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听话了

他后半生陷入创作困境

© 徐敏 | 文

曹禺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曹禺23岁即享有大名，凭借一部《雷雨》，确立了他在戏剧史上的领军地位。一时间前途无量。接下来，他以每两年一部的速度，不断产生新作，令人刮目。

曹禺(1910～1996年)，天津人。原名万家宝，我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父亲万德尊曾是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下台后，曹禺随父亲返回天津。13岁入读南开中学。16岁在报刊发表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18岁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因不喜欢政治，19岁时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还在南开读书期间，曹禺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丰富自己的演出实践，他先后排演了多部剧作。

1932年，郑秀也考进了清华大学法律系。这一年，曹禺执导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罪》。剧中有这3个主要人物，曹禺和好友分演两个男主角。女主角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推荐法律系一年级女生郑秀，她在贝满女中读书时就演过七八场戏，都很成功。于是，性格活跃、穿着时髦、在清华一枝独秀的郑秀，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部戏的女主角。

郑秀字颖如，祖籍福建，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郑烈是南京最高法院法官，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郑秀从小即跟随姨母到北平读书，在贝满女中时，郑秀便是一个活跃分子，爱活动，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32年，郑秀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因缘际会，经人推荐，被曹禺拉入剧中。

剧作后来演出成功，曹禺也在剧外赢得芳心。还在彼此相恋期间，曹禺创作了他的巅峰之作《雷雨》，成为1933年最美丽动人的故事。这年暑假，曹禺请求郑秀不要回家，留在学校陪他写作。每写出一页手稿，曹禺就交给郑秀先读，郑秀再用工整的字体誊写一遍。

这后来成了曹禺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在和郑秀恋爱与婚姻存续的19年中，曹禺一共写了6部剧本。

1933年，23岁的曹禺创作完成了四幕话剧《雷雨》，这部作品的面世震惊了整个戏剧界，曹禺也因此一举成名。《雷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同年，曹禺大学毕业，先后在保定中学、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书。

此后，他平均以每两年一部剧作的速度，创作了《日出》（1935年）、《原野》（1937年）等影响巨大的话剧剧本，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大师的地位。

抗战爆发，曹禺辗转重庆等地，先后完成了剧作《蜕变》(1938年)、《北京人》(1940年)。1942年，他将巴金的《家》改编成戏剧。1946年，他应邀赴美国讲学，次年，回国创作了电影剧本《艳阳天》，并亲自执导拍摄完成。

建国初期，曹禺39岁，年轻气盛，充满活力，满怀激情。政治上受到信任，先后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艺术上也正处在成熟期，理当进入高峰状态。他当时踌躇满志，想到过去写了6部戏，以后前途辉煌，至少还可以再写20部。结果大出所料，后半生仅只写了3部，还很不成功。

按照当时形势的需要，他必须将笔触从过去转向新时代，歌颂新人物，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大方向，努力塑造工农兵的高大形象。

为此，他创作了像《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这样的剧本。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呕心沥血。但总体反应平平，根本不能同建国前的剧作相提并论。说得尖锐一点，后期的三部剧作，从主体到内容，都是图解政治，为某个政治目的而创作。

原本，创作是一项个体意识的活动，是基于个体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然而新时代的创作，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剧作《明朗的天》，是曹禺进入新社会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领导交给他的第一个创作任务。为此，他到协合医院体验生活，目睹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原本觉得应该有写的，谁知一动起笔来，才感到异常吃力。这部戏中的党委书记董观山，搁在过去，就是自己说了算，譬如写《雷雨》中的周朴园，自己对人物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只须把握好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可以了。但新时代的创作就不同了，提笔写作时，周围意见纷纷，人多嘴杂，这个人让这么写，那个人让那么改。今天这个部门审查，是这个意见，明天换个部门检查，又是那个意见。曹禺谁的意见都得听，结果不知改了多少遍，仍然不能通过，弄得曹禺无所适从，夜不能寐。这样一种创作环境，搁在过去，哪里能产生《雷雨》这样的文学经典。

他也曾经想写国务院下属的部长黄敬、钱正英，优秀售货员小谢，单收集几个先进人物的事迹，就记了数十本。大家都催他赶快写，以便迎合潮流，结果他却迟迟不能动笔。因为有太多的框框，和各种文艺理论的限制，弄不好就会棍子、辫子、帽子一起来，让人不敢写也无法写。

曾经驾轻就熟的创作规律和艺术个性，被一概痛斥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他越来越感觉自己不会创作。看到年复一年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批判，挨整的文艺人士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广，曹禺想要回避，他不止一次地对子女说，真想到大学教书，哪个大学都行。

有段时间，他对长女万黛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里，管不住想拿刀子捅自己。他说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他说自己对文艺界某个领导怕得要命，他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这样的精神状态使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不得不多次入院治疗。

文革来临，环境更为险恶，曹禺也不能幸免，被押往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轮番揪斗，半夜也受审讯，无法正常休息。人不当人，毫无尊严可言，任随别人拉他出去，指着鼻子叫骂、羞辱、恐吓。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交代检查，应付不了的外调材料，直到心力交瘁。

等到形势好转，想要重操旧业，才知道早已经不能写，也写不出来了。但他又那么的不甘心，多么希望还像年轻时那样，奋笔疾书，随心驰骋。他要挣脱长期禁锢他的枷锁，但枷锁无处不在，如影随行。创作《雷雨》时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纵是天才，也无可奈何花落去。

曹禺应该是明白的，他只是心不甘情不愿。1996年，女儿万黛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他，此时的曹禺已经十分虚弱，将不久于人世。父女俩在交谈中，曹禺突然问：“黛黛，你说我还能写东西吗？”女儿没有正面回答他。其实他应该知道答案的，他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平衡、一个安慰罢了。

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绝无可能再创辉煌。回顾自己后半生的创作经历，唯有一句深深的叹息：“我太听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