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野祭，当音乐遭遇历史（上）
1971年8月14日到16日，在千叶县成田市的三里塚举行了一场名为“幻野祭”的音乐节。在这个音乐节上，前卫爵士乐手（高柳昌行、阿部薰、高木元辉）、地下摇滚大咖（灰野敬二）、激进民谣乐队（头脑警察）、知名演歌歌手（加藤登纪子）、甚至传统妇女舞蹈团齐聚一堂，并不时有情绪激动的观众冲上台，与工作人员理论一番，整个音乐节呈现出混乱而激进的迷人气质。究竟是什么事把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聚在一起，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缘起：成田机场建设征地始末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作为日本心脏的东京，仅有的羽田机场运力逐渐饱和，于是政府开始筹划建立一座新机场，来分摊羽田的压力。
首先选择的是在东京湾填海来修建新机场，但彼时的工程技术无法达到机场建设要求，于是目光转向内陆地区。打开谷歌地图可以发现，东京以西地区，距离市中心30公里便已经是山区，并不适于机场修建，于是目光就落在了东京以东地区。
最初选择的地点是茨城县的霞之浦和千叶县的富里市，但由于前者地质条件不适合机场，后者当地民众强烈反对，于是重现选址，最终把新机场的位置选定在富里市附近的成田市三里塚地区，也就是今日成田机场所在地。
三里塚所在区域，主要是天皇所有的下总御用牧场，也就是说，属于国有财产。1966年，选址决定作出后，时任日本总理佐藤荣作向天皇建议，将御用牧场迁作他处，并获得认可。但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御用牧场已经几次将土地分配给拓荒农民，机场建设所需用地并非完全归天皇所有，这也为后面的事情埋下祸根。
据资料显示，日本政府的选址决定，几乎是单方面，强制的，没有与当地的居民有过相应沟通，以及对其选址原因作出解释。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很多三里塚的居民，是二战之后迁移到此的拓荒农民，也就是说相对于富里地区更“贫穷”一些，所以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征地会更容易。这种信息被当地居民获悉后，引起了群情激愤。
在内阁会议通过这个选址决定前几天，当地居民就召开了反对新机场建设的群众大会，并成立三里塚机场反对者同盟。而后，附近的芝山町由于将会受到规划中机场的噪音影响，也成立了芝山町机场反对者同盟。
反对者同盟中的各组织头盔
历史事件的过程都是相似的。当政府作出规划决定后，开始对当地农民进行分化，采用逐个击破的方式，来收购农民的土地。个别农民，甚至个别町村以集体决议的方式，同意政府收购，而他们也主张与政府谈判，但目的并非反抗，而是提高要要价。而另一方面，更多的人选择以反抗立场，与政府斗争。他们选用方式极具创意，史称“买一坪”运动。
什么是“买一坪”运动呢？反对者同盟为了防止个人被政府逐一分化，倡议大家把自有土地进一步细分，然后彼此交换一坪土地，以互相持有的方式，来巩固统一战线。这样相互掺沙子后，必须以同盟为单位作出统一决定，才能使政府购买土地有实际意义。这相当于在精神同盟基础上，又建立了地权同盟。
虽然政府的征购工作在持续进行，但由于反对者同盟的行动，收购进程大大减缓。原计划在1967年底要完成70%的土地征购，直到1968年3月底，征购土地才完成5%。不过直到此时，日本政府也不会想到，斗争会持续几十年。
1969年12月，机场建设部门向政府提出的“事业认定申请”得到批准。所谓“事业认定申请”就是认定规划土地的性质为公共事业用地。一旦获得认定，那么土地上的原住民只能面临两种选择：将土地主动卖给政府；或等待政府进行强者征收，也就是强拆。并且土地性质一旦认定，效力长达十五年。其间，土地收购价格标准相对固定，并无太大议价空间。另外，土地不能转让或出租，也不能擅自增高、重改房屋。这进一步激化了当地民众与政府的矛盾。
由于政府规定与僵化的政策，还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比较典型的是小川嘉吉的遭遇。
小川是三里塚的一位农民，1969年2月其父去世，小川继承了乃父遗产，其中包括机场规划范围内的近3公顷土地。在日本，继承遗产需要缴税，于是税务部门按照前一年，附近已经同意将土地出售给机场的价格，“帮助”小川进行申报，计算下来，总计需缴纳高达533.5万日元的遗产税。由于临近报税的最后时间，加之工作人员告知后续还能修改，于是小川稀里糊涂在这份申报书上盖上印章。
而当小川再次申请修改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申请一旦递交，就无法修改。最后小川只能在不出售土地，把其作为农耕用地的前提下，缴纳了47.7万元遗产税。这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事业认定申请”被确认前。然而，1973年11月，税务部门却上门征收485.8万滞纳金，并以此为名强制封存小川的土地。从此，小川踏上了漫漫诉讼路，一级级法院告上去，长达十几年。
这个事件中，有几个吊诡之处。一，报税时，其他地区土地的出售价格，是个人行为，在政府未进行“事业认定”前，不能假设土地一定要被用作机场建设，也就是不能参考售卖给机场的其他土地价格；二，小川在“事业认定”前就作出不出售土地的决定，但后续税务部门却以“事业认定”为依据进行强制补税、与土地强征。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按照政府的意愿，同意土地征收，那必须缴纳巨额遗产税，于是小川不得不更加坚定地走向反对机场建设之路。
虽然外人看来，整个事件颇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意味，但设身处地来想，身为小川，一个小小的失误，把自己下半生的轨迹全部改变，其中滋味，唯己方知。
“事业认定”给了政府进行强行拆除的法律依据，也使得反对者联盟更加团结，并且紧锣密鼓的进行应对。针对即将要来到强拆，有些人甚至组织挖地洞与战壕。
1971年，强拆终于来临。从2月22日开始到3月6日，政府进行了第一次强拆，出动几千名警察，反对者同盟与其他支援团体与警察做了殊死搏斗，一百多人被捕，另有一百多人受伤。前期搭建的营寨与战壕全部被摧毁。
成田机场建设是战后日本的一个“悲剧”，在思想、社会、政治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为什么修建机场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弹，并获得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与同情？
本文落脚点并非在此，所有的阐述都是为了读者更好了解“幻野祭”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意义，所以这里只列出极其粗浅的分析。
在笔者看来，民众反抗建设成田机场，其原因大体有三：
一、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作为政府，把占用农业用地修建机场作为天经地义，前期没有对当地农民作任何调查与沟通，一意孤行按照自己步调推进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城市大于乡村的思想在作祟。于情于理，无法获得农民的支持。
二、日本与美国的对立。虽然美日依靠“安保条约”缔结了同盟，但实际上日本国内一直有反对“安保条约”的思潮。很多人认为，之所以羽田机场的运力捉襟见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越战期间，羽田机场成为了美军转运物质与人员的中转站，1967年，一个月内美军的包机起降次数高达两百次以上，导致羽田机场越来越混乱。于是很自然，很多人把反对修建新机场与反对美国等同起来。
三、政府与民众的对立。上世纪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正是全球左翼思潮风起云涌之际，日本也不例外。全国各大院校都掀起反权威运动，而反对成田机场建设，正好给这些激进学生一个试验场，可以践行他们的理念与主张。
这三种力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长达几十年庙堂与江湖的拉锯战。
在第一次强拆行动后，反对者同盟为了反抗第二次强拆执行，展开了全国性聚会，来获取民众关注。幻野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议并举办的。
幻野祭的一天
这次“幻野祭”的主办者，是反对者同盟里的青年行动队。在日本乡村，这种混合了各种元素，类似于庙会性质的“祭”非常常见。在第一次强拆结束后，大家想从激烈冲突的气氛中解放出来，用这次活动来显示对抗政府的决心、以及反对者同盟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借助活动获得社会关注，为反对政府的强拆积蓄力量。
根据后来出版的唱片，参与这次“幻野祭”的艺术家大体分成以下几类：
自由爵士乐手：高柳昌行领衔的New Direction for the Art、落合俊三重奏、高木元辉三重奏、阿部薰等人。
前卫摇滚乐队：布谷文夫领衔的DEW，由竹田和夫领衔的Blues Creation，以及初出茅庐，以后成为传奇的灰野敬二领先的Lost Aaraaf。
民谣乐队：地下民谣乐队头脑警察。
演歌歌手：加藤登纪子。
民间团体：地下演剧剧团、以及妇女行动队等。
以上只是根据现有留下的录音录像整理的名单，在三天的过程里，还有哪些其他艺术家出演，现在已经不可考。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把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人聚集到一起，从他们留下的只言片语中，或许会看到一丝端倪。
高柳昌行：“我参加这些活动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行为。我没有询问其他参与者是否具有必要的政治意识，或者这是否是一个适合演出的地方。在我心里，我很清楚我是谁，在干什么，怎么去做。。。对农民来说，土地既是生命，也是财富。他们强烈地依恋土地是很自然的。最近似乎有很多农民受到一时诱惑，卖掉了土地，我称他们为白痴农民。不管你怎么看，用武力夺取一个农民的生命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比较一下，如果某人试图结束你的生命，你会意识到你的反应是本能的。”
Panta（头脑警察）：“我之所以参与三里塚的“幻野祭”，是因为青年行动队的成员找我，说想在那里举行一个音乐节，希望头脑警察加入。我说，如果举办音乐节，你应该举办一个连农民都能享受的盂兰盆会，而不是摇滚音乐会，但青年行动小组的成员非常热情。我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决定去表演。。。慈善什么基本上是骗人的，最终我得到了六个南瓜和一袋大米作为报酬。”
灰野敬二：“我记得我们被告知早上在新宿集合，因为有一辆巴士从那儿出发。我不记得同行还有谁。如果我事先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能不会参加。”
演出在1971年8月14日傍晚开始，而正式开始前，就已经有地下演剧剧团在表演。
第一个上场的是高柳昌行的New Direction for the Art（简称：NDA），另外两位成员是萨克斯手森剑治，与鼓手山崎弘。作为开场是高柳主动向组委会申请，演奏曲目名为“泪”（La Grima）。作为音符高密度喷射的集团投射，显然无法得到在座几千位观众的理解。台下毫不客气的把各种物品扔到台上，不过NDA不为所动，依然自顾自的演奏了四十多分钟，最终在“滚下去吧”的起哄中，结束了他们的演出。
这种台上与台下的对峙，无疑是一种错位。台上的人想把他们的观点用极个人的、抽象的形式表达，而对台下的听众而言，这种混乱的轰鸣无疑是一种杂乱的信息，从中无法获取任何意义。虽然后续的鼓吹者把这次表演形容为“高柳的音乐理念领先于这个时代三十年以上”，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艺术化的个人表达在大众传播中遇到的普遍窘境。这种窘境对自由爵士而言一直存在，只是脱离了类似社群一样的表演环境后，被无限放大。
而作为当事人，高柳在访谈中这样解释了这种窘境：“我毫不在意是否有人客观地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因为土地会理解。土地有一张脸，也有感情，和普通的听众没什么不同。事实上，它远远超过任何受教育的人，这使它成为最纯粹的听众。”相对于鼓吹者，高柳更清楚自己所面对的错位，但他选择的不是解决，而是无视。
接下来出演还是自由爵士组合，落合俊三重奏与高木元辉三重奏所遇到的情景与前者几乎别无二致。
有趣的是，落合俊这个名字在今天的搜索引擎中，找不到任何“幻野祭”以外的信息，像一张夹错了位置的书页，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凭空漂浮在这里。
而在高木元辉三重奏的演出过程中，一个团体半裸着身子，抱着牛头骨上台起舞，在表演者中间穿来穿去。而高木他们的表演并且没受到影响，依然如故。
“幻野祭”作为七十年代音乐届参与社会活动的样本，在当年出版唱片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除了演出曲目外，还收入了观众各种争论的声音，演出者与观众的二元结构不再那么清晰，仿佛所有参与者都变成了主角。
参与“幻野祭”的观众大体分成三类：一是纯粹享受音乐的乐迷；一类把这里作为斗争试验场的学生；还有保护自己农田不被侵占的农民大爷大妈。
他们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与教育背景，因此有着不同的审美诉求。把他们连接到这里的并非台上的演出者，而是背后的社会事件，于是出现观众与演出者的对峙，以及观众与观众之间的对峙就不足为奇。这里，选列几则争论的记录：
一位观众试图擅自上台唱歌，被来自青年行动队的主持人阻止。主持人说："我们允许你唱，但请再等一等。"观众："这就是为什么音乐节总是不行的原因。" 主持人："一边否定音乐节，自己却上台唱歌，这不是自私自利吗？”
另一位听众登上舞台说：“这可算不上什么'音乐节'，和青年行动队没有关系，让我们自己创造一个音乐节。”台下观众批评他：“和青年行动队没有关系什么的，简直胡说八道，这里难道不是他们用血汗守护的空间吗？”
一对男女煽动者上台对台下说：“不唱歌不跳舞的家伙回家吧，这不是演唱会，不要像狗猫一样就只会听！”主持人心虚地表示，大家可以动起来，但是要避免混乱。
妇女行动团的一位老太太说："你们为什么不演奏民歌，而是咣咣咣地鼓捣爵士。”
管中窥豹，从以上片段可以看到观众间的巨大分歧，无疑前面出场的几组爵士乐手无法触及观众的最大公约数。而摇滚乐相对地身体性与直接性优势，在这里就彰显无疑。
接下来出场DEW与Blues Creation终于把场子热了起来。这两支乐队今日被认为是日本摇滚黎明期的代表，尤其是后者。如名字一样，虽然Blues Creation有着浓浓地布鲁斯摇滚味道，但与六十年代那些翻唱乐队相比，已经开始尝试独立创作。
说起来，两支乐队还有着很深的渊源，DEW的灵魂人物布谷文夫曾经是Blues Creation的主唱，1969年发表完同名唱片后，次年离队，组成了DEW。而DEW这支乐队非常短命，在参加完“幻野祭”不久后即解散，之后布谷开始了单飞生涯，这也是他们留下不多的录音之一（另外还有一张71年的现场专辑）。
8月，是日本举办传统盆舞节的时节，妇女行动队的登场，伴着加藤登纪子的传统民谣，用舞蹈把整个“幻野祭”的气氛拉回到传统语境，更加接近土地。而这种舞蹈正是所谓“祭”的真正主角。
整个气氛正浓之时，萨克斯手阿部薰上台。作为后来的传奇人物，意外仿佛伴随着他整个生命。在“幻野祭”中，他的表演前半部分并没有进行录音，而当时录制的后半部分也意外消失不见，就是说，他没有留下任何在“幻野祭”的记录（后来乐手回忆，阿部薰参与了高木三重奏的现场）。
据唱片内页介绍，他凌厉地萨克斯在前15分钟遭遇了和之前自由爵士乐手一样的遭遇，不停有东西飞上台来，而随着演出深入，他逐渐征服听众，最终在一片欢呼声中下台。
“不是因为节奏，不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演奏的行为本身。”唱片内页最后这样说道，这句充满话术意味的描述，给人很多想象空间，但总结成大白话即是：音乐不受欢迎，精神十分可嘉。根据前面几组乐队在一片“下去吧”的起哄中结束演奏，笔者不得不怀疑，被打动的只有内页介绍的撰写者。
当天演出真正的王者是左翼倾向的头脑警察。头脑警察是1970年由化名为Panta（中村治雄）和Toshi（石塚俊明）的两人组成。六十年代末风起云涌的左翼思潮，影响了非常多的乐队，而头脑警察在其中却非常独特。与其说是音乐家干革命，不如说是革命家搞音乐。他们激进、“反动”、政治化的歌词，屡遭当局封杀，唱片禁售，歌曲禁放，乐队禁演。
他们最出格的举动是1972年出版第一张唱片时，把“三亿元事件”中，抢劫犯的通缉令头像作为唱片封面。而这个1968年发生在东京的抢劫案，一直没有被侦破，是日本最著名的案件之一。这无疑是对政府最大的嘲讽，当然得到禁售也不令人意外。
“三亿元事件”的通缉令
在“幻野祭”他们唱的歌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世界革命战争宣言》。这首歌曲是Panta在关东学院大学学习时，读上野胜辉的《世界革命战争宣言》后受到启发而作。上野是日本极左翼组织“赤军派”的核心人物，这个组织与“联合赤军”与“日本赤军”秉承世界革命的思想，在世界各地进行“革命活动”。
这首歌这样唱道：
“各位布尔乔亚，听好了，我们将在全世界掀起一场针对你们的革命战争，为扫清这个世界，特在此进行宣战布告。。。既然你们有权肆意处置越南百姓，那么我们也有权肆意杀戮你们，既然你们有权屠戮黒豹党，有权用坦克碾平犹太人，那么我们也有权杀掉尼克松、佐藤荣作、基辛格，有权用炸弹，炸烂五角大楼、防卫厅、警视厅还有你们的家！”
这样的歌词，置于一个以反抗政府为主旨的活动中，能掀起多大共鸣，不言而喻。
当晚最后一个出演的是Lost Aaraaff，这也是灰野敬二的最早录音。他们演出时，已是午夜。前面的头脑警察，无疑是成功的，而Lost Aaraaff则用巨大的噪音粉碎了台上台下刚刚达成的共识，毫无意外，他们遭到了石块和其他杂物的洗礼。
以上只是“幻野祭”第一天的内容，由于唱片的出版有幸被记录下来。而作为三天“幻野祭”的另外两天，如今无论是亲历者还是研究者，都语焉不详，成为日本音乐史中的一个谜团。
（未完待续）
P.S.：昨天发出预告后，“土豆泥糊了”猜中主题，手动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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