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幕
伤感的谢幕
每次看《茶馆》，每回都有这样的错乱：于是之就是王利发，王利发就是于是之。也难怪，一出戏演几百遍，演到最后，还不就演成了自己！
但是再怎么精彩的戏，无论演再多次，也有落幕的时候。人生的精彩亦同样。
于是之最后一次演《茶馆》，是1992年7月16日，地点是首都剧场。之前的他已经演了400场王利发，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早已烂熟于心了。
这一次演出，不仅是他最后一次在首都剧场演出，也是《茶馆》剧组的最后一次演出。
然而，由于患病，于是之的嘴巴总是不停地动着，并且，他开始在台上忘词。
这让上台之前的于是之非常紧张。那天在舞台上，于是之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整场演出，他还是说错了四处台词。他看着郑榕演的常四爷，却怎么也叫不出名字。但热情的观众似乎没有发现，仍给予了他长时间的掌声。
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65岁的于是之长时间鞠躬不起，颤巍巍哽咽道：“感谢观众的宽容！”
谢幕持续了20多分钟，台下一个小女孩突然喊了一声：“王掌柜，再见啦！”于是之往她的方向望了一眼，眼泪流了下来。顿时，剧场里泪雨分飞……
1999年3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于是之正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突然他的身体向一旁倒去，坐在身边的李曼宜赶紧起身想要抱住他，可于是之沉重的身体将瘦弱的夫人重重地压在了地板上，造成了胯骨粉碎性骨折。就在李曼宜疼痛难忍之际，忽然听到早已丧失语言能力的于是之着急地大喊一声：“不得了了，快救人哪！”
李曼宜忘了自己的疼痛，吃惊地望着于是之，不能说话的人居然张嘴说话了，而且声音是那样的清晰，这让李曼宜喜出望外，以为奇迹即将出现。
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于是之的病更加严重了。于是两个可怜的老人，一对患难的夫妻一起住进了医院的同一间病房。
大概从1992年开始，于是之就被诊断出患有脑血管病和老年痴呆症。医生告诉他，这个病不可能根治，只能通过护理延缓病情的发展。从此，于是之就饱受病痛折磨，并逐渐丧失语言和记忆能力。
“或许是过去在舞台上说话说太多了，上天不让我说话了。”在完全丧失语言能力前，于是之曾这样自我苦嘲。
可以想象，作为一个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艺术家，语言功能的丧失，对于是之是多么彻心裂肺的打击，这是他的灵魂之痛，生命之痛。
不过，好在除了表演之外，于是之还有自己的另一个生命支柱：比他稍大数岁的夫人李曼宜。正是由于李曼宜的精心护理，于是之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其间还一度出现好转的迹象。
然而好景不长，之后不久，于是之的病情又迅速恶化，重返舞台的梦想彻底破灭。1999年的于是之，基本上已完全丧失语言能力，甚至连很多故人也已无法认出。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危机之中，当看到自己心爱的人重摔在地，从一个重度失语及失忆症者口里蹦出的，竟然是一句如此清晰而铿锵有力的话语。或许，这是他职业生涯中说过的分量最重的一句台词。
毫无疑问，在于是之心中，即便是重如生命的表演与舞台，也不及爱人更让他牵挂。
同样已是耄耋之年的李曼宜，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意识还相对清楚、明白的时候，于是之对她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要是先走了，你一定很难受；你要是先走了，那我更不得了，我怎么办啊？最好我们俩能在一块的时候，就把所有我们俩人知道的东西，把那些材料都给它集中记录下来，将来不管是谁先走或后走，我们也都能看到这些东西，也都能记住了。
2013年1月20日下午，于是之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6岁。去世前的于是之，已基本接近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于是之去世后，李曼宜表情平静而悲伤，内心回响的则是两人一起携手走过的幸福的余温。
2006年，北京人艺决定筹拍一批老艺术家的珍贵资料。负责该项目的李春立是于是之的学生，他为此专门前往于是之老人家，与于是之夫人李曼宜商量相关事宜。当时的于是之已经和一个植物人没太大区别了，但让李春立没有想到的是，于老师仍然有思想。
李春立回忆当时的细节，当他正在客厅对李曼宜进行采访和交谈时，一直躺在卧室里的于是之突然不停地“嗷嗷”叫喊，采访难以进行下去。李春立不解地问李曼宜：老师平时也这样吗？李曼宜说，不是，这是第一次，因为他听得懂。李春立立刻明白了，如果于是之能说话，一定不会同意他拍摄这部纪录片。
早在20余年前，人艺最早决定要拍摄一些老艺术家的人物传记时，负责人就是于是之，但他看到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时，就毫不犹豫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
最终，人艺还是完成了这部长达18集的人物传记片《演员于是之》，并于2009年在全国播映。
传记片之所以被命名为“演员于是之”，是因为于是之从不愿意将自己标榜为所谓的“表演艺术家”，而更重视“演员”的称号。
于是之曾经说过：演员也好，诗人也好，都是精神劳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被称做表演艺术家，心里才好过呢？
说到底，于是之是一位学者型的戏剧演员，在中国的表演艺术界，也没有谁比他更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然而，于是之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从来没有演绎过一个知识分子角色。
他曾经非常痛苦而严肃地向周围的朋友表示，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遭遇太不关注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忧国忧民，有更多的痛苦和困惑。“我自己却从来没演过一出知识分子的戏。”于是之说。
曾经有个记者来到于是之的家中采访，他架好了高档摄像机，请于是之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模样。
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于是之拒绝配合，说：“是作假，我不能配合。因为我最近很少读书，如果表扬我读书不止，绝对是作假。如果哪天我真的在认真读书之时，你们能偷拍到我在'认真读书'的镜头，表扬我，我一定很高兴。”
直到今天，人艺的演员仍然喜欢引用他说的那句话：“玩世不恭的演员，大约是连玩世不恭的角色也演不好的。”
宋丹丹在排练场看着于是之的表演，感叹说“太伟大了”，濮存昕问她伟大在何处，宋丹丹回答：“所有人都在八仙过海使各种招数的时候，于是之不用。”
后来濮存昕慢慢体会到这种表演境界：“他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舞台上生活，已经分不清是自己还是演员，进入到一种无我的境界。”
于是之去世后，童道明这样评价自己的亦师亦友：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中国的演员像他那么痛苦过。他的痛苦不仅仅源自晚年因病痛而远离舞台，而更多地来自他像所有普通的劳动者一样，怀着对这个世界一颗悲悯、关爱的心——这种悲悯、关爱已经在他诠释的众多“小人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痛苦同样来自他永远无法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对世界的表达......
1950年，李曼宜和于是之在史家胡同宿舍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柯文辉评价于是之：在艺术很难有独创的年代，他完成了独创；在很多人走向了平庸的时候，他保持了个性。
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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