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冯全功：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与作用分析——以生态翻译学为例
【译论】专题回顾：
摘要：学派意识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学派纷呈也是学科繁荣的标志。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翻译研究学派，十几年前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如今有些学派初见端倪或渐趋成熟。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例，探讨了学派的构成性特征，包括领军人物、学术队伍、学术范式、学术观点、学术成果、学术阵地、发展空间等，并简要分析了学派的作用，如有利于集体攻坚、国际交流、学术繁荣等，藉此引起学界对翻译研究学派的重视。
关键词：学派；学派意识；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
学派的出现是学科繁荣的重要标志，所以很多学者呼唤创建中国的翻译研究学派。谢天振(1995)就曾号召“建立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并为之不懈努力，由谢天振开创的“译介学”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刘宓庆(2006：75)也曾“宣布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诞生及其积极作用”，并对其基本主张与理论原则进行了概述，《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便是对其功能主义翻译思想的系统阐释。如果说“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与“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学派特色还不是十分鲜明的话，如果说十多年前中国还确实未形成鲜明的翻译研究学派的话，那么如今是否有新的气象呢？是否可以对国内一些原创的翻译理论研究进行学派认定呢？学派的认定有哪些构成性特征，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也借此重申学派意识在学科建构与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
有关学派意识，钱冠连在语言学界多次撰文强调，“没有学派，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钱冠连，2002：8)。由此可见，学派的形成是中国学者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资本，有利于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个人的学术最高成就是创造出一个学派，一个国家学术上最兴旺的标志是流派纷呈”(钱冠连，2007：30)。这是学派对个人与国家学术氛围的重要意义。依据钱冠连(2002：1)的标准，学派形成的主要标准包括：代表人物、成员、代表作、主要贡献以及主要学术套路。其中，独创的理论思想与话语体系是学派的灵魂。以此来观察中国翻译研究近十多年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能够称得上学派或初具学派雏形的主要包括：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谢天振的译介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等。许渊冲(2005：44)的“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集众人之所长，特色比较鲜明，也可归在谢天振所谓的“中国译学研究的文艺学派”。学派意识就是范式(批评)意识(吕俊，2008：62)，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一种全新的范式，故建构主义翻译学也是一种全新的学派。从学理而言，建构主义翻译学确有深度、有体系、有特色，吕俊长期致力于此，成果颇丰，惜从者较少，未形成规模化的学术队伍。谢天振倡导的译介学与文艺学派和西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理念与方法多有重合，在学界具有较大影响。黄忠廉的变译理论研究也是戛戛独造，影响很大，已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史，成果还在持续不断地涌现，学术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被称为“中国学者独立建构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翻译理论中国学派”(吴自选，2018：77)。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聚焦于翻译批评，问世虽晚，但成果丰硕，作者“有足够的学派意识，自成一格”(许钧，2014：112)。其他如潘文国的文章翻译学、吴志杰的和合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等也自成体系，颇有特色。相对而言，由胡庚申创建的生态翻译学，学派特色最为明显，学术队伍最为庞大，有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定期召开的专门会议，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国际知名度也逐渐增强，并具有较大的学术活力与发展空间。本文主要以生态翻译学为例，探讨翻译研究学派的构成性特征及其作用，进而引发学界对中国翻译研究学派的关注与呵护，促进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
学派意味着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吕俊，2005：10)。上述翻译研究(准)学派都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与示范性效应，领军人物也都有较强的学派意识，值得译界学习，相信也都会在未来的中国翻译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如果分析学派的构成性特征的话，最好以原型(prototype)理论视之，即有核心(典型)与边缘之分。其中，核心构成性特征包括学派的领军人物、学术队伍、学术范式、学术观点、学术成果等，边缘构成性特征包括学术阵地、学术交流、学术效应、发展空间等。
任何一个学派的形成都会有自己的领军人物，有的甚至会持续几代，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如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就包括K．Ｒeiss，H. J. Vermeer，C. Nord 等。胡庚申是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与领军人物，十余年如一日，引领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在国内乃至国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古人云，“五十知天命”，胡庚申“知天命”之前已在口译研究、国际交流语用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2001年前去香港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开始了他的生态翻译研究之旅。生态翻译学始于早期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两者具有一致的思想渊源，2004年《翻译适应选择论》(基于胡庚申的博士论文)的正式出版为生态翻译学的系统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核心观点(如翻译生态环境、翻译即适应/选择、译者中心、三维转换、适者生存等)被纳入到后来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之中。2006年，胡庚申在“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构建”国际会议上宣读了 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 (“理解生态翻译学”)的学术论文，首次在国际场合系统阐释了“生态翻译学”。这篇论文的中文版又以“生态翻译学解读”为标题于2008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从而使生态翻译学的概念进一步进入公众视野。基于2008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胡庚申展开了对生态翻译学持续、系统的探索，并于2013年出版专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代表着目前生态翻译学的最高水平”(冯全功，2015：106)。2018年，胡庚申以“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再次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项目，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生态翻译学，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新的启程。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与领军人物，最让人敬佩的也许是胡庚申的学术探求精神，许钧在为其《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所写的序言中对之有精准的概括，即“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一种‘创新进取’的精神，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胡庚申，2013：xv)。从跨学科视角研究翻译的不乏其人，生态翻译学一枝独秀，影响广泛，与胡庚申的积极推动与不懈探索密不可分。其他如社会翻译学、认知翻译学、文化翻译学、翻译美学(哲学)、翻译修辞(写作)学等，虽也都有较为广阔的学术前景，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似乎还未出现公认的领军人物。
学术队伍也是学派形成的关键因素，所谓“一花不成春，独木不成林”。生态翻译学范式出现之后，便有很多追随者与志同道合者，或对生态翻译学理论进行应用与验证，如佟晓梅、霍跃红(2010)、陶友兰(2012)等；或对之进行深化与拓展，如方梦之(2011)、冯全功、张慧玉(2014)等。对于一个学派的观点而言，印证性的应用研究固不可少，但深化与拓展研究更加难能可贵，更有利于促进学派的发展。宽泛而言，学术队伍也包括商榷者与质疑者，不同的声音更能引起学派内部的思考，如王宏、冷育宏、陈水平、尹穗琼等对生态翻译学(观点)的质疑与批评，胡庚申(2011a、2014b)以及罗迪江、胡庚申(2017)对之也有所回应。正如胡庚申(2014b：89)所言，“做学术批评，了解别人的现有研究，理解别人的原话辞意，跟踪别人的最新进展，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故真正的批评者要知己知彼，修辞立诚，绝不妄下结论。针对学派的发展而言，有学识、有见地的批评或质疑的声音比附和的声音更重要。生态翻译学的追随者、支持者与拥护者也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学识，不能只囿于领军人物的生态翻译学，还要了解其他相关学科，如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语言学、生态文学批评等，积极借鉴其他学科资源为生态翻译学的健康发展添砖加瓦。生态翻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尤其是骨干成员，如宋志平、孟凡君、蒋骁华、陶友兰、边立红、罗迪江等；还出现了一批生态翻译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如刘雅峰、刘爱华、郭兰英、陈圣白、陶李春、杨乐、夏倩等。这样就容易形成合理的研究梯队，培养新的领军人物。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目前已呈现出“从个人到团体”“从跟随到开拓”“从分散到聚集”“从国内到国外”的特征，个人独战变成了集体攻关。(冯全功，2015：108)学术共同体可通过多种渠道形成，并维护其持续存在，如建立学术组织(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中国生态翻译学博士协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创建专门网站、设立讨论平台(如“生态译学联盟”微信群)等。在这方面，胡庚申领衔的生态翻译学也颇具示范效应。
学术范式与学术观点是一个学派的区别性特征。如果说自然科学中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的话，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范式更多的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生共存’于学科领域之中”(胡庚申，2013：76)，如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等。其中生态翻译学的范式为“生态范式”，所谓“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生态理性)、特定的研究对象(翻译生态、文本生态与“翻译群落”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译者、译本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微观文本转换、中观译论体系、宏观译学构架等)、配套的术语体系(如翻译生态环境、文本移植、译者责任等)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隐喻类比、生态整体主义等)。(胡庚申，2013：10)生态学派的学术范式虽是固定不变的，即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但学术观点却是循序演进的，如有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胡庚申，2004)，从“译者中心”再到“译者责任”(胡庚申，2014a)的思考。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论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批评，胡庚申的这些思考(如把译者中心置放在微观操作层面，把译者责任置放在宏观理性或伦理层面)不仅能够起到解惑作用，也很大程度上完善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观点。罗迪江(2018，2019)对“译者中心”也有持续思考，具有较强的开拓性，不但具有理论深化意义，还兼具解惑释疑功能。胡庚申在界定生态翻译学时有“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的说法，并专门论述过生态翻译学的华夏文化“基因”(胡庚申，2011b)，一些支持者也曾撰文论述，或从儒家和谐思想(华先发，华满元，2010)，或从《易经》基本思想(孙迎春，2011)，充分体现了生态翻译学中西贯通的治学思路，也是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积极尝试。2015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主题便是“生态翻译学：东方智慧与西方理念”，其中陈东成提交的论文“从《周易》看翻译中的生生之美”也是开发“东方生态智慧”的可贵尝试(陶友兰等，2016：136)。然而，类似研究还只是初步探索，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东方生态智慧的现代转换及其与翻译的相关性研究。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迎合了全球生态思潮，有利于充分汲取“东方生态智慧”，再加上“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以及“生态理性”的具体指导，目前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
生态翻译学的学术成果也洋洋可观，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这些成果或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与拓展，或是应用与阐释。《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总结了生态翻译学的各类学术成果447篇，时间跨度十余年(2001－2012)。以“生态翻译学”为篇名检索词，在CNKI上可检索到1300余篇文献(截止到2018年)，并且全部是2008年之后发表的。由此可见，生态翻译学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胡庚申(2013：395)曾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任务：1)面上的“应用性”拓展；2)内部的“精细化”深入；3)外部的“国际化”推进，并提供了很多后续研究话题，具有较大的引导价值。笔者认为，一个学派的研究成果，量的优势是不可否认的，但高质量或原创性的成果更加难能可贵，包括一些质疑与批评的声音。这些成果共同催生出独具特色的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如生态翻译环境、翻译适应选择、生态理性、译者中心、译者责任、关联序链、文本生命、绿色翻译等。生态翻译话语体系建构主要是胡庚申的贡献，修正与拓展还有待志同道合者参与。台湾书林出版公司和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已正式出版了 Eco-Translatology: Voices from Western Scholars (《生态翻译学：西方学者之声》)，这对助推生态翻译研究的国际化有重大作用，未来也不妨结集出版其姊妹篇《生态翻译学：中国学者之声》(精选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近几年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其他专著也值得一提，如朱慧芬的《生态视阈下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2013)、盛俐的《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文学翻译研究》(2014)、韩竹林与果笑非的《生态翻译学及其应用研究》(2015)、岳中生与于增环的《生态翻译批评体系构建研究》(2016)、贾延玲与于一鸣的《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翻译研究》(2017)、张杏玲的《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彝族文化的外宣翻译研究》(2018)等。
学术阵地是一个学派研究成果的刊发与交流平台，生态翻译学的学术阵地主要包括《中国翻译》《上海翻译》以及一些外语类期刊。两刊针对生态翻译学的观点发表过一些商榷性的文章，体现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性。2011年，《生态翻译学学刊》正式创刊，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专门学术阵地，为学派内部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一个学派创建一个专门属于自己的刊物，这在国际翻译学界也比较罕见，生态翻译学能够如此，可见其阵容强大、实力非凡(不过刊物的持续性与刊文质量似乎还有待提高)。有些学派，虽没有自己的专门刊物，但在某期刊有自己的学术专栏，如国内由谭学纯领衔的广义修辞学学派，从2003年开始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期开设“修辞学大视野”专栏，后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项目，聚集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成果。广义修辞学学派引领国内的修辞学研究范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学术影响已开始向其他学科(如翻译学)渗透。国内其他翻译研究学派也可借鉴这种学术阵地的开辟方式。当然，不定期的专栏也是有效的方法，如《上海翻译》2011年第4期和2017年第5期便开辟过“生态翻译学”专栏，《中国翻译》2011年第2期的“译论研究”专栏也是两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再如，黄忠廉的变异理论近几年在国内期刊上也组织了几个专栏(如《外语学刊》2014年第1期、《上海翻译》2018年第4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2期等)。这些专栏文章或专门期刊有利于学派集中发声，实现学理观点的融合与碰撞。
学术效应最基本的表现便是有一大批追随者或志同道合者加入到学派的行列。针对生态翻译学而言，凡是认同、支持、鼓励从生态学视角来研究翻译的都可视为其研究队伍的成员，或者说只要认同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哪怕是与领军人物的某些观点有所不同，也可视为生态翻译学的学派成员。许建忠(2009)曾出版过《翻译生态学》的专著，系统论述了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结构、生态功能、行为生态、翻译生态的基本规律、演替与演化、检测与评估、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生态翻译与可持续发展等基本论题。虽然许建忠翻译生态学的研究思路以及话语体系与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有很大的不同，但毕竟都是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都可归在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之下，由两者引起的反响与争议也都属于生态翻译学的学术效应。之所以把胡庚申视为生态翻译学的领军人物，除了生态翻译学在先、翻译生态学在后之外，主要在于许建忠的翻译生态学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后续研究较少，跟随者也相对较少。一个学派是否能产生比较广泛的学术效应主要在于学派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对相关现象(包括学科发展)是否有足够大的解释力与预见性。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循序渐进、逻辑严谨、体系完整、视野宏大，勇于开拓(国际)交流平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生态翻译学的学术效应还包括对青年学子与翻译学者的积极影响上，如国内已出现近300篇基于生态翻译学的硕士、博士论文，出现了70余项各层次的以生态翻译学为主题的科研项目，生态翻译学也已走进众多高校(包括澳大利亚、芬兰、英国、印度等国外高校)的翻译课堂。这些也都是一个学派学术生命力的具体表现。
学派的发展空间也是一个学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生态翻译研究学派目前处于发展壮大期，研究空间依然十分广阔。胡庚申(2013)曾指出“应用性”拓展、“精细化”深入与“国际化”推进是其日后的重点开拓方向。以前的生态翻译学应用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口译研究、译者研究几个方面，未来可向翻译(理论)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译学方法研究、翻译伦理研究、译学流派研究等方向拓展。近两年这方面的研究也渐有起色。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历届议题可供有兴趣的学者参考，胡庚申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也列出了大量的研究话题，这些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包括微观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如生态翻译学话语体系的完善与拓展研究、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方法论、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伦理研究等，宏观层面如生态翻译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战略研究、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影响力研究等。针对话语体系的完善与拓展而言，若继续“精细化”下去的话，完全可以把许建忠在《翻译生态学》中提出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与最适度原则、花盆效应、翻译生态位原理、翻译生态链法则)等通过“相似类比、概念移植、系统综观”等方法改造后纳入到生态翻译学的话语体系。对这些研究话题的拓展需要学者至少比较熟悉生态学理论与翻译生态学的治学理路。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发展空间，再加上富有活力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才能保证一个学派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一个学科没有活跃存在的学派，这个学科或刚刚起步，或处于沉寂阶段。翻译研究在国内空前活跃，个别流派已渐趋成熟，如生态翻译学、译介学、变译理论等，很多流派也初见端倪。翻译研究学派的作用是多元的，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集体攻坚，共推学派发展。任何学派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有自己的学术群体，学术特色(不管是研究内容抑或方法方面)。生态翻译学最典型的特色便是从生态学视角来研究翻译，拓展两者的共享空间。生态翻译学虽已取得很大的成就，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攻克，包括如何充分挖掘与利用“东方生态智慧”来完善生态翻译学体系，进一步彰显本土特色。笔者认为，这个课题对生态翻译学至关重要，也是中西对话的重要资本。胡庚申及其跟随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值得深入挖掘。针对这一点，国内的生态美学也许可资借鉴，尤其是曾繁仁的相关著作，更是融通了中西生态思想，对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不无启示。历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众多议题需要学术共同体去深化攻坚，尤其是开拓性研究。还可围绕生态翻译学的具体议题申请各种研究项目，以项目促发展，或申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对生态翻译学的重要专著进行翻译并在国外出版)，推进翻译理论话语的生态化与国际化。学术共同体富有活力、组织有序，再加上广阔的(后续)研究空间，生态翻译学学派不仅在国内赢得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在国际上也会发出自己的响亮声音。如果说学派成立之初往往基于个人努力的话，形成之后则更需要集体智慧来攻克学术难关，共同维系学派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有利于走向国外，开展国际对话。与国际同行开展对话不只是成果是否原创的问题，语言媒介也是很大的制约因素。中国翻译学界长期跟着国外的翻译理论走，独创的理论相对较少，能形成学派规模的更是少之又少。形成了学派，有较为稳定的翻译观、话语体系与治学理论，就有底气把国内的理论输向国外。生态翻译学在国际化方面有较强的理论自信和作为，如每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都会有较多的外籍人士参加，并吸引了众多国际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参与其中。其中，2018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生态翻译学博士论坛”有17位主旨发言人，其中国外学者有9位，也不乏国际知名学者，如 C. Nord，M. Cronin，C. Dollerup等。谢天振谈及自己的学术遗憾时，曾感叹自己的学术成果未能“走向世界”(张建青，2014：5)，国内其他翻译学派的成果也莫不如此，基本上局限在国内读者圈。生态翻译学在这方面又走到了前列，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如编撰了英语论文集《生态翻译学：西方学者之声》，皮姆(A. Pym)对胡庚申的专题采访在社交与专业网站上的全球传播，胡庚申等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对之的推介等。虽然生态翻译学在成果与队伍的国际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与国际同行的对话意识值得学习。中国翻译学者越来越注重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学派成果便于集中发声，容易形成规模优势，也是争取话语权的有效途径。生态翻译学以及其他翻译学派的成员今后不妨多用英语撰写相关论文，直接发表在国际期刊上，或争取国家资助，把学派的代表性成果译成英文发表，这样就更容易扩大中国翻译研究学派的国际知名度，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当然，学派之间的国际交流也不仅仅是语言媒介的问题，学术的国际化并非就是学术的英语化，提倡用英语直接进行学术写作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自己理论的原创性与解释力，以中国学者的声音来丰富国际翻译理论体系。
第三，有利于学术繁荣，反馈其他学科。流派纷呈不仅是学术进步的产物，还蕴藏着巨大的前进动力，这股动力就在于比较和竞争：在比较中显高下，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百花争妍、百舸竞流的局面(刘宓庆，2006：76)。流派纷呈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学术之盛呼唤学派之争，不过学派在学科发展史中也有个“适者生存”的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只有不同流派的自然形成与流派之间的相互切磋与论争，才能促使思想火花的绽放，有利于思想成果的形成。”(王向远，2015：158)中国素来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对别人的创造性成果不予承认，或轻描淡写，甚至是加以诽谤，尤其是学派之间，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态度。鼓励学派之间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与批评，修辞立其诚，而非意气用事，妄下评语。建设性的批评往往比盲目的跟从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学派的发展，尤其是学派之间的真正较量。较量的结果也许是走向融合，如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便有融合的趋势，实为取长补短、各有所得。目前，翻译学更多是受体学科，学科的发展往往依赖其他学科的话语资源，将来也有望作为供体学科向其他学科提供理论资源，尤其是具体的翻译研究学派更有望成为供体理论资·24·源，如生态翻译学将来也有望为生态批评、生态教育、生态美学以及语用学、跨文化交际等提供某些启示。
目前，如果说翻译研究的学科意识已不再是问题的话，学派意识则急需提上日程。国内对翻译研究学派也有论述，但更多的是探讨为什么中国的翻译研究未能形成学派，如不善于理论提炼、缺乏深究到底的精神、学术讨论氛围较差、研究缺乏继承性等(杨晓荣，2004)。然而，目前翻译研究的发展日新月异，学派纷争的局面也不会太遥远。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集体攻坚与学科发展，有利于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对话，也有利于学术繁荣，反馈其他学科。学术之盛呼唤学派意识与学派之争。生态翻译学在国内最具学派特征，具有自己的领军人物、学术群体、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学术阵地，发表了大批学术成果，后续研究空间强劲，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扩大，为其他翻译研究学派提供了参考。如果说“学科史就是学派史”(李政涛，2004：7)的话，相信生态翻译学会在将来“中国翻译学科史”上留下绚烂的一章，我们也期待中国翻译研究涌现出更多的学派。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上海翻译》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冯全功，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翻译修辞学、《红楼梦》翻译、职业化翻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