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1日，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园拉开帷幕。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28个国家和欧盟，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人工智能安全宣言》，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了潜在的灾难性风险。峰会第一天邀请了超过100名政府、企业、学界、智库、民间的代表参与。我国科技部、外交部的政府代表和来自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腾讯和安远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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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选择建构中不断发展演变。文章结合历史回溯与逻辑分析,以科技发展规律为主线,揭示了国家创新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向,梳理总结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实践,提出了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架构特征和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思路建议。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于国家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经济与科技上形成比较优势的实践活动中，具有客观性、动态性、多样性等特征。进入新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相互交织，我国亟须优化调整国家创新体系，完善创新制度和创新治理模式，以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有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演进，探讨国家创新体系新的架构特征，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参考借鉴。01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发展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具有演化特征的概念框架，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分析视角，其客观实践和理论探索为深刻认识和理解科技创新、制定与实施创新政策、塑造创新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1.1概念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创新过程研究的自然结果和更好地解释创新对经济绩效影响及国家竞争力分析的需要，其建立在对科技创新规律和国家创新行为特征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提出以来，迅速被学术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广泛应用，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描述和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存在及功能，共同塑造和发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及其内涵。目前，相关研究主要从影响创新过程的核心组成及要素来描述和定义国家创新体系，将系统性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视为创新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创新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创新体系主要指推动知识和技术产生、传播、扩散、使用的各类组织与机构，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参与者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广义的创新体系认为创新活动是嵌入社会子系统的，知识不仅来源于正式的研发活动，而且与技术的应用、改进和积累有关，同时还产生于不同的制度行为者的互动中，政治、文化及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创新活动的规模、方向和成败。结合技术经济范式演进和各国创新发展实践，Lundvall进一步扩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即“涵盖不同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组成，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开放的、复杂的且不断演变的体系”，该体系决定了基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经验学习的创新过程及创新能力建设的速度和方向。这一定义强调广义创新和主动学习，指出能力建设与创新过程是一体两面，促进各组成部分的能力建设和学习是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的基石。由此可知，国家创新体系是了解国家范畴内创新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和保持国家竞争力的有效分析框架，不仅适合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是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应用和扩散，各类创新要素和主体关联互动、动态演化的开放系统，是实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1.2研究进展国家创新体系演进根植于创新过程的认识和发展。目前，相关研究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支撑、演进路径等方面展开了丰富讨论。在理论支撑方面，国家创新体系以长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为基础，内含3种基本假设：(1)国家经济结构与知识基础设施体系之间存在共同演化；(2)制度对于学习和创新的产生方式至关重要；(3)国家特定的互动模式会反映社会化的进程。由于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和内在的稳定性，相关学者通过对一些主要经济体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建立“绝对优势”后交替兴衰的观察，一方面，揭示出国家创新体系在塑造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不同时间窗口和发展阶段的共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主体、网络、制度等核心要素在不同层面相互作用的过程，揭示出国家创新体系系统化和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以及通过学习和能力建设形成应对国家战略需求的“体系化能力”的集成特征。在演进路径方面，国家创新体系逐渐形成多个研究视角和路径。其中，“动力机制”路径主要研究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动态演进过程中试图标识不同类型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演进方向”视角提出国家创新体系与社会发展、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全球挑战之间的关系，探索通过调整分析框架来回应上述挑战；“活动功能”路径通过识别和归纳影响创新发展、扩散和使用的主体和要素，分析不同主体和要素及其相互联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创新体系发育特征，Chaminade和Lundvall等将国家创新体系分为新兴创新体系、分散（双路径）创新体系和成熟创新体系3类，并指出国家创新体系在动态且不断发展的环境中逐步演进，实现阶段跃迁需要以关键制度的塑造来推动体系的整体转型。02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外实践国家创新体系与科技发展趋势和创新需求相适应，特定功能和模式的国家创新体系在不同国家实现的时间和方式存在差异，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纵观科技发展史，发达国家的创新引领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追赶跨越，无一不是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2.1创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历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经历了4个阶段。不同阶段，创新主体、组织、制度、互动方式都呈现不同的特点（表1）。表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随后的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二十大报告又再次强调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可以说，新型举国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在近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远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策略。对新型举国体制的认识理解程度和实践运用水平，也就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系列国家重大目标的实现。本文试图在廓清新型举国体制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国内外的成功实践，总结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种基本模式，并在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政治等方面规律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了新型举国体制面临的四大挑战。01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内涵实际上，现代军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在军事、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实行都是广义上的举国体制。这一体制根本上由国家角色决定，而无关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只不过后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将这一体制扩展到技术追赶和经济发展领域（并且成功实现了追赶），举国体制才被很大程度上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特有的。但考察近代在某些领域成功实现追赶或取得领先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投入、组织和推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如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就连被誉为自由市场经济旗手的美国，也在阿波罗登月等重大工程上，采用了举国体制的模式。因此，举国体制实际上与经济制度无关，但客观而言，实行计划经济（已经成为过去时）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府一般拥有更大的权威，更强的资源控制力，所以在运用举国体制的范围和强度上，一般要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一个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几乎从无到有构建起现代工业、国防、教育、卫生体系的国家，举国体制在我国有着非常广大又及其成功的实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经济制度上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趋向减少，加入WTO后更是如此。甚至在教育、医疗等属于传统公共事业范畴的领域，我国也进行了市场化的尝试。但在一些基础薄弱，缺少市场化条件，又关系国家声望的领域，我国却保留和发展了举国体制的实践。其中最成功又最有知名度的，就是竞技体育领域。短短四十年，我国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奖牌数量就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北京奥运会更是取得了金牌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模式被概括为“举国体制”（用以解释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的原因），并写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官方文件。后来，“举国体制”就经常被用来形容主要由政府推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组织力量的一种组织模式。“新型举国体制”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1年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后来“新型举国体制”就继续出现在国家高规格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中，直至成为我国微观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宏观上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策略之一。之所以要在原有的“举国体制”上冠以“新型”，其直接原因应当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就“举国体制”本身而言，虽然在既往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饱受争议（见诸“中国奥运金牌每块成本7亿元”和“奥运冠军沦为搓澡工”等报道），所以“新型”喻示举国体制的改进版；第二是彼时2011年，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市场部门，被认为脱胎于“苏联式计划体制”的“举国体制”，显然要对新的形势和条件有所响应，不能政府大包大揽，而要充分纳入市场力量，对于此点，《规划》中“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表述已经非常直接。如何理解新型举国体制？本文认为，相对于传统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同样强调贯彻政府意志，国家尺度的动员和协同，但在这些强调之外，新型举国体制还增加了对体制效能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以往的举国体制，是一种不计成本的投入，无远弗届的动员，使命必达的任务模式，而新型举国体制，仍然以广泛的动员和庞大的组织为主要特征，但却更加注重“性价比”，即提升体制的效能。正是因为有对体制效能的要求，才会出现所谓“新型”的若干特征，包括：（1）无论是投入上还是执行上，最大程度的依托现有的市场和社会主体（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从零开始）；（2）更加关注任务结果的经济回报，最好是能形成“盈利→再投入”的商业循环；（3）关注任务本身对其它活动的影响，避免过度挤占其它活动资源，出现局部最优，但整体利益受损的情况。总而言之，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更加追求效能的举国体制。这种对效能的要求并不是单纯的要节省资源，而是有着很现实的竞争压力。无论是俄乌冲突中无人机的消耗战，还是SPACE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和全国各省市纷纷在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重点创新任务、重大科技项目中开展“揭榜挂帅”机制试点，形成了丰富的探索经验和成功的实践模式。面向“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特别是组织实施好科技重大专项，推进重点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和支撑高水平人才引进培养的需求，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探索在更多项目、更广领域实施“揭榜挂帅”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国家和国内各省市的重要经验值得总结借鉴。01国内“揭榜挂帅”实践的主要类型近年来国内多元多样的“揭榜挂帅”探索实践，以项目的定位、目标和机制分类，主要可以归纳为聚焦产业创新重大战略任务、引领构建产业与科技双向链接、促进基础前沿领域重大创新突破、面向社会民生领域重大需求、强化发挥科技“帅才”引领作用五种类型。一是聚焦产业创新重大战略任务，政府“出题发榜”，企业“揭榜”，开展目标导向的研发攻关（见表1）。面向制约产业升级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和“卡脖子”问题，由政府财政出资，凝练悬赏标的，向社会发榜公布，征集揭榜攻关可行性方案。通过专家评审、“赛马制”等方式，在揭榜单位中择优支持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优势企业、机构独立承接或牵头组成创新联合体承接重大攻关任务，集中力量突破具有领先性、独创性的产业关键技术、产品。在项目攻关过程中，采取“军令状”、阶段性评估、滚动式资助等方式不断压实责任，确保研发成效。通过“揭榜挂帅”，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做大做强，促进产业创新能级跨越式提升。如工信部人工智能“揭榜挂帅”项目、科技部“数学和应用研究”重点专项、贵州省科技厅与能源局针对省内长期解决不了的痛点难点问题设计技术榜单等。表1

数字化具有泛在性、颠覆性和复杂性等特性，而数字化转型着眼于全覆盖、广渗透和强应用。这意味着，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如何全面系统、扎实有效地体系化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和关键。从体系化角度来看，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极为依赖“企业主体充分担当、数学教育创新发展、数字人才广泛涌现、社会氛围良好活跃”这四个方面强有力的牵引与支撑。这四方面的基础就是数字文化建设。一、引导企业数字文化，铸就数字化转型主体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中起到运转与活跃整个数字化有机体的重要作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快而强，则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快而强。因此，确立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方面，引导企业自觉接轨数字化，自发推进数字化。数字化转型与每个企业都息息相关。客观上并不存在和数字化转型不相关的企业。愈是走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前列，愈是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因此，企业不仅要在思想上考虑走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更要积极主动、坚定有力地在行动上快走。企业必须日积月累地培养并逐步提高数字化应用，且服务于企业生产、管理、研发、技改等各环节全流程的能力与水平。当企业积极主动地树立起数字化经营制造的思维，提高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能力，并担当起数字化转型发展的主体使命时，就会夯实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基础。另一方面，积极发挥企业身处数字化转型一线的出题者作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数字化转型发展主体相互协同的数字化转型联合体，打造高效强大的共性数字化技术供给体系，提高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效。同时，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示范工厂建设，鼓励领军企业打造有影响力的行业平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推动重点行业整体实现数字化转型。二、深化数学教育改革，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数”是数字化之核心。数学教育当仁不让是决定数字化转型发展状况的基石性因素。不断创新发展数学有关的教育理念、方法手段和模式，是占据与赢得数字化发展先机的关键支撑所在。一方面，数学教育要树立起重思维训练和重实际应用的理念。只有当数学教育更多是强调思维与应用时，学生才会在课后继续以数学为友，与数学形影不离。另一方面，要摒弃“只要抓好在校数学教育”的短视。数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让数学学习者在其一生中拥有并掌握数学这一思维工具，或者说思维利器，特别体现在他们进入社会后在数学应用的能力高低上。最后，数学教育要具有着眼数字化未来的胸怀与担当。数学教育不是更多地培养“解题者”，而是要把全民培养成数学、数据、数字的“终极爱好者”与“终身应用者”。为此，必须加大数字化应用的教育普及力度，通过一代又一代人数学思维与应用习惯的养成，数字化转型发展才能拥有最为广阔、活跃、持续的源头活水，进而不断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的强大作用。三、厚植数字人才培养，抢占数字化转型未来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因而，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归根到底要靠一大批的数字人才。为此，必须积极面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塑造上海竞争新优势之急需，努力厚植数字人才发展优势。首先，应当更加重视数字人才的自主培养，以加快建立数字人才资源的竞争优势。数字化作为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工程，涉及范围广、覆盖学科多，交叉、融合和边缘特点极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在数字人才的自主培养上，既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起宽广系统的数字人才观，又要在培养路径上多方协同、广开“才”路、梯队发展。依托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培养大量数字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综合性管理人才，并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数字人才。其次，建立健全更加开放包容的数字人才体制机制，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数字人才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人才制度优势。建立健全分类科学、层级清晰、有机衔接的数字人才培养支持机制，促进人才、项目、基地一体化发展。完善相关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在履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活力。再者，以国民科学素养提高为基础不断提升全民数字应用能力。不断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及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基础与先决性条件。衡量国民科学素养高低主要有三项标志：国民受教育程度、理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能力、专利发明数量。这三项标志本身就同数字化转型发展状况具有完全的正相关性。因此，通过更基础、更广泛的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能够使人们更好适应职业结构变迁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与新机遇，最终不断提高人们运用与开发数字技术的能力水平。四、营造社会良好氛围，丰富数字化转型土壤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氛围营造主要应当做好三个层面工作，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三是数字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数字底座、数据中枢、赋能平台为关键支撑的数字化转型基础，具体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通过夯实城市数字底座，进一步提升网络能级、算力能级和数字设施联通水平，从而极大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丰富智慧化应用场景。第二，数字化转型必须加强制度供给，奋力探索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法治规范、监管机制、安全标准。当前，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当务之急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工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开放共享体制机制，主要针对全域性数据信息的处理利用。为此，必须加快推动数据交换交易，大力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探索建立数字交易平台，建立数据确权、交易、登记和清算等基础性制度。二是权益保护体制机制，既保护并规范使用数据开发应用的知识产权，也保护个人权益及隐私。三是风险预警体制机制，重点着眼于大数据本身的整体性安全和伦理道德层面的风险防范。第三，大力培育数字文化，因其对数字化转型之意义如同“鱼水关系”。数字文化的最高层面就是倡导形成支持数字化转型的社会价值观。各级党委政府在这方面应大有作为。一是创新数字化科普教育的形式、内容与载体，广泛宣传数字化知识、数字化精神和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典型经验，全面提高公众数字化意识，夯实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基础。二是加强相关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努力营造生动、活跃的数字化转型氛围，鼓励开展群众性数字技术革新活动。三是充分发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积极作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来。当数字化成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成为一种价值取舍导向，成为一种价值追求目标，即当数字化深入人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时，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自然水到渠成。于新东，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2021年9月27日至28日，党中央时隔11年再次召开人才工作会议，提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这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上对科技和人才事业的战略谋划。科技人才作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力量，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要求下，亟需推动全社会、全领域力量共同探讨人才发展规律和发展议题，以更强的人才工作意识和方法回应时代关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科技人才发展理论体系，回答好推动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命题。

"产业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背后则是技术、组织、制度的协同演化。新世纪以来，围绕着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有数轮研究高潮，未来大势到底是信息技术的全面深度融合还是迈入生物经济时代？如果对“未来”之长短不加以限制，似乎没有定论。但是多样性技术齐头并进与大尺度交叉引发了产业融合、平台企业的跨领域整合、全球价值链的复杂化，这些组织变化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导致了短期政策的诸多不适应，也正在推动更大尺度制度框架的变迁。中国的产业创新当然也被裹挟在这些复杂的系统变化中，同时还面临着更加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为此，我们特邀了一批青年中坚研究力量，提出2022年最想研究的问题。从大家提出的议题看，充分反映了新竞争格局和新目标下对创新系统调整与能力提升的思考，产业组织变化对产业政策转型的渴望，新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形态对产业生态营造的多种需求。希望这些问题的阐释能给读者以启迪，吸引更多同仁共同研究这些难题，为中国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陈志（按姓氏首字母排序）陈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政府与市场关于重大产业创新的再组织一国产业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实践中，对国计民生、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产业创新，国家和市场的组织方式是多样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成功，我们必谈其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金融为代表的良好创新生态。我国战略性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也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现在，我们面临着信息、生物等全球共识类产业的正面激烈竞争，也希望在“未来产业”能掌握先发优势。那么，我们如何就前者更多发挥政府的力量快速补短锻长，同时又不丧失市场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如何就后者更多发挥市场的创造性破坏力量，又能利用政府的保驾护航加快形成优势？这就需要寻找更恰当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形成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代表的重大产业创新组织模式。冯雪娇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大力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业链现代化高级化的骨干力量。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大数据、5G、区块链等全面融入与改造制造业，对产业工人的创新能力、职业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新标准。从国家到省市“十四五”规划部署，都在积极培育产业工人，大力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因此，面对新形势，如何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助力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贺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创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面向科技强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功能重构与结构调整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能力的载体，国家创新能力非连续跃升的背后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重构和结构调整。过去四十多年，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总体上是在“追赶”导向下建设和演进的，这种导向决定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多任务、跨边界”特征。然而，面向原始创新和构建国家非对称竞争优势的要求与挑战，我国各类创新主体的功能和激励结构如何调试，中国创新主体的功能、制度和主体间互动与主流创新体系理论共识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实践有何差异，是既能打开理论拓展空间又能指引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重大问题。黄斌江苏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技术中心主任、研究员抓住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未来产业是引领重大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及其新产品、新业态所形成的产业，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等显著特征，是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先导性产业，是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从技术发展看，以多领域、跨学科、群体性突破新态势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不断催生重大颠覆性技术，科技成果转化速度明显加快，产业组织形式和产业链条正在呈现出垄断性越来越强的趋势。从产业方向看，未来产业朝着智能、低碳、健康方向演进，将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自动驾驶、细胞研究、先进材料、再生能源、节能技术、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特别是数字经济、新材料、生命健康更将成为我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要重点瞄准的关键方向。从全球竞争看，当前主要国家正在积极谋划和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争夺未来产业领导权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同时，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冲突和美国科技封锁将成为影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未来产业强化经济增长关键支撑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保障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发展的当务之急。盛朝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政策室主任、研究员从产业政策到产业链政策我国过去产业政策的思路主要是促进单一产业发展，过于强调出口导向的加工组装环节和整机制造，缺乏“链式思维”和系统思维，导致产业基础薄弱，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和装备受制于人，难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必须加快推动产业政策向产业链政策转变，尽快制定更具系统性和更有针对性的产业链政策方案，“强基、韧链、优企、提效”，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安全稳定、竞争力提升和现代化升级。熊鸿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数字经济的创新范式是什么、中国道路在何方？数字技术变革正在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经济“范式革命”，数据驱动的创新将催生资源配置方式、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效应的新一轮“创造性破坏”。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非对称优势不足、国际差距拉大、治理困境加剧等挑战需高度重视。我国数字经济能否实现从应用迭代优势向原始创新优势的跃迁？如何营造有利于领先市场发展的数字创新生态、孕育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平台企业？这需要理论探索，更需要从丰富的产业创新实践中寻找答案。徐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发展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取得长足进步，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断加快。在大规模赋能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企业而言，要进一步围绕重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拓展新的赛道，创新技术应用与商业模式，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适用的智能化技术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对于处于转型发展中的许多产业而言，需要进一步开放场景，与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一道，以场景创新驱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实，通过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张赤东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发展政策所副所长中科院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科技体制组组长、研究员科技领军企业：在无人区探索的战略科技力量近年来的中美贸易冲突再次将“科技领军企业”推到了创新竞争的焦点上。显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科技领军企业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着创新引领、创新主导的关键作用。经历四十多年发展，中国已经涌现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它们将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全球化下勇敢地闯入创新“无人区”，在死亡谷中勇敢创新探索，在科技前沿创新大潮中冲浪，同时也是一类保障高水平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科技力量。朱承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项目评估与战略规划研究咨询中心秘书长提升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具有创新内在动力强、市场敏感度高、创新机制灵活等特点，对于促进技术创新与市场应用对接，增强创新的多样化具有重要作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强调“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事”，要“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激发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提升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是打造创新重要发源地的必然要求。庄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培育《中共中央

"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2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文《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强调推动数字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新时期，迫切需要从数字创新入手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面临重构，数字创新与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预警、病毒溯源、资源调配、科研攻关、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均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经济复苏和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加速了创新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和理论研究，研判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路径，加快制定我国创新发展数字转型战略和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春来临之际，三思派特别策划了“热切关注”专题，邀请包云岗、曹志冬、陈凯华、戴建军、何颖、李修全、宁陆涛、乔晗、魏玖长、周青、周源等十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科技战略研究专家，向读者介绍数字创新与发展领域学者“热切关注的问题”。青年学者围绕数字创新的发生、发展、应用及相关的体制机制设计提出了各自看法。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本专题向读者介绍数字创新与发展领域的研究前沿，并引发更多读者对该问题的思考。"——陈凯华（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包云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数字化转型的开源之路数字化转型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经历了近40年发展的开源模式，又深刻地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此，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合体发展”。开源已经成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路线之一。数字经济时代，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变革，也需要生产关系的变革。开源的核心是大合作、大协同，是一种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开源有助于推动科技普惠大众，是实现科技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手段。曹志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科技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数智科技创新驱动重大传染病防控应对模式转型升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应对模式经历了多次转型升级。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国逐步建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网络，由此形成了哨点监测模式，并成功应对处置H7N9、H1N1、MERS、Ebola等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保障中国17年安全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创新科技手段在疫情防控应用中不断深入和普及，健康码作为数字身份证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时空人口流动性实现了精细化组织管理，我国正在逐步构建疫情精准防控的新模式。新时代下，基于数智科技创新，迫切需要建立面向疫情精准防控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发展数智科技驱动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决策新范式。陈凯华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经济理论研究数字化背景下，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不但促进了创新经济体系内原有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还能够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函数，促进创新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数字赋能创新”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数据要素的外溢性、非竞争性特征也产生了数据歧视、数字经济垄断等问题，对传统的创新经济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构建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经济理论框架？如何构建适应数字创新经济发展的治理体系？这些问题均迫切需要研究。戴建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加快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数据只有流通利用才能产生价值。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数据流通利用法律法规，数据流通利用的条件和规范等规则不明确，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发展。202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这为我国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应研究总结数据流通的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数据流通的独特性，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流通利用法规和监管框架，从而推动我国数字快速创新和健康发展。何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科技与标准研究所所长营造产业创新生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创新引领”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十四五”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新赛道，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挑战新要求，一方面，牢牢抓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注重“补短、固长、育新”并举，把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应用场景为牵引、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支撑、治理体系为保障，产学研各方深度融合互动、资金人才数据多要素有序流动的创新生态，以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李修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实体经济智能化中的机制创新制造、材料、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智能化场景长尾化、多技术融合特征凸出，智能技术与业务结合紧密，模型构建需要大量数据和工艺知识的积累沉淀，AI产业化早期的技术落地模式在很多场景下不再行之有效，互联网巨头、传统行业企业、AI独角兽任何一方都很难独立取得预期成效。破解当前实体经济智能化难题还需要机制创新，比如探索不同主体多方投入和联合研发机制，为聚焦于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专精特新企业构建持续成长的创新环境，建立跨组织的数据知识共享和共同开发利用模式等。宁陆涛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皇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绿色数字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绿色发展和数字化发展，绝非单纯的在这两个方向进行技术和产业革新。人们需要以更加融合的视角来寻找传统技术与绿色领域的契合点，利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创新生态，实现技术轨道绿色转型升级，打造绿水青山的美丽环境，加强数字技术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使用、回收利用等环节深度融合，提高智能协同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效率和节能减排“双提升”是创新领域应当深化研究的方向。乔晗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中国管理学青年奖获得者激活数据价值，释放数据生产力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在数据的搜集、使用和交易过程中出现许多新问题，急需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做支撑。激活数据价值，释放数据生产力，在促进数据要素有效使用的同时做好消费者信息保护至关重要。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数据产权界定问题，设计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揭示数字化平台企业发展和形成垄断的路径机理，研究消费者信息保护与公平交易机制，构建新时代中国情境下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垄断治理理论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魏玖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科学预判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机会与挑战数字技术发展会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如何从这种结构性变化中见微知著性的预判出蕴藏其中的机会与挑战，是企业管理者需要掌握的一种战略洞察力。随着信息扩散的加速，机会之窗更易稍纵即逝，而挑战更易接踵而来。管理者应及时察觉出新兴的数字现象，逻辑判别出隐藏的关联关系，科学估测出即将显现的机会与挑战。提升管理者从过程视角解析数字技术变化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其更好的识别出结构性的机会，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周青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轮值理事长标准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标准规范，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标准化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领域标准建设是国家标准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标准化和标准数字化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工作。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从科技自立自强出发认识标准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通过“硬”实力与“软”实力高效协同助推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未来研究可构建标准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深度互嵌的研究框架，发展标准与数据治理、数字制造、数字管理等有机融合的创新理论与政策体系。周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创新赋能产业转型与管理变革数字创新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创新管理研究中关注的重点。中国作为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与塑造者，应抓住本轮技术革命带来的追赶超越的重要机会窗口。一方面，深入剖析数字技术特性如何有效促进传统产品、过程、组织和商业模式等创新，以数字创新更好地指导并赋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以数字创新推动传统创新管理变革，将数字理念融入创新管理理论、方法及政策规划，立足于中国重点产业领域的战略发展实践，破解我国工程科技创新中“卡脖子、无人区、跟不上”等创新管理难题。虎年新春之际，“三思派”特别策划“青年学者对中国科技的思考”系列，邀请科学学、科技战略政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畅谈新的一年中热切关注并将投入热情进行研究的问题。敬请关注、欢迎讨论。本文由“三思派”特邀陈凯华研究员牵头组织和编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速度、广度、深度及影响前所未有，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广泛渗透经济社会，深度重塑世界竞争格局。随着国际科技竞争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前移、向体系化能力拓展，把握创新范式迭代规律，抢占世界科学制高点、主动设置创新赛道、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等成为普遍关注的战略焦点。本期有幸邀请到十位充满研究生命力的青年学者，他们或是新生力量或已成为中坚，他们心怀“国之大者”，热烈讨论的既有创新研究的经典议题如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科技力量、科教融合、原创技术策源、企业技术创新、战略评估，也有饱含时代感的元宇宙与深空探测、产业数字化转型、未来产业、城市软实力等，希望因这十位学者的关心关注而引发读者更多思考、启发更多智慧，这是我们策划本期主题的简单初衷。"——朱学彦（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常旭华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面向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创新战略科技自立自强是在对国际竞争新格局、国家发展新阶段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核心举措。科技自立与科技自强是乘数关系，为此需要构建全向覆盖的创新战略。科技自立需要变革全社会的创新投资战略，整合科技计划序列，建设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完善评估体系，贯通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共性技术研发；科技自强需要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按照知识产权规则发挥市场力量，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形成战略交换态势，支撑大国博弈。两方面战略相互耦合，共同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响应效率，提升国家自主创新实力。李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创新激发城市软实力发展活力城市软实力培育是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的工作框架，同时也是激发新时代城市发展动力和澎湃活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具体实践，其中，科技创新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打造引领未来的科技创新策源、建设开放共享的创新试验场、营造国际国内英才汇聚的创新“强磁场”等重点工作，也必将推动学术新思想、科技新发明、智慧新场景、产业新跃升、英才大汇聚等持续涌现，最终不断塑造城市发展的传奇、演绎感人创业故事、涌现科技创新人才，让城市处处涌动创新创业创意的激情。李哲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创新理论所所长、智库建设与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引领创新系统演化的科学技术主要方向是什么，深空探测还是元宇宙？创新系统的概念源于经济学，但内在的演化驱动力主要来自科学技术发展。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将带动资源重新配置、技术体系重构、组织体系重构。虽然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来自信息、能源还是生物等领域尚未可知（或者只能被证明），但未来已来，科幻不幻。一定程度上，深空探测是人类向外太空的迁徙，需要以聚变能源为主导技术的创新系统；元宇宙是人类向虚拟世界的迁徙，需要以智能化为主导技术的创新系统……虽然都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但立足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创新战略中越来越值得关注。梅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企业与国家的技术创新战略协调企业家驱动的技术创新是否总有效？政府参与技术创新的边界在哪？当前发展情境下，企业与国家的技术创新战略协调议题值得关注，典型表现在：1.疫情、气候变暖等人类重大挑战加速全球技术创新合作，企业开放创新需协调跨国制度与战略情境差异；2.国际科技竞争环境动荡，企业技术创新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深度依赖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与过程演进；3.我国转向科技自立自强、绿色发展、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等新发展目标，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需由经济价值导向，转向国家安全可控、环境可持续、民众满意等发展价值导向，探索负责任的创新转型。施筱勇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科技创新战略的评估机制当前，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征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加强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战略评估是战略研判的基础，是制定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调整战略实施的必要工具。我国科技创新战略评估实践较少，尚未形成有效的战略评估机制和方法。研究将聚焦科技创新战略评估的机制、方法、模型和结果使用等，促进战略评估为战略研判、战略制定提供高质量支撑。田林国家核电（上海核工院）规划发展部主任、研究员发挥三大优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在四个面向的前提下，应聚焦国家战略有需要、国民经济有体量、中央企业有优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最能形成“创新链、技术链、产业链、政策链、金融链、人才链”融合，因此也最能形成新技术、新产业、新发展和新超越。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多方协同发挥好三大优势：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目标集中、载体集中、资源集中、时间集中；二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强需求、多应用、快迭代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三是发挥中央企业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优势，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打造更先进、更完整、更可靠、更有竞争力的创新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尹西明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研究员战略引领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建设与应用后新冠疫情时代，数字驱动的创新创业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议题。现有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对企业层面的数字创新已经有了充分的探索，但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带来的是跨企业乃至产业边界的竞合与共生，创新战略研究不能只狭隘地聚焦于单个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创新建构竞争优势，应该立足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中国建设，更加关注和深入研究核心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军企业如何建构战略引领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在重塑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带动整个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朱凌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新格局中的技术选择、创新路径和科教融合模式新科技的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改变和重组发展要素、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未来研究中，我们希望聚焦新科技情境，发现当下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制造业技术路径的形成、变化和跃迁态势，探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生态相关特征和发展需求如何重塑研发创新模式，形成新生态中的制造业创新路径。同时，未来发展中，我国独具特色的创新范式将对科技、人才、教育、经济、社会等持续产生深刻影响，科教融合新进程中的宏观性、战略性、政策性议题是当前科教领域研究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选题方向。朱学彦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如何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作用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意义的认识已有充分共识，但其功能实现的路径有哪些？如何贯彻国家战略意志，谋划长远战略布局、争取战略主动，培育战略纵深、强化特别支持等成为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议题，尤其在关键领域、“卡脖子”“无人区”“新赛道”“急难险重”等重要环节，在承担探索世界科技前沿的重大命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全面提升系统创新能力等战略任务方面，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亟待优化，特别是及时的、强有力的制度供给和政策设计成为重中之重。朱子钦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科技战略与创新政策研究室主任未来产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我们不仅要赋予未来产业“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性产业、优化未来发展路径的先导性产业、重塑未来竞争格局的前瞻性产业”等经济、社会层面的重要内涵与使命，还应进一步超越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从推动我国率先实现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高度来认识和发展未来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虎年新春之际，“三思派”特别策划“青年学者对中国科技的思考”系列，邀请科学学、科技战略政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畅谈新的一年中热切关注并将投入热情进行研究的问题。敬请关注、欢迎讨论。本文由“三思派”特邀朱学彦研究员牵头组织和编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在2022年的第一天，三思派邀请19位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方式，展望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在新的一年里如何稳健发展、乘风破浪。（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元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该来的总会来中美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愈发激烈，尽管在些许领域也在强调合作，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几无转圜的可能。记得2003年我们在研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对世界未来走势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若没有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从而使西方国家获得新的和强大的增长动力，中国与之的竞争肯定会渐趋白热化。这一判断现在应验，除了意识形态，中国在既定技术方向上的竞争力确实增长太快，这也必然会引致地位受到挑战国家的反应。如果继续延续相互怒怼，只能会导致竞争促进科技创新的良性作用出现各种扭曲和异变。我们在自立自强的同时，应当积极主动探索并实践提高科技创新国际化的路径，如大科学设施投资的国际化和科研平台向国际社会的开放，以及研究机构更多地设立海外科研人员的岗位等等。特别要认识的，是国际合作只是一种政策，国际化才是基本制度。王国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数字能力数字能力是数字化世界生存的必要前提。期待2022年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都更加关注数字社会人的能力建设：包括理解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参与建设和分享数字化转型红利的能力，识别数字化交往中的各类风险的能力，依法依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数字权益的能力。努力建设一个公平有序的数字社会。文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2021年，我国科技事业又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克服重重难关，也取得辉煌成就。2021年即将过去，三思派特别邀请了21位科技创新领域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形式，共同回顾2021年的风云变幻。

通过科技战略取向的科技史大尺度研究和精细个案研究，可以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影响的历史趋势，并提供卓有成效的发展思路和建议。为此，三思派设立“科技史与科技战略”专栏，并邀请中科院大学汪前进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汪前进团队于2007年发表了《科技史视角的科技战略研究》一文，对“科技史与科技战略”研究方向的思路、选题和成果进行了介绍。虽然这篇文章发表于14年前，但其从科学史视角对科技战略研究进行了早期探索，对于当下乃至未来的“科技史与科技战略”研究仍有借鉴价值。汪前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三思派“科技史与科技战略”专栏主持人-01-研究的基本思路以科学技术史研究理论、方法和成果为基础，以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导向，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协调发展和科技发展服务于国家竞争力两个层面凝练研究问题。通过系列科技战略取向的科技史大尺度研究和精细个案研究，来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交互影响的历史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教训，分析研究影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因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提出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建议。-02-研究选题关于未来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需要多层次和多方位的研究。用科技史研究的视野，通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纵向把握和对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横向比较，可以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路径的战略选择提供参照，为相关的战略研究提供基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发达国家为保持其原有的优势，在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发展上试图制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原先的思考框架和立足点，包括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若干基本观念，从更宽广的视野去重新审视。为此，我们选择了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等一系列专题，作为中国科技战略研究的焦点问题，试图通过追踪演化脉络，来揭示发展趋势。１、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研究通过对近代“科学中心”转移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联，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中长期规律，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革命与新技术革命的关系，国际竞争与科学技术的国家化趋向，全球化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选题的研究，认识与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特征演化趋势，为制定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提供依据。２、各国科技体制的演变及其动因研究考察英、美、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印度、东亚、拉美国家等科技体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总体上看，对科技体制演变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可能随着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变化，早期可能表现为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起主导作用，在各学科的建制化基本完成后，则可能主要由经济或其他社会需求引导。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科技体制的仿效与变革。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下科技运行与其体制的关系，与前苏联、中国78年前的相应关系的比较研究：科技体制的目标、效率和变革。不同阶段上，科技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派生物的独立程度，对一国科技发展（方向）的制约作用，经济发展对科技体制的牵引作用，科技管理的制度移植与制度创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３、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化与后发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势研究考察知识产权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注重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在科学技术不同发展时期的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以及在不同时期知识产权制度演变的主导因素，研究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构架中知识产权制度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对后发国家改变其落后困境的挑战。４、各国国家科技竞争力培育途径考察研究各国的发展竞争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竞争力的强弱，近百年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培育出自己的科技竞争力，使其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比如德国、日本、韩国、一些北欧国家，以及印度等，从历史的视角，从纵横两方面研究其成功与不足的内外因素。５、国家目标与科技规划与计划制定思路的变革研究规划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但科技规划和计划现已成为各国的普遍实践。科技规划和计划是中国科技体制的组成部分，50年来有成功有不足。如何适应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需求，成为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国家目标的保障，承担起创新、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应有深入的研究。６、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发展的历史路径研究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与发展有其历史路径，体系的构架未必全同，对所谓“国家创新体系”原型的趋同发展思路，会误导后发国家的科技发展路径。研究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发展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揭示其实质，按各国的历史与发展特色建构、完善其创新体系。７、信息技术与科技竞争力研究以中国科研组织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发展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并借鉴和比较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结合理论探索、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探讨信息技术战略、信息技术与科技竞争力的关系，科研组织信息化和学术信息化对提高竞争力的作用，以及信息技术战略与研究型组织战略的关系。８、重要前沿学科的发展脉络研究结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学科，研究其发展脉络，以启示中国发展该学科的战略。-03-已经取得的部分成果经过近8年围绕科技战略方向选题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两个研究专辑：“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3卷增刊，2004年；收论文７篇)；“科技体制创新与科技发展规律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6卷增刊，2005年；收论文７篇）。这些成果包括《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之研究》、《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等3部专著和发表的近60篇研究论文，这里选择部分作一简介。1、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的思考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提出了几点思考性意见，阐述了对中国科技政策史进行系统研究的现实意义：为“大科学”时代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服务、总结成功的启示和失败的教训、为中国第三步发展战略服务以及推动中国的科技史研究为现实和未来服务。在对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状况概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应关注的几个基本方面：科技政策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大科技规划及科技计划研究、科技优先发展领域的选择及实效研究、科技人才体系及相关政策研究、科技奖励政策及制度研究、变革中的科技政策国际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及其相关政策年表和大事记及资料汇集。最后还列出了当前中国科技政策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2、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制定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科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因而她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3、中国科学院西部研究所发展过程中出现重要问题一是科学院共性问题，包括考核与评价体系；人才与人事制度；大科学工程；仪器设备、野外台站、公共平台、实验室等建设；院内交叉、联合、互补与统筹协调不够；科学院药物学研究及开展汉藏传统药物问题；科研布局；信息中心。二是西部共性问题，包括“西部之光”计划；新疆地区的国际合作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基础研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他问题（信息不畅，没有很好抓住机遇，如平台建设；争取项目（资源）成本过高；观念比较陈旧。三是专门问题，包括兰州近物所，处境极为艰难，院里应帮助渡过难关；成都生物所依靠地奥集团，存在潜在危机；水保所因体制带来的严重问题；西安地化所、授时中心园区问题，严重制约研究所发展。4、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动力学分析现代文明导源于多种优秀的前现代文化之间长期的碰撞与互渗。现代科学与种种现代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共生于文化碰撞之中。单一的、封闭的文化或许可以长期延续，但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而文化碰撞有可能导致一些文化的灭绝，也可以导致新型文化的产生。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关系是局部与整体之关系，而非两种分立事物之关系。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从种种前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与互渗历程中浮现出来的。尽管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都蕴含某种古代形式的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任何一种古代形式的文化或者说前现代的文化可以单独孕育出现代形式的科学——建基于经验研究、高度数学化了且拥有一体化知识结构的科学。现代科学虽然是在近代地中海沿岸文化地域首先发展起来的，但它的产生与发展均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局域性的文化现象，或者说，纯粹的欧洲现象。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其重要前提之一是发展科学并充分利用科学。它们通过发展科学以及建基于科学的技术，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乃至于文化结构。这些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因拥有现代科学而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强的文化创造力，同时，也被赋予了最强的文化扩张力。现代科学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共生、共变关系。现代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要素。科学的建制化进程（科学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事业的过程）本身即是科学的社会化乃至于国家化进程。发展科学不但是富国强兵之要务，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之基础。5、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新——国家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系统初探科学技术可划分为共享型科技和产权型科技两大类，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是发展产权型科技。创建国家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系统（NSTIPS）是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创新，其目的就是将发展科学技术与增强国家竞争力紧密地结合在一个系统之中，合理发展共享型科技与产权型科技，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学技术与知识产权是第一竞争力”的转变。还讨论了社会科学、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信息技术和激励均衡原则在该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确立基于消费水平可比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高限价原则的迫切性。6、中国学者科学创新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利用SCI指标体系获得的重要科学指标，对近10年来中国大陆论文的发表数量、论文的引用情况、高影响力论文、世界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产出能力和影响力、学术刊物的影响因子等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从而对中国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给以了客观描述；通过约40个重点在创造性方面的案例，对中国学者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论进行了分析；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和数学模型，研究跨国家、地区的高影响力论文的频度分布：合作对象、合作频度等，高产出国家、地区、中产出国家、地区、低高产出国家、地区之间合作关系特征与结构、马太效应与波敦克效应等，不同地理位置国家与地区的国际合作特征与结构以及我国学者的状态等；通过案例分析，讨论了当前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艰巨性和我国科学道德问题的诱因，以及我国科学道德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对于科研创造力影响等。7、《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该资料选辑反映了1949-1995年间，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为实现各种目标所制定的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路线、方针、战略、规划、计划，以及具体的政策、法令和法规等等方面的科技政策资料，包括：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方针、战略及具体政策，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科技体制的建立与改革，与科技界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影响科技政策制定、演变的其他因素等方面。为了弥补资料来源和篇幅限制带来的不足，本书还附录了“中国科技政策大事记（1949－1998）”，希望通过所辑资料和“大事记”的详略互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线索。8、《中国科技规划、计划与政策研究》（论文集）研究50年来中国科技规划与政策的成果汇集。包括对1956年制定“十二年规划”、1963年制定“十年规划”和1978年制定“八年规划”过程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建国初期的科技发展指导思想，“文革”后科技政策方针的恢复、整顿和革新过程的讨论；对1982年由“八年规划”108个项目调整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始设立的一系列科技计划的目的及背景的分析。这些专题研究从纵的方向大致勾画出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并注重对规划、计划和政策制定时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资源限制，以及政策的调适等方面的讨论。-04-科技战略方向研究生的培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技战略方向自199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已经开出的课程有：《科学技术政策学导论》第一编

科技创新政策是引导、激励和规范科技创新活动的政府措施和行为，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支撑条件。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不断丰富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以政策为重要手段的创新环境竞争日趋激烈[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发展与改革任务，我国不断制定和优化科技创新政策，并推动一些行之有效、成熟稳定的政策措施上升为法律法规，实现“改革举措—政策措施－法律法规”螺旋上升。本文在回顾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进展和成效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未来科技创新政策新要求，探讨了未来政策方向。01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主要进展与成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围绕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的主线持续推进，不断加强科技对社会发展、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和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支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制度主体架构已经确立，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伴随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强化要素、增强主体、优化机制、提升产业、集聚区域、完善环境、扩大开放、形成反馈的科技创新政策发展路径，政策措施持续迭代完善，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全面、门类齐全、工具多元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2]（见图1）。政策体系的重点进展和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围绕创新链持续加大创新要素投入和优化布局，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创新要素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一般而言主要是投入到科技创新的人、财、物。创新要素的有序组织能够促进科技创新活动效率提升[3]。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活动从早期少数精英的“象牙塔式”个人探索，逐渐演变成需要调动大量资源的社会协作活动，对创新要素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当长时期存在人才队伍不强、科技经费不足、科研设施落后的问题，推动要素总量增长和结构布局优化一直都是科技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在人才队伍方面，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支持留学培养、引进海外人才三措并举，同时不断改革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实行以增加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持续加大人才激励，逐步建立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2017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8705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934万人。在经费投入方面，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保持高速增长，2013年首次跃居世界第二，2019年达2.21万亿元（见图2），研发投入强度达2.23%，已超欧盟的平均水平（2.03%），快速增长的科技投入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在科技基础设施方面，围绕不同时期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需求，持续推进国家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近些年，按照分类管理、优化布局的原则，形成三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一是科学与工程研究类，主要开展重大科学前沿和科技任务及大科学工程，开展战略前沿和基础综合类科技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是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类，主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和工程化技术研究及产业化，主要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三是基础支撑和条件保障类，面向发现自然规律、野外观测等科学研究，提供基础科研支撑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主要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持续高速增长的创新要素投入带动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推动我国创新能力不断攀升。我国综合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接近6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全球创新指数》，2019年我国排名世界第14位，是唯一跻身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1.2实施符合国际规则、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企业创新政策，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内生活力企业是将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转变为经济价值和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载体。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促进企业增强创新能力作为重要政策议题，激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创新决策、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围绕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活动规律和政策需求，不断进行政策探索和优化，形成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加速器，开展科技型企业孵化和培育。2018年，我国各类孵化机构共计1.1万家，服务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57万家。对天使投资和科技型创业投资实行税收减免，引导风险资本支持初创期科技企业发展。2018年，我国创业投资管理资本总额近9000亿元，进入世界前列。实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成熟期科技企业开展高水平研发和创新。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税额超1900亿元。对所有类型企业实施普惠性的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并不断优化政策、简化流程、提高力度，激发企业研发和创新热情。目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达到75%。2008年以来，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企业减免的税额以年均超30%的速度增长，2018年减免企业税额达2794亿元，已成为我国企业减税降费的亮点（见图3）。1.3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提升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科技成果转化不仅关系到科技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经济建设主战场，也关系到不同创新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4]。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持续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创新与优化，以科技成果的放权为基础，以强化成果转化的激励为核心，致力于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政策问题和市场与服务体系问题。全国人大2015年完成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国务院2016年制定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并在当年部署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行动，形成了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性法规政策保障[5]。围绕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形成了一批切实有效的配套政策措施，包括改革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管理制度、加大对科技人员成果转化奖励力度、完善科技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建立成果转化领导决策双免责机制、实施股权激励和技术成果入股递延纳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享受减半计税、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与分红激励等，带动科技成果转化量质齐升。全国技术交易市场高速发展，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2019年成交额超2.2万亿元。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热情极大激发，涌现出一大批超亿元的成果转化案例。1.4围绕创新链完善政策链，营造良好产业创新生态产业创新政策是引导、促进和规范产业研发和创新的有关政策措施。支持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是国际通行的，各国围绕高新技术产业都制定了创新政策。比如，德国先后于2006、2010、2014、2018年发布了4版《高技术战略》。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产业创新规律不尽相同[6，7]，比如供应商主导的产业、规模经济产业、专业供应商产业、基于科学的产业等，在创新模式、要素配置、政策需求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产业创新政策就是要因产施策，深入研究不同产业的创新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针对性用好政府“有形之手”以弥补市场失灵。总体来看，我国产业创新政策着重增加创新链前端的科技供给以及加强创新链后端的技术标准制定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等，在市场竞争环节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让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自己“冒出来”。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形成从技术研发、产业标准、试点示范到市场推广的国际通行政策链布局，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创新生态。技术研发方面，着重支持开展竞争前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标准方面，鼓励和支持国内外企业共同研究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产业化示范方面，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基础设施方面，大力加强充电网络和设施建设;市场培养方面，实施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电动车购置补贴等激励措施。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百万，已成为全球第一大产销市场。1.5坚持重点突破、协同推进，打造区域创新“雁阵”格局创新活动在地理分布上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创新区域集聚趋势越来越突出，越是知识密集型经济，这种集聚趋势越显著[8]。我国一直高度重视调动地方创新积极性，打造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不断完善区域创新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创新高地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引领能力的科技创新高峰。推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优化园区布局和资源配置，创新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2018年，169家国家高新区贡献了全国超过40%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1/3的新产品收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形成了3批共计56条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大力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战略性区域创新协同，通过资源共享、成果共用、产业联动等方式推动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1.6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创业。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位一体持续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打击力度，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大幅提升。在立法方面，修订《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推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在司法方面，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两法衔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全世界仅10多个国家建立了专门法院）。2018年10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等知识产权案件二审权上移至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统一和规范了裁判尺度。在执法方面，不断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知识产权违法成本显著提升。1.7加强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弘扬科学精神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工作，积极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近些年，我国出台了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等一系列文件，强化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建立了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严肃查处科研违规行为，科研诚信机制的震慑作用初步显现。2017年，《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中，我国全面查处了107篇论文撤稿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另外，建设覆盖全国的科研诚信管理信息系统，每年两次对科研不端行为信息进行汇集。1.8坚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创新要素和资源跨国流动越发活跃[10]。实现全方位的科技开放与交流合作，是我国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科技领域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前，深化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160多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建立了与欧盟、德国、俄罗斯等多个创新对话机制。近些年，我国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加强我国大科学设施向国际开放共享（如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另外，实施外国人才工作许可制度和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完善绿卡制度，开辟外国高端人才来华工作“绿色通道”。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不断发展完善，政策范围从科研领域逐步扩展至经济、社会、安全等各相关领域，政策着力点从注重研发管理转向加强创新服务，政策惠及面从科研机构逐步扩大到各类创新主体，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显著增强。02我国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与要求未来一段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当前，迫切需要立足于新时代对科技创新的新需求，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科技创新规律变化，加强趋势分析和前瞻谋划，把握新时期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方向。2.1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撑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提升，但对标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仍存在较大差距，基础研究薄弱、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关键技术“卡脖子”等问题较为突出。这要求科技政策的着力点更加注重创新链前端，在资源配置、项目组织实施、科技评价等方面更加注重质量和绩效，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大幅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激励各类创新主体产生更多高质量成果。2.2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孕育要求科技创新政策更具预见性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加速发展和应用，对就业结构、伦理道德、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国对于新技术的治理都处于摸索状态，谁也没有成熟经验，政策管理进入“无人区”，这要求紧跟科技发展创新步伐，加强科技创新活动及其影响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储备，加快探索适应新科技创新规律的治理机制和监管模式，成为新政策、新做法的设计师和策源者，提高预见式治理能力和水平，在持续推动科技成果造福人类的同时，守好安全和伦理的底线。2.3创新组织形态的变化要求科技创新政策更具包容性当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活动中作用越来越凸显，创新活动越来越从少数精英的“小众创新”向全社会参与的“大众创新”转变，集中式组织化研发同分布式网络化研发并存，科研活动的数字化转型日益加深。这要求政策对象上要有更宽广的视野，要更加关注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政策需求，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积极性。2.4全球创新合作的发展趋势要求科技创新政策更具开放性尽管近些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但是开放与合作仍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主流和基本特征，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创新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交融。据统计，全球研发费用排名前1000的企业中，94%的企业均有国际范围内的研发合作。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要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03关于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若干思考面向未来，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积极开展制度和政策创新，持续优化政策体系，营造创新友好的制度和生态环境。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11]。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和政策环境，鼓励地方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公益组织等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对冷门学科、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和布局，建立非共识项目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机制。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二是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快建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优化科研生态环境，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对于项目评审，应坚持“该怎么干，就怎么评”原则，根据不同项目类型设置不同评审程序和方式。对于人才评价，应坚持“干什么，评什么”“谁用谁评”的原则，推行人才分类评价和代表作评价制度，避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简单量化评价倾向[12]。对于机构评估，应采用“定位是什么，就评什么”的原则，确立章程在机构评价中的基准作用，分类建立评估指标和评价方式，建立中长期评估周期，强化评价评估结果的应用。三是更加注重激发人的积极性。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充分释放科研人员内在驱动力和主观能动性，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改革科技人才培养与支持模式，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教育，开展创新创意创业教育，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的支持，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13]。实施更加灵活的引才用才政策，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用环境打动人才，用平台吸引人才。实行更加有效的创新人才激励政策，强化知识价值的收入分配导向。四是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创新对新兴技术产业的监管机制，形成审慎监管的监管模式。适时开展新兴技术领域的立法，引导和规范新兴产业发展。完善政策风险评估、政策实施、政策绩效评估的机制和方法，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健全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的审查和监督机制，加强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五是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创新链的开放融合，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合作解决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重大疾病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重大挑战的科学问题。加强创新政策务实对话，增进政策相互了解与信任。六是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环境。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创新服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机制和管理，破除限制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最后，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加速演进，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新形势对我国创新政策的前瞻性、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15]。面向未来，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政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构建专业化政策数据库，丰富科技创新政策工具，强化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队伍培养，大力加强专业化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不断强化对科技创新政策决策的智慧支撑。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人们经历2020年重重磨难后整装出发的一年。在2021年的第一天，三思派邀请28位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方式，展望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在新的一年里如何乘风破浪。（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常识与智慧王鸿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西湖大学理学院教授2020年的灾难和世界的普遍下行，让人们对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回归正常化充满期待。世界的正常化需要基于人类的常识和基本智慧。科学与技术创新也需要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常识，同时也需要基于社会、历史和人文的常识和智慧。一句话，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折腾。绝渡逢舟

2020年，我国科技事业度过了不平静且不平凡的一年，克服重重难关，也取得辉煌成就。2020年即将过去，三思派特别邀请27位科技创新领域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形式，共同回顾2020年的风云变幻。（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信任王鸿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西湖大学理学院教授社会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态度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的应对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事实上，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历来对科学与巫术或者宗教信仰本就并无任何高看之处。这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欧洲各国也不例外，公众和政治人物对于科学的不信任和忽视已经导致了巨大的人道和社会灾难。期望人们普遍通过学习和理解从而信任科学似乎是件无望的事。灾难之后，人们或许才会重新审视和重拾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基本信任。逆袭尤建新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总顾问全年的疫情防控，在党中央领导下演绎了一场全方位的逆袭，感悟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合作的巨大力量，深感国人的伟大。数字技术助力全球科技抗疫朱春奎复旦大学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回眸2020，数字技术助力全球科技抗疫，以智慧战胜疫情给社会各界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新冠疫情防控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疫情面前中国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以数字技术为武器，为抗疫攻坚战添砖加瓦。除了奋战在一线治疗现场的医护人员，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科技也在疫情一线战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次抗疫工作中，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支撑，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显示了巨大能量。双重挑战刘益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为深入研究中心城市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自2018年起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中，我国科研工作者正争分夺秒、紧张有序地进行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工作。同时，全球各国多家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争相加入了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研发队列，纷纷于近期公布了相关研发计划。上海作为全国医药研发创新高地，有必要找准科技攻关的发力点和突破点，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贡献“上海力量”。1国内外应对新冠病毒的科研攻关进展冠状病毒是由作为遗传物质的一条核糖核酸（RNA）单链加蛋白质外壳构成的，通过附着、入侵、脱壳、合成、组装、释放六个阶段侵袭宿主细胞实现生长和复制。围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国内外科研团队和制药公司在诊断试剂、药物开发和新型疫苗等领域取得了初步进展。全球至少有十二家公司正式或非正式宣布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或疫苗开发计划，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也有望在疾病监测和药物开发场景中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实践。1.高通量、快速检测的诊断产品正不断投入临床应用。检测新冠病毒主要是检测病毒核酸或外壳蛋白质。在检测病毒核酸方面，国内外先后推出了快速检测试剂盒。截至1月28日，我国药监局已应急批准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测序系统等8个产品（见附表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2月4日紧急授权一款核酸试剂盒快速进入市场，该试剂盒可以对700到800个患者样本进行检测于四个小时内获得结果。在技术方案上，国内外普遍采用实时荧光逆转录酶PCR方法。该方法特异性和准确性高，但仍然存在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可能。此外，我国企业推出了其他方法的核酸检测产品，如获批上市的华大基因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检测方法的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检测产品。在暂未获批上市的产品中，我国企业采用了CRISPR等温检测法、恒温扩增芯片法、MGB探针技术等（见附表二）。在检测病毒蛋白方面，上海芯超生物推出了应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的抗体检测试剂盒，加样后15分钟内就可以观察结果。此外，还有ELISA酶联免疫法，但筛选出合适的病毒识别抗体是难点，蛋白检测试剂盒开发时间更长、生产成本更高。2.“老药新用”的抗病毒药物正加速临床试验。根据作用机制，抗病毒药物包括穿入和脱壳抑制剂、逆转录酶抑制剂、蛋白质抑制剂、整合酶抑制剂等7类。由于对病毒复制需要达到100%的阻断，导致很难找到合适的目标药物。目前，国内外主要考察抗艾滋病毒、埃博拉病毒等单链RNA病毒的药物在抑制新冠病毒上的作用。如美国吉利德公司一种抗埃博拉病毒在研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作为逆转录酶抑制剂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我国礼歌制药的ASC09/利托那韦复方片作为抗艾滋的药物是一种蛋白质抑制剂，可能对新冠病毒也有效。美国吉利德公司的克力芝+FTC/TAF、北京科林利康申报的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的重组细胞因子基因衍生蛋白注射液+阿比多尔+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美国AbbVie的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a2b则同时包含针对艾滋病毒的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质抑制剂，正在加紧临床试验（见附表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联合研究发现，瑞德西韦、氯喹、利托那韦等三种“老药”，在细胞实验中显示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在Abbvie、Gilead、J&J、Regeneron、Vir等全球制药公司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计划披露的信息中，主要都是已经批准用于其他病毒感染的药物，或最初为其他病毒开发但未经批准的药物。此外，在抗体药物研发上，美国的Vir

部分人工智能系统在其生命周期内的自主行为可能导致对安全产生影响的重要产品更改，这可能需要进行新的风险评估。此外，从产品设计到整个人工智能产品和系统生命周期的可能需要人工监督来双重保障；2.

摘要：布鲁金斯学会是一个世界级的非营利公共政策研究组织。本文从智库的资金运营、发展战略和成果传播的维度，概述和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运营模式，以及近年布鲁金斯所关注的科技创新政策话题的走向，以期为我国相关科技智库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新年贺词中的要求，发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精神，继盘点2019科技创新之后（点击链接跳转：2019科技创新盘点│专家们的25个关键词），在2020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三思派继续邀请27位重量级专家，以关键词加评述的方式，展望新的一年里科技领域如何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元：可持续创新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7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2019即将过去，三思派特别邀请25位科技创新领域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形式，共同回顾2019不平凡的一年。（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元：挑战扑面而来王

纵观国内许多孵化器（含众创空间）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整个行业无法回避的“痛”。据统计，上海市众创空间有500余家，90%以上为市场化主体，因为孵化器的主要服务对象为高风险/低收益的初创企业，导致孵化器本身也很难实现盈利。针对这个问题，国外有许多孵化器一直在探索由慈善机构运营孵化器的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典型地如伦敦的CamdenCollective（卡姆登集团创新中心-培育和助力高质量初创企业成长）、Bootstrap（探索“孵化+慈善”的混合模式）、Impact

2000－2014年中美两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PCT专利申请量比较8.中国信息通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快速追赶美国，尤其在通讯设备产业上已实现反超，但在其他产业上与美国的差距依旧明显

Williams：通过真实的视角来观察人工智能的未来2030俄罗斯的科学与技术预见兰德专家：技术预见和新兴的城市景观◆

当今人们对人工智能及其在科学、医学和工业领域中的应用抱有巨大的期望。然而，过去评估重大技术变革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相关工作，往往偏离所设定的目标。本次演讲将从早期人工智能之前景及影响预测的尝试性研究开始，通过对这些早期研究的回顾，可以到我们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理解是怎样的。专家介绍Robin

《俄罗斯科技展望：2030》是一项全面涵盖科技和经济主要领域的预见活动。其利用一套适用广泛的方法工具，进行重大挑战和全球大趋势分析、统计、文献计量和专利分析、情景规划、德尔菲调查、专家小组讨论、弱信号和外卡分析、陡峭曲线分析等一系列活动。该研究还基于覆盖数千万文件的大数据语义分析，介绍和讨论了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领域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潜在的应用领域。演讲专家Alexander

当城市管理者尝试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制定符合实际的规划时，对城市发展预见的必要性就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管理者也承担着“控制的错觉”，即一旦规划者对未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分析框架，那么就会过度依赖它，而没有准备好迎接可能出现的“惊喜”。本报告回顾了目前城市规划中一些有效的技术预见方法，这些方法能够更好地为当前城市发展决策提供信息。报告还给出了通过寻求城市间合作共同规划未来城市环境的案例。专家介绍：Steven

30多年前，美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贸易竞争呈现劣势，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与探索，并逐渐在美国形成了对于战略性产品和技术需要政府专门支持的呼声。最终通过立法，美国行政部门被要求向美国国会提交反映美国关键技术现状的《美国关键技术报告》。美国兰德公司的Caroline

突破现有创新体制各种限制和路径依赖，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道路，是促进中国产业技术进步的关键。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自主创新成为大国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和根本要求。中国尚有大量的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文献研究和多个基金课题研究，提出了以产业链为主线的中国自主创新道路选择，以资参考。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为抢占创新发展的先机和主动权，各世界主要经济体将创新视作实现未来发展的重要来源。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增速换挡的“新常态”时期，国际竞争压力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运而生。2016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额、论文发表量和国际PCT专利申请量等创新投入产出指标均已位居世界前三位，但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却长期处在下滑阶段。一方面，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驱动下，地方政府存在一定“R&D”崇拜现象，忽视了地区创新资源禀赋与吸纳能力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周期长、见效慢，在有限资金条件下，对应用与试验发展研究的支持倾向性明显，进而造成了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重大、关键技术难以攻克等问题。总体来看，虽然中国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已处在世界前列，但存在着明显的资源投入区际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一、如何跨越成果转化鸿沟，提高创新效率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死亡之谷”“达尔文海”“欧洲悖论”等问题的提出均表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科研成果大规模商业化过程中存在着沟壑。对于如何跨越沟壑、提高创新效率，国内外学者有以下观点：①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先决条件和催化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积累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技术追赶国家应注重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应用研究的衔接，由模仿创新向自主研发、原始创新转变。②大学-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提高创新效率的关键，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大学内设立专门、专业的技术转移部门可显著促进成果转化。企业是创新的中坚力量，大企业可通过设立专门研发机构提高自身创新实力，中小企业可向大学、研究机构寻求技术合作支持增强创新能力。政府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投入者，也是产学研合作制度环境的主要构建者。③通过明晰科研成果产权为成果转化提供法律保障。“谁出资、谁拥有”曾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科研政策，但这导致了高校等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造成了科研成果闲置浪费。1980年美国通过出台《拜杜法案》重新界定了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专利的归属权和收益分配方案，极大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率，现阶段科研成果产权存在争议，考核机制又脱离实际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④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融资体系是科研成果市场化的关键推手，其中风险投资是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较为匹配的一种资本形态，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能提供企业管理指导等非资本增值服务，有效降低了成果市场化的风险。⑤市场力量的提升有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属性是创新，有助于对创新资源的高效利用。市场与创新的关系的另一个重点是明晰市场与政府的职责，解决好政府长期目标与市场追逐短期效益间的矛盾。尽量减少创新资源投入冗余和产出低效造成的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下是各国创新发展中追求的目标，创新效率的测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以往的研究中通常将创新过程视作一个“黑箱”处理，忽略了创新内部结构及内在运行机理。而现实中一个完整创新价值链应该是从创新要素投入到创新知识的凝结再到创新产品市场化的多阶段价值转化的过程。通过对创新过程的阶段划分研究，可有效区分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低是因知识生产能力不足，还是市场吸纳能力有限造成的。基于此，本文将创新成果转化过程分为知识凝结阶段和创新成果市场转化阶段，以此打开创新的黑箱，通过分析2008~2015年中国创新效率的阶段性与地区性差异，探究创新效率提升路径，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二、中国创新效率稳步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运用网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2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他指出，这次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实现人类航天器首次在月球背面巡视探测，率先在月背刻上了中国足迹，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SISS产研团队基于公开资料，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创新全过程进行了梳理，让您5分钟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历程。SISS产研团队近年先后主持完成了“科技创新治理能力提升的策略研究——产业创新中的相关问题专题研究”“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布局及组织推进方式研究”“上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运行机制研究”等科技创新重大专项的选题与治理机制的研究。SISS产研团队形成了重大专项凝练的八要素法，并先后提出了5批次24项省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的选题建议，其中2014年底提出的选题建议为之后发布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和《上海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相关内容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图文资料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产业创新研究室郑奕、范幸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2019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2019年，有机遇也有挑战，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斗。继回顾2018年科技创新（点击链接跳转：2018科技创新，在变革中砥砺前行丨专家们的16个关键词），在2019年第一个工作日，三思派继续约请20位科技创新领域重量级专家，以关键词加评述的方式，展望已经到来的2019。（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元：绘制蓝图王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前，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年后，创新已然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8即将过去，三思派特别邀请十六位科技创新领域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形式，共同回顾2018不平凡的一年。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积极谋划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既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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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以协同创新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社会各界都要支持这一战略，这是党中央继推出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1“创新”和“创业”已成为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1985年欧洲货币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上，与会的700多位政治家、实业家、银行巨头一致认为，世界正处在企业家时代的开端，今后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国王的作用将更加明显。果不其然，在经历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陆续从财富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醒悟”过来，纷纷将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寄托于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化，一时间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呼声高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从那些操控全球金融的“玩家”转向那些能够实现全球创新资源重新组合的企业家，国家间的科技竞争也逐渐转嫁至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人才竞争。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速下行的压力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亟待激发新的强大动力，而发展众创空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必然选择。“创新”和“创业”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鲜明的特征，这个时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重企业家的成长。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207个城市在企业家成长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并着重对在企业家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30个城市的角色进行了精准识别。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文企业家样本主要通过识别创新型企业的创始人或董事长（总经理）来建构。而创新型企业则来源于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确定的五批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名单（2006—2012）。同时为丰富本文数据来源，特采集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2015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以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名单（2011—2014）作为补充。去掉重复企业和重复企业家，得到841家创新型企业和833位企业家。在建构企业家空间信息数据库时，借鉴当前有关人才成长阶段划分的研究，采取网络搜寻（百度百科和企业官网）、电话访谈、邮件征询、资料查询（企业家自传或相关统计资料）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论及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要求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心，奋起直追，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成就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进展明显，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但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很多领域缺乏关键核心技术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今年上半年，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之内向中兴出售产品，目前禁令虽已解除，但其引发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缺芯少魂”的紧迫问题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长期关注和反思。《芯事：一本书读懂芯片产业》一书，聚焦什么是芯片，芯片产业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我国的芯片产业现状如何，有无突破的可能和路径等问题，全景式记录了全球芯片产业的探索与挫折，展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艰辛历程；通过对万亿级芯片产业商业模式和案例的全面解析，为国家应对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芯片行业问题提供科技决策支持；对中国当前的芯片行业分析具有重要价值，是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理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乃至整个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部重要作品。掌握核心技术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要迈向中高端，根本上靠的是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20世纪以来，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之所以长期保持制造强国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在装备、材料、信息、生物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上始终保持领先。《芯事》在对标中凝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集成电路发展历程，从中汲取发展集成电路的新视野、新思路和新方法，为我国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如何加快突破产业发展核心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集成电路产业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作者基于集成电路产业所提出的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议，无疑对其他产业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结合书中的部分案例和观点，我认为，新形势下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破解我国产业发展“缺芯少魂”的问题，实现产业自主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还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嵌入式眼跟踪平台子系统是支持前端应用程序的“后端”平台，凝视控制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平台使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和设备供应商能够缩短开发时间，降低未来汽车、AR/VR、消费者行为分析和医疗解决方案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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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科技创新中心与“四个中心”是什么关系呢？日前，十一届市委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会指出，要对照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围绕城市核心功能，聚焦关键重点领域，推进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功能、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国际航运中心高端服务能力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取得新突破。其中提出了两个五年目标，即经过5年的努力，使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显著增强；在此基础上，再用5年左右，使上海“五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全面提升。

空间格局：三极格局2001-2005年，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的高值区基本囤聚在东部沿海一带。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创新技术转移能力普遍较低，仅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技术转移能力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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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市场上，信息安全技术的差异程度非常明显，芯片级的安全加密或与区块链技术相关的安全技术就显得极不成熟。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安全方面应跳出传统信息安全的思维，从软硬件角度提前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日前，三思派刊发了杜德斌教授“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思潮演变”一文（点击链接跳转：杜德斌专栏丨西方创新地理研究的思潮演变），详细阐述了人文地理学者对创新问题的关注。本文选择WOS(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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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市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约专家近年来，创新问题日益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者的关注，并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了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解，逐渐认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今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的时期，创新问题日益受到人文地理学界的关注。从学科历史来看，人文地理学与创新的关系并不明显。然而，在知识和创新愈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今天，创新地理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创新”一词已经成为西方人文地理研究主题中的高频词汇。但当前的人文地理学界对于创新地理研究一直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创新地理研究应置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认为其是转向潮流的产物，是对Schumpeter创新理论的批判继承；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尽管创新地理研究的学科基础理论较为薄弱，但其交叉学科的性质已较为明显，提出创新地理研究应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地理学应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正是在地理学界的日益重视下，创新地理研究在争鸣中不断深入发展。虽然对于创新地理的学科地位有着不同的争论，但已有的共识是，地理学界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思潮演变深入发展，彼时对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现象的关注，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其增长源泉的研究兴趣。虽然在此之前，Schumpeter等创新理论先驱均认识到技术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但这些理论并未得到正统的经济学家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家”重新重视创新理论并发现“地理”的重要性，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促成了“新区域主义”的建构。因此，要了解创新地理的发展脉络，首先应参照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脚步。新区域主义与创新地理研究的回归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正式创建的学科，着眼于空间、地方和区域差异，开始对自身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式进行建构。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地理学经历了从区域地理学到空间科学、区域主义的建构、区域主义的解构、新区域主义的建构等4次重大的研究转向。20世纪20-40年代，由欧洲大陆开创的区域地理学在北美获得了积极的反响，Hartshorne的区域地理学研究范式和传统得到确立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Schaefer对充满经验主义哲学的区域地理学进行了批判，同时伴随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大西洋两岸的计量与理论革命运动，空间科学的观点开始占据优势，实现了经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数学化和计量化。但是，Hartshorne和Schaefer均坚持实证主义的科学立场，相对于对立性，他们的观点更具有互补性，因此他们共同促使了区域研究在区域方法上的完善，并成为二战结束后的区域主义范式的实现工具和理论基础。区域主义以实践为导向，以计量分析和数学模型为工具，广泛服务于战后城市与区域规划。20世纪60年代中期，区域主义理论范式由于其研究方法过度基于经济学假设和模型而受到行为地理学的批判，由于其研究目标忽视了人性问题的空间性而受到人本主义地理学的批判，由于坚持自由主义改良发展道路而受到激进地理学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欧美经济地理学重新关注地方独特性，新区域主义思潮开始显现。虽然新区域主义的经济目标非常明确，但引入社会学、非主流经济学的概念无形中促进了经济地理学创新空间机制的研究。新区域主义强调集群与地方合作经济、学习与调整能力、地方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经济的动员，因此，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企业创新文化的培育、企业家精神，以及区域政策中产、学、研的有机结合等概念受到重视。新区域主义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的复兴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地理后果，大致可划分为4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