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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张临希:北京的风俗文化,经过众多民国文人的渲染,它已经具有了独特的风韵。这跟沿海开放型的口岸城市的气质不太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人形容它是沉静的、乐天的、保守的。而中国主流的沿海沿江城市,它们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幻想、冒险成为城市生活的主流。而显然北京不是这样的气质,它迟缓得多,它始终以固定的价值观为它的城市文化基础。所谓的现代性不足,(是指)象征新兴城市繁荣的那些指标,比如商团自治、城市空间、报纸传媒、城市精英甚至底层江湖,在这里都存在,但是都不太鲜明。因此北京的研究就不如上海、汉口、天津甚至成都那样异彩纷呈。大概是首都的意象遮盖了大部分北京自身的特色,因此我们始终看到的是一个首善之区,一个稳定灰暗的古城。华南学派的学者刘志伟先生曾经说:“中国的原理不在紫禁城,它就在一个一个所谓的社区里边。”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他的儿子瞿宣颖就说过一段著名的话:“绝不乐意拿高高在上的天坛、正阳门、太和殿这些官方意象来代表整个北京。北京之所以为北京,不仅仅是这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往往更容易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他们可以瞬间地点亮一座古城,让灰暗变成彩色。2023年雍和宫祈愿法会北京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边疆民族的文化,它们融入了北京的生活,给城市增添了色彩。钱歌川在《北平夜话》里边观察那些在天桥漂泊的城市底层平民,认为他们具有游牧的遗风,这就跟王府井东郊民巷生活的那些人是另一个阶层,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是钱歌川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两个阶层,其实有他们的共同之处。因为城市是巨大的容器,它会用娱乐塑造共同的生活。那么这两类人是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媒介进行沟通,他们的习惯如何在接触中逐渐地趋同呢?北京史学者史明正和董玥,他们就注意到了近代出现的北京公园,就是这样的公共场所。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古老而绵长的地带,就是寺庙。据晚清民国统计,北京保有寺庙1700多座。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实际上不及这儿的零头。出门见庙这种生活习惯,会让百姓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而上述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就是我所写的这个北京新春的风俗“打鬼”,它是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这个风俗,原本是藏传佛教的金刚驱魔舞。它具有萨满跳神和印度瑜伽面具舞的渊源,在藏传佛教流行区域,受到民众的热捧。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蒙古地区,无论草原、绿洲、大漠还是城镇,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把看这个金刚驱魔舞视为吉祥,风俗就流淌在边疆人民的血液之中。因为“满蒙一家”的这种清朝皇权政治,驱魔舞也进驻了北京宫廷。它就在黄寺、黑寺、弘仁寺和紫禁城中正殿这几处藏传佛教寺院中上演。而这个风俗进入北京,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政治。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打鬼一七四五年,雍和宫建成。乾隆皇帝把这里的驱魔舞改造成了规模盛大的官方盛典,参与的喇嘛等级分明,蒙古王公使臣、文武百官在观看前后都要对皇帝三跪九叩,由此确立了雍和宫宗教中心的地位、中枢权威,具有天生的神圣性。乾隆皇帝正是借助雍和宫和这个仪式,来显示他统帅天下各族的威仪。由此北京的驱魔舞,在内涵上超越了萨满,超越了祈福,它在政治上也超越了拉萨,超越了伊犁,但以上政治内涵都与百姓无关。他们有娱乐自己的方式,人们好奇这些西藏扮相的神灵与鬼怪。于是清中期开始,大家逐渐来围观赶热闹。边疆习惯就逐渐转化为了北京自己的节日。几大藏传佛教寺院也就形成了官民共通的媒介,城市的公共味道,在逐渐地增加。虽然近代北京动荡不安,但百姓依旧喜欢赶热闹。我们看到无论是“直皖大战”“直奉大战”,还是“华北事变”期间,都有数万百姓来凑这个热闹。西德尼·甘博(Sid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