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30年 ║ 刘希伟：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刘希伟

作者简介：刘希伟，时为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现为宁波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高等教育史。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以迄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今各国普遍注重文化输出、注重提升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必需注重提升文化自觉，必需理性对待传统文化，这其中理性评价科举亦应包括在内。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科举研究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其总体上走过了一个从冷寂到热门、从“险学”到“显学”、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文化自在”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一

学术界通常认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最先提出。关于“文化自觉”这一文化命题探讨的不少论文都如此持论。但实际上，许苏民教授在其1990年出版的《文化哲学》一书中即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并且对之进行了一定的阐释。“所谓文化自觉，乃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它是通过文化反省的途径来认识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产生的必然趋势，从而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付诸实践。”

同时，许苏民还对于文化自觉的广度与深度分别进行了阶段或层次的划分与探讨，即在广度上可以划分为“多余的人”的文化自觉、“在沙龙中呼唤风暴”的文化自觉以及实践的文化自觉，在深度上则可以划分为表层的文化自觉、中层的文化自觉和深层的文化自觉。而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解释，“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由于对于传统文化的任何深刻、全面的“觉知”以及传承与传播、批判与创新，都离不开对于外来文化或者说“他者”文化的参照与借鉴，故此，费孝通所倡导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并非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某些外来文化。因此说来，许苏民与费孝通两人对于“文化自觉”的阐释实际上存在着诸多的共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大致上是相通的，其基本点都是倡导理性对待民族文化。

在经过了近几年的理论探讨之后，文化自觉的理论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自觉”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文化自觉既包括对于文化的自信、自觉、自知的文化心态，也包括这种文化心态下的文化实践；既包括自信、自觉心态下的文化传承与传播，也包括这种心态下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的意蕴即在于，从现代社会的立场与需要出发，怀着一种文化自信的心态，对于传统文化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与方法，达到对其全面合理的认知；对于其中某些与现代社会理念不相契合，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元素采取批判的态度，乃至彻底摒弃；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现代社会的一些普适价值与理念，通过借以“他者”文化进行借鉴、吸收。文化自觉的目的与旨趣在于，通过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认识与梳理，并以“他者”文化为借鉴与参照，以此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发展。

文化自觉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必须从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在批判性眼光的观照下，承继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与发展。在当今各国普遍注重提升文化自觉，注重提升各自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而言，文化自觉在相当的意义上来说，就是重新发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既是对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被深度否定、甚至蚕食的一种自然反弹，同时也更是现实社会的一种迫切需求。

自1978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几乎全部聚焦于了经济领域，文化主体意识、价值理想、人文理性等被相对边缘化了。为了推进文化大国的建设，我们应当对中国精神库存加以整理,提升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近年来的国学热、传统影视热、“百家讲坛”，乃至于某些流行音乐中的“中国风”，实际上都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浮现，都是文化自觉的现实表达方式。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少精华与经典内容，在近代社会遭受到了某些不公正的待遇，经过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这些不公正性在今天已经显现地清晰无疑。科举制在近世的遭遇便是其中至为鲜明的一例。通过梳理一个多世纪以来科举研究的演变脉络可以发现，其总体上走过了一个从冷寂到热门、从“险学”到“显学”、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文化自在”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

自鸦片战争为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昔日的天朝帝国顷刻间陷入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内忧外患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清政府日益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启蒙与救亡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

在这种启蒙与救亡中，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都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咎到了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科举考试上。龚自珍、魏源、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曾经对于科举考试，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改革科举成为了清末社会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因素的影响，科举制并未能够及时完成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在“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最终于1905年被停废。

伴随着科举制的终结，中国社会进入了“后科举时代”。就整体上看，民国时期人们对于科举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清末那种激烈抨击的余绪中，这一基本格调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甚至直至文革结束都不曾有过多大的改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集体非理性对待科举制的民族心态,有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即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安、落后挨打的境地。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饱受凌辱的时代，是一个中国文化失去尊严的时代；同时由于传统权威的丧失，也是一个令中国文化十分迷茫、十分彷徨的时代。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自由、科学、民主、法治等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现代社会价值、理念与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激起了热情的讴歌。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进化论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以及激进主义思潮等诸多社会思潮，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否定与深度批判。科举制在近代社会已经委实不能顺应时代变革与发展的要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被彻底否定与废止。

因此，近代停废科举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下，任何迷恋于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唱赞歌的言论都将为以上诸思潮所反对。同样，这时任何非彻底否定科举的言论都难以引起时人的共鸣与认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黄运藩、梁启超、杜亚泉、孙中山等人虽然看到了由于科举制的废止而带来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断裂，看到了科举制的某些合理因素，但他们对于科举的某些肯定性言说终究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用说广泛认同了。

20世纪上半叶，有少数学者对于科举制进行过学理层面上的探讨，如章中如、陈东原、邓嗣禹等人都曾先后出版过一些科举研究的论著，但这一时期的科举学研究总体上看是比较薄弱的。科举制作为一种曾经的“抡才大典”基本上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博物馆里，处于一种很少有人问津的“自在”状态。换言之，在科举制背负着时人的骂名进入了历史之后，基本上是“自在”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尽管有少数学者对之进行过一定的学术探讨，但从整个民族的心态上来看，这种探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就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而言，是一种典型“非文化自觉”的表现。

作为整体否定科举制的集体无意识，如果说是对于科举制的一种“觉知”，那么，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片面的非理性“觉知”，而这样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心态，也绝非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从根本上说是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任何非理性思维方式都称不上文化自觉。但是这种“非文化自觉”的“科举遗忘”或者“集体无意识式否定”是可以理解的，从时人的立场与角度出发，不能对之进行过于苛刻的要求，毕竟近代中国是传统文化失去尊严的时代，是一个民族救亡更为迫切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为科举制唱赞歌的任何叙述，甚至客观冷静地评判科举都不可能获得认同与共鸣。能够引起人们认同与共鸣的，能够动员起人们激情的，只有救亡的言论与叙述。

迨及新中国成立以至文革结束期间，知识分子被迫而无奈地进入了一种“反智困境”中，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一阶段，中国大陆科举研究更加受到冷落，共计有四部科举研究专书出现，而在海外却成为研究热点。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不仅尊严荡然无存，学术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历史断层期，在全民动员的非理性癫狂中，学术研究被彻底颠覆。

此时，不但文化自觉无从谈起，即便是传统文化“自在”的权利都被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受文革时期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与学术环境的整体影响，对于科举制这一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 在大陆根本无从谈起。科举学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虽然有韩国磐、唐长孺等学者发表过几篇科举专论，但却几乎没有一本相关的论著问世。“总的说来，此时期大陆将科举视为帝制时代反动的取士制度，很少有专门的研究。”

吴晗于六十年代初期，对于科举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明清两代五六百年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思想，使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60、70年代台湾成为了科举学研究的一个中心，相继出版了二十余部科举学论著。

三

    历史从来都不曾完全消亡，总是以某种形式或潜或明地存在于现实中。在抽象的意义上，历史作为现实的过去，现实作为历史的延伸，二者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为如此，史学的意义除了史实本身探讨之外，同时还在于对于现实的观照之中，即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在经过了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后，同时也伴随着良性文化环境与学术环境的逐渐建立，人们发现科举制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实在是既深且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怎么也绕不过这一社会建制，而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更是脱离不开科举史的观照，因此，已经作古的科举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学术界对于科举制的探讨逐渐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开始逐渐升温, 研究中心也开始回归大陆。

表1 中国大陆科举研究著作数量一览表

（1980-2005）

资料来源：刘海峰，《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列科举研究著作包括实际上以科举为主的中国考试史、中国选士制度史、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史，以及属于广义科举的察举制度史等方面的著作。同时，也包括了大陆学者在台湾出版但未在大陆出版的4部著作，以及香港、新加坡、韩国学者在大陆出版的3部科举研究著作。之后，刘海峰教授又相继发现了另外的一些科举著作，这里暂未列入。

科举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重大制度文明，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有渗透力的一项内容，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科举存在的社会就是一个“科举社会”，而且越往后期越是如此。一般说来，只要传统文化没有被从整体上彻底否定，则对于科举制的相关探讨一定不会缺位。从近三十多年以来的科举学研究著作我们也可以看出科举研究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

文革期间，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命运相一致，科举也处于无人乐于、更无人敢于问津的状态，甚至其历史遗存如科举文献、科举文物也被大量销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文革后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科举研究逐渐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迹象。如从最近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著作数量或者从科举研究的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数量，都可以看出科举研究不断升温的文化景象。可以说，科举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

从“无人问津”、从“险学”到“显学”，既是对于之前科举制被彻底否定的一种强烈反弹，又是还科举制以本来面貌、客观复原科举运作史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更是对于现实需要的一种必然回应。就此而言，虽然总体上看，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主要聚焦在了经济领域，但传统文化比如科举研究并没有随之被彻底遮蔽，甚至可以说三十多年来的科举研究同经济的发展大致上说来是同一节奏的。

伴随着中国经济自信与政治自信的逐渐建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也逐渐为国人所关注。同时，这种经济自信与政治自信也为理性评价科举、为科举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否则，从非理性科举观向理性科举观的转向将是异常地艰难，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科举观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向与变迁，仅仅有了政治、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以及经济实力的日渐提升还并不够，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否定性”科举观实在是根深蒂固，要想对之进行拨正实为不易。要澄清科举评价中的认识误区，既需要怀以文化自觉的心态，又需要相当的学术积累与学术涵养；既需要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也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尤其在整个民族基本上彻底否定科举这样一个大的国民心境下更是如此。

否则，这种澄清性的学术研究要么根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认同，而成为孤苦伶仃的自觉呐喊；要么可能是不但得不到认同与共鸣，甚至有可能断送自己的学术领地。因此说来，为科举制平反必须以最大力度、最具学理上的说服力，并且还必须以一种能够为普罗大众易于接受的言说方式来展开叙述。刘海峰教授《为科举制平反》一文犹如一股怡人而又深具学理性的清风吹动了迷失了的国民心态，并在迅速泛起的涟漪中引发了激烈的学术探讨与争鸣，科举制百年祭的2005年也因此而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

在《为科举制平反》一文中，刘海峰教授对于以往科举评价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误区进行了深刻有力的辨析，拨开了被强行附加于其上而本身并不属于科举的无辜的罪恶面纱，使得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思维方式居然是这样子的！比如有关“科举无法选拔真才”、“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科举考试不公平”、“妇女无权参加科举说明科举很不平等”、“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科举导致官场腐败”等等一系列彻底否定科举的观点，刘海峰对之一一进行了反思与论证，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经不起仔细推敲与辨析的，其中渗透着严重的非理性思维倾向。这些论证，至今也无人能够推翻，因为这种评价与论证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相，揭示的是历史运作的客观规律。

科举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时至今日，它还以某些变异的形式存活在我们周围，其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渗入到了现代社会，同时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科举文化风俗。但毕竟科举制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普通民众的科举观，整个民族对于科举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们能否以一种客观的立场来对之进行理性的评判。

换句话说，学术界能否理性评价科举，还科举以本来面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人能否理性对待科举，在大而化之的意义上，则是一个关涉到整个民族能否理性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就此而言，为科举制平反、理性评价科举是整个国家与民族提升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而舍弃了科举学研究的文化自觉则是不完整的，毕竟科举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份厚重文化遗产，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重大制度文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自构建“科举学”的这一学术理念提出以来，科举研究日渐系统、深入，“科举学”作为专门探讨古代科举制运作历史及其影响的一门专学逐渐形成。2005年8月，刘海峰《科举学导论》的正式出版可以视为“科举学”诞生的正式标志。为科举制平反理念的出现，是科举评价与科举研究由非理性转向理性化的关键一环；而科举学理念的提出与科举学的出场，则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是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与表现方式。

四

如果说科举制的废止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科举学的兴起则是必然的。这既与科举制自身在历史上所曾经扮演的重要社会角色有关，同时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必然诉求。在科举制废止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由于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作为这一人类重大制度文明的本土发源地，对于科举制的探讨颇为沉寂，基本上定格在清末科举废止前夕激进的否定性评判中。但一切终将成为历史，历史终将进入人们的视野，即便是文化激进主义再盛行一百年，已经作古的科举制也必将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之内。

科举制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精细的考选制度，其中蕴含着诸多普适性的价值与理念，比如公平公正的理念、择优选才的理念等等；同时也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文学、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科举制的评价绝不是以简单的“好”、“坏”二元方式所能够涵盖的，而“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更不可取。退一万步而言，即使科举制万恶而无一益，也不应该被中国人所彻底遗忘。

荷兰人对于海盗文化的保护做法，韩国、越南每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科举模拟考试纪念活动的做法，都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何况科举制绝不是万恶而无一益的历史恶制，何况隋唐之后的中国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科举文明史”， 更何况中国是科举这一制度文明的本土发源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社会的诸类大规模考试实在是脱离不开科举学的观照！

对于百余年来科举评价片面性与独断性的拨正，科举研究的逐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以及为科举制平反理念的出现、科举学的出场，既是理性观照下学术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现实社会的必然需求；既是当下社会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文化自觉的典型表达方式。彻底否定科举制这一中国文化遗产，就是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的一种简单而无知的否定；不正视科举制，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科举渗入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肌肤之内，并以一种“文化基因”的方式遗传至了现代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特质。实际上，彻底否定科举，不仅仅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将会对于现代社会的诸多考选景象感到扑朔迷离与无所适从。因此说来，必须全面、理性地对待科举、研究科举、评价科举，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否则便是典型的“文化不自觉”，是轻视传统文化的一种简单思维方式的表现。需

要指出的是，怀以“文化自觉”的心态来进行科举学的研究，绝非是仅仅为科举唱赞歌，也应当从现代性的立场出发对于其中的消极性因素作出理性评判，这在今天对于过去彻底否定科举的价值反弹中犹应加以关注，也是科举学的科学品格所在。换言之，这是科举学研究所必需正视而不能忽视，更不该刻意回避的一个内容，是科举学研究的应有之义。

时至今日，科举学研究在系统化、精细化、组织化方向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自2005年始，一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相继举办，不断地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另外，“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的相关筹备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可以想见，这一学会的正式成立必会将科举学研究推向更新的高度。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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