供最科学的第一手资料。中国托忒文文献的影印出版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
（三）建立文献资料中心
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大部分散落于民间，对研究者而言，亲眼看到文献原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就目前的条件，我们无法影印出版全部托忒文文献。因此建立文献资料中心势在必行。学者们可以一方面继续在伊犁河流域民间搜集托忒文文献，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数码照相机拍照的文献作为基础，建立文献资料中心，为更多研究者提供便利。
（四）制作缩微胶卷
保护文献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制作缩微胶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2007—2009年间，我们完成了日本丰田集团的课题“亚洲周缘部传统文书的保存、集成、解题：新疆民间蒙古语传统文书的保存和集成——以伊犁额鲁特人为中心”。该课题是由日本岛根县立大学的井上治博士与笔者及伊犁河流域当地的学者、僧人共同完成的。其主要工作之一是把拍照的数码图片制作为微缩胶卷。我们在现阶段已经制作了1万张托忒文文献缩微胶卷。
（五）运用网络技术公开文献的图片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在网上公开我们所拍下来的所有的文献图片，为研究者提供科学的文献资料信息。学者可以通过网络查看所有的图片，并且可以免费下载。若实现这一计划，可为托忒文文献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便利。
（六）人才培养
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疆的蒙古族逐渐普及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到了90年代，均使用了回鹘式蒙古文。托忒文已经成为被淘汰的文字。在新疆，虽然有不少的托忒文出版物，但是新疆境内40岁以下的人们已经逐渐忘记了托忒文。目前国际蒙古学领域中研究托忒文文献的学者不多，尤其在中国，研究托忒文文献的学者甚少，因此急需研究托忒文文献的学者。培养人才是托忒文文献研究中又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培养这类人才。
（七）进一步加强田野调查工作，继续搜集文献
伊犁河流域地形复杂、海拔高、气候多变，这一特殊的自然条件，给文献搜集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给田野调查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加之20世纪70—90年代，有人从这一地区骗走大量的珍贵文献，使当地民众对调查者持有很强的怀疑态度。因此，笔者没有看到的文献也不少，实际被保存的文献要比笔者已经搜集到的文献多得多。
除了托忒文文献，该地区还有很多回鹘式蒙古文、藏文、满文等文献。其收藏者主要以额鲁特人为主，另外也有少数哈萨克族收藏者。一些哈萨克族牧民在放牧时，在山洞等地发现了“文革”时期被秘密藏匿的文献，就把它带到家里收藏起来。“文革”期间，额鲁特人将文献藏匿后，因为时隔太久，有的当事人早已谢世，因而就再也找不到了。因此，在巍巍天山山脉深处，有可能还沉睡着不少托忒文文献，如果是这样，托忒文文献搜集工作就不能仅限于民间调查了。田野调查光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由政府机构与学者联手完成。伊犁河流域托忒文文献的搜集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和长期的文化保护工程。
（八）采取切实可行的文献保护措施
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收藏的很多文献已经严重破损，但是在偏僻的山区，无法用现代技术进行文献修复工作。当地民众只能将破损文献用透明胶、报纸、学生作业本等来修复，有些无法修复破损严重的古籍交给喇嘛，而有的喇嘛则将其直接烧毁。因此，应该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文献保护措施。文献保护工作仅靠个人的单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相关政府机构对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避免更多文献流失和损坏。
在伊犁河流域，佛教信仰是古籍形成和传承的基石，传统是让古籍复活的生命力。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蒙古地区像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一样，把信仰、民俗与古籍保存结合得如此完美。他们的诵经、抄经、请经、藏经等民俗，在深层次上已经具备了文献人类学的所有特点。伊犁河流域额鲁特人的信仰，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文字遗产。
此次影印出版工作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大国学”思想，这些边疆民族所藏珍贵古籍文献不会如此迅速地见于广大读者。我作为此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者，代表自己，也代表伊犁河上游的额鲁特人，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领导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民族古籍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更上一层楼。
2015年10月21日
编者于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所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老师供稿！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查看本书的豆瓣主页！书讯由本号整理首发，转发请注明本号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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