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送书籍一本。点击关键词，阅读推荐文章

：现在学界正呼吁感性的回归，认为工具理性把人的因素都抛掉了，人毕竟还是来自自然，且理性思考是需要感性材料的，二元对立是对自然的否定，人需要通过感性认识真正理解人。您怎么看待？

“透镜LENSWAVE”是与“南都观察家”并行的栏目，在后者坚持理性思考，通过结构严谨的论述来研究问题时，新生的播客栏目会采取相对轻松的、与嘉宾聊天的方式。然而，我们的话题依然会是一贯以来的风格：去观察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去思考和想象各种可能性。对于这档播客，一方面，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面透镜，透过它去看到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中不那么明显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也希望它是一个浪潮，推动着我们向前。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丹江口水库的修建带来了两次库区大移民。1958年的秋天，丹江口大坝开工，六十余年间，七十二万移民背井离乡。为了远方的无数人，人们离开了故土，他们的生活却始终无法被平移。水库移民们的奉献和牺牲在重大历史的起伏中沉没，渐渐被遗忘。但总有人记得，总有人在行动。在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利移民大镇”的大柴湖地区（编者注：1966年至1968年，丹江口水利枢纽一期工程期间，超过4.9万名河南淅川人被迁往湖北钟祥大柴湖进行安置），个体志愿者和公益团体十分活跃，他们通过公益行动守护柴湖移民，帮助柴湖移民融入当地的生活。志愿者在柴湖移民重建生活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推而言之，作为受益者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以回馈水库移民的奉献和牺牲？本期节目邀请了长期致力于水库移民帮扶和地方发展志愿工作的胡海龙以及三峡移民亲历者冯元，希望在发问、讲述和对比中厘清这些问题。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本期对谈-主播：何能嘉宾：胡海龙（公益志愿者，研究者）、冯元（公益从业者）-收听指南-01:14

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主持人：何能全文43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编者按：2023年10月13日，我们上线了透镜LENSWAVE的第五期播客节目：《户籍冰山在融化，教育状况有改观么？》（点击即可跳转至往期内容）。在这一期节目中，以西安中考“回流生”事件为引，我们与“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讨论了高考公平、教育资源分配、流动人口教育等问题。本文整理自这一期节目的部分内容。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从高校招生“分省配额”看高考公平魏佳羽：从高校、省教育部层面，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些规则，然后再去分配。比如说，越是重点高校，就越是要尽量去兼顾到每一个分省的招生。相对来讲，省属高校在招生的过程当中，对省内比例肯定会相应地去增加，但是范围到底到多少？因为它不是一个在规则系统下的结果，就只有在招生名额发布之后才能了解到。高校的招生它不是一个总的池子，它会分解到每一所高校实际的招生。至于说每一所高校在每一个省份，它实际的招生名额，其实有非常多的考量。一方面有很多历史的考量，有一些省份的录取比例相对会更高一点，但这种高一点有些时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历史原因造成了之后，它变成了某种事实上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当你再试图去调整的时候，所有的调整都意味着很复杂的一个利益讨论和博弈。然后也有一些距离的考量，比如说南方的大学在北方招生的学生数就会少，北方的大学在南方的招生也少。包括有些时候它也会考虑说，我在你这个省，比如说我今年招20，但我今年报得不好，也许明年它就会调节。最后回来讲，每一所大学最后合在一起，其实才会合成整个省的招生的名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各种利益、各种关系的一个总和。透镜LENSWAVE：很多家长都相信，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从开始的分配名额上，它就已经有很多考量的东西在里面了。魏佳羽：高考是形式上看起来最公平的一个竞争，大家好像都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但实际上来讲，从招生的分配到城乡不同地区教学的方式，其实它本身包含着非常多的不公平因素，只不过我们都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事实上，高考是一个偏理论型的考试。这种考试，在某种程度上，把很多不擅长做纸笔内容学习，更擅长技能或用其他方式学习的人，也从这个系统里边排斥掉了。透镜LENSWAVE：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报志愿就有一种说法叫“大小年”，今年某高校在这里招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明年可能就少了，那么第二年的学生相对来说可能就占点便宜。然后因为这个好考了，第三年肯定就又多了，所以每年的情况其实就看你的运气了。另外我还从一个大学生那听说，他有一位本科同学来自广西，这位同学的高考分数本来可以报考学校最好的专业，但是那一年专业不在广西招生。所以这个事情你没有办法说公平，当然也可以说是运气，但实际上我觉得就不能说是公平的。魏佳羽：我是东北的，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中山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学，但是其实我那一年，中山大学在吉林大概只招10个学生，就非常少。包括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在吉林省好像也只招很少的学生，而且它的专业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冷门的专业。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高考，在你能报什么的这件事情上，很多都已经前置决定了。▌“普职分流”下的家长焦虑透镜LENSWAVE：你之前跟我说过，一个广州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去读职校，所以就宁可回到家乡去。现在家长对于“普职分流”的担心，好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焦虑，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调研，有哪些信息和成果？魏佳羽：其实“普职分流”这个事情讲了好多年，最近我自己也会关注这种普高的录取比例。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在55%~60%之间，比50%实际上要略高一点。上上周，我在广深做过一些家长的访谈，我会有一些感触。因为从统计数字上看的状况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事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一直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但是在跟家长聊的时候，我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焦虑。我这次访谈的家长，大部分的学历水平可能是高中或大专。有些家长在很努力地入广州的户口，或者是入深圳的户口。他们会不断地下意识提起“五五分流”，至少从他们心态上来讲，孩子如果只能去读职校，他们会非常难过，就觉得好像没有机会了一样。从我这一轮的感受来讲，家长情绪上的这种压力，我觉得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反推回来，比如更一般的城市居民，或者更偏白领的人群，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在心理上，就会更难以接受未来我的孩子只能去读职校这样的一个选择。透镜LENSWAVE：我十几年前在乡村接触学生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的初二学生，如果觉得考不上高中，或者即使考上高中，其实读大学也不太可能。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第一个选择是不浪费这三年了，去打工；第二个选择则是上职校，因为三年以后就可以出来挣钱了。这使我想到我自己读书的时候，当时考上中专和职校，在乡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个时候我记得中专和中师的录取分数甚至是比普通高中要高的。特别那时候还有一个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问题，考上中专或者上了职校，就可以直接拿到城市户口了。当时很多农村的人考大学，就是为了摆脱农村户口，当然这些年农村和城市的对比没有那么大了。经过二十年的变迁，到现在，大家不管怎么样，都要上高中，哪怕将来很可能也考不上大学，我也要上高中。魏佳羽：你说的二十年前，差不多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在一个小城市，其实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可以去职校。因为那个时候职校就业，也还是有蛮多的就业的空间的。但我们现在除了极少部分，大部分的职校已经没有很稳定和明确的就业市场了。甚至很多偏技术类的工作，其实也被一些工科的本科生取代了。一方面，现在职校培养不出来企业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另一方面，职校的毕业生进厂，在过去还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但现在大家对于职校的就业预期是非常低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工厂出来后，开始进入外卖一类的行业，所以工厂招工也是非常难的。二十年前的家长，他们面临的是，从农民变成城市打工者，收入其实是大幅增加的，所以也接受自己的孩子去打工。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那些是流动人口的家长，即使现在他们在城市工作，但他们会感觉到，因为可能自己受教育水平不好，所以现在只能去做送外卖这类比较辛苦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又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其实很担心，未来他们的孩子也只能像他们一样去做这种不稳定的工作。当然，这些家长其实也并没看到，现在的白领人群其实也极度的不稳定。现在，我们的城市落户政策，虽然已经越来越放开了，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家庭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能落户。因为他们没有本科的学历，所以要去考完全用不上的一些资格证书，甚至可能要再去读一个所谓的“成人大专”学历，才能满足落户的条件。透镜LENSWAVE：实际上，家长的预期有一个下降过程：二三十年前，农民是非常苦的，他一进城就是一个飞跃，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些年来，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他会发现，他的生活状态也在下降。魏佳羽：至少他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舒适程度应该是下降的。这次访谈的好几个家长，都还是蛮焦虑的，这种焦虑是在家庭生计方面的焦虑。一方面，他们要很努力，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在生活开销中又基本上全部支出掉了。以前大家可能不用付出特别多，就能维持在某一个位置。现在是非常努力地跑，跑完了之后其实还在原地。▌户籍开放后的“分省配额”透镜LENSWAVE：我们看户籍也好，教育也好，现在都开始慢慢开放。对于将来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可能性，你是如何展望的？魏佳羽：如果我们把西安这个事情和当下浙江放开落户这个事情放在一起看，现在整体的社会趋势非常明确，户籍只会越来越放开，因为很多的规划都已经提到了居住地登记人口。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其实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无非是快和慢。

刘大胡子（专栏作者）全文32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当格子间的打工人在围城中焦虑时，他们看到和向往数字游民光鲜的一面，而只有真正“逃离”之后，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透镜LENSWAVE”是与“南都观察家”并行的栏目，在后者坚持理性思考，通过结构严谨的论述来研究问题时，新生的播客栏目会采取相对轻松的、与嘉宾聊天的方式。然而，我们的话题依然会是一贯以来的风格：去观察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去思考和想象各种可能性。对于这档播客，一方面，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面透镜，透过它去看到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中不那么明显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也希望它是一个浪潮，推动着我们向前。近日来，各个省份纷纷放开落户的限制，其中包括浙江、江苏这样的经济强省。1949年来严格的户口政策，在80年代允许人口流动时出现了松动，而这批放开落户限制，则是又一个里程碑。一直以来，户口都与获得公共服务的资格紧密捆绑。80年代以来允许人口流动，却不给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教育，产生大量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上学困难的现象，这一问题到今天，真的可以划上句号了吗？而政策开放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本地居民不满移民，认为他们“抢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资源，其中以西安7月爆发的争议影响最大。政府政策放开后，民间欢迎吗？一直致力于“打破户籍壁垒”“融化冰山”，让流动儿童也能与城市儿童享受同样教育服务的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对于教育、人口流动等问题有多年深入的调研和大量一手资料。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佳羽和我们聊一聊，多年致力撬动的坚冰就这样融化了，他是什么感受？流动家庭的教育现状和决策是怎样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的将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本期对谈-主播：何能嘉宾：魏佳羽（新公民计划总干事）-收听指南-01:12

维舟（专栏作者）主持人：何能全文41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编者按：2023年9月28日，我们上线了透镜LENSWAVE的第四期播客节目：《“为爱发电”靠不住，文化生产要让市场自己“说话”》。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与作家、书评人维舟（点击即可跳转至往期内容）探讨了媒介技术的更新对文化产品的影响、文艺创作者“为爱发电”的不可持续、如何看待文化生产的“爆款”等话题。本文整理自这一期节目的部分内容。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技术变迁对文化产品的影响透镜LENSWAVE：我们从戏剧的衰落开始，发现整个文化市场的变迁其实会逼着文化产品来改变。除此之外，其实一些技术的变迁也会造成依托于技术的文化产品的改变。比如说电影，电影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大家其实有一点像看洋画一样地看稀奇。接着我们开始从中看到国外的生活，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爱情故事。再接下来，当电视出现的时候，电影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有意思的是它目前仍然生存着，只是途径已经换了。之前可能是通过电影，来给大家传达一些平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信息。现在更多的是呈现一种视觉上的奇观化。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不能在电视、电脑上看，你必须到电影院里去体会那种声光的冲击。关于这种依托于技术的文化产品的变迁，您这边还有其它例子吗？维舟：这个其实例子非常多了，比如说最典型的看书。古代的话，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讲，书的功能可能是非常多的，有的人既从书里得到文化水平的提升，看小说又有娱乐功能。因为其实在古代，可能很多人他生活中没有别的，就只有这个。但到现代以后，书籍的这些功能可能开始被其它产品所替代。比如搜寻各种知识，现在很多人觉得已经不需要查工具书，直接上网查就行了，还更快更方便。娱乐功能方面，小说可能仍然有娱乐功能，但是它已经不是唯一能提供娱乐功能的产品了，它有很多竞争者，像电影、游戏、戏剧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文化产品，它在市场上面对更多新技术所催生出来的竞争对手时，它就需要重新定位，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市场上，占据的位置是什么？跟其它产品有什么地方不一样？这其实还是一个市场策略的问题。原来这本书可能就是一切，所有东西都是通过书来获得，但是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爱看书了，就是因为他整天在刷手机、看视频，包括现在连长文章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批判，可以讨论，但是市场的趋势我们得正视。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看我们能够做什么。例如在这个趋势的变动之下，我们会发现书还不可被替代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它的图文，或者是亲子一起阅读的时光。还有一些人，他可能认为长时间看手机伤眼睛。又或者说有一些人他觉得如果想要看深度的内容，还是只有在书上面更好。因为网上很多东西鱼龙混杂，得花大量精力去鉴别，他发现最终还是得读书。总而言之，在这个情况下，一个媒体或者说一个载体它会被重新定义。我再举个例子，像电台也是一样的。电台最早在中国是1926年出现的，在国外大概是1923年左右，到现在刚好100年。电台刚出现的时候，是非常强有力的传播媒体。它非常强的优势是什么呢？以前的媒体全都是平面的、纸质的，所以看这些印刷品首先得识字。但是电台出现以后，只要电线架过去，只要能够听懂广播，你不需要任何阅读能力，文盲也听得懂。所以电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掀起的浪潮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到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慢慢普及，它就衰落了。而且衰落得差不多一蹶不振。因为电视机既时髦又有影像、声音，各方面感觉都比电台强。所以电台大概到了90年代，基本上它已经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媒体了，如果要投广告预算的话，有时候预算连1%都达不到。当时大家如果还听电台的话，基本上只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发现电台有一个不可取代的优势——可以一边做其它事情一边听。尤其是做家务，比如洗菜、拖地板的时候，完全可以一心二用地，把它当做一个背景音乐。电视你好歹要去看画面。不过电台真正的复兴，是在最近20年，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大家突然间又意识到电台的这个好处。我开车的时候非常无聊，但是我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听电台，完全不受干扰。我不可能在那边看视频，也不能看手机，那会出车祸的，但是听电台就没问题。包括其实播客这些年发展起来，部分原因也在这里。就是它可以一心二用，然后又有一些内容，能够谈一些前沿动态，还能给到一些很好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当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某些新的变动出现的时候，例如汽车的普及，一个好像已经过时的形式，突然之间又会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播客其实就是把电台的形式，跟网络结合了。等于说是把电台的内容放到了网络上去。回到我们说的文化消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所谓的这个传统，它其实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关键是你怎么能够捕捉到这种需求，以及很好地去满足这种需求。▌“为爱发电”的局限性维舟：而且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其实在于，它是一个竞争机制和回馈机制。之前我们说目前有些艺术形式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回馈机制中断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它的市场可能也不足以养活它。这两点都是比较要命的。第一点情况下，因为有些艺术家是领工资的，所以他不在乎市场的反馈。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说老实话，艺术家他是不是能够精益求精就全靠他的良心了。第二种也就是何赛飞所吐槽的情况，说晋剧《清风亭》的演员非常辛苦，因为他没有编制、没有工资，只能靠非常微薄的演出收入。所以他其实是一边打工，一边坚持唱戏，他完全是出于热爱。但是“用爱发电”太难了。他可能还面临着自己家人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持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像我之前看的那部《雄狮少年》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些舞狮舞得好的人，他不能只是凭着自己的热爱，而是要有一个机制，能够给他一些回馈。所以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回馈机制其实是一致的。竞争机制让你必须精益求精，你做得越来越好，你才能够在市场里面立足。而如果你做得很好，市场就会以巨大的热情来回馈你。比如说J.K.罗琳，她多少年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当她写出“哈利·波特”系列以后，在全世界热卖，她一下子变成巨富了。这就是市场机制给她的回馈。所谓的“用爱发电”，它看起来好像是自发的，比较简单。但你要想把“用爱发电”做好，实际上比其它方式都要难。因为它非常依赖于一个机制，如果这个机制没有理顺，就很难持续。我举个例子，像维基百科，完全是靠大家自发贡献词条，它向所有人开放编辑，编辑的这些人估计都没有收到过什么稿费。但它居然能够做起来，凭什么呢？人家为什么愿意进来呢？所以在初创期，这个创始人，必须要有一套能够激发大家自发兴趣的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就很难持续下去。而且你会发现就算是维基百科现在也陷入了困难。因为你越做越大了，就算内容不是你生产的，但你至少得有一个服务器，你得有维护人员的成本。视频网站也是一样，像YouTube，还有我们国内，以前像土豆，现在土豆已经灭了，被优酷收购。就是说视频网站，它早期也都是UGC（User

“透镜LENSWAVE”是与“南都观察家”并行的栏目，在后者坚持理性思考，通过结构严谨的论述来研究问题时，新生的播客栏目会采取相对轻松的、与嘉宾聊天的方式。然而，我们的话题依然会是一贯以来的风格：去观察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去思考和想象各种可能性。对于这档播客，一方面，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一面透镜，透过它去看到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中不那么明显的一些事物，另一方面，也希望它是一个浪潮，推动着我们向前。上期节目（点击即可跳转至往期内容）中，我们和维舟老师围绕古今中外文化生产的“既要又要”，试图回应何赛飞之问。文化生产并非空中楼阁，除了市场需求外，诸多因素都会改变其运作机制。科学发展带来的技术变迁方面，从纸质书到电影、电视，再到互联网，媒介技术的更新如何影响文化生产？生产者和商业变现方面，UGC（User

李愚（文化评论者）全文3600余字，读完约需7分钟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时“不孝”，是因为处境艰难必须做出抉择，比如有限的资源，是留给自己，留给孩子，还是留给父母？二姨每每跟母亲通电话，一半时间都在吐槽表姐。表姐1982年出生，离异，有一个读初二的孩子。她中专学历，结婚前做过酒店服务员、导游、私立幼儿园教师。离异后带着孩子住进二姨家，原本的婚姻一穷二白，离婚时也分不到什么财产。离婚前表姐有几年没工作，现在想找好一点的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到超市里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3000元。二姨、二姨夫是退休职工，退休金加起来每月5000元。去年二姨出了车祸，花了几万块，看着表姐一直攒不下钱（主要用于孩子的兴趣班），房贷、物业、买菜、宽带费等都需要帮忙，二姨意见很大，抱怨自己命太苦：难道，孩子得从小养到大？像二姨这样被“啃老”的老人，在当今城市社会时常可见。▌“被迫啃老”有必要先厘清一下“啃老”的定义。以往大家倾向于认为啃老的人“前途一片昏暗，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四肢健全，眼高手低，却甘于腐烂在家中，像蚂蝗一样吸长辈血。”这样的人很难得到太多同情，因为他们有能力而不奋斗。笔者这里谈及的“啃老”，主要是指那些也想努力改变现状，但因无收入或收入低，不得不依赖父母接济的人。这是一种“被迫啃老”。“被迫啃老”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城市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打零工、工资太低，住在家里，由父母补贴开支。一类是农村出生但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租房（或在父母补贴下买房），虽有一份工作，但工资很难养活自己，由父母补贴。还有一类，是农村出生且仍居住在村里的年轻人：种地或经营小本生意，收入太低，仍需要父母做工赚钱补贴。大部分父母还是愿意给孩子一定经济帮助的。中国观念里的“家庭”并非西方后工业社会只包含亲子两代人的概念，而是多代的大家族。子女成年后，父母仍视之为家庭的一部分，家庭经济不会区分得很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啃老”是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观念来衡量中式家庭里的行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代际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之间有很强的责任感：父母倾其所有帮助子女，即使子女已经成年；反过来，在父母老去之后，子女也受到传统孝道的约束和影响，努力恪守“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的义务。就是俗话所说的“养儿防老”。▲

：关于文化需要有大众市场，我很同意。可是对于像是古典音乐，特别是交响乐团，大众的市场可能支撑不起这样一个需要很大投入的项目，还是需要政府的拨款，这个您怎么看呢？维舟

2023年5月，何赛飞在一档戏曲比赛节目中痛批一些院团忽视本剧种培育、青年演员培养的现象，发出“戏呢？钱呢？”的诘问，在网上引发了对传统戏曲发展困境的广泛讨论。传统戏曲在当下的式微和生产动力不足，是众多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从更大的视野来看，文化遗产属于文化生产机制中的一环。当我们试图讨论传统剧种等文化遗产的保育问题时，不妨回到文化生产机制规律的主线上，来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化生产是如何运作的。传统戏剧与其他文化遗产有何不同？近代以来的越剧如何一跃而为“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文化生产如何能“既要又要”，在坚守艺术性的同时，又能赚到钱？从德国古典乐、日本睡魔祭到台湾霹雳布袋戏，我们能从这些成功的文化遗产活化案例中看到什么？请听本期嘉宾维舟带来的精彩分享。收听完整播客请点击下方图片：-本期对谈-主播：何能嘉宾：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收听指南-01:23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整理、撰文、排版：野猪全文58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因为衰老，机体功能退化，老人们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少，能拥有和掌控的生活的部分也越来越少，甚至生命都逐渐成了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生育率的降低、预期寿命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让养老成为当下中国老年人和中年人必须应对的一大难题，一场“银发海啸”呼啸而来。《谁住进了养老院》是一部针对中国养老机构的民族志调查报告。作者将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与照护理论相结合，从时间维度描述中国经历的养老形势变化，从空间维度展示不同形式的养老机构，分析当下养老困境，剖析老年人、家属及照护人员面对的衰老、死亡和照护难题。马美花是玉山老年公寓的非正式代言人。由于她离前门很近，而且头脑清楚，当工作人员需要为访客、记者或人类学家提供该院的第一手生活资料时，她便成为首选。78岁的她，在玉山老年公寓住了快三年了。退休前，她和丈夫在一家手表厂上班，她盛赞丈夫的手艺。她也为自己的能干而自豪，无论作为工人还是母亲——育有三个成功的儿子，其中一个为奥运会运动员教练。她六年前中风，三年后丈夫去世，她搬进了玉山老年公寓。马美花今天特别伤心：“都怪中风。”中风前，她那么能干，什么都会做。现在她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了。但她从来不和孩子们提起她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她说，她不想让他们难过。今天本来是孩子们该来探望她的日子，但天气太热了，马美花跟儿子们说今天就先别过来了，虽然在过去的一周里，马美花一直盼着这一天。那是五月的昆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马美花坐在养老院临时停车场旁的一小片阴凉中，她的这番话听起来让人有一种特别的感伤。玉山老年公寓是昆明市的一家私营养老机构，在这里大约住着三百位像马美花一样的老人。这些老人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他们有的健康独立，有的需要护工24小时贴身照顾，有的积极乐观喜欢给自己找点乐趣，有的对剩下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激情，有的总有家人来探望，也有很多始终一个人沉默。根据中国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65岁以上）将达到总人口的23.8%。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困境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很多人来说，衰老代表着行动困难，直到不被任何人需要，在这个飞速旋转的时代和社会中失去价值。而在老人眼中，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老年生活的真实图景和困境具体是什么样的？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葛玫透过老年人的眼睛，记录下关于衰老和照护的日常。经过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访谈，葛玫写下了《谁住进了养老院》一书，试图回应上面的问题。▌“我不敢叫他们来看我”和其他地方一样，周末的养老院是最热闹的。周末的走廊上会挤满来探望的子女和配偶。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和换洗衣物。家属们一般会帮老人们梳理头发，陪着父母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电视、织毛线、吃零食，或者带着父母在院子里慢慢散步。见到老人，子女们最关心的部分主要在于手部、脸部、衣着和胃部——老人们是否干净整齐，是否吃饱穿暖。而对老人们来说，家属的探访成了一种时间度量单位，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被孩子们的来访分成一个个小段。马美花经常说，她多欢喜儿子们来看望她。在马美花心中，儿子们一周一次的例行访问是他们孝心和关心的象征。然而在访谈中，有次当作者提及马美花的儿子们马上就要来看望她时，她却说：“来看又有什么用？”马美花阿姨的这种矛盾心态在养老院的老人们之间十分普遍。在大多数情况下，养老院中老人们的情感需求远远大于子女们为他们提供的情感价值。就像上文提到的，虽然老人们期待着家人们的探望，但子女们的探望往往更聚焦于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物质条件是否良好，相比之下，老人们的情感需求则容易被忽视。在他们心中，时间成了传递情感最直接的度量衡。孩子们肯花在陪伴上的时间越长，来得越频繁，老人们就会觉得获得了越多的关心和情感链接。作者曾在玉山老年公寓提问一群老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一位阿姨立马笑着说：“关心我”，其他老人也纷纷表示赞同。因为衰老，机体功能退化，老人们能干的事情越来越少，能拥有和掌控的生活的部分也越来越少，物理层面的世界其实正在一点一点对他们关闭。原来身体条件还能支撑一次远程旅行，随着时间的流逝，病痛找上门来，走出小城变得困难，然后收窄到走出院子，走下楼梯，走出自己的房间。而同时，他们的精神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在一点点收窄，老人们只能安静看着自己的叶子一点点掉光。这时，家属几乎是目前大多数老年人获取情感照顾的唯一来源。而压抑内心的渴望，也许是他们那代人最习惯、最擅长做的事情。即使再想，老人们也很少总是把他们的愿望直接挂在嘴上，说给孩子们听。他们更擅长的是安静地数着日子，然后等待。同样住在玉山老年公寓里年近90岁的张威也讲述了他需要子女的这种矛盾心态。张爷爷本来和女儿住在一起，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门两周，商量怎么安置张爷爷。尽管女儿没有和张威说自己的顾虑，但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和女儿说，自己住进养老院比较好。现在张威的女儿女婿每个周末会来看他，往往待不了一个小时。张威虽然心里期盼着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根本“不敢”叫他们这样。“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什么的。”作为父亲，张爷爷仍然希望自己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但因衰老，时间已经收走了他能付出的所有东西。所以他只能决定尽力做到“不为孩子们添麻烦”。在养老院进行访谈的过程中，葛玫发现，老人们经常骄傲地表示，他们向孩子们索求得多么少。“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张爷爷就认为，自己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了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自由、空间。对于他来说，搬进养老院，和女儿是否孝顺无关，这只是他给予女儿关于“解放”的终极礼物，而由于是他坚持选择住在养老院的，这样女儿接受他住在这里也无损于孝心，反而是一种顺从。一天，葛玫在养老院中偶然看到了这样一对母女，一个女儿在探望完母亲后，在离开的时候停下和其他老人聊天，他们都称赞她来得勤，是多么孝顺的一位女儿啊。她笑着说：“告诉我妈啊！”她解释道，母亲总是发短信或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才能来探望，哪怕她当天才来过。而另一位老人则表示，其实人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心灵永远在渴望爱和关怀，而对这些老人们来说，它们是藏在心里更深、更小心但更强烈的愿望。▌“这活很苦，但我还干过更苦的”马美花在玉山养老公寓的护工孙女士是一个胖墩墩，大约一米五的中年女人。她一般不苟言笑，话也很少，行动干脆利落，以至于有时行为会有些粗鲁或者不够细心。但老人们几乎很少因为她的照顾不周而感到不快，因为他们知道，她肩负着相邻两个房间，四男四女八位老人的照护工作。在一次喝下午奶的时候，孙女士叫马阿姨快点喝完，好让她洗碗。马阿姨听话地把牛奶一饮而尽。而护工回来后，马阿姨叫她帮忙添点热水，护工正在打扫房间，叫她等等，但扫完地后，她看都没有看马阿姨一眼便离开了。护工是使当下养老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目前我国的养老产业发展更偏向于采取护工照料而非“保姆”照料。但在很多时候，“护工”作为养老系统运转的润滑剂，被卡在一个颇为尴尬的位置。在目前的养老困境中，护工、老人与现实之间有重重矛盾需要跨越。其中最显性，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角色矛盾带来的信任问题。从不少家庭和子女的角度出发，由护工照顾老人往往是一种无奈之举。家属往往会对护工带着一种天然的忧虑，比如担心护工是否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人，是否会欺辱老人、不尊重老人，甚至在部分情况下会担心父母被护工骗取钱财。然而，这些忧虑往往来自护工与照护行为之间的角色矛盾，照护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化”、需要投入足够感情的行为，而护工对自身身份及工作职责的认同经常和家属的期待是相冲突的。葛玫在《谁住进了养老院》中提到，很多时候，护工会说他们把老人“当作自己的家人”来对待，但这通常是在行动上而非情感上，喂饱老人，保持老人的身体洁净和健康照护，工作就被认为达成了。另一方面，照护又是一种难以直接评估和量化的服务形式，“态度好”、“上心”、“心细”、“勤快”往往是评价护工工作质量的常用标准。上文中提到的马美花在玉山老年公寓遇上的护工可能明显不是大家印象中做得好的那一类。但其实，养老机构里，护工所承担的工作负担已经非常沉重了，与繁杂枯燥的工作对应的，则是不匹配的薪资待遇。这也是关于目前护工现状的另一重要矛盾。在部分养老机构中，老人和家属对护工提供的照料并不满意，而在护工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了。41岁的丁女士是安宁疗护病房的一位护工。她已经做护工7年了。这份工作是她朋友介绍给她的，当时朋友就告诫她“这是一份脏活儿。”但她太需要挣钱养家了。她每隔一天就要上夜班，从下午两点上到早晨八点，一个月挣1400元，工作还很不稳定。在一些养老院，护工们需要一天24小时待命。虽然薪水低，工作时间长，但很多人都表示这并不是他们做过最差的工作。杜朵多也是在养老院工作的一位护工，她知道当护工很辛苦，工资也很低，但她表示，她还干过很多更累的工作。她当过农民，开过快餐店，开过烧烤摊，当过建筑工。对她来说，工作中最难的部分，是要照料八十公斤还不止的男人。老人跌倒了要扣钱，还时不时拖欠工资。她每月只挣2450元，有免费食宿，但需要一天24小时在岗。《谁住进了养老院》的作者葛玫针对养老机构的照护矛盾问题，提出了一个概念——“关注能量”。她认为照护并非一样东西，而是通过关注来激活和传递的能量。在养老院中，人人都在争夺这些有限的关注力。和老人的子女们一样，护工最有限的资源即是时间，同样，时间也再次成为了衡量“关照”的唯一标准。“‘按时标价’导致了护工更重视‘身体护理任务’大过关心人本身。”家属们一般会选择提高一点费用，来试图保证更高质量的照护，而老人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在和葛玫的访谈中，马美花很少提起她那位脾气不太好的护工孙女士，但只要提起她时，马阿姨一定会确保孙女士听见。有天下午大家聚在一起时，马阿姨这样形容她的护工：“她就像我女儿，特别勤劳、特别好。她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给我们穿衣服，给我们洗脸，给我们刷牙。她每天都要给我们擦屁股。然后‘我女儿’会弄早饭、洗碗、喂药......非常辛苦。我愿意跟这些护工一起住，不跟我的孩子一起住。因为护工把我照顾得更好。”贫穷和不公与照护现实如影随形，往往最需要照护的人，是最无力承担费用的人。安娜玛丽·莫尔在关于照护实况的著作中写道：“觉得总写照护的好处太乖巧、太安逸。也有坏处该写的，但怎么写呢？在当前的环境下，批判又是没必要的。”在照护关系中，老人无疑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照护工作者们也整体处在一种弱势地位，所以我们到底该如何讲述他们所经受的辛苦，辛酸和暴力，又如何关注老人们内心的孤独，被忽视的需求和痛苦？▌“我觉得死了好得多，但这不由我”在幸福晚年老年公寓里，《谁住进了养老院》的作者葛玫听张爷爷讲述了六年前他妻子离世时发生的事:“吃完晚饭，她突然瘫倒在床上。我大声呼救。做心肺复苏的医生问我‘要救她吗？’当时我的脑子嗡嗡地转。我想的是，到这个地步了，救她也没用了。但我怎么回医生？我知道救她没有用，但如果我说不救，她就死了。我的孩子，我的儿女们不会理解我的选择。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会叫，‘你为什么不救妈？！’对吧？我怎么跟他们解释？”当时，张爷爷的老伴虽然被救活了，但再也没有恢复意识。如今年届九十的张爷爷已经和家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他不想被救活。“要是我再生病，最好他们不要说，‘快，送他去医院！’我90岁了，生命基本到头啦。”养老院和其他任何生活场景还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不同，衰老之后紧随而至且无法阻挡的，就是死亡，养老院则是比其他地方距离死亡更近的一个站点。而在死亡这件事本身之外，葛玫提出在养老院中，“慢性生存”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种现实。她认为，“慢性生存”和其他慢性疾病一样，“是指一种原本良性的症状，扩张到超过主观上太多或者太久的边界，成为一种病态。”这不仅是指带病生存，也是指生命本身成为一种有害的状态。玉山养老公寓的万叔叔非常理解这种“慢性生存”所带来的无助与痛苦。62岁的他十几年前中风，生活状态从此改变。他很少喊叫和抱怨，总是静静地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他静静地埋在臭烘烘、不换洗的衣服里，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情况也不总是这么糟糕。第一家养老院还行，但有一天他女儿来了，告诉他得搬走，费用太高了。她收拾好他仅有的几样东西，然后他们驱车离开。他说：“我还以为我们要回家了！”而今他嘲笑自己的天真，这引发了他剧烈的喷嚏、咳嗽和气喘吁吁。待平复呼吸后，他擦了擦嘴，继续讲述。他已经两年没见到过女儿了，不过他理解。女儿对他说过：“爸，你中风的时候，住院费要10多万。我能怎么办？”她把他丢在玉山老年公寓，然后消失了。女儿停付费用后，管理人员把他从一楼搬到了三楼的房间。这家公寓没有电梯和坡道，所以每天早上护工会把他的轮椅和90公斤重的身体搬下楼，每天晚上再把他拉扯上去。当他发现向管理员报告摔倒没用时，便不再报告。万爷爷的生存状态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老人们面对这样的现状，他们摆出的态度无一例外是承受、忍耐，然后等待。“你什么也做不了啊，什么也做不了啊，你只能服从这个样子，什么也做不了啊。”在步入生命的末期时，在抵达生命最后的终点死亡之前，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们往往首先需要面对“失联”这一环节，即和赋予他们生命积极意义的人与事物逐渐失去联系。文中提到的马美花、张爷爷和万叔叔都经历了从之前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中剥离出来的剧烈痛苦，既有的社会关系凋敝，甚至被家人抛弃，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只会需要别人，而不再被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需要了，所以从其自身的角度也很难认可自己存在的价值，生命逐渐成了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在身体的死亡真正来临前，老人们其实已经经历，并接受了缓慢而痛苦的社会性死亡。就连比较健康的老人，也担心以后因为身体情况变得多余，成为家人的累赘。幸福晚年公寓的一位老奶奶想起这些事情时，是这样说的：“我不想从死里被救活，我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我的手就好。”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讲起她写作的目的，她说：“我并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出于对重大不幸、重大丑暗和重大失败的尊重。”这本书的译者则在译后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或许，这就是我们面对衰老、面对养老困境，面对死亡能摆出的最好姿态了：“老年人是每个民族，每一代人的历史。在老年这个黑洞般的战场上，老人、家属、医生、护士、护工、社工、学者、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艺术家......人类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前仆后继，一批批上阵，一批批牺牲或撤退。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打一场必输之仗？因为养老是一场全人类的战役，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稻菽千重浪：人的逻辑和算法的逻辑：孙萍、何思齐对谈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https://mp.weixin.qq.com/s/TDtD660sktL19gidtWhkKA[3]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书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更多文章

薛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全文27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这几天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邢斌老师所写的文章《2022年冬，我在临沂城送外卖》（以下简称邢文）引发广泛关注，阅读量巨大。有朋友转发给我。我利用早上在机场候机的时间阅读学习，有一些感想，于是写了一个较长评论，在朋友圈发布。评论引发不少朋友的关注以及讨论。有好友说朋友圈言论属于私域，流传不广，但相关话题具有公共价值，建议我将评论略加改写，在公号发布，便于转发评论，便于参与讨论。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另外考虑到在与几位学界朋友的讨论中，对邢老师文章涉及的问题有进一步认识，因此也对原评论略微补充和阐发。这就是下文的由来。邢文阅读量很大，其影响力可能类似《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之所以引发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亲身体验了一个月的送外卖生活（注意是兼职，作者本身的职业是大学老师）。这种体验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比几年前“处长送外卖秀”要更加客观真实，因此也更具分析价值，更容易激发共鸣。邢文提出了一些真实的问题（当然前提条件是其描述的事实客观存在），比如平台对骑手的处罚规则要更加透明，对于违规骑手的处罚数额要更加合理、公平。但作者隐隐约约地对外卖平台存在隐瞒高利润、对商家高抽成以及没有与骑手建立劳动关系之类的批评，我个人认为值得商榷。另外作者指责平台影响了骑手幸福感的获得，似乎更多是感性的情绪而非理性思考的结论。当然，作为沉浸式的体验者，邢老师可以有自己的个体感受，并且完全可以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但我担心的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之下，这样的一篇爆款文章，可能又会被视为关于外卖平台过度剥削骑手与店家、资本无人性之类的例证，从而引发一些后果。为此也觉得有责任加入相关的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关于外卖骑手的收入水平是邢文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对于这一类型的问题，我最近几年研究互联网商业，最大的感触就是其多样性以及分层化的趋势。以北京跑网约车的司机为例，用自家车跑的与租车跑的，其实际收入水平差别很大（因为后者的收入中要扣除很大一笔租车费）。由此导致二者对职业获得感的认知存在天壤之别。头部主播与小主播都是主播，二者的收入水平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与之类似，不同的外卖员群体也存在显著差异。熟练的专送外卖员，与刚刚开始从业的兼职外卖员的收入差别相当大，这其实是很正常的。邢老师本身是大学老师，送外卖只是兼职（出于体验和研究的目的），因此其用来锚定的兼职收入水准，从常理来说就不可能是很高的，只能类似于蓝领初阶的计时工。注意，我不是说兼职外卖员不应该获得高收入，但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兼职，收入水准必然受制于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一厢情愿、希望高就能够高的事情。邢文中提到，外卖平台的单子质量有高有低，但是其作为兼职外卖员的单子，质量往往不好，不能与专送外卖员相比。这算不算平台某种形式的算法歧视呢？从逻辑和商业规律看，平台这么来分配有其合理性。因为平台需要维护其核心的优质的外卖员队伍。对于兼职的外卖员，可能干几天就跑了，干几单就不干了。这种情况平台肯定要采取鼓励性的措施，通过派单算法机制，来稳定其核心的业务团队。这无可厚非。当然就算法而言，平台也需要兼顾多种因素，不可能只考虑单一因素。这也正是平台的派单规则非常复杂、技术性非常强的原因。由派单机制导致的收入水平的差异，也在事实上成为平台积累、筛选其核心外卖员队伍的工具。关于外卖员的工作强度问题，的确是一个真实问题。这也是平台在未来需要予以重视，需要关注和改进的。但作为兼职众包的外卖员，其工作的特征恰恰是弹性的，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是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平台对其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对于兼职外卖员（众包外卖员）这一部分，工作时长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外卖员自身的某种责任意识。因为他可能在多个平台同时注册接单，某一个平台限制其接单，并不能起到强制其休息的效果。这也是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源。说通俗一点，某人为了多赚钱，下班之后，打好几份临时工，过度的劳累导致其身体健康受损。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其自身对于健康的责任意识，而非谴责向其提供兼职工作的单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在同样的外部约束条件下，有些人玩命地连夜干，根本不休息，有些则比较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与协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谴责公司或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的负责任的健康观念。邢文中质疑外卖平台亏损的真实性。他甚至还粗粗为平台算了一下账。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很了解平台生态的复杂性。为了吸引流量，平台搞各种大规模的补贴，为了维持APP的打开率、活跃度，要补贴不赚钱的其他业务线，比如共享单车。这些都需要钱。另外现在程序员的工资非常高，有些特殊的专业人才，比如算法工程师的工资动辄几百万起步。还要加上算力的配备，数据的存储、计算和运用，这都意味着巨大的开支。在没有实证数据的情况下，去质疑平台财务造假，我不认为是严谨的。邢文中还提及抽成的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也很多，批评平台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但从市场机制来看，一种交易模式能够长时间持续，大体上能够说明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利。目前很多餐饮店，转型主打外卖业务，压缩实体店营业面积（比如我喜欢的安妮餐厅五道口店就是如此，门面小得不得了），控制在店的服务员数量。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平台对其赋能效应很明显。说白了，不能简单地以一种静态的思维，在传统以堂食为主的饭店定价的基础上来计算餐饮外卖的提成。因为后者的成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场地、人员费用。饭店一旦进入外卖场景中，其成本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的利润点也会发生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一直不主张一刀切地去评价外卖平台的提成是否过高的问题，而是应该由市场决定，相信市场的力量和能力。在不少时候，我们对于各种“全称判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如果不了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就容易以偏概全。最后，落到邢文可能的立足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能够反映的只是其基于独特身份的一种个体体验（包括文章中提到的，对其服务表示感谢的人数，红包打赏的数量，都是很个人化的，如果换一个人，可能打赏红包特别多，感受会很不同）。将这种体验表达出来，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是平台“众生相”中的一幅。而且作为学者具有表达的能力，普通外卖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和渠道。所以类似的“田野文章”越多越好。但其价值也就限于此，不能一惊一乍的。如果把这篇文章看做是控诉平台“周扒皮”本质的实锤、铁证，形成某种舆论“风暴”，似乎就有些过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基于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客观事实，能够真正尊重市场逻辑，尊重经济规律，来形成治理思路，而非基于道德直觉，基于个案基础上的爆款新闻、爆款文章来推出应激性质的治理政策，那就是我们走向成熟的表现。*原文标题为《如何客观看待外卖员收入水平以及工作强度？》，本号经作者完整授权后全文转载。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第一期节目中，我们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熊丙奇院长围绕高考这一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包括高考从选拔到评价功能的转变、大学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定位变化、什么是多元评价以及如何作多元评价、如何推行大学录取的招考分离，等等。第二期节目，我们将在上次讨论的基础上继续探讨高等教育相关话题，例如怎样办出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如何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如何转变大学功利化倾向，等等。希望与听众朋友们一起思考高等教育真正的功能与意义。1:00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书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更多文章

一叶（撰稿人）全文49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就像赵芮说的，“讲租房，其实是在讲工作。”独自在异乡闯荡的毕业生，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在经济能力范围内，都会尽量住得离公司近些。人追着工作跑，人在哪，家就在哪——此时，“家”不再是一种确定性的象征，反而成为不确定性的隐喻。▌第一笔“账”五月的广州炎热多雨、蝉鸣阵阵，开心正在度过一个忙碌而烦闷的毕业季——找到工作，赶完论文，万事俱备，只差有瓦遮头。她跟朋友打听了广州租房的市场价，估摸每个月1500-1800元就能在公司附近租到还不错的房子，负担不算太大。然而，当开心真正迈入深不可测的租房市场，才发现，心水的房子是“另外的价钱”。对大学毕业生来说，租金是他们对租房这件事的第一层想象，这层想象很大程度上关乎他们初入社会时的幸福程度。58同城、安居客近日发布的《2023年毕业生租住报告》显示，10%-20%是毕业生理想的租金工资比例。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显而易见。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30个重点城市房租报告》，2023年5月，全国30个重点城市房租收入比高达29%，这意味着租客需要掏出近三成的工资收入用于租房。“不超过三分之一”，这是两年前刚到上海的无牙仔了解到的合理房租收入比。头几个月3000元的实习工资，交完房租所剩无几，看着几乎被清空的工资卡，是无牙仔对上海高昂房租最有实感的时刻。比一些人幸运的是，无牙仔和伴侣一块合租，租金负担也因此减轻不少。租金预算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毕业生选择的租房方式。《2023年毕业生租住报告》指出，合租是54.7%的毕业生选择的租住方式。之所以更倾向合租，首先是因为较高的性价比，对留在一线城市的毕业生尤甚。开心觉得，“在广州，你自己租一个单间，跟合租一套两房一厅，价钱是差不多的，甚至合租会更便宜，那为什么不选空间更大的房子呢？”其次，室友之间的互相照应也是毕业生选择合租的主要原因。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身边不乏留在当地工作的同学朋友，他们在毕业前结成三三两两的租房小队，在离各自工作地点路程差不多的区域整租一个套间。跟熟人合租，知根知底，至少话能说到一块去。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个头晕脑热或者意外突发的时候，身边有人傍靠一下，大家互相照料，总比一个人“漂”着强。既然朋友同学间都有在同一个城市租房的需求，又能避免和陌生人合租的种种麻烦和风险，一起合租，何乐而不为？毕业租房这笔“账”，有人用理智算，有人用感情算。出于对学校周边环境的熟悉和对母校的眷恋，一些毕业生选择住在学校附近。两年前，在北京某高校上完本科的天胡，为了能守着学校，守着跟昔日同窗好友的联系，特意选了一份办公点在学校周边的工作，顺理成章地，天胡拉着两个同学，到学校对面一个比较新的居民小区里，合租了一套三居室。在一眼看得到的租金之外，很多隐形的租房支出，是刚走出象牙塔的毕业生难以料及的。水电费，是除了租金外，最直接影响生活品质的租房支出。当前租房市场通行两种水电计价方式，“民用水电”和“商用水电”，后者的单位价格几乎是前者的2倍，其中“商用水费”一般在4.5-8元每吨，“商用电费”一般在1-1.5元每度。连锁公寓、城中村出租屋是按“商用水电”计价的两种主要房屋类型。事实上，监管的空白让“商用水电”成为许多大城市城中村房东宰客的借口，“水8（元/吨）电1.5（元/度）”几乎是广东城中村（主要是深圳、广州两地）的“行规”。城中村出租屋标配五级能效家电，一方面因为便宜，另一方面能赚取更多的电费差价。社交媒体平台上，不乏城中村租客发帖抱怨，天热时空调一开，月电费飙升至五六百元。即使连锁公寓的水电计价相对规范，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无牙仔现在租的公寓，每度电1.6元，每吨冷水5.5元，所幸屋内电器能效等级低，夏天用电高峰时，每月电费最多300元。而今年从小区房搬到公寓的天胡坦言，一块多一度的商用电费让他很是顾忌，“前一段最热的时候，我都不舍得开空调，晚上入睡前最多定时开俩小时。”房子有房子的价码，生活有生活的账目。入住后，开心耗费三周才解决好上网和喝水的问题，她称之为“三周迈进现代文明人生活”。除了网费、桶装水之类的日常生活支出外，其他要用钱的地方也是这些缺乏独立生活经验的毕业生想不到的。最近，开心给客厅空调做了一次维护，花了200元，才知道加氟原来这么贵。租房，是大学毕业生要算的第一笔“独立”账，一道高等数学不会教的计算题。▌找房子房地产中介、公寓APP、社交媒体平台，是目前最常见的三种租房渠道，不同渠道能租到的房子各不相同——整租套间找房地产中介，快租公寓用连锁公寓APP，急找转租上社交媒体。比之前两者，社交媒体平台有更多的租客转租房源，对口袋空空的毕业生来说，意味着省下一笔可观的中介费，诱惑不小。赵芮两年前毕业时，兜里没几个钱，“广州的房租不便宜，拿到第一笔工资时，才知道我配住怎样的房。”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赵芮去豆瓣租房相关小组找转租帖，建了个名为《新家》的电子表格，逐行逐列记录合适的房屋信息以及转租人的联系方式。分析不同房源的优缺点后，她定好了看房的顺序，并逐个致电询问，不料电话那头全是假装租客“钓鱼”的中介或者二房东。▲

现有高考制度如何影响了出生率？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点击图片，阅读更多文章

刘大胡子（专栏作者）全文41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不要用脑子想，要用身体去感受，答案就在你心中。”一场既广泛又精准的收割正在展开。它常常以“做更好的自己”“身心灵修炼”等主题打动销售对象，在社群里强化对方的信仰，最终出售昂贵、漂浮、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课程。所有的这些课程中，“身心灵”是最受欢迎、也是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这种文化早已渗透进大众的语境中，诸如冥想、打坐、正念等专有名词，正在成为都市人的日常用语。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样的课程和训练之中。而这些课程的高频词汇：旅居、邀请、信号、场域、能量、宇宙、连结、玩耍、滋养、当下、扩张、富足——似乎完全是反焦虑的。但也不乏质疑：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消费鼓吹，抑或一种新的割韭菜形式？除了高昂的课程费用，受众无论有什么样的焦虑和困惑，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导师归根结底都能给出同样一个回答，如同诡辩。▌自由、暴富、被爱——被构建出的梦想很多身心灵课程的论调建立在“自我”上，但也由此分化出了三个大主题，自由、暴富、被爱。人们被困在996和格子间里，想要逃离系统的压榨但无路可走时，身心灵给出的答案是“扩张和突破”。比如一篇题为《宇宙法则：打压自己就收缩，给爱就无限扩张》的公众号文章里，导师写道：“你也不用考虑，是不是要离职，创业之类的事情。都不用。只需要对自己生命扩张的力量保持诚实……不管你现在是做销售，做咨询，还是做设计，其实都一样，你的那份独特智慧，才能，生命给予你的力量，自然会展现出来，你只是简单地和它保持一致，就够了。人间的一切，都是这么回事。无需害怕什么，也无需规划什么，简单地跟随生命，把这股力量活出来，一切答案，将会自然浮现。”他们不会直接鼓吹辞职、自由职业或创业，但学员们会把导师作为自己唯一的参照，幻想自己是否有朝一日也可以躺在巴厘岛，做数字游民，成为在那里远程卖课的一分子。而同样被构建出的梦想还有暴富。“谁不想更有钱呢？谁不想吃好东西住好酒店呢？如果不是，那一定是你还有要改进和清理的地方。”“金钱可以使人丰盈，可以让好的事情流动起来。”“人越活越开，钱越花越多。”这自然会吸引很多对于金钱缺乏安全感的人。在一篇题目为《众神归位：醒醒，你该回来头等舱了》的公众号文章里，这位导师写道：“还会有人说：‘可是我没有钱啊。可是我没有你们那么优秀。可是我就是不行呀。如果我就是应该坐在经济舱呢？如果我在头等舱没有座位呢？’我永远只会微笑地看着他。……我会在头等舱等着你。你的位置，也一直在头等舱等着你。”对身心灵课程的质疑中，有人说自己的朋友接触之后办了很多信用卡，并购入了大量奢侈品。朋友认为“信用卡是宇宙爸爸的爱，是宇宙爸爸给他的天使投资，这么做是为了要无限地扩张，尽情地探索，无限地感受爱、丰盛、喜悦的扩大。”也有人说看了财富类身心灵教程的人，为了过上想象中的生活，不惜重金租下豪宅，因为到处借钱而屡被催债。这种论调能够流行，就是因为社会对好生活的定义太过单一。但正如上文提到的文章中写的，这些导师并不会告诉学员怎么才能坐上头等舱住上五星级酒店，也不会告诉学员自己是通过高昂的社群收费才能拥有这一切，而只会“微笑地看着他”。除此之外，还有“有人爱”的需求。如果说“自由”“暴富”至少在表面上不针对性别（但实际上大部分学员也是女性，尤其是没有太多社会经历和自信的年轻女性），“有人爱”，则是直接针对女性的内容。如今在中国，很多女性的意识已经向前一步，这也是她们在亲密关系中无法得到自洽和满足的很大原因。这类课程提供的解决办法是“向内求”，要改变自己，利用男权规则，而不是创造自我的新规则。不仅仅是两性关系，在整个东亚社会，女性被看见、被关注、被爱的次数都太少了。这类课程和社群代替了一部分心理咨询的功能，给女性提供暂时的温暖和微光，也引导女性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我照做，我就一定能被看到，能被爱。▌病态依恋关系下，“社群”的狡猾和危险为什么身心灵课程这种形式这么流行，它们卖座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全球化带来多元化的文化风貌，城市发展不均导致生活差异扩大，代际传承的断裂造成价值观分歧，财富分配波动引发社会阶层流动，而互联网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的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人们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此外，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长时间的工作996、内卷化现象，以及不断追求ddl的压力，这使得现代人很难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心理健康问题逐渐增多，然而，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身心灵产业”的出现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当人们面临具体的选择时，身心灵课程告诉你：“好好宠你内心的小孩，他会告诉你答案的。”“不要用脑子想，要用身体去感受，答案就在你心中。”这些包裹着心理学外壳的话术太能安抚现代焦虑的内心了。这些课程的传播，常常依托于互联网社群，而社群本身，又进一步强化受众对课程和导师的信仰与心理依赖。社群是一个抱团取暖的封闭系统，成员往往是因为相似的处境、信念走到一起。在现实中，有不少暂时陷入生活困顿的或正在承受巨大精神打击的人，无法通过其他努力改变状态，也无力自我支撑，希望能有人拉自己一把，在社群这里找到了心理上的避风港。对迫切想解决精神焦虑的人来说，加入社群意味着归属感，找到了关注和组织。但也是因为这种同质化，在社群里，不一样的声音很难被接纳，导致语言的趋同、僵死和集体无意识，比如反复传递的“夸夸”接龙。加上导师学员关系里本就附带的讨好机制和归属机制，学员和导师很容易形成病态的依恋关系。我曾经潜入过一个这样的社群，里面充满鼓励的话、玫瑰和大拇指，以及对导师的绝对称赞和绝对服从，社群成员甚至会直言对导师的崇拜，绝不怀疑导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梦想成为导师，而导师也在兜售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是我们都该知道，一个缺少怀疑要素的系统是危险的。▌不同的课程，相似的韭菜除了身心灵课程，市面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类似的课程，它们都是针对焦虑的受众而产生的，这个人群，常常是在心理、经济、社会关系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比如，有人在短视频平台教全职妈妈如何在带娃之余直播赚钱。“你们相信吗？我就是靠这么3段话，5个动作，首播当天就做到了几百人在线，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宝妈，一场直播不到3小时，就赚到了5开头的4位数，收入是线下好几倍……”宝妈们买了课程才发现，所谓的“直播赚大钱”，需要有内容输出，有分发渠道，以及很大程度的运气。但对于因为“不能赚钱养家”而在家庭中倍受白眼的宝妈，若有一个既能照护孩子又能赚钱提高家庭地位的机会，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我曾潜入过的那个“形象管理师”的培训社群中，大多数人都是职场女性，几乎都生了孩子，由于要花费精力照顾孩子，因为性别的不公待遇而在职场中遇到瓶颈无法向前，也同样由于照顾孩子，夫妻关系变得紧张。导师在课程里介绍，自己是二胎职场宝妈，从东北远嫁福建，疫情给收入带来冲击。这些都很能让有了孩子、渴望赢得家庭尊重的女性共情。这样的社群通过兜售一种“变美”的理论，即只要女性自己够好够美够强大，就会迎来夫妻关系缓和，甚至可以通过几千到上万元买课学习成为形象管理师，去发展事业第二春。有人投入数十万在提升自我变得更美上，但回报只有几千块。这类课程有一些很显著的共同点。第一，通过社交媒体的渠道兜售，比如抖音、小红书、知识星球、微信群等等。这种课的兜售模式和传销发展下线十分相似：导师先通过卖课攒下第一桶金，通过在社交网络公开展现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状态而强化学员的仰慕。导师自己营造出的状态也是营销卖货不可或缺的一环，用这一套理论发展新的下线，而导师自己也许也会花更高的钱去上更“高阶”的课。像是一个闭环永动机。第二，无一例外，都在鼓励消费。不管是买课充值来充实和提升自己，还是“让钱流动起来，钱越花越有”。今年3月8日，导师一大早就在我潜入的那个形象管理社群里说：“今天三月八日女神节，就算辛苦，不被人看见，就算这个称呼被国人玩坏，我们都值得对自己说一声：谢谢。成为女性，特别荣幸。”我当时在群里问：为什么不直接称呼为妇女节？但无人回复。接着，导师开始了今日的营业：“带大家探店珠宝博物馆，大家在我的视频号预约下。”而她的助教和学员们，排着队发出相同的评论：女神节快乐，蹲住直播间。第三，它们是去政治化的、回避结构问题的。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自2022年以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且根深蒂固。女性失业率仍然高于男性。而即便女性很幸运地拥有一份工作，她们也常常面临不合格的工作条件：2020年以来就业复苏的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非正规就业，每5个为女性创造的就业岗位中，4个属于非正规经济——好比上文提到的宝妈直播；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是2/3。在美国新冠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2020年3-5月，对于“有孩且已婚”就业者，女性就业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是大幅下降13%，远高于男性就业率8.5%的降幅。“女性衰退”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学校复课后，仍有不少女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历史发展周期和框架里本就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通过“向内求”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解决的。但所有这些课程，“身心灵”也好，“直播赚钱”也好，“形象管理”也好，暗示的都是“是你自己不够好”，鼓励在现有的结构中“改善你自己”“让他更喜欢你”。例如，在很多全职妈妈眼里，最好的“就业”方式是成为短视频母婴博主，在带娃之余能有空赚些钱补贴家用。我曾和一位目前正在做母婴博主但希望成为形象管理师的全职妈妈聊天，她提到了很多次“平衡”，平衡事业和家庭。她强调，男性也在平衡，平衡家人的情绪。“我赚的钱不是那么重要。我身边的男性工作很忙，顾不了家，但休息日是奉献给家人的。”虽然这些课程大多都打着女性主义、“女性要做自己”的旗号，但兜售的内容仍然是一种父权审视，让弱者更加强化慕强逻辑：你只有足够有钱足够强大，你才能有话语权。这些针对在时代急速变化中的焦虑而设立的课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心理咨询的作用，给学员提供关注、理解和暂时的支撑，但从更宏观的视角，它避开结构性的问题，鼓励她们检讨自身，迎合现有的框架和话语体系，同时让“导师”赚得盆满钵满。而被收割的韭菜，在美好的泡泡里，感觉自己又茁壮了一点。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采写/李沁桦编辑/计巍本文经北青深一度（bqshenyidu）授权转载全文8300余字，阅读约需17分钟从儿子小学入学时候起，黄妹芳就想在深圳落户。当时的黄妹芳只有高中学历，她只能在这场积分落户考试中尽力考到100分。这场考试有三个“科目”，名字分别是年龄、社保和学历。她需要像跑马拉松一样，在每一个赛程中，计算艰难而漫长的加法。▲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千千律师事务所全文1300余字，阅读约需3分钟中国在146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07位，相较于去年（第102位）下降了五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三个维度的得分下降。6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3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平等状况已经恢复至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但随着多重危机阻碍了前进的步伐，全球性别平等进程已经停滞。与上一版报告发布时相比，总体性别差距仅缩减了0.3个百分点，而自2006年第一版报告发布以来，性别平等状况仅改善了4.1个百分点，且总体进步的速度正在大幅放缓。因此要想消除总体性别差距，还需要131年的时间。本次报告收录146个国家的数据。性别平等总体上的进步是因为进一步缩小了教育程度的性别差距：在指数覆盖的146个国家中，有117个国家至少消除了95%的此类差距。与此同时，经济参与和经济机会方面的性别差距迄今缩小了60.1%，而政治赋权方面的差距仅缩小了22.1%。中国在146个国家中综合排名第107位，相较于去年（第102位）下降了五位。主要表现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三个维度的得分下降。在教育程度方面，中国的性别平等水平达到93.5%（去年为93.6%），识字率、中等教育入学率的排名有所下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实现了完全的平等，仍位列世界第一。在经济参与和机会方面，中国已经缩小了72.7%的性别差距，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达到81.5%的平等水平。在政治赋权方面，中国实现了11.4%的平等，其中女性部长占比为4.2%，女性议员占比为24.9%。另外，我国在出生时的性别比例仍然较低（89%），这影响了在健康和生存子指数上的平等水平（93.7%，全球排名第145位）。和上版报告发布时相比，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性别平等状况退步了1.6个百分点。在该地区的19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自上版报告发布以来提高了得分，有8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有所退步。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该地区需要189年才能实现性别平等。此外，本次报告提及，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状况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全球范围内，女性劳动力增加的速度要快于男性劳动力，这使得自2022年报告发布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平等状况出现了小幅回升（63%-64%），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仍然很大且根深蒂固。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女性失业率继续高于男性，全球女性失业率约为4.5%，男性失业率约为4.3%。即使女性获得就业，她们也常常面临不合格的工作条件：2020年以来就业复苏的很大一部分可归因于非正规就业，即每5个为女性创造的就业岗位中，4个属于非正规经济；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是2/3。“性别平等状况恢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固然令人鼓舞，但女性依旧承受了当前生活成本危机和劳动力市场冲击所带来的大部分压力，”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Saadia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撰文｜张天祁编辑｜李珊珊全文60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高考和报志愿固然重要，但是不仅要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更要考虑一个人更漫长的人生时间线上更想做什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如何去实现。高考志愿选择年年都是热门话题，今年高考报志愿这段时间，各方对于“天坑专业”的讨论格外热烈。张雪峰的一句“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会把他打晕”激起了持久的舆论热潮，这不仅是因为张雪峰的影响力，更是源于对专业选择的普遍焦虑。家长和舆论场对专业选择的焦虑，说到底还是对未来就业的担心。近年来，就业观念和专业选择观念比起过去要更加现实甚至功利，对专业的评价也多了几分苛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综合了多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数据，在今年5月发表了一项回顾历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变化的研究。2003到2021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一直最看重“发展前景好”，但“利于施展个人的才干”地位逐渐下跌，从第2位跌到第5位。最高到过第3位的“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路下跌到第7。“福利待遇好”“经济收入高”“工作稳定”后来居上，抢占了2、3、4位。也就是说，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待遇、福利、工作稳定这些“硬指标”，成为了选择工作的关键，至于个人的才能和兴趣重要性则有所下降。按作者的总结，数据显示出“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超过个人价值[1]”，就业的选择越来越现实。这在专业选择的观念上也有体现，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2013年到2022年的这十年间，百度高考大数据前5热门的专业中，工科类占比逐渐提升。2013到2014年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而到了2020年，前5中工科已占据四席[2]。▌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不选文科了舆论关注度可能还不足以准确地反映专业选择趋势的变化，毕竟对于新兴专业大家会更愿意去了解，搜索热门也未必代表报考时的热门。但从现实的报考数据来看，热门专业也在变得更抢手。2017年，复旦大学胡安宁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家庭出身优越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大学选文科专业。当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每增加1分，选择理工科大类的可能性减小10.33%。考虑到文科专业的平均工资往往低于理工科专业，也能说明高收入、就业好的专业，并不一直是所有考生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郭丛斌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具体的视角。这项研究显示，考虑较高级别院校的“冷门专业”和较低级别院校的“热门专业”时，家庭背景相对优越的学生更容易优先选择学校，而家庭背景弱势的学生，更容易选择热门专业[4]。换句话说，家庭优越的学生更有余裕，不一定要选择最热门和赚钱的专业，而是选择在更好的大学接受教育，在相对冷门的专业慢慢求发展。但今年的一项对于五所不同层次高校2022年新生的研究发现，较低收入家庭子女选择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概率之比分别是较高收入家庭的3.748倍和3.217倍。似乎即使是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学生，现在也失去了选择冷门专业慢慢发展的余裕和耐心，转而追求前景更明确的热门专业。好大学已经不够了，必须要选择好大学好专业。论文作者认为，这一方面来自新高考改革采取专业加院校的录取方式，强调了专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的猜测则是，这次调查的考生省份都是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疫情对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和未来预期上的冲击可想而知[5]。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目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实验室做访问教授的叶晓阳，连续多年在做免费志愿咨询工作。在他看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能要求的提高，以及就业竞争的增加，学生和家长对专业的要求比过去更焦虑，甚至更短视。根据叶晓阳的观察，近几年志愿咨询碰到的考生和父母，从高分到低分普遍都为报志愿焦虑，除非分太低根本不考虑报志愿的问题。即使是所谓的高考状元，他们同样焦虑。站在学生的角度，焦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确定专业的未来会如何变化，另一方面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如果能确定自己想要学什么，报志愿的焦虑会减轻很多。两种焦虑的叠加，会引起人固有的行为偏差。叶晓阳解释，当面临不确定性的困扰的时候，人首先极其希望立刻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答案，会更加倾向于去接受短平快的信息。如果有所谓专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推荐或者否定某些专业，考生和家长可能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第二点则是更依赖于外界的建议，考生在压力下往往把选择权交给家长甚至付费志愿咨询。▌追逐热门专业的背后，是对个人兴趣的漠视“焦虑来源于不确定，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选。那解决焦虑的办法只有一个：认真收集、分析信息，消减不确定性。”叶晓阳说。但越是不确定的情况，人越想抓住确定的答案。焦虑之下，一考定终身已经不够，一报也要定终身。学生和家长都在试图用最简单的方法，找出好专业和坏专业，这也让专业的风评变得两极化。两极化之下，很多学生与家长做出的一个下意识的选择便是追逐热门专业。一个例子是，今年报考期间，过去平平无奇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考公的优势被归为“法皇汉帝宇宙机（法律、汉语言、计算机）”，成了文科最受热捧的专业之一。曾经被称为天坑专业的生化环材，在疫情之后由于医药领域的热门有所抬头。前几年火爆的人工智能专业，今年的热度有所降温。这种追逐热门专业的情况，在叶晓阳看来是一个专业选择上的误区。所谓的好坏专业，其实并没有一个大家普遍承认的标准，即便目前普遍使用的就业率等等标准，也只能说明其目前的就业情况，几年后的就业前景，甚至几十年后的发展前景，其实并没有人能说清楚。而目前扎堆热门专业导致相关录取分数线飙升的情况，更像是整个社会情绪酝酿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付费志愿咨询的学生和家长，最追求的是这些咨询“能给解决方案”。有时候这些报考建议听起来还像是不为人知的捷径，能靠信息差给学生带来别人拿不到的红利。但这里缺失的，还是学生自己的意愿。不可否认的是，专业间就业率和收入差异确实存在，而且非常明显。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选择电气工程的男生比选择通用专业的男生，平均工资要高75%，这几乎就是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中国高校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状况，叶晓阳在讲座中分享过华北电力大学的就业数据，发现在2017年该校自动化就业率达到100%，一些专业却达不到80%。哪怕是在最顶尖的大学，专业之间仍然存在平均（短期）回报的差异。叶晓阳利用北大清华毕业生工资分布数据发现，平均月薪最低的专业的毕业生，没有月薪超过1万元的；平均月薪最高专业的毕业生，则有不少月薪超过1万元。另外，高收入专业的收入也只是平均值，然而，专业之间的平均回报差异，可能远小于专业内部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也是在上面这个北大清华的例子里，即使是平均月薪最高的专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月薪落入了一万以下，和平均月薪最低的专业拉不开差距。平均最低专业的毕业生如果成为行业里收入最高的一部分人，收入在高收入专业里也是中游水平，高于那些高收入专业、行业里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再考虑到高收入专业和低收入专业的高考分数差距，专业带来的增值可能没有印象中那么夸张。从这个意义上，只考虑专业前景往往是不够的，叶晓阳表示，如果一个学生选专业不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不认真考虑兴趣、特长、能力和对未来的规划，就不可能找到⼀个属于自己的“好”专业，毕竟，大学的专业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未来几十年从事的职业，相比总在变化的专业前景，可能遵循内心，踏实勤奋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叶晓阳评价：现在借助学生和家长焦虑的付费志愿咨询，强调的还是专业的前景，他们“过分强调了专业的平均前景，而忽略掉了学生的个人特质。我不认为这样的咨询，能帮助每个个体都选择一个合适的专业。”叶晓阳提到了自己和合作者正在进行的一个如何改进中国临床医学教育的长期大型研究项目。临床医学是近几年高考志愿填报中的“顶配热门专业”，但他们发现，有超过20%的临床医学的本科生在本科毕业后不愿意继续医学事业。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错配，不仅浪费了学生五年学习的宝贵时间，也浪费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大量补贴。在叶晓阳看来，如果有更好的机制、政策、帮扶手段，帮助真正有兴趣、有能力从事临床医学事业的同学，选择这个专业，并在专业学习上持续进步，那将是造福于未来若干代人的伟大事业。相比于帮助学生进入到“别人口中的好专业”，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如何帮助学生进入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轨道，才是能够增进社会福利的必由之路。▌自主选择的缺失，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叶晓阳告诉《知识分子》，今年他有一个显著的观察，做志愿咨询时几乎都是家长跟他打交道，直接和他打交道的学生进一步减少了，家长好像包办了一切。那些被家长拉来做咨询的学生，说的最多的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很多学生不知道如何自己主动去探索、去寻找，只能把难题交还给父母，对填报志愿没有经验的父母自然会求助外界，这也是付费填报志愿咨询热的原因。叶晓阳认为，高考志愿选择的过程，实际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规划的过程。启发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让学生自主地做出决策，也是叶晓阳做志愿咨询一直坚持的原则。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年代，没有了公认的最佳选项，这种自主决策的能力无疑是更珍贵的。不仅是在技术上能帮助人做出合适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不会在选项里迷失。只靠依赖父母、付费志愿咨询直接给出一个答案，是锻炼不了这种能力的。但现实是，很多学生放弃了这个机会，反而让家长和报志愿咨询机构替他们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对他们来说，报志愿也像是做一道题，总是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至于自己的意愿、兴趣，自己的人生规划，似乎从来不是重要的事。“实际上报志愿不是像高考一样去做一道答案确定的题目，而是学生自己的选择，由学生自己去整体规划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包括大学毕业过后，未来的职业生涯想要怎么去度过，是这样一个过程。很多人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了。”叶晓阳说。学生把选择权力交给家长、交给付费报志愿咨询机构，得来的往往是这样的答案：“学这个专业容易进本地体制内”“家庭条件一般的学生应该这么选”“是女生就不要报这个专业”，有的付费志愿咨询还会建议女生去哪个专业找对象。这里有社会的偏见、家人的期待，唯独没有学生自身意愿的一席之地。这种自主决策能力的缺失，在叶晓阳来看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叶晓阳曾在访谈节目中表示，我们的社会太过依赖所谓的确定性，以为按图索骥去升级打怪就能一劳永逸；比如考上了清华，就希望孩子一定可以做到高管。太过相信确定性，加上中国大学单一的校园标准，扼杀了学生选择的多元性。学生们更愿意追寻高排名的学校、热门的专业，按部就班地仿效前人，做着随大流的选择。好像有一本人生的通关秘籍，按照它行动就能一步步打通人生的游戏，最终却忘了寻找自己，发展自己。但生活的现实是变数很多的，“人生其实是一个概率性事件，生活不会给我们任何确定性的承诺；它不是去攀登一座确定的山，而是去发明每个人自己的远山。”▌国外的同龄人怎么做的？在选专业这件事上如何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索，逐步了解自身的兴趣，做出合适的选择？美国一项针对几所大学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这项研究追踪调查了47位学生的专业选择过程。在刚入学时，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入读大学前完全没考虑过专业的问题。即使有些人在高中前就有着童年梦想，到了大学他们的想法也不那么坚定了。平均下来，每个人感兴趣的专业有2.7个[6]。但他们不会在这个懵懂的时间段，被催着用几周时间完成专业的选择。按照学校的制度，他们可以在开学选择专业，也可以在大一下或者大二上第二次选择专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的选择开始坚定起来，15%的人已经决定了专业选择。通过一年的学习，这些学生已经对专业和就业市场了解很多，但他们了解更多的是自己。调查发现，决定美国大学生第二次选择的主要是学生兴趣的转变。大部分学生选择专业都是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再谈其他一些现实的考虑。很多人会用“激情”这个词，“学了这个专业以后能做的工作，我会喜欢吗？”是很多学生选择专业的关键问题。因此尽管是自由选择专业，也没有出现大家都去内卷竞争少数热门专业的情况，选择商科这个最热门专业的人只有一半左右。至于专业的薪资前景，只有少部分人最看重这个因素，大部分人薪资的要求是“合适”。当专业薪资平均到达最低门槛，其他选择因素就会占据上风。职业生涯规划课也帮助学生排除一些误解，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课程安排学生进行自我评估、撰写自我反思论文、与感兴趣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访谈、参加招聘会等，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技术，而是心理上的疏导。美国学生其实也有着中国学生有着类似的担心，认为现在选择的专业就等于以后的职业，因此对选择专业很犹豫。但生涯规划课老师用自身还有嘉宾们的例子告诉学生，职业道路其实是多变的。上过这门课之后，很多学生表示感到安慰。和国内把专业选择和人生绑定的气氛相反，这门课上没有“一报定终身”这种说法，而是告诉学生选择一个专业，并不意味着签订一份永久合同。专业选择是人生的重大选择，但在所学的专业之外，生活中仍然有“做其他事情的空间”。中国部分大学也有大类招生入学，大二分专业的制度，但大类招生往往没带来对学生自身特点的了解和发掘，反而是逼着学生在大一为高分专业继续内卷竞争。叶晓阳表示，中国大类招生受到最大的限制是学生的专业选择不自由。大类招生考入学校，不意味着之后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各个学校专业分流的方案也非常不一样，有些地方必须竞争GPA。这造成学生的行为出现了偏差，比如出现所谓的“大一再战一年高三”现象。相似的制度，却给人一种南橘北枳的观感。这种短视，带来的是对长期教育的忽视。叶晓阳经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时间是一个连续变量”，无论高考和报志愿有多重要，不要过分地去划分时间节点。高考和报志愿固然重要，但是不仅要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更要考虑一个人更漫长的人生时间线上更想做什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能力，如何去实现。从最实际的效用函数来看，如果学生们“升级打怪”的下一站是本科毕业后的出路选择，不管是读研、留学还是工作，以本科三年级结束的时间点来计算，下一阶段的征程已经不足三年了，也已经在志愿填报或者等待录取结果的或焦急或喜悦的夏日里悄悄开始了。这也是长期教育培养的目标，关注长期，关注自己想做的事情，积极行动，或许就是抵抗焦虑环境的最佳方法。参考文献：1.岳昌君.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关胖不胖”关不羽（财经作者）全文约3500字，阅读约需7分钟底层打工人付出了双重代价，搬家找房源的“皮鞋成本”，和房租上涨的经济成本。始于五月中旬的深圳白芒村统租房项目终于按下了暂停键，然而争议并没有结束。这一备受争议的统租房项目，依然有不少支持者，他们支持的理由还是那两条：城中村影响市容市貌，统租改造有利于城市发展；国企下场搞统租，一定会管控租金，是对底层人的福利保障。在支持者看来，白芒村推进统租暴露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技术性问题，充其量是“改革阵痛”。他们认为是舆论干扰了统租事业，愤愤不平。其实，他们高看了舆论的批评。有没有舆论的批评，这个暂停键都是要按下去的。他们想要的目标本来就是水月镜花。▌不得不按的“暂停键”白沙村统租房试行启动后，本该被保障的底层打工人，却成了受损最严重的一方。纳入统租范围的房东赶人，统租范围外的房源顺势涨租金。底层打工人付出了双重代价，搬家找房源的“皮鞋成本”，和房租上涨的经济成本，心力交瘁，令人唏嘘。不少愤怒的评论者指责这是以统租的方式变相“驱赶底层”。这应该是错怪统租房的操盘者。毕竟统租房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作为福利保障性质的公共事业，“驱赶底层”还谈何福利保障？更何况房租上涨不只是对租客造成伤害，还会导致收房成本持续增加。这显然是操盘者不愿意看到的。深圳的统租房方案规模很大，周期很长。清租一波，周边的房租就上涨一波，以后的收房成本大涨是不可避免。如果操盘者真要以统租房作为“驱赶底层”的方式，只会搬石砸脚。收房成本滚雪球式的上涨，会让项目难以为继。因此，白芒村统租房的急刹车并非意外。折腾底层人民的道义压力，和成本大幅增加的经济压力之下，这个“暂停键”是非按不可的。白芒村的操盘者还是把市场想简单了，他们没料到大规模收房的大进大出，对市场造成了如此大的冲击。这不是技术性问题，“清租难”是深圳统租房模式绕不过去的坎。供需关系变化造成价格波动，清租阶段的赶人必然导致供给减少、需求增加，房租上涨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想要避免租客大进大出造成市场冲击，就要在收房清租时，提供房源的替代供给。可是，增加替代的房源供给谈何容易？如果能做到，又何必搞统租呢？没有替代房源，又想缓冲清租过程的市场冲击，要让租金少涨点、涨慢点，操作上就要细水长流——拉长清租周期，缩小每次清租的规模。深圳的城中村装了1000万人口，占城区面积的20%，这得搞到猴年马月？清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城中村改造落地遥遥无期。深圳市住房建设局的消息称，今年深圳全市计划通过城中村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筹集保障性住房5.2万套（间），约占全市城中村租赁住房总量的1%。1%都搞得鸡飞狗跳，还要再降速缓冲，以统租方式改造城中村也得干成百年大业。很多人心心念念“改造城中村，促进城市发展”，得转世投胎才能圆梦。所谓“阵痛”，是会痛很久。因此，“暂停”是正确的，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不痛。清租还只是统租房模式迈出的第一步，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二房东”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好做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经济核算很难平衡。既要坚持福利保障性质，又要经济核算过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统租的成本，比想象的高太多了城中村统租是很烧钱的，成本远比想象的要高。统租启动阶段就要支出两大成本，改造成本和收房成本。真要把城中村的改造到位，成本甚至高于棚改。因为棚改主要是配套成熟的老旧小区，城中村的基建欠账要多得多，很多设施都要从头做起。统租的收房成本也不低。给村民房东的钱少了、条件差了，谁愿意把租赁权交出来？而且，国企要当二房东，村民大房东的要价只会更高。这不是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国企的支付信用、强势作风，懂的都懂。网传深圳统租方向村民房东一次性支付15年租金，这是令人咋舌的高价。按照一线城市租售比1%计算，相当于统租房支付了房价的15%。如果网传信息真实无误，那么统租公司的收房成本是很高的。但是，这甚至还不够高。据媒体报道，直到暂停，白芒村业主的签约率还不到20%。就这签约率，有没有舆论场的风波，“暂停”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高价收房、驱赶式清租都做到了，统租后的租金上涨不可避免。官方公开表示统租后房租上涨幅度上限是10%。10%的涨幅并不低，经济好的年景也不过如此，何况今年的年景并不好。因此，无论初衷多么温情脉脉，10%的逆势上涨于情于理都很难让人接受。更要命的是，涨了10%房租，也不能指望统租公司实现自负盈亏。贷款的资金成本是刚性的，管理成本也是刚性的。尤其是管理成本，很多人都忽视了租房业务的“逆规模效应”。城中村市场化的分散租赁模式中，房东、二房东的管理运维成本几乎忽略不计。包租公、包租婆收租算账都不需要计算人工成本，基本的安保、物业服务支出也很有限。公司化经营后就不一样了，样样都要算钱，财会、物业、安保都得专门安排上，还得是提高品质的安排。管理运营成本显化，还会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激增。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再加上国企特色的管理运营成本放大，“二房东”那点利差能养活偌大企业？多养几个“周公子”，好几间房的租金就没了。节支是奢望，那就得增收。国企最擅长的强势涨价，又受制于福利保障的招牌发挥不出来，那就得另辟蹊径。不涨租金为前提的增收理论上是可能的，那就是提高出租数量。收一套房，能租出去两套，租金收入就翻番了，听上去很诱人。当年蛋壳公寓就是这么干的，结果爆雷。▌长租踩过的坑，统租也绕不过2020年10月著名长租房公司蛋壳公寓爆雷，闹得沸沸扬扬。蛋壳巅峰时期，拿下了16万套房，有将近60万的租客，北上深杭四大热点城市的房源占七成，妥妥的优质资产，看上去十分光鲜。蛋壳能做到套均出租近四人，是靠大房割小房、小房搞群租实现的。效率不可谓不高，国企搞统租，多半搞不了这么狠。至少灰色操作的群租，国企大概是不好意思搞的。但是，蛋壳的高效率都敌不过空置率。三分之一的房子租不出去，蛋壳就爆雷了。深圳统租房也面临同样的空置风险。深圳统租房的增量客户目标是高校应届毕业生为主的青年打工人，这就需要深圳有足够的新增就业岗位吸引人口流入持续增长。然而，2020年以来，人口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的势头明显趋缓。2022年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全部下降。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减少了2万。减少幅度不算大，还是疫情特殊条件下的表现，或许不至于常态化。但是，高达20%以上的年轻人失业率摆在眼前，还能期望年轻人大量涌入深圳的盛况再现吗？没查到深圳今年的租房市场数据，那就参考同为青年向、高科技向的杭州。按照往年的惯例，应届毕业生进入职场的六七月，都是房屋租赁市场的旺季。但是，今年的行情并不好。根据浙江财经报道，单单五月份一个月，杭州贝壳就“新增”3万套租赁房源。房源不会凭空增加，所谓新增就是借不出去的空置。杭州少了很多年轻的租客，深圳的情况能有多好呢？值得一提的是，贝壳参与了这次深圳白沙村统租房项目，操盘该项目的公司有三大股东，持股51%的是一家“纯血”国资企业，另两大股东是贝壳和链家。所以贝壳知道的，深圳统租房公司都知道。“暂停”推进统租房，或许也有市场预判改变的因素。其实，收房成本高、运营成本高、市场风险大，是当年长租房踩过的坑。现在换国企操盘统租房，能绕过哪一个？▌结语：国资进场，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回顾整个统租房项目，温情一点说，是生不逢时。统租房需要人口增量扩大市场，今天没有。统租房需要打工人就业稳定、收入增长以承受房租上涨，今天也没有。需求不足、消费能力有限的当下，深圳搞统租房逆市场大势而上，那就得付出双倍甚至三倍的代价，那就是“万能”的政府补贴。这才是很多人寄望“政府出手了”“国资进场”的真正理由——不是指望国企的经营效率，而是指望财政埋单。然而，“地主家也没余粮”，财政的钱袋子不是无限的。这几年的财政形势，大家都知道。还指望政府大手笔补贴轰轰烈烈“城中村改造大业”，脱离实际。国资进场，并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其实，所谓“统租”就是国企运营的长租房业务。规模更大，操作难度更高。蛋壳长租只要改改室内软装，国企统租还得搞城中村的基建配套，成本天差地别。蛋壳长租是盈利性质的，租金还能随行就市。国企统租是福利保障性质的，租金上涨受限。而蛋壳长租踩过的空置率风险，国企统租也躲不过。凭什么认为国企统租就能干得比蛋壳长租更好呢？认为国企能比民企干得好，想象“不追求盈利”的国企会更善良、更温情，看看白芒村失去家园的底层人，是不是多了一份清醒？市场活动服从市场规律，谁操盘都一样。过不了经济核算的关，谁都玩不转。非关善恶，只和效率有关。总之，国企确实能逆市场而上，干民企干不了的事，但是民企干不好的事，国企更干不好。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苏怡杰（青年撰稿人）全文5400余字，阅读约需11分钟都是打工人。2023年，我居住在长三角示范区苏州吴江一个被本地居民称之为“深乡下”的远郊乡镇。吴江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每个镇都有不同的支柱产业，港台和外资企业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这里垦荒，其历史超过大部分工人的年龄。街上总能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他们从家乡坐火车到某个地级市，再转车去区县，最后一趟公交，通往目的地工厂，甚至不少公交站以XX厂命名。车轮滚滚向前，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了田野和油菜花，他们兴致勃勃，脸上挂着笑容，像是旅游，这在老一辈的打工者脸上，不大容易看到。经济好的年月里，选择从事零工或长期工作，似乎只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外卖骑手一类的零工提供了新选择，它拥有更灵活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方式，但缺乏劳动保障；而时间不自由、相对稳定的进厂工作，似乎也早已不是年轻人的第一选择。新零工话题已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被讨论过太多，而后者显得则有些沉寂，似乎只是中年人的惯性选择。我想知道，后疫情时代，一个30岁左右的打工者，如果投身制造业，在劳务市场上能拿到多少钱的工资？▌访问老董：35岁门槛、不买房的00后和不休息的机器人朋友介绍我去拜访一位相熟的工厂主老董。老董2000年前后从苏北老家来到吴江，从流水线上的普工白手起家，打拼至今，拥有了一间几十个工人的小厂，合法或不合法的生意都做过，熟知一切明的暗的规则行情。一楼是车间，工人们在轰鸣的机器前劳动，二楼外层的电脑隔间坐着白领模样的年轻人，老董在里面的办公室泡着茶，谦和、热情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寒暄过后，刚挑明来意，老董就笑了：“现在网上都在聊35岁以上不让进厂了吗?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全文27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地方政府转让特许经营权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将未来的资金流变现缓解财政压力。但不少地方政府借此通过城投公司等投融资平台企业开展融资，反而衍生出地方债务风险。近日有南宁网友吐槽，南宁路边几乎所有路段都被画成停车位，甚至连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停车都要收费。而且，道路停车费非常贵，临时停车一天最多需要缴费上百元。这些车位几乎都归“慧泊停车”这家公司运营（“慧泊”即“智慧泊车”）。随后，媒体又曝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与南宁慧泊停车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建“执行＋智慧停车”联动协作机制。一方面，利用慧泊公司车位管理大数据分析优势，青秀区法院可实时监测已查封的车辆，有助解决执行难问题；另一方面，对“恶意”欠缴停车费等问题，法院建立快速立案通道，加快办理追缴停车费案件。这些信息引发了舆论强烈关注。5月22日晚，南宁市政府网站发布通告称：南宁市慧泊停车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停止运营、停业整顿、接受审计，由南宁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接管城市道路停车泊位运营管理业务。停车位特许经营，已经是常态了。“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发现，2022年以来，出让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在全国范围内已掀起一股“热潮”。四川省内，达州高新区、达州主城区和南充嘉陵区等地都曾实施公共停车位经营权拍卖；四川省外，浙江湖州以及陕西多地也转让过公共停车位特许经营权。（就在本文成稿之际，又爆出南充仪陇县将拍卖县城9963个停车位25年特许经营权的新闻。）不只是公共停车场，不少地区还公开拍卖学校食堂、公交线路、共享单车等特许经营权。四川阆中市把公办学校、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资公司未来30年的食堂食材配送，当作特许经营权卖了；都江堰卖了500个货运汽车在城区里的行驶权；乐山把乐山大佛景区摆摊、观光车30年经营权，一次性拍了17亿；贵州榕江县卖了殡仪馆20年经营权；河北香河县、四川什邡市、重庆南川区等地，陆续出让区域范围内的停车位特许经营权，时长28-30年；贵州习水县5068项广告载体的20年特许经营权拍出1.16亿元；石家庄以1.89亿天价拍出了10万辆共享单车3年的特许经营权。“政府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投标方式依法授权中国境内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该类特许经营涉及我国境内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特许经营权拍卖把公共的资源变现，增加本级财政收入，增加居民公共开支的来源，某种意义上是好事。但是，拍卖公共资源的本质，是把使用资源的成本传递给资源的使用者（谁使用谁付费）。公共资源（设施）本来就是老百姓交税建造的，使用公共资源再次收费，就形成了二次收费。并不是所有的公共资源都适用于特许经营，只有那些使用频次、人数差异较大的公共资源，为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防止少部分人滥用全体人民出资的设施，才能收费。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它是政府投资，少部分人使用，不同人群使用频次差异非常大，所以可以拍卖。汽车牌照也是这个道理。但是，城市普通道路，人们走路、散步、遛狗、骑自己买的自行车，使用人数众多，人人都要用，频次高，就不适合拍卖，搞特许经营。不适合进行拍卖的公共资源，拍卖后会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特许经营，向使用者收费，本质上就是加税，过重的实际税负，会阻碍经济活动。其次，不适合拍卖的公共资源拍卖，本质上是拍卖一种保护权。它使得市场成为一种排他的环境，会反向绑定政府。企业一旦付钱购买，政府就在某种程度上负有对企业的义务，经营与权力结合起来，导致服务缩水、变相涨价、捆绑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发生。甚至像南宁法院那样，提供“额外服务”。这都是对营商环境竭泽而渔，会加速一个城市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这种特许经营往往连着金融化与金融风险。当它通过特许经营权抵押贷款，就把风险扩散到了金融领域。本质上，银行有一套防范风险的办法，对于特许经营权的质押，也是要审核的。由于政府特许经营权的特殊性质，出质人拟将特许经营权用于质押时，需要经过政府有权管理部门的同意。银行要审查出质人是否能够提供政府有权管理部门同意质押的文件、批复等书面材料。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特许经营批文、《特许经营协议》、批准收费的文件等资料。最后，当然是特许经营的收益来源，特许经营情况、应收账款相关情况，以及对应收账款进行专户管理。一项特许经营能抵押贷款，流程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特许经营的收益，其实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比如南宁的停车问题，停车费贵，会使得车主冒险停在禁停区。这就需要执法跟上，但执法是有成本的，首先是人员成本。那么，当大家都乱停时，人员成本会不会大于收益呢？除了人员成本，还有政治成本，经常发生车主与执法人员的争执，执法机构压力大了，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就收不上来。舆情层面的压力还会造成根本无法达成最初的目标，钱收不上来。而且，慧泊停车这类企业，并不是处于竞争中的民营企业，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收着高昂停车费的同时，慧泊停车仍然是亏损的。慧泊停车母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2022年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慧泊停车的净资产为4.95亿元，2022年净亏损1207.9万元。与此同时，慧泊从南宁多家政府单位手中购买的车位，耗资25亿元，其中20亿元为银行贷款。20亿元银行贷款年利息约为8900万元。地方政府转让特许经营权的初衷之一，是为了将未来的资金流变现缓解财政压力。但不少地方政府借此通过城投公司等投融资平台企业开展融资，反而衍生出地方债务风险。特许经营的期限现在都很长，所以，特许经营质押，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公共资源的长期估价，说到底，就是城市的未来。但放在二十年、三十年这个时间尺度上，很多中小城市的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的网红城市淄博，现代工业历史已有100多年，以重工业见长，化工、建陶、医药、纺织等传统产业曾是淄博的立市之本，传统产业在淄博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一度高达70%。但现在的定位成了“全国唯一涵盖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三种类型的城市”。三十年前、二十年前，谁能预料到这个情况呢？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第一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并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实际上，正是那些处于收缩、衰落之中，财政收入枯竭的城市，才更看重特许经营权拍卖。这些拍卖的、质押的特许经营权的未来，存在很大风险。这些情况，银行不知道吗？当然都知道。甚至连拍下经营权的人都知道其中风险。实际上，正是因为能拿到银行的钱，他们才拍下特许经营权。一般而言，有政府担保的国有企业，地方城投信贷风险很小，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的影响下，如果银行严格按评估出来的实际风险水平拒绝发放贷款，银行地方管理人员的个体前途等利益会面临潜在的阴影。毕竟，出现了坏账，风险并不是银行个体全部承担的。对于他们而言，拒绝发放贷款的风险，很可能大于贷出去的风险。在个人利益的影响下，通过产权虚置的银行系统，大量潜伏着风险的信贷资金流向国企、地方融资平台。这才是地方拍卖各种经营权背后的真问题。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刁文（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全文25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职业教育本身的魅力，是在青少年失业率超20%、大量本科生研究生就业艰难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可以给出更好“出路”的前景。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季……每到此时，中考“职普分流”都会被拿出来营造焦虑的氛围：孩子考得不好，分数低了被录取到职业学校，“一辈子就毁了”“一考毁一生”……怎么办？说来说去，考试背后其实就是个“出路”问题，考试的输赢与人生成败画上了等号，或者说决定了未来生活质量的高低。以教育研究者的身份，我们可以说人生未来充满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职业教育自有其价值等理论，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好的出路在哪里？怎么去？这有用脚投票的现实判断基础。现实社会的评价指挥棒依然还放在这里，按学历设置门槛、分配资源的做法依然比比皆是。精英阶层会主动或接受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教育吗？社会招聘会“不拘一格降人才”吗？职业教育的就业与发展质量能够满足公众对优质体面就业的需求吗？在这样的氛围下“职普分流”依旧会成为公众焦虑对子女未来出路的出发点。近两年职业教育迎来了大发展时代，其中最被社会关注或让职业教育研究同仁振奋的，就是政策上职业教育学历通道的打通。读中等职业学校也能上本科、拿硕士，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广告语，被用来证明今天职业教育同样可以让人拿到高学历、塑造成功的人生。职业教育升学渠道打通后，是不是分流焦虑就不会存在呢？为此近日笔者在一些一线学校做了走访，发现：-即便家长知道每年大学生毕业超千万、就业难，但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还是要读书，家里会持续支持；-“90%以上的高比例升学”，已经替代“90%以上的高比例就业”，成为学校宣传的重点……-此前家长对职业学校避之不及的情况有所改变，一些城市职业学校的开放日有很多家长前来问询，甚至达到火爆的程度；-一些职业学校的招生报名人数大增，学校甚至有余力“挑选”学生。这些现象表明当下职业教育进入到“升学与就业并举”的发展阶段后，“升学”成了提高职业教育原先地位、改善招生情况的一大原因，由此带动职业学校的大门也热络了起来。这种变化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更多家庭、学生、老师开始关注职业学校、关注职业教育的专业特色、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关注职业学校的课程、关注当地职业学校的管理质量等等。很多职业学校在这样的变化驱动下，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有机会获得更多体制内外的资源投入和支持。当下职业教育丰富多样的升学渠道，对家长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模拟考试后，家长和学生对自己在中高考的结果有所预估，是继续高考一条道走到底，还是走职教领域的多样化升学路径？对中间层、边缘层的家长和学生来说，后者是相当实惠和有效的。对口升学、高职单招、职普融通班..……都可以很方便让学生获得学历提升，同时又有中高职贯通（中职三年直接升入高职两年，毕业即大专学历）、中本贯通（中职参加转段考试升应用型本科，一共七年）、职教高考等学历提升途径，再加上艺体升学班、奖励性免试入学等职业教育专属的特色升学渠道，让很多家庭、学生看到职业教育学历“弯道上车”的可行性。然而，升学通道打通后，难免迎来职业教育学校的应试风——我们的教育体制、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太擅长和习惯应试了。有的中职学校甚至无论是文化课还是技能课，都对标升学考试的大纲。对此，很多一线校长、老师表示“喜闻乐见”，认为满足了社会和家长的需求：目前就业市场对知识、技能水平的要求在提升，很多简单操作和沟通的岗位大量被智能化设备、人工智能系统所替代，学生需要一方面提升学历，越过实际中的学历门槛在越来越严苛的就业市场中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加强知识储备与积淀，以应对简单操作技能被淘汰的未来。但也有很多职教界学者提出，要警惕职业教育应试化、普高化的倾向。这里既包括为了应试而脱离实际操作的知识与技能分离的情况——这种情形我们在普通教育里已经见得太多，“高分低能”，学历和学业成绩都很高，但到了企业什么事也不会做，需要从头重新教起——也包括整个就业市场不适配的错位：并不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无止境的高学历的。而且在时间上，如果学生都在追求不断升学而非就业工作，一线技术服务人才的缺口将愈加难以弥补。对个人而言，学生最终毕业时，会遇到高学历毕业生就业市场“塞车”，僧多粥少，自身就业难；在社会经济长远发展角度，则将使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愈加突出：越缺人、越没人。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的打通，在中考这个时点的确缓解了普通公众对高中赛道的内卷压力——但当前家长和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目标，依然是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学历提升，公众还远未将职业教育本身纳入“好出路”的范畴。职业教育本身要赢得公众认同，成为学生的选择之一，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现在升学渠道打通后，职业教育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下多元路径的升学渠道，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根据学生的特质去发展自身。有的学生适合升学、有的适合就业、有的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兴趣发展方向。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个过程中的一边倒、一刀切。过去以就业导向为主时，学有余力的学生缺乏上升通道；如今升学占到主流，但技能教学同样不能被忽视。一方面有相当一批学生需要从职业教育直接走向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技能的训练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即便学生日后离开职业教育的路径，进入升学和研究的轨道，曾有的技能训练和行业实操仍可以让他们受益终身。要让老百姓认可职业教育这条“出路”，靠的不应该是短时期内政策形成的“升学红利”，而是职业教育本身的魅力，是在青少年失业率超20%（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今年4月，16-24岁劳动调查失业率为20.4%，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大量本科生研究生就业艰难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可以给出更好“出路”的前景。如职业教育课程的改进，“校企合作”等，让家长、学生意识到进学校即进企业、进行业，无论是学历提升还是直接就业，都能获得好的工作以至人生发展机会。最后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职业教育会被应试化、不被信任的根本，一大原因是它的外部环境不够公平。要彻底打消公众选择职业教育的顾虑，除了提高其自身发展质量之外，还需要改善相应的外部环境，例如打破目前中高考依然按分数高低先后层次而不是类型录取的制度、提升或确保职业教育毕业学生能够进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设立专门面向职校毕业生的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招考、提升一线技术服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专项保障……等等，切实解决“出路”的质量、社会地位，公众自然就知道如何选择了。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纯山教育基金会”廖瑾（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全文29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变化、科技爆炸、产业调整、就业压力、教育更新、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社会氛围都在发生巨大的、甚至是逆转性的变化。乡村儿童教育的老问题在这个处境下是否会有一些新变化和新机会呢？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上，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廖瑾老师指出了乡村儿童教育的6个新变化和面对的新问题。她指出：“我们已经到了需要重新看待我们的服务对象，审视我们的服务价值的时刻了。”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虽然近些年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有所缓解，但由于教育资源的投放主要在校园建设方面，对于教学内容和教育形式的影响并不大。很多教师仍沿用照本宣科、“满堂灌”的陈旧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需求严重脱节，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此同时，很多乡村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务工，错失了在孩子3岁前与之建立依恋关系的机会。有些父母还错过了孩子10岁前建立行为习惯的黄金时期，导致大量乡村儿童在青春期时身心不良状态爆发，又无计可施。在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失效的状态下，绝大多数的乡村青少年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离开学校时，连基本的学习习惯都未必建立，更别说自主学习能力，而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应对现代生活工作所必须的。学历、学科素养和学习能力三者都不足，必然会使乡村青年在职业发展阶段缺乏就业竞争力。近几年，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变化、科技爆炸、产业调整、就业压力、教育更新、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社会氛围都在发生巨大的、甚至是逆转性的变化。乡村儿童教育的老问题在这个处境下是否会有一些新变化和新机会呢？下面我来谈谈，乡村儿童教育的6个新变化和面对的新问题：▌01

全文7000余字，读完约需14分钟2023年4月27日，法学家季卫东、人工智能科学家吴飞来到南都观察“黑镜成真：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法律与伦理”线上对谈，在强AI进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以不同的学科视角，探讨AI发展、应用中可能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本文整理自对谈记录的上半部分。嘉宾（按姓氏首字拼音排列）：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计算法学与AI伦理中心主任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人工智能和它带来的问题主持人：年初ChatGPT给大家横空出世的感觉，实际上任何一个技术都不是突然凭空而来。先请吴飞老师用5分钟给读者做个科普：人工智能（下称AI: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ID：dujiaojing2018）”作者：老凤1974全文1900余字，阅读约需4分钟有形的手要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时刻想着把天捅个窟窿，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说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个半市场化的产物，我相信了解中国房地产的朋友，都会对这个结论比较认可。说是半市场化产物，是房子在市场上卖，随行就市这是真的，但房子不是悬空的，而是需要落在实地上，土地则不是你有就能卖，况且你没有。无论是土地的所有权，还是规划权，这些都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产物。但好在造好的房子，大体还是根据供需来定价，这也是各种资本乐意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可现在一个地方的做法和以前有些地方的做法，正在把这最后的一点市场化给锤爆，万万没想到的是，此事居然发生在江苏昆山。最近有两家房地产公司，受到了昆山住建局的处罚，原因叫做：擅自降价销售！处罚理由是：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破坏了市场秩序。涨价销售破坏市场秩序；降价销售也破坏市场秩序。这个市场秩序到底是个什么秩序？我专门搜索一下，什么叫市场秩序：狭义的是指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合法交易行为与违法交易行为及其客观后果的总和；广义的市场秩序是市场管理主体的管理行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交易行为、市场消费主体的购买行为及市场交换客体的数量与质量作用于市场及其客观后果的总和。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交易行为应以诚信为本，买卖自由、买卖公平。不能强买强卖，不许用欺诈手段进行交易，严禁以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看到没有？买卖自由，市场里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卖家和买家，只要双方合意，没有侵犯他人利益，他们的买卖就应该是自由的，也可以看做是公平的。房地产公司为什么降价，一定不是因为成本降低，而是需求不足。我曾经就这个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因缘巧合，在杭州西湖边上被赠予了一套房屋，你的购买成本为零，你会因为没花钱得到这个房子，就两千一平方贱卖吗？当然不会，你会根据买家能出的最高价来出售这套房屋。房地产公司也一样，他们降价，一定是迫不得已，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销售自己的房屋，来使资金尽快回笼。众所周知，昆山是中国最强的县级市，没有之一。这里被各种外资企业、外资工厂铺陈得满满当当。不仅昆山本地人买，外来打工者也会买，还有一些上海人，也喜欢到昆山买房。以前的昆山，房子是不愁卖的，所以大量的房地产公司云集于此。现在房地产形势有变，这几年听到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爆雷、房子烂尾的消息不绝于耳。昆山这两家公司，自然不是超脱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市场形势变化，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最明显也是最深的。降价销售正是一种良性自发的自救行为：据说降价后，买家一下又多了起来。现在不让人降价，那么公司的现金流枯竭，你管不管？如果还有在建工程，烂尾了你管不管？如果都不管，为什么要干预企业自主的销售行为呢？市场就是这样，供需平衡可以由价格来调节。如果供大于求，那么降低销售价格可以提升需求，最终达到新的市场平衡：这是经济学的前三课就要学到的知识。拥有无数高级经济师职称的地方，不会没人懂这个道理吧。那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原因还是在“土地财政”这个四字上了。房屋一旦降价，土地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挤压同步降价，那么作为卖地的一方自然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以为阻止房屋降价，就能稳定土地价格。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不能只想着房子降价会导致土地降价，还要想一想，房子卖不掉，土地能卖掉吗？房子便宜卖固然可怕，但房子卖不掉会更可怕。前者至少把风险分散到了买房人那里，而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收入增加，那些由于市场调节而降低的价格，是有可能涨回去的；而后者则会导致房地产公司现金流枯竭断裂，最后公司倒闭、房屋烂尾，风险全部集中在当地政府和银行那里。后来的投资者也会后背发凉：乖乖连自救都不让，这地方还是敬而远之。任何地方，都会对这样的前景不寒而栗吧。昆山，作为一个经济最强的县级市，一定要摒弃土地财政思维和这种非市场化的思维了。道理讲完，谈谈道德。站在道德层面，有作为的地方，是一定要想着居者有其屋，外加房住不炒的。现在有房地产公司愿意减少利润降低房价，客观上不也是一种惠民之举吗？这不也是一种让没钱的人也买得起房的共同富裕之举吗？让人买不起房这件事，能当政绩吗？房地产公司得到自救的资金，需要房子的人买得起房子，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第三方为什么要横插一手来破坏呢？君子成人之美，如果恰好有人需要结婚买房，正好降价让他们买得起，不也是为生育率的提升做贡献吗？无论从道理，还是道德，不让房地产公司降价都是站不住脚的。从长远来看，新的供需平衡必然在价格变动中重新完成。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容忍并习惯房地产的价格下行。即使不容忍不习惯，市场规律也最终会教会大家，经济规律不可违背的道理。有形的手要尽量克制自己的冲动，不要时刻想着把天捅个窟窿，多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这样才能在快速达到新平衡后企稳，并在经济向好后逐步回升。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背景2023年初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横空出世”，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与先前试水的各种电子助手如微软小冰、苹果siri、AI语音生成器，机器人发贴相比，ChatGPT在信息的处理和整合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能与人类用户顺畅沟通，还能生成论文、代码、小说、图像……几乎可以通过区分人机的“图灵测试”，以一个“人”的面貌来处理信息。与所有的飞跃性工具改进一样，技术的升级，永远不止意味着生产领域的效率提高，也伴随着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法律和伦理等诸方面的变革甚至重构。各种问题纷纷涌现：我的工作会被强AI取代吗？当学生都在使用强AI完成作业，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强AI会有人格吗？如何管理强AI？利用强AI的边界在哪里？强AI犯法了怎么办？强AI会取代“人”的意义吗……其实，早在几年前，所谓的“弱AI”（专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如人脸识别、平台算法、陪伴机器人）已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在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如对隐私的侵犯、著作权的归属困惑、算法与现有伦理的冲突等等。而对以GPT为代表的“强AI”，问题则更为复杂：强AI有电子人格吗？它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强AI和它的使用者之间如何分担责任、收益和风险？它能像人一样被问责吗？植入强AI芯片的人，和别人的竞争，算是平等竞争吗？英剧《黑镜》曾经想象了一个被高度人工智能的技术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些技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彼此间的关系、社会地位，可能的冲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它尤其打动人心的一点，在于其中的技术都不是凭空幻想，而基于现有发展的合理推测：系统打分评级、社交网络的“民意”和网暴、人受困于网络、模拟真人的陪伴机器人、机器算法控制的恋爱配对、过滤“不良信息”的教育……GPT的登场，让我们意识到，《黑镜》所展现的那个时代已经降临。南都观察希望可以从法律、社会、伦理的角度，尝试对以上问题做一些探讨：强AI会取代人吗？对我们现有的法律和伦理体系，即使不是颠覆，强AI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如何在利用强AI这个工具改善我们生存的同时，调节好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协调和分配体系？参与方式对谈将通过“南都观察家”视频号进行直播活动嘉宾（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详细信息▌主题黑镜成真：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法律与伦理▌时间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19:30-21:00▌主办方南都观察▌主办方介绍南都观察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推出的思想平台，邀请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等，探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以激发公众思考，推进社会的建设。

骏瑜（自封老驴）全文2000余字，阅读约需4分钟走出熟悉的环境、尝试不同的行为、看到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聊天打交道、观察不同的人如何生活、在遇到意外时努力自己解决，去探索未知，看到一个全新的存在。4月23日周日上班，对不少人来说，是开启了“颠三倒四的三周”，原来“做五休二”的节奏被打乱——当然，这主要限于“白领”人群，许多基层劳动者是享受不到“做五休二的”，而正是前者，支撑起调休的主要目的：出外休闲旅游。从日常的规律生活中逃逸出来，以休闲为目的的跨地区大众旅行，或者说旅游，在欧洲，是伴随着工业社会而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随着工业城市和工人阶层的兴起，实现温饱后的人们有了闲暇的需求，于是铁路铺到了海边，惠特比这样的海滨小镇就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西风东渐时，作为“发达文化”的一个部分，“旅游度假”也一并传了过来，老舍曾在《避暑》一文中提到，“夏天总得走这么几日，要不然就受不了亲友的盘问”。这点出了旅游度假的一大功用：社交。而没法或不愿旅游的人，只能“不见客，等秋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很可以这样说：‘老没见，上莫干山住了三个多月。’如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一百年后，社交仍然是旅游的重要目的。某年十一，西湖的断桥上挤满了人，以至于4G信号都没有了，点赞最高的评论就是：“那怎么发朋友圈？”另一个段子则是：假期在楼下的饭馆遇到同事老张，彼此都不太好意思，毕竟按照朋友圈，他应该在巴黎，我应该在罗马。光阴荏苒，社交的主场地已经从朋友圈搬到了小红书和抖音，在新闻报道中，穷游的大学生成了出行的主力。而大学生们穷游和打卡浏览的方式，也不时惹来一些微词，尤其是“在黄山顶强行占据宾馆大厅”“扎堆去毫无特色毫无意义的淄博烧烤”这样的事情，给这个群体招来了不少批评。其实“穷游”这件事，很多有出行爱好的中年人年轻时都体验过。没有或只有很少的收入，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只能尽量省钱。设计行程时尽量安排在火车上过夜，挑便宜的、要么离交通枢纽近要么离景点近的小旅馆、有青年旅舍就住青年旅舍床位、抢打折的红眼航班或者亚航的99促销，到达太晚了就在麦当劳过夜……现在经常被嘲讽的“穷游西藏”也是当年驴友们常做的。彼时那个地区的旅游业还没有发展，原住民较为友善，驴友们也没少做按今天看来是占便宜的事情，半夜在人家里蹭个热水甚至是住宿什么的，这些人家本身不是经营性的，机会成本相对不高，驴友们的“剥削性”也就不那么明显，而且社交网络不发达，除了小圈子，舆论知道的也不多。“打卡”，去到一个地方，“穷凶极恶”地把周边景点都访问掉，也是当年的年轻旅游者常见的选择，因为穷，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没有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的时代，会把文字和图片放在论坛上。成为游多多蚂蜂窝旅行达人，更是无上的光荣。也只是到了年长时，手头有些钱了，发现因为工作和私人的关系，旅行到外地的机会并不缺乏，才慢慢消除了那种需要打卡的紧张感。私人旅行的目的里，“放松自己”开始超越“看世界”（其实是精力不济），也正是在此前一次次的旅行中，发现旅途里会有意外的风景，不同的人，在面对新问题时感受到自己的能力，真正去发现一个新世界。至于去淄博烧烤，现在中年人看来毫无特色，“哪里没有烧烤？”但他们年轻时去西藏净化灵魂，也是他们的长辈所不能理解的，只不过，去西藏费用太大，能去的人很少，扎不了堆而已。所以目前对学生旅游的种种，不妨放宽容一些，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时代不同，行为的不妥看上去更明显，而且被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放大了。值得注意的倒是从黄山事件中反映出来的，以穷学生的身份要求“白嫖”，否则便施以道德谴责（此处仅基于新闻报道的情况，自媒体时代侧重于单方面表达，很可能有许多隐藏的事实不为人知）这一现象。在中国社会里，“读书人”“秀才”“大学生”往往（至少在心理上）高人一等，“你应当尊重读书人”，加之“学生没钱”，就会有不少人“理直气壮地占便宜”。“学生没钱”这个情况，改革开放取消人口流动限制后的第一批驴友可能感受更为深刻。那时比现在穷多了，他们也往往有过以学生身份为由讨价还价的经历。只是能不能得逞，却不是自己能作主的。好说话的经营者，会在小圈子里流传开来，享受一定的美誉度，被写入攻略。有时朋友聊起来，才发现不同的人在不同年份去了同一个地方，住在同一家旅馆，吃的是同一家菜。对于他们，旅游的意义固然有支持（当时不那么发达的）社交的功能，但更多的，是走出熟悉的环境、尝试不同的行为、看到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聊天打交道、观察不同的人如何生活、在遇到意外时努力自己解决。换言之，去探索未知，看到一个全新的存在，知道世界不是围绕着自己转的，改变以我为中心的理念，去主动适应。由于传统文化“差序格局”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常常不自觉地采用“从我出发的”思维模式，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学生更容易如此。其实也大可不必口诛笔伐，我们不需要用中年人四五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二三十年的社会经历来碾压年轻人。但如果意识到一些道理，能够分享给年轻人，帮他们少走一些弯路，那也是极好的。这才是人类文明传承的意义。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ceibs-cbr）”维舟全文44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近日网传，一汽奥迪继此前将销售公司搬迁至杭州后，有计划将整个总部也搬到杭州，这激起了人们对营商环境，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又一次讨论。当“招商引资”再度成为各城市努力的焦点，它们到底在竞争什么？尽管一汽方面尽力淡化此事的影响，很多当地人也自信杭州在汽车制造上还无法与长春竞争，但我们最好面对现实：如果不转变认知，像这样的事可能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和长春相比，杭州原本确实不是什么老工业基地，但在新经济转型时，这一点可能反倒是好事，意味着没有包袱。奥迪在新能源车领域布局不晚，但到去年已明显落后于市场，必须果断行事了。企业家并不傻，这一迁址决定表明长春的工业基础，对车企来说其实并非不可或缺，杭州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市场区位优势，乃至汇聚新能源车产业链的生态，要重要得多。一位知晓内情的行业人士说，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惊讶：“几年前，我曾受邀去东北考察一家汽车配件企业，做些诊断，以便后续改善项目。但在和企业领导层交流中，我就知道没法推进改善，因为人家领导很自信地认为管理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自认“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任何地方要自我改善的首要阻碍，就是没能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某家企业、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一些地方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明眼人都能看出东北与南方的经济差距在拉大，但如何认识这一差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许多东北人倒也承认差距存在的事实，但他们对此的反应是鄙夷不屑，认为南方的发展只是靠了“政策好”，更有甚者，“南方人发财不过是靠坑蒙拐骗，搞出不少金融诈骗，我们就是吃亏在太实诚、太守规矩了。”照这种看法，他们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了，因为那好比说“他们虽然发财了，但发的是不义之财”。在这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伦理：一种是工业时代的信念，强调的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规规矩矩地工作；另一种则是后工业时代的观念，注重的是在市场上不断捕捉到新出现的机会。前者是静态的，生活节奏、工作规范带有很大的重复性；而后者是动态的，因为市场瞬息万变，今年奏效的做法，明年就不一定了。不难看出，双方所默认的价值观是潜在冲突的，很难说这谁对谁错，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变动。近些年来日渐明显的一点是：国内在各领域的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最迫切的不是生产，而是如何在外贸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提振内需。除了落实社会保障，让普通百姓能放心花钱消费之外，尤为重要的是捕捉、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样才能避开价格竞争的红海，在蓝海开辟出新的机遇。这个道理可能也不难明白，难的是怎么落实：任何创新都需要大量的积累、支持性的复合生态和高投入（不论是资金还是人才），在本质上这都是面向未来的一次次风险投入——稳定是创新之敌，因为但凡是创新就要冒险，而那很可能会失败，毕竟没人知道怎样才能成功。2010年，经济学家蒂姆·J.凯恩（Tim

背景2023年初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AI）技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横空出世”，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与先前试水的各种电子助手如微软小冰、苹果siri、AI语音生成器，机器人发贴相比，ChatGPT在信息的处理和整合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不仅能与人类用户顺畅沟通，还能生成论文、代码、小说、图像……几乎可以通过区分人机的“图灵测试”，以一个“人”的面貌来处理信息。与所有的飞跃性工具改进一样，技术的升级，永远不止意味着生产领域的效率提高，也伴随着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法律和伦理等诸方面的变革甚至重构。各种问题纷纷涌现：我的工作会被强AI取代吗？当学生都在使用强AI完成作业，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强AI会有人格吗？如何管理强AI？利用强AI的边界在哪里？强AI犯法了怎么办？强AI会取代“人”的意义吗……其实，早在几年前，所谓的“弱AI”（专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人工智能如人脸识别、平台算法、陪伴机器人）已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在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相关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如对隐私的侵犯、著作权的归属困惑、算法与现有伦理的冲突等等。而对以GPT为代表的“强AI”，问题则更为复杂：强AI有电子人格吗？它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强AI和它的使用者之间如何分担责任、收益和风险？它能像人一样被问责吗？植入强AI芯片的人，和别人的竞争，算是平等竞争吗？英剧《黑镜》曾经想象了一个被高度人工智能的技术所控制的世界，在这些技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彼此间的关系、社会地位，可能的冲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它尤其打动人心的一点，在于其中的技术都不是凭空幻想，而基于现有发展的合理推测：系统打分评级、社交网络的“民意”和网暴、人受困于网络、模拟真人的陪伴机器人、机器算法控制的恋爱配对、过滤“不良信息”的教育……GPT的登场，让我们意识到，《黑镜》所展现的那个时代已经降临。南都观察希望可以从法律、社会、伦理的角度，尝试对以上问题做一些探讨：强AI会取代人吗？对我们现有的法律和伦理体系，即使不是颠覆，强AI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如何在利用强AI这个工具改善我们生存的同时，调节好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协调和分配体系？参与方式对谈将通过“南都观察家”视频号进行直播活动嘉宾（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详细信息▌主题黑镜成真：强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法律与伦理▌时间2023年4月27日（星期四）19:30-21:00▌主办方南都观察▌主办方介绍南都观察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推出的思想平台，邀请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等，探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以激发公众思考，推进社会的建设。

本文经授权转载于公众号“风声OPINION（ID：ifengopinion）”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全文4700余字，阅读约需9分钟未成年人事项，究竟是国事还是家事？近日因一篇《城堡里的马原》的报道，伴随着网友热议的巨大争论，先锋作家马原重回大众视野。作为作家，马原曾在年轻时留下过《冈底斯的诱惑》《拉萨河女神》等可载入当代文学史的小说，还曾与莫言、余华等知名作家齐名。在2008年罹患肺癌后，他选择了退隐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在这里打造了一座城堡，和妻儿一起隐居。在这种近似桃花源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令读者不安的情节。2022年的6月1日，马原年仅13岁的儿子马格猝然离世。作为父亲的马原对儿子的离世表现得很平静，在朋友圈宣称“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的”，在面对来访的客人时也说“我们马格和菩萨在一起”。随着故事的推进，马格的离世有了更清晰的说明。在出生时，他就被医生诊断为心脏尚未愈合。上一年级时学校进行常规体检，也检测出马格的心率异常。面对孩子的身体异样，马原的态度始终是选择“不治”，还主张人在面对疾病时就要“掩耳盗铃”“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在同父异母的哥哥将马格带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心脏二尖瓣膜闭锁不全，需要做微创手术后，马原的说辞依旧是“心脏怎么能动？不能动的除了心脏，还有脑”。在马原的坚持下，马格一直没有接受心脏手术，最终夭折于13岁。▌刑事责任最终可能都无法证立尽管这个故事被书写得相当诗意，但在打破由先锋作家头衔加持的神秘滤镜，剥离由世外桃源所塑造出的浪漫主义魅惑后，仍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可疑问题：当一个孩子被确诊为心脏病需要手术，父母可否基于自身的信仰和认知拒绝为其医治？站在法学的专业角度，我们也必须谨慎求证：这种不作为有没有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虐待罪或遗弃罪？根据这篇报道，马原似乎是个神秘主义的信仰者，在罹患癌症而身体靠着隐居世外的“换水”得以恢复后，他对神秘力量的信仰变得更加笃定。也正是这份笃定，使得他坚持不为患有心脏病的儿子实施手术医治，而选择通过所谓的自然方式调养。在这篇报道的评论区里，有很多网友留言认为，马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初看这篇报道时，我也一度非常认可这种观点。但在与刑法老师反复讨论后，发现马原无论是被定虐待罪或是遗弃罪，其刑事责任最终可能都无法证立。虐待罪是行为人经常以打骂、冻饿、捆绑、强迫超体力劳动、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持续地迫害、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就虐待行为而言，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例如殴打、捆绑、禁闭、讽刺、谩骂、侮辱、限制自由、强迫超负荷劳动；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如有病不给医治、不让吃饱饭、不给穿暖衣等。尽管同时包括消极的不作为，虐待罪的认定却不能只是纯粹的不作为，还包括施虐者在主观上也必须有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和精神摧残、折磨的故意。因没有虐待的故意也无积极的虐待行为，马原尚不构成虐待罪。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原是否构成了遗弃罪？遗弃罪是行为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拒绝抚养，既指对有抚养义务的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驱赶或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其流离失所或生活困难，也尤其包括在被抚养人患有严重疾病或生活不能自理时，不提供救助导致其陷入危险境地。从上述界定看，马原不给儿子看病似乎与遗弃罪的要件构成相符，但遗弃罪同样要求行为人有逃避或向他人转嫁应由自己承担的抚养义务的故意。马原不给儿子医治并非为逃避抚养义务，他只是固执于自己的认知拒绝为儿子进行手术，期间仍送儿子进行中医调养，因此也不存在遗弃罪的故意。▌孩子的医疗救治究竟谁说了算？由此来看，即使众多旁观者对马原延宕孩子治疗感到十分遗憾甚至愤懑，但在现行刑法秩序之下，将之治罪显得非常牵强。那么，倘若在法律上不追究其责任，又该如何回应文章揭示出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呢？在马原因自身认知而不给儿子医治，甚至不让儿子正常上学的故事背后，分明能看到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父亲对于子女命运的操控和权利的剥夺，而这显然与现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互相抵牾。《宪法》第49条，一方面将儿童保护明定为国家义务，另一方面则确认“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最后更明确禁止虐待儿童；《民法典》所规定的监护制度，也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样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不得实施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或实施家庭暴力等行为，且不能“放任或者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辍学”。法律规定了父母的监护义务，但如何履行监护职责属于父母的自决事项，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监护和教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看病就医、读书求学都要有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正是这种义务和权利合体的表现。但正因权利与义务合体的复杂构造，从父母的监护权中就会引发另一突出问题：孩子的医疗救治父母说了算吗？如果孩子罹患疾病，父母基于信仰认知或各种事由而拒绝为其医治，国家有权干预和强制吗？这一问题，又指向另一个核心：未成年人事项，究竟是国事还是家事？与本案案情类似的，有美国法上的“Baby

张丰（撰稿人）全文1900余字，阅读约需4分钟各种抽离背景、细节和条件的“月入过万”故事，已经给全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年轻人可以轻松赚很多钱。浙江义乌一对95后小夫妻，在摆摊的时候面对电视台记者，兴奋地说出“今天赚了9184块”，成为地摊经济的大赢家。但是，在上网成热搜之后，引起了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摆摊卖的是铁板豆腐和狼牙土豆，如果按一份9元算，一晚上要出1000份餐，如果工作9小时，也要每分钟出两份——这太困难了；还有一些好事者更是不怀好意，呼吁税务部门去查税。随着媒体不断介入，小伙子不得不讲了更多：不是每天都收入9000元，平常一天六七千，这次是电视台来报道吸引了更多的人，是个“意外”；摊位不是只有夫妻两人，还有两个员工（一共开工资18000元）；这不是随便摆随时被城管清理的地摊，而是规范的摊位，每年摊位费要34万。至于大家质疑的出餐速度，他也有解释：我家的铁板比较大，一次可以出五六份餐。实际上，这对夫妻作为地摊创业者，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开始赔了一些钱，直到找到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产品，才开始赚钱的。这么一讲，可信度增加了不少，但是电视台创造的“神迹”就烟消云散了。类似创业神迹可不少。“海归硕士回家种释迦，年入800万”“丹东大哥种白草莓，年收入超千万”“退伍老兵把荒山变金山，一年卖出2000万”……这样的标题，都很提振人心。实际上，如果你搜索更多，会发现发财的方法千奇百怪，只要不停注意“卖”的内容，就可以搜索到各种发财神迹，哪怕是屎壳郎，也能造就亿万富翁。这让我想起以前深夜看的军事-农业频道，有各种各样的致富小窍门。但是，我当时就有两个疑问：这么好的致富经，为什么要在深夜播出，如果在黄金时间，不是会帮到更多人吗？电视台的主持人（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可能都是外包节目）一本正经在那儿讲故事，有这个时间，为什么不去致富呀？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掌握一部手机，注册一个账号，相当于拥有一个“频道”，就更方便讲故事了。在各平台，不但这种“暴富”故事受欢迎，那种逆袭的致富更有流量。比如，最近抖音上查封不少节目，“负债300万，一个人来到成都重新开始”，负债数目不同，但是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复制，不同的演员，相同的声泪俱下。不管是否能够“重新开始”，如果能有一些流量，多少也能赚点，祝他们好运吧——很可惜这样的节目因为高度重复，被平台清理了，看来那些播主真的要“重新开始”了。由机构媒体制作的各类摆地摊致富故事，当然比自媒体的声泪俱下更有技术含量。就以“摆地摊日赚9000元”这条新闻来看，你很难认为它是假的。确实在摆摊（虽然不是真正的地摊），确实“收入9000”（虽然只有一天）……真正真实而重要的信息，是括号里的内容。那里是“创业”得以成功的条件，也能真正给人启发；更重要的是，括号里有真正的人生，有酸甜苦辣，但是因为它“太过真实”，也就过于普通，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所以，我们记住的就是“摆摊日入9000元”——太刺激人的数字，以至于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大声质疑：每天9000，一年营收3000万，超过很多企业了。他是想质疑，但是许多人被数字刺激到一定程度，连账都不会算了。我比较理解那种声泪俱下的“从头再来”自媒体播主，不管如何他们投入了一点设备、时间和表情，如果能够获得一点流量收入，没有坏处，毕竟解决了自己的生活。相比之下，宣传“摆地摊致富”的机构媒体，显得更为可疑。各种抽离背景、细节和条件的“月入过万”故事，已经给全社会造成一种错觉，年轻人可以轻松赚很多钱。前两天成都公布一组数据，去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984元，看上去并不高，但是你看微博上的评论，却清一色地抱怨自己是被平均了。很明显，大部分人的一年可支配收入都不到5万，他们为什么不去摆地摊卖狼牙土豆？我每天走路，都会看到不少卖狼牙土豆的，他们收入很少，是不够聪明吗？这几年，很多人选择摆地摊，被媒体称为“烟火气”。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严重地浪漫化了。大部分人摆地摊，都是因为暂时失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当然可以理解和支持，却并不值得特别地赞美。摆地摊意味着一种真正朝不保夕的（尤其考虑到城管）、纯粹个体（因而没有保障的）的“非正式经济”，它是古老的谋生手段，不是什么创新。但是在媒体的包装下，它似乎有了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媒体正经地在网上发起民调：摆地摊收入那么高，你会考虑辞职去摆摊吗？真正的危险已经出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把困难和责任推给个人。别人摆地摊都能挣这么多，你心中还惦记着孔乙己的长衫，是不是太迂腐了？虚假的致富神话，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制造“崇拜”的另一面，是对个体的责难。当一个社会开始流行摆地摊，自己缴纳社保医保，其实意味着社会性的“有机团结”正在消失。我们可以摆摊，可以去地摊上买东西，却不能假装不知道，超市、商场的出现，才是商业的进步，这才是常识。摆摊当然有有趣的地方，可以和很多陌生人交流，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世界，而其中最真实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正在受苦。不要假装看不到这一点。*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作者：骏瑜（撰稿人）全文25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是“孔乙己”们不愿脱下长衫，还是以筛选人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让“孔乙己”们不能脱下长衫？3月16日，央视网刊登文章认为，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以“孔乙己”自嘲，是因为他们“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脱不掉那件长衫”。似乎是对这个观点的回应，3月20日，满网流传着“广州美团骑手已经招满”“外卖骑手本科率30%”的消息，换句话说，年轻人并不是脱不掉那件长衫，而是脱了以后依然无处可去。毕竟，骑手被公认为“没有门槛”的体力（短衣帮）工作。早在几年前，在很多情况下，传统认知中体力和脑力工作的区别（前者岗位多，收入低）已经悄然变化。此前就有“砸墙的费用震惊了我”这样的新闻——虽然未见得客观，一方面重体力活对人的消耗极大，严重损害健康，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也愿意做的，另一方面它更多是机械重复，并不会有职业生涯中所谓的“成长”。但随着“白领”们渐渐意识到自己每天做的，也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狗屁工作”，“发展成长”似乎也不再是重要的考量了。仅就薪金而言，也一直在变化。1980年代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在国外，1960年代出版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中，就有一个人每天穿着西装出门，找个地方换衣服后去做垃圾清运，晚上洗澡换了衣服回家，继续向妻子装成“坐办公室”的故事。所以，在现实情况下，说人们一味抱着那件“长衫”不肯脱，并不客观。只要收入到位，科研人员也可以去卖茶叶蛋，白领也可以去清运垃圾——哪怕需要一些“伪装”。但可能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脱了长衫后，我们就能径直去做那些所谓的“不需要技能”的体力活儿了吗？其实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技能。以公认的托底工作快递为例，我住在一座高层，有次电梯开门，没有人出来，却呼啦啦涌出一堆快件包裹，等电梯的过程中，发现一位小哥从防火梯蹬蹬蹬走下来，抱起地上的包裹，开始送到一家家的门口。这时才想明白，他应该是每隔5层，就从电梯里推出一些包裹暂放在楼道里，这样就可以把包裹送到住户门口而不必把所有的快件都背在身上，直到一楼才能减负。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出比这更有效率的高层送包裹的方法。而使用这个方法，小哥需要对自己的负重能力、每天平均的包裹量有一个估计，从而确定间隔多少层是最适合的（多了耽误时间少了增加负重），也需要对这座高楼的居民有所了解（居民相对稳定，小区封闭，包裹放在楼道里不会有人偷）。在教育学上，这些都是“基础能力”，一个人在学校里学的具体知识，到了毕业时可能会过时（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但“基础能力”可以帮助他应对现实的变化，处理面临的各种事务，这些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获取信息、鉴别信息真假、处理和分类信息与事务、从反馈中调整自己、终身学习……于是问题就变成，我们的教育，有没有教授这些能力？答案有些让人气馁。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我们教育的本质：当今社会，电影是教育人的、电视剧是教育人的、明星偶像是教育人的，只有教育不是，教育是筛选人的。虽是调侃，的确也说出了几分道理：娱乐节目担起本不该负担的教化功能，而真正应该“给人一些东西”的教育，却远离了本来的目标，成为筛选的工具。落到实际中，就是无处不在的学历崇拜。只有985的学生才能进大厂（虽然进了大厂可能也只是做GPT可以胜任的内容审核），普通的工作要求有硕士博士学位（虽然可能硕博所学完全用不上），即使婚配，也要有985相亲局……但是985的、高学历的学生具有什么样的实际能力，在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时如何应对新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这里的高学历，更像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说的，起的是信号的作用。“我成功地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胜出了，我比其他同龄人更厉害。”我们的教育，似乎更多是让学生机械重复性刷题，以背出搜索引擎百万分之一的信息量，以用几万倍的时间手算出计算器的水平，解出那些日后生活工作中永远不会用到的题目，在评价体系中取得高分为荣——其实也不仅仅是“为荣”，那会有实际的利益，在考试竞争中胜出，把同龄人踩在脚下，从一个不再会变大的蛋糕中，分得比别人多一点的份额。技能之外，还有人生意义的问题。在和儿子的对话《给河马刷牙》中，龙应台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情景：她的儿子，正在读大学的21岁青年安德烈，面对的是高悬在头上的青年失业数字：比利时21.5％；法国

吕孝权（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采访人：李绍宾全文共15000字，读完约需30分钟“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通知》，对检察机关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提出具体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保法》）已于2022年10月30日修订通过，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就本次《妇保法》修订内容及意义，我们专访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吕孝权长期从事妇女权益法律援助、研究及倡导工作，是妇女权益保护、性别平等推进和公益法律服务的法律研究者和实践者。同时，在新《妇保法》修订过程中的征求意见期间，吕孝权及其团队从法律专业视角积极参与并提交了大量的修改建议。本次专访，我们重点围绕新《妇保法》修订、性骚扰及职场性别歧视与吕孝权律师进行了深度交流。▌《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的里程碑意义南都观察：《妇女权益保障法》自2018年修订后时隔不到4年便迎来大修，在一审稿、二审稿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收到数十万修改意见，可以说是近年来公众关注度最高的立修法项目之一，您怎么看待大家对于此次修订的参与热情？吕孝权：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首先，一个基本常识：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早在多年以前，男女平等就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我国法律。近年来政府对于妇女权益保护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立法、执法、司法、宣传引导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就包括本次作为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立法的修订。其次，全国人大在制定或修订法律过程中，都会将草案稿适时在中国人大网上进行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般为期一个月。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公众参与国家立法的重视，为公众意见表达提供了相应的发声渠道。再次，根据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女性在我国占将近七亿人口。按照“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角色定位，涉及到如此大规模群体的法律修订，自然会引发女性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然对性别议题关注的男性也会积极参与和推动。最后，在本次修订过程中，专家学者、一线实务工作者、媒体、社会组织等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一议题推向公共层面，让更多公众知晓此次修订的具体条文内容。并且，像专门从事性别平等工作的千千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也从法律层面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为公众参与提交修改意见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和参考样本。南都观察：您能否总体评价下新《妇保法》？其中有哪些内容您认为是亮点？对于妇女权益保障的积极意义体现在哪里？吕孝权：本次《妇保法》大修，是自1992年立法以来的第三次修订，距上次2018年修订仅仅时隔三年。这说明新《妇保法》紧扣妇女权益保护的内在需求，积极回应近年来妇女权益保护领域的新变化，体现出立法与时俱进的特点。宏观层面，我认为，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在于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丰富对妇女权益的制度保障。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新时期妇女权益保护的特点，强化一些特殊保护原则。具体到新《妇保法》中的条文，我在此简单列举以作说明：针对公众普遍关注的妇女人格权益，新《妇保法》第三章中作出的一些特殊规定，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例如，“医疗机构施行生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征得妇女本人同意；在妇女与其家属或者关系人意见不一致时，应当尊重妇女本人意愿。”这就把医患纠纷中签字权事实上应归属于谁的问题进行了明确，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患者本人做决定。另外，就拐卖、绑架妇女问题，新《妇保法》还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并就相关部门的职责进行明确。此内容在一审稿中并未出现，丰县事件发生后，二审稿中专门新增了这一条款，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征。其次，关于人们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性骚扰问题，新《妇保法》进一步完善了预防和处置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相关机制，比如对于性骚扰形式的界定，明确用人单位在职场中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方面的义务，并就具体措施采取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明确。同时，对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方面的修订也是重点之一。新《妇保法》明确规定要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并同样采取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说明，包括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不得“限定为男性或规定男性优先”，或采取“禁婚禁孕”等条款。关于用人单位对女职工权益保障的相关责任，明确了劳动合同或就业协议中应当包含女职工权益保护的相关内容，这就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其他法律法规进行了衔接。以上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我认为比较有亮点的修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第一次从国家立法层面明确歧视的实质性内容，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制定或者修改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要时开展男女平等评估，保护妇女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增加住宿经营者的强制报告义务，扩大人身安全保护令范围，保护妇女合法财产权益，增加法律救济专章，增加妇女权益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等等。与之前偏原则性、纲领性、宣誓性和倡导性的法律条文相比，新《妇保法》的一些条文更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真正体现出国家对于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推进。我个人对本次修订持正面、积极的评价。南都观察：那这其中，您认为是否有哪些条文存在遗憾？吕孝权：遗憾的地方肯定也有。此次修订，我认为主基调应该是正面肯定，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些简单的探讨。在我看来，总则的第二条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书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ceibs-cbr）”维舟全文3800余字，阅读约需7分钟如果“发达”不仅仅指经济繁荣，也指社会整体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文明程度，那么，忽视女性需求、没有女性参与，不管创造了多少GDP，确实很难被称作是“发达”。一年前，丰县事件震撼全网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向我发誓，她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去徐州。半年前，唐山又爆出女性被当街羞辱、拖拽、围殴的事件，她说：“现在我终生不去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唐山。”这并不只是一时气话，对女性来说，如果在一个地方感到自己的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自然最好尽可能离远一点。反过来，那些“女性友好型”城市，通常也更安全、更宜居、更发达，但这又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那么它通常对男性而言也是宜居的，但反过来就未必了。看看那些丛林社会、狂野西部，或许也不乏有男性乐在其中，但可想而知，女性在这样的地方将会生活得很艰难。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地方对女性而言不宜居，那么它就是不宜居的——女性可以说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她们的感受，比男性更能准确地测试出当地城市生活的品质。事实上，城市化一直是女性的福音，这几乎是各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定律。女性要想从保守、封闭的社区中挣脱出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经济独立，而适合她们的职业，往往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才最有可能获得。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一点在起初也是极难的：1870年，职业女性还不到全美非农业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到1920年翻了一倍，而新涌现的职业大多都在城市里——百货公司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等。到1970年代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女性在就业上反而比男性更为有利，不难想见，越是大城市，第三产业就越发达。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回忆，她大学毕业的1970年，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女性只要有学历，就养不活自己。大学毕业的女性结不成婚，找不到工作，顶多只能当当公务员或教师。”因为当时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大多都很低端，仍是个“女性很难养活自己的时代”，只有随着大城市的繁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适合高学历女性的白领职业。有人曾观察到河北一个小县城里的现象：当地重男轻女，如果是男孩，家里往往从小就把路都铺好了，但也正因此，女孩们早早就意识到，要想得到好生活就必须努力考出去。随着近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当地优秀女性能走的都走了。其结果，使得当地婚恋市场越发失衡，大量男性都讨不到老婆。工业时代的城市往往对女性不太友好，因为构成城市主体的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人，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都被视为次要的东西。徐州、唐山都是老工业城市，这一点恐怕未必只是巧合。一位老家东北的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大学刚毕业时在一家国企，同事大多都是男性，开玩笑时也很少顾及她的感受，每个人每天都穿着黑黑灰灰的，她偶尔穿得鲜艳一点还遭领导呵斥了，一年下来，她终于受不了逃离了。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作为全国城市化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实性别平等意识并不低，然而当地的城市转型却较为艰难。当一个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才能更好地满足女性的需求：职业的可获得性带来的经济独立、社会环境的相对平等带来的安心感，以及文化商业活动的繁荣带来的更好体验。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有这么大比例的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并且还能活得很好。从这一点来说，女性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总的来说，大城市都适合女性，这里不仅机会多，而且通常更接近平权，因为一个地方的流动性越大，就越难形成顽固的歧视。2015年上海社科院的一份女性从业人员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八成女性（78.9%）自认从未受过职场歧视，这一比例甚至比男性（77.1%）还高。虽然上海职场进入管理层的女性仍低于男性，但这种感受至少表明，上海的职场环境对女性是较为友好的。也是因为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的环境，使人无须依靠他人也能活下去，其结果是：在全球各地，城市男女的单身比重都偏高。全美有25%的人过着单身生活，但在大都会区则高达40%以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女性单身者更高：2010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数量占到了纽约市所有女性人口数的41.7%。有些女性宁可与异地恋男友分手，也不愿离开纽约，原因是觉得这座城市才是一个更值得拥有的伴侣。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说：“大多数城市中顽强坚韧的一面，都来自长居于此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单身女性。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反之她们也促进了城市的完善。”她并没有夸张，只是说出了一个共生的良性循环：城市越是发达、宜居，就越适合女性生存，吸引更多女性，而那么多女性的涌入，又会反过来使城市变得更好。▌女性让城市更美好对任何现代城市来说，女性群体都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消费在经济活动中比生产更重要时，女性的力量在重塑城市生活时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相比起男性，女性对人身侵犯等社会治安问题更为敏感。我的女性朋友即便不在唐山，但在看完唐山打人事件的短视频后也深感不适乃至恐惧，那两天甚至都不敢单独上街。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女性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获得，那她很可能就无法在此安心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因为对女性而言危险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大概率也是危险的。反过来，当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主体、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和重视她们的需求时，这座城市在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多样性，乃至职业发展机会和平权等方面就有望得到提升，营造更宜居的环境。所谓“适合女性”，说到底是指向城市治理时能看到容易被忽视的非主流群体，愿意关注并满足不同人之间的不同需要——这其实都不单单只是“适合女性”，还包括孩子、残疾人等等。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是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深切体会到国内城市在无障碍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城市的差距。像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但在这一块相当欠缺，“轮椅仙女”陈小萍曾爬上过世界屋脊，去年初却死在深圳地铁站的无障碍通道上。即便不是残疾人或病人，一个女性如果带着孩子或提着重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发现处处不便。去年在郑州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所说的话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澄清自己“不是女权”，但踏入职场几年下来，在和男同事交往的过程中却不时遇到矛盾：很多当地女性都半开玩笑地抱怨“私企没有孕妇”，不仅权利不完善（普遍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没有一金），而且当女员工提议辟出母婴室时，男性管理层都反对。这些都让她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姐妹们都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状态了”，她自己也不断在学习，笑着对我说：“女性一旦有思想了，就会看不惯很多事情。”尽管推动改变不容易，但至少市场的力量会回应女性的需求。以往的国内城市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消费占比很低，但当消费驱动城市发展时，“女人的钱”是不容忽视的“她经济”。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全文4300余字，读完约需8分钟2月19日上午，一则题为“合肥教育名师陈宏友讲座中被学生轰下台”的视频+图文网帖在微博、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上广为流传。网传，合肥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在讲座中提及，接受教育是为了获取金钱和性等资源，并提出成绩好的学生要找外国人“杂交”，改善基因等言论。而在2021年安徽卫视、天津卫视以及哔哩哔哩网站播出的“超级演说家”IP系列节目《超级演说家正青春》，一位张同学也提出了“进城拱白菜”说。这让我们思考，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言论和想法？衡水中学838班学生张锡锋的演讲《小小的世界，大大的你》日前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便是其中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他的演讲常常激昂高亢，看起来与其说是真实的情绪，倒不如说是事先的排练。“演讲”对他而言可能只是“表演”。不过，即便这位17岁少年激昂的演绎确实是“很励志”，不少人也以“穷人改命，无可厚非”为他辩护，但许多人还是嗅到了其中不祥的气息，质疑衡水中学模式与“穷人”有什么必然联系，更怀疑这套言论背后的价值观是扭曲的。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偏差？这就牵涉到一个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普遍关心的问题：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如果能，那么改变谁的命运？又如何改变？▲

刘远举全文3000余字，阅读约需6分钟好的营商环境背后，是法治而不是编制。2023年开年以来，各地都在拼经济。发展经济，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海南设立了全国首个“营商环境建设厅”，作为正厅级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统筹推进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等工作，显示了海南的诚意。需要“改善营商环境”了，就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统管，是一个常见思路。以食品为例，农业、林业、渔业部门各自监管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质监部门监管生产加工环节，工商部门监管食品流通环节，卫生部门监管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管、查处食品安全环节。这些环节都涉及到营商环境，如果有过度权力冲动，甚至腐败，就会影响营商环境，那么，就成立一个新机构来统筹监管这个方面。不过，这种方式也有其问题。海南作为沿海省份、旅游省份，客观地说，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治理水平都是较好的。但新建一个机构，放在其他地区，或许就会水土不服。因为“叠床架屋”，有时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往往还会造成新的问题。部门都有扩大自己权力的动机，这既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也是在组织内部获得更多利益的需要。有了一个新机构，就要做事，做事肯定要发文件、表格，要开会，要检查工作。分工貌似很细，实际上“叠床架屋”。这往往又派生出表格多、文件多、会议多、督查检查多的现象，给基层干部的执行带来困扰，造成他们的负担。有的干部迷茫地表示，会议多，表格多，但工作效率低下，效果很差，甚至不得不临时编造数字，用虚假材料应付上级检查。这些秀存在感的事，令基层干部群众不满。要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需要注意什么呢？▌杜绝形式主义以机构落实任务，某种程度上，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思维与行为惯性的结果，是形式主义的最终形式。这就是行政机构的“内卷化”，这个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首创。行政管理内卷化，是指行政机关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不断扩大正式、非正式机构，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旋、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总书记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疫情工作中是这样，平时的工作也应该如此。杜绝形式主义，应该简化工作程序，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精简机构我国人事行政一般由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务员、机构编制四个部门共同执掌，属“多龙治水”模式。在实际工作中，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务员部门负责选人用人，机构编制部门的行政职责是核定并监督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责、设立内设机构，按编制、职数限额配备人员，理论上是扮演“看门人”角色，如果守不住，政府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今年的春晚上，小品《坑》火了。其实，33年前，也就是1990年，牛群+冯巩一部经典的相声《小偷公司》，就是针对的这种“叠床架屋”现象。小偷公司为了解决人浮于事，精简了三次，结果第一次精简到60多人，第二次精简到80多人，第三次精简到120多人，越精简，人越多！某种意义上，营商环境不好，本身就是政府部门权力冲动的结果，这当然与机构过大有关，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增加一个机构。更多的行政开支，某种程度上又会促使行政权力去寻找资金资源，这很可能再次恶化营商环境。1949年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政改革。以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1958年和1959年国务院所属机构精简合并成60个，到1965年底，国务院机构增至79个；1975年经济整顿时，国务院部门调整到52个，到1981年底，国务院机构达到100个；1982年国务院机构精简为61个，到1988年增至72个；1988年国务院机构减至66个，至1992年底增至86个。此后，1998年、2003年和2008年又分别进行了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可以看出，机构精兵简政，是一种应对组织内卷的惯例性行为。▌舆论监督营商环境，由无数小事构成，是分布式发生问题。成立一个新机构，则是自上而下地集中解决思路。思路与问题是不匹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观念中一贯重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与此相关的关键词有“民主监督”“人民主体地位”“群众路线”“权力制约和监督”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宪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人民的监督形式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舆论监督。舆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无形的监督系统，比任何新的政府部门都更高效。现在有了社交媒体，这种监督可以变得更细，监督作用也更大。▌行政败诉率当然，应该看到的是，形成舆论还需要门槛，对公民或者法人来说，是一种外力，总有不及之处。而法律，则是公民与法人可以主动拿起的制度保障。1989年，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民告官”有了法律依据。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渠道进行救济。法律成了约束政府机构针对公民或法人个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力制度。在营商环境中，需要约束的也是政府机构的违法行政行为。但是，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平等地位，但行政案件涉及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是“官”，中国又存在长期的官本位观念，所以，毋庸讳言，在一定程度上诉讼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相对人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会干预或者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法院的经费来源逐步多样化，但地方财政依然是其重要来源。这样，遇到“民告官”案件，法院往往受制于人。这给行政诉讼律师带来巨大挑战，导致行政诉讼官司，难度相对较大，胜率一般不大。《2021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行政诉讼败诉率平均值是8.77%，行政机关败诉率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判决案件与全省审结的行政案件之比。现在只有少数地方，将行政机关的败诉率视为一件好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2021年度行政诉讼白皮书，白皮书称：“2021年，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4343件。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3938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为16.2%，较上年度上升2.4个百分点。”对比最近几年广东高院发布的行政诉讼白皮书，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自2018年以来，广东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一直在“走高”——2018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4.2%；2019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11.4%；2020年，行政机关的一审败诉率为13.8%。在当地的媒体中，这被视为一件好事，反映了背后更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但在更多地方的报道中，则把行政机关败诉率升高视为一件坏事。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的上升，折射出人民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矛盾纠纷意识的提升，是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现实成效在行政审判领域的集中体现。考虑到行政诉讼官司中的不平等，某种程度上，提高行政败诉率，不但可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能约束政府机构伤害营商环境的行为。当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推进依法行政、创新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制约等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叠床架屋”窒息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该从减少形式主义、舆论监督、法治、精简机构等多个方面协调治理。正如网上一句评论所说，好的营商环境背后，是法治而不是编制。*题图来自海南日报点击关注南都观察的关联号“南都观察+”↓↓↓*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全文4200余字，阅读约需8分钟“四个菜1500元”、“六只皮皮虾700多元”……新年里，很多人也关注到了各地宰客的新闻，但如果想更深入了解一层，可能还会触及到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节日宰客”的现象屡禁不止？到底应该怎么破？▌内外有别的“宰外地客”近些年各地宰客的事件层出不穷，旅游旺季尤其突出，有些甚至激发了全国性关注，对当地形象造成深远的消极影响。2015年国庆长假，青岛一家大排档“善德活海鲜烧烤家常菜”爆出“天价大虾事件”：两位游客在点菜时确认“海捕大虾”38元一份，结账时却被告知38元一只，一盘菜索价1500多元。游客报警后，起初的处理结果仅是菜价打个折，舆论哗然之后，该店最终被罚款9万元、责令停业整顿并吊销营业执照，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该区物价、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则被诫勉谈话。事后，一位名为“青岛滩”的企业家亲临当事游客肖先生的老家拜访，慰问他5万元，邀请他重游青岛，感受“好客山东”；肖先生则将这笔钱原封不动地捐给当地一位急需手术费的患儿家属，说要“把这爱心传递下去”。当时这一事件轰动全国，联系肖先生的媒体不下20家，但他婉拒了广东一家卫视，情愿风波就此平息，也“不希望一只虾毁掉青岛形象”。2017年底，黑龙江雪乡也爆出宰客事件，有游客一家预定赵家大院一间三人火炕房，支付两晚费用552元，抵达后却被告知只能住一晚，第二晚安排住大通铺，还说：“今晚住这房我都没让你们补差价算不错了！现在这房八百一千随便订出去，你们订得早才便宜。”事件曝光后，赵家大院业主被处以59360元的经济处罚，并责令停业整顿。不难看出，这类事件往往有如下共同点：被宰的，往往是不了解本地情况的外地游客；使用欺诈手段，特别是本已允诺的价格、条件又发生变卦；最终的解决，也通常不是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而是在媒体曝光后以行政处罚了结。有时候，像青岛“天价虾事件”那样，还有一个“感动中国”的结尾：两边的“好人”以相互体谅的方式解决了风波。然而，类似的事不断发生，恰恰证明仅凭这样已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什么总有这样宰客的事？说来矛盾的是，那恰恰是道德化的社会环境在现代变迁中发生的。郭沫若曾回忆，他家从事长途贩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难免遇到麻烦，不过当地土匪“盗亦有道”，从来不抢熟人和近邻，只对外地大户下手。有时发现抢错了，还会将货物原样送还，附上字条：“得罪了。动手时疑是外来的客商，入手后查出一封信才知道此物的主人。谨将原物归还原主。惊扰了，恕罪。”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其实抱有一种“内外有别”的双重道德：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对待熟人和对待陌生人可以迥然不同。黎安友（Andrew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送书籍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guancha@nandu.org.cn；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随机赠送书籍一本。点击图片，阅读推荐文章

全文7700余字，读完约需15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是圆桌对话一：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和公共政策上的应对。圆桌主持人：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圆桌嘉宾（按姓氏音序排列）：丁肇辰（北京服装学院新媒体系主任）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理事长）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时代”年度对话前四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丁肇辰主旨演讲

王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理事长）全文2800余字，读完约需6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王瑛老师的主旨演讲。“无论是养老，还是生命末期的救治，如果全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前三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丁肇辰主旨演讲主旨发言有尊严的死亡，是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王瑛我们生前预嘱协会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十几年了，致力于让更多的人知道“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大家都知道，今年的6月23号，深圳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修订稿，这是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一个法规类型的、一个地区关于医疗条例的部门法条中。那一天这个事情是上了热搜的，大概八千多万的流量。今年十月，为了世界缓和医疗日，我们协会一个月一共做了四次线上论坛，每次大概两个小时，每次的听众都会在一百万左右。从2006年大家对这件事情基本没有听说过，到现在广为人知，确实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观念推广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播量，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呢？我们一方面受到鼓舞，另一方面也有思考。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生命的质量。而有尊严的临终和去世，或者是说有质量的死亡，是生命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尊严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才使得我们有刚才我谈到的观看人数数字，我当时觉得挺吃惊的。我们连续三年在每年的十月都会做一系列的专题讲座。第一年三四十万人，当时我们参与讲座的专家就已经很受鼓舞，觉得居然有这么多人听，蛮意外的。第二年四次讲座加起来超过一百万人，今年每一次都会在一百万人左右。我想用数字的变化，来说明尊严死开始广为人知。而人们知道它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追求生命质量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进入了老龄社会。如原新老师所说，现在不是迎接的问题，是正在其中，正在路上。老龄社会在人们的生命末期，确实会给我们个人以及家庭带来种种困境，老龄社会的到来，会使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千千万万的家庭面前。2006年我们把生前预嘱的理念和一套安排带到中国来。我们将生前预嘱的定义做到了广为人知。什么叫生前预嘱？就是指人们事先在健康或者意志清楚的时候签署的一种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的时候，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在生前预嘱的安排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对生命尊严的追求。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份指示文件，如果没有医疗“接”着我们，没有一个实现途径，它就是空的。和生前预嘱密切相关的，就是它的实施途径，也就是缓和医疗。缓和医疗国内现在经常用的说法是“安宁疗护”，在医疗的实践中，它对于护理的要求，包括护理时间的比重，相对来讲都比较大、比较高，所以叫安宁“疗护”。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是一种手段，在患者和家庭碰到相关状况时，它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尽早进行鉴定与正确的评估，预防和缓解患者身体、心理、精神、疼痛和其他问题。缓和医疗和生前预嘱相伴，以非常快的步伐在中国落地了。2017年国家卫健委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最先设定大概5个试点省市，只过了一年多，这样的试点城市就达到了71个。这71个是以地区为单位，像北京就不是以北京大市，而是以北京市的区为单位，像海淀、朝阳都是试点区域。试点城市这几年的工作发展速度很快，进展也是很喜人的。最可喜的，是它在考量如何能使缓和医疗全面进入医疗体系。现在各个城市推广四级医疗体系，在每一级上都有缓和医疗的任务，一直落到社区和家庭病床。无论是养老，还是生命末期的救治，如果全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来说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一些试点地区如协和医院的缓和医疗工作医生深入到社区去指导，探索缓和医疗在整个四级医疗体系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尽快服务到老百姓。除了医疗体系，在社会支持层面，我们可以看看公共政策。在缓和医疗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公共政策已经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今年深圳在区域性医疗条例里立法，安宁疗护和缓和医疗也进入了相关法规。在这种条件下，一些重要公共政策的推出就变得非常重要，比如“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advanced

本文经版权方授权刊登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全文5000余字，阅读约需10分钟“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2版序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首版于2018年的作品。转眼4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国内也面临许多风险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等“三期叠加”困境，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在朝野上下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应对现实问题，政府也正在采取一系列“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措施来应对挑战的当下，重印讲述4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这本旧著的意义何在呢？在我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采取应急性的应对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因为现实情况是由过往的历史造成的。就拿我们当前遇到的困难来说，除却某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因素，例如新冠疫情，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大量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表面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对症治疗”措施来缓解矛盾，而不能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触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就难免陷入扬汤止沸的误区，而无法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的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采取“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针只执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抨击，回到旧有的老路子。由于苏式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进行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了进展，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增长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的新阶段，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晋升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不过，“九五”期间GDP增长的突出表现使人们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任务已经完成的错觉。从“十五”（2001—2005）计划时期开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靠海量投资“铺摊子”、“上项目”和“造大城”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通过这类“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一些领导干部提升自己“政绩”和地位的不二法门。这就使粗放增长方式的种种消极后果迅速积累起来，并在2005年至2007年期间又一次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不正确的政绩观”，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2010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着重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并由此再次重申“加快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可是，人们更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侧重需求侧的短期分析方法来解析长期增长问题，加之2007年爆发了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政府的方针又一次转向使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增加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以便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于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继续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我国的国民资产负债表出现杠杆率过高的病症。政府和许多企业债台高筑，酝酿愈来愈大的金融风险。这使中央领导在2013年末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速度换档期、经济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的困难，本世纪10年代中期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什么样发展方式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十三五”（2016—2020）厘清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这就是在进一步改革的推动下，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为核心，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不过问题还在于，正像我们在前30多年所经历过的那样，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和这些决定能否得到贯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概述了本世纪10年代中期这一基本思路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并且指出：如果不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克服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将会陷入两难困境，经济发展也会呈现出一种“按住了葫芦起了瓢”的翘翘板式运行状态。如果为防止金融风险而降低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强度，GDP增长率就会进一步下滑；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提高刺激强度，杠杆率则会加速上升，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反复使用刺激政策，用强投资去推动经济增长，就只能进一步加杠杆，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甚至引发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处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上的这些历史经验显然是今天仍值得加以探究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许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实质在于选择由市场—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还是由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支配的资源配置方式；要言不烦，就是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初，朝野有识之士就已取得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引进市场机制、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共识。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都被郑重写入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决议。然而，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并不会径情直遂地达到预设的目标。虽然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使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持续加速，很快跻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主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人们还是一再发动对市场化改革的攻击，力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直接或间接的管控，致使改革的进程受到阻碍，甚至使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出现相反的走势。直到开倒车的行径遭到摒弃，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才回归正途。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经历过多次博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对其中五次起死回生的博弈以及这些博弈背后的思想交锋做了简明扼要的历史叙述，并对之作出自己的历史评论。“计划派”最重大的一次反攻，发生在本世纪初期。本来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后，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的道路。但由于改革在一些领域进展不足，政府部门还在某些重要领域中起着支配作用，就使整个经济体制呈现出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过渡性特征。在这样一种计划与市场、行政命令与自由价格双轨并行的体制下，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广泛干预，使寻租腐败行为获得了广大的制度基础，加之法治国家的建设严重滞后，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就愈演愈烈。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众的不满。利用这种情势，市场经济的反对派趁机把原本是因为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推进不足造成的问题归罪于改革本身，要求重新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他们极力鼓动，甚至公然要求为“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翻案和为极左路线的旗手“四人帮”“平反昭雪”和“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猛然升温，与建设市场体系相关的一些改革措施受到攻击，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潮流。值得庆幸的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不负众望，顶住了这种反历史的逆流，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一《决定》不但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体制的其他方面。《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从过渡体制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指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革要求。在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的条件下，关键就在于执行和落实。201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只是在最后的段落里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以及如何“推动全面改革落地生根”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说明，而没有来得及对《决定》通过以来改革的进展和不足进行具体分析，可是在我们为如何应对克服当前问题寻求解法的时候，仍然可以从对改革开放历程的观察和思考中汲取经验教训。例如，拿当前“三重压力”的关键“预期转弱”来说，“预期转弱”问题的发生固然与疫情等近期突发的因素有关，但显然是由来已久，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研究表明，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企业家们对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信心的缺失。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当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2013年开始落实的时候，各类市场主体的心气何等炽热。那时民营企业踊跃投资，开办新的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从2014-2019年的五年间，我国市场主体（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18亿户。他们为强劲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很快地，与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背道而驰的声音逐渐兴起，2018年一开年，就有一位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当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逐步消灭私有制”。后来，一位金融界的资深人士还就此论证说，“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虽然“离场论”遭到主流报刊的否定，但是这类反对市场化改革思潮并没有收敛和停止他们的攻势。在讨伐资本、贬抑私有企业的氛围下，不少企业家焦虑迷惘、缺乏投资和创业的动力。为了恢复企业家的信心，给企业家吃“定心丸”和抚慰他们，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功效不一定很大。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迈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步子，撤消政府机构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能够自主经营的营商环境和非禁即入、保持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除此而外，以放松信贷、增加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短期措施，也需要汲取过去简单地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增长、结果造成了杠杆率过度提高和酿成资产负债表危机的教训。综上所述，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一书中对改革开放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对所涉基本问题的思考能够为读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和探讨克服当前困难的路径提供一些参考，这本旧著重印便可算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作者的我也会感到十分欣慰。吴敬琏

丁肇辰（北京服装学院新媒体系主任）全文4500余字，读完约需9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丁肇辰教授的主旨演讲。丁肇辰教授说：“在教学中，我希望让同学们知道，老龄化社会的设计议题与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并且让他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有未来而且很酷的。”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前两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陆杰华主旨演讲通过生活设计找回老人的尊严与价值丁肇辰我的父亲前天刚刚过95岁生日，我妈目前85岁。他们俩生活照护仰赖两方面，一是医疗机构，另一方面是自家人，我还有一个妹妹在照顾他们。我目前想做的事情是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通过设计的手段方法，让他们的生活甚至我自己的未来生活变得更美好。在教学中，我希望让同学们知道，老龄化社会的设计议题与他们生活的关联性，并且让他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情是有未来而且很酷的。2020年我跟好朋友，西南交大国际老龄研究院的副院长杨一帆教授还有南开大学艺术学院吴立行教授，共同选出了一百个跟老龄化社会相关的创意案例。我们的想法是做一本关于老龄化设计的科普书，来告诉我们的学生们，在设计领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老龄化设计案例，甚至还做得很不错，这案例并没有你想象中的“夕阳感”，而且还是很酷的。这本书目前在淘宝和京东都有贩售，各位有兴趣可以购买这本书。今天我的汇报涵盖两方面，分别是银发设计的范畴与“晚什么”课题。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银发设计的范畴（Design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文2500余字，读完约需5分钟2022年12月3日，在南都观察的“年度对话”上，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两位圆桌主持人共同探讨如何“迎接老龄化时代”。本期我们带来陆杰华教授的主旨演讲。陆杰华教授指出：“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一定要告诉所有中国人，我们都在变老的路上，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为认可、接受和包容。”点击查看“迎接老龄化”年度对话第一部分内容——原新主旨演讲。主旨演讲老龄化时代积极老龄观的内涵及其现实路径陆杰华在一个全方位变动的老龄化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超前地面对老龄化时代引发的一些系列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如原新教授所说，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公共卫生改善、生育率下降、妇女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老龄化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元素。老龄化时代我们应该秉持的是积极老龄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你怎么去看加速老龄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积极主动乐观，包括保持财富增长、抓住机遇释放红利，这是非常重要的。老龄化并不是负担，老龄化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我们需要摆脱过去对生理、年龄增长的恐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同观方面，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怎样保持人的尊严、人生存的意义。第二，怎么办。光“看”不行，“办”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老龄化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怎么在“积极应对老龄化”这样一个国家战略中寻找中国方案、突出中国特色、走出中国道路，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研究、凝聚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是应对。应对老龄化不仅要针对今天的老年人，不仅是去看人口年龄段比重的变化，它需要的是全生命周期、全人群的应对措施，包括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的政策和制度，做到超前、及时和科学、综合应对。这样，在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可持续，能够走向高质量的老龄化，实现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二是要认识到老龄化时代其实还意味着我们有无限的资源和很多的机遇。老龄化本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包括我们预期寿命的延长，高龄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健康状况的改善。从这样的一个变化中，我们一定要看到长寿的资源，这些资源如果得到有效的利用，我们的政策能够释放长寿的红利，就可以从容应对，就能够实现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去年2.67亿老龄人口，“十四五”会有将近3亿，到2035年可能四亿多，将来可能会差不多五亿，这是很重要的长寿资源。三是要看到人口素质提高包括人力资本的改善。今天的老龄化时代和过去不一样，我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教育水平在提高，技能也在提高，教育资本、经验、健康状况比过去有大幅度的提高。经济资本，像养老金也有增长，消费结构在改变，“银发经济”，伴随经济增长的还有技术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互联网时代。此外，还有中老年人形成的地缘文化，社会资本等等都是我们在老龄化时代中需要开发、挖掘、利用的长寿资源。拥有这么好的长寿资源，我们要从“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中，去明确我们释放长寿红利的中国方案，走出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道路。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积极迎接老龄化一定是一个实践的创新，这个实践创新一定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定国情；第二，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参与应对老龄化的基础性、广泛性和政治性，这个基础性不仅包括老年人，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三是“积极老龄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包括各个方面，比如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代际如何合力推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推动老龄时代人人终身学习的新理念；四是如何从全生命周期去建构我们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力量；五是突出应对老龄化中国的理论框架，包括求学、工作和退休，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应对老龄化的必要环节和元素。这个积极老龄观一定是落地的，它和健康老龄化成为我们应对老龄化时代的主线，即刚才我说释放长寿红利的重要基础。从这样一个视角中，我们就要谈到老年人的参与，这是应对老龄化非常急迫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既是利用长寿资源，同时也是释放长寿红利的重要途径。有三个方面：一是延长长度。包括退休年龄的调整和男女同龄退休；二是拓展宽度，包括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也包括我们如何认识家庭参与的社会效应、消费参与的经济价值。三是要挖掘深度，特别是构建一个包容性的全生命周期的文化环境，更多的就是代际在经验、文化上的一个传承。特别是鼓励老年人参与到我们老龄化时代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成为这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实践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最后，积极老龄观的第三个内涵，老龄化时代践行积极老龄观，很重要的是要突出中国优势。第一，制度优势。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应对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中明确了，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要实施积极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一定要发挥国家战略优势，突出多元主体——政府、市场、社会，才能践行积极老龄观，克服由于老龄化引发的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矛盾。第二，我们的老龄化是后发展起来的，比很多发达国家晚，这个“晚”就方便我们去借鉴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避免他们走过的一些弯路和教训。真正凝聚中国方案，形成中国道路，很重要的是依靠中国智慧。第三，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一定要告诉所有中国人，我们都在变老的路上，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观念需要转变为认可、接受和包容。我们需要广泛地开展老龄化国情的教育，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不仅要融入到我们社会经济整个过程中，而且应该融入每个个体中，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推动老龄化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以下为本次活动现场回放，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本文整理自南都观察2022年度对话“迎接老龄化时代”，经嘉宾确认。此为第二部分，其余部分将于近日推出，敬请期待。欢迎给南都观察投稿，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