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虞和平（点击即可查看全文）【正文】所谓“中国早期现代化”，是指新中国成立前近代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努力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细致分析中国人如何争取实现早期现代化目标的方针、途径和成效，才能深入揭示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过程中道路选择与主体转换的重要意义，才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理解。【作者简介】虞和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23.2.4～17【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工业文化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研

650504）。【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23.4.219～22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NZ036)。民国时期姚从吾的史学理论探索（点击即可查看全文）张德明【摘

摘要：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主任后，一方面为充实历史组的学科建设而广泛聘请人才，申请中英庚款资助并开展学术调查，创办刊物发表学术成果，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推进北平志的编纂，从各专史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入手为中国通史撰述作准备，为史学研究会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突破了其地方史学研究的局限，提升了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影响力。关键词：顾颉刚；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继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北平研究院于1929年9月成立，二者同为民国时期两大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由国民政府政要人物吴敬恒牵头组建，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他们为编纂地方志、编写中国通史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出版了学术期刊、学术资料集及学术专著，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当时有着并不逊于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影响。顾颉刚在1935—1939年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历史组研究工作期间，是研究会(所)学术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顾颉刚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也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不可忽略的一段经历，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却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利用顾颉刚的日记、书信、论著及北平研究院出版的刊物和著作等资料，考察顾颉刚受聘于史学研究会的缘由、学术观点及对史学研究会(所)作出的学术贡献等问题，以期展现顾颉刚在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建树，并借此阐发民国时期学者选择学术机构时的考量和对学术机构所产生的影响。一、顾颉刚受聘于史学研究会的缘由1929年5月，因提出“层累”说和出版《古史辨》而成名的顾颉刚从广州返回北平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兼职。是年11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成立，顾颉刚积极介入北平研究院的学术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31日，北平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合组燕下都考古团，共获得装有201个布袋和26个木箱的发掘物。[1]6月，顾颉刚与常惠、魏建功等抵易县，参观燕故城，认为“燕故城中台极多，共有三十余个。燕故城在中易水之阳，北易水之阴，草木茂盛，有似江南，宜乎王亥以为游牧之地也”。[2]

政治困局从“内外”到“三权”——辛亥革命前夕帝国的权力新格局（点击即可查看全文）彭剑

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点击即可查看全文）欧阳哲生

圆桌会议·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点击即可查看全文）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崔志海：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郑大华：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左玉河：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中央集权”在中国：一个现代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理论检视（1899—1911）（点击即可查看全文）任锋1

摘要：美国统治菲律宾初期，在南海利益主要限于因贸易而产生的通航自由与安全需求，因此其对南海的关注和认知也有限。随着日本逐步突破华盛顿体系的约束，打破了南海区域权力平衡，美国开始关注我国南沙群岛的战略价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海成为打击日军的重要区域，美国由此逐步介入南海，并重估南海诸岛的价值与意义，开始掌握战后西、南沙群岛处置的主导权。美国的南海政策即以此认知为基础，其核心态度与立场大致不变，只是基于不同时期国家利益与亚太外交目标而采取不同策略。前言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与影响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大多从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影响这一视角，研究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方式以及对南海争端发展的影响，也有学者侧重于研究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以及对中国和南海地区局势的影响。总体上看，从提出“重返亚太”到推行“印太战略”，美国将政策重点置于南海，对南海争端呈现日益增强的介入态势。然而在殖民菲律宾时期，美国作为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以及南沙群岛的认识问题由于受限于档案不易利用等因素，较少有人关注。本文试图利用中、日、法、美国等多国档案，梳理美菲时期的美国对南沙群岛的认知，以探讨美国南海政策的源起。一、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与南海的认知独立后的美国与南海发生的最初联系是航经南海，与远东地区进行贸易。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构建清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象征性权威”，还是国家主权再构建?——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有关西藏历史书写的思考刘文鹏

二轻工业施坚雅之前：民国时期的农村市场调查与研究（点击即可查看全文）邵华

本文是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仇海燕老师拜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俊亚教授形成的访谈录,主要论及淮北地域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特殊性问题。马俊亚教授长期从事江南经济发展、淮北社会变迁以及两者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值得关注的学术观点。他认为:淮北在中国农耕社会发展史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南宋以后逐步衰落,为江南所赶超,至明清两代进一步沦为"被牺牲的局部";中国君主专制时代政治权力过于强大及其恶劣的影响,在淮北社会变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是导致淮北衰落的重要原因;弃海运、行河运是君主专制时代的"重大政策失误"和"伪大局",不仅牺牲了淮北,而且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沦为封闭保守的"超稳定系统",延搁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仇海燕:马教授您好!据我们所知,

提要：1913年革命黨人發動“二次革命”，反復陳述的理由即袁世凱帝制自為破壞共和，從宋教仁案發生，到大借款案，再到起兵討袁，皆以保障“共和”為重要理由。革命黨人猛烈抨擊袁世凱種種違反“共和”的罪行，以此為“二次革命”提供合法性和正當性來源。讓人值得深思的是，“共和”被革命黨當作“二次革命”理由的同時，亦為袁世凱一方所用。袁世凱一方對“共和”話語表述的爭奪，大大消解了革命黨人正面敘述“共和”的力量。換言之，“二次革命”期間，革命黨人的“共和”遭受到袁世凱等多方其他“共和”表述的挑戰，出現同樣概念詞匯被不同政治勢力運用於不同語境的現象。該現象本非奇特，但在“二次革命”期間表現得異常明顯，“共和”表述呈現出工具性，漸成缺乏學理討論的詞匯，其流動性語義有待穩固。這恰恰表明了革命黨在“二次革命”中所面臨的政治困局，難以尋覓更有力量的政治文化資源作為合法性基礎與對手論爭，也顯示出“二次革命”本身的局限。關鍵詞：共和

摘要：明清政府一再强调“重农抑商”。从税收角度而言，清前中期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农业税，商业税主要落实在针对大额长途贸易的榷税，且仅占税收总额的十分之一。1843年户部银库案爆发后，盛京将军禧恩等官员为筹措经费，注意到“重农”之下对农业课以重税、“抑商”之下对商业课以轻税的“不公平”。及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财政难以维续，户部于咸丰三年初试图推行以商铺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铺税”，终因遭到部分满洲贵族和汉族士大夫的反对而废弃。但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的实践层面，没有触及商业税征收的合理性。随着“重农抑商”传统政治秩序的动摇，商业税扩张的大趋势难以阻挡。由此，厘金出现并推行全国。商业税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扩大，超过了农业税，晚清的财税结构发生转变。商人虽然无法从税收公平性角度反对以厘金为代表的商业税，但他们的抵制是困扰晚清政府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词：财政

内容提要：清末时，传统的“国语”概念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开始用来指称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这一概念变化受到日本有关思想实践的双重刺激。清末国家通用语的构建，以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为正式起点，以预备立宪的开启为加速机制，通过制定《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和《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开始其早期实践。这一构建始终由朝廷主导，得到朝野人士和满蒙汉等族趋新官员的共同推动，可谓被人忽略的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清廷长期推行官话与汉语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实际作用不断加大的结果，它对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及相关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关键词：国语

摘要：20世纪10年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辛亥革命造成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民国宪政体制的建立，此种巨大的政治变革势必造成一时的政治失序，从而为民初军阀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其后上台的袁世凯意识到地方都督割据的潜在威胁，试图推行“军民分治”，却未成功。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列强在东亚的均势格局，致使日本一家独大，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助长了中国军阀政治的兴起。一战期间，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采取金融外交的方式，大力扶持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通过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排斥或侵占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随着一战的结束，美国威尔逊政府和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列强卷土重来，试图利用徐世昌、直系军阀和西南军政府等军事政治力量来打压皖系军阀，从而削弱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其手段就是通过1919年的“南北议和”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从而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英美的“文治政府”，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证明，要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单靠欧美列强的外交支持以及文人政客的政治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军阀政治的终结必须依靠新兴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关键词：军阀政治;一战;徐世昌;南北议和;五四运动一、引言军阀政治是一个复杂而富有张力的论题。20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军阀政治，既有历史巨变中政治失序为之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后日本在东亚独大对其的扶持因素。在探究军阀政治现象时，曾有学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如何看待南北和议期间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问题？袁世凯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持何态度？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文献的残缺不全，我们很难了解历史事实的全貌。不过，借助有限的史料和各种旁证，我们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历史的某些情境之中，探寻问题的端倪。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1913年3月，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但是，历史学者对唐绍仪加入同盟会的动机却各有认识。有人认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非只是装饰门庭，猎取政治资本”，其论据源自柏文蔚的一段记载：“唐自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与余晤谈之下，知其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陆军总长问题，若北方不接受，便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一个北方代表能有此苦心孤诣之建议，可谓难能可贵矣”。柏文蔚是同盟会元老，时任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的这番话只是道出了唐绍仪对同盟会“非常忠实”这一事实，却没有深究唐氏的“反常举动”：他为何作为“北方代表”反而为南方“苦心孤诣”地密谋对付其昔日的“恩主”袁世凯？这仅仅是由于唐绍仪“倾心共和，主张民主”，或者说唐绍仪与容闳、吴廷芳一样，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双视野人”，其加入同盟会是“听从信仰的召唤”，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清末民初的中国虽然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鼓吹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倾心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沉浸在传统的儒家政治文化中，深深信奉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早在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袁世凯在穆麟德（P.G.von

提要：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团双轨制度在引入上海地区之初呈现出单线融合趋向，在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党团分化工作逐步展开。然而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几乎同期创立、发展，成员构成与工作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这使得双方在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同体制下的竞争态势。为缓颊党团关系，中共决定推进团组织的青年群众化与无产阶级化，以更稳健的方式开展党团分化工作，但仍旧未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表明，早期党团关系的发展受制于双轨竞进体制，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仍需进一步探寻解决方法。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团关系；组织形态自1920年以来，中共逐渐由研究型小团体演进为群众型政党。这一时期，党团组织由粗疏化、浮泛化走向系统化、纪律化，党团关系却呈现出异于制度文本的复杂面相。就原始资料而言，有关党团关系的档案文件颇为丰富，为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储备。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与研究价值，颇多学者着重梳理党团早期的分化过程，分析党团之间从“协定”到“服从”的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关注重心逐步转移至对党团关系制约因素的探讨。以地方视角开展的党团关系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对本文颇具启发意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王连弟：《早期党团关系的建立及其状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候宜岭：《建国以前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初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刘进喜：《论党团关系的确立》，《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刘雪芹：《中共建党初期党团关系研究》，《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第11期；黄金凤：《从“第二党”到后备军:共产党与青年团早期关系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胡献忠：《从早期青年团的创建及活动看党团关系的雏形》，《青年探索》2012年第6期；何丹丹：《建党初期上海党团关系研究（1921—1923）》，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永生：《早年湖南党团关系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肖淑娥：《陈独秀与广州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发展》，中共中央党校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不过，目前有关早期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尚有进一步挖掘空间。青年团【青年团的名称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并不固定。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创建。1922年5月，青年团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行文方便，文中除具体所指外，一律简称青年团或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与后备军，其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以党团关系为切入点，有助于打破传统革命史研究的桎梏，为中共党史、团史、青运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因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发展历程为主线，兼以分析党团关系失序诱因以及调适措施，突破传统“党建带团建”的理论逻辑，从组织形态视角出发，再现上海地区党组织与团组织的权力互动与资源分配图景。一、融合：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与发展1920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等人参与第一次会议，后因与戴季陶产生分歧，众人不欢而散。第二次会议仅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参加，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陈独秀去往广州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汉俊、李达与陈望道三人负责。中共一大后，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第一任书记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望道。但因陈望道偏重于宣传工作而忽视实际活动，上海党组织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中共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江浙地区委员会，同时陈望道提出辞职，其工作由徐梅坤接替。徐梅坤有极高的革命热情，曾在杭州一带发动工人罢工请愿与农民抗租暴动。他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第一位工人党员。在他的带领下，江浙区委的党员在杭州、宁波、绍兴、南京等地均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据徐梅坤回忆，当时江浙区委的党员主要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张国焘、蔡和森、向警予、施存统、张太雷、李启汉、杨明斋、邵力子、李震瀛、杨贤江等人。这些党员中的相当一部分曾在上海地区青年团内任要职，甚至参与了团的创建工作。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成立。这个团体组织最初名为青年社会革命党，由俞秀松、施存统、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八人发起。因其发展目标群体为年轻人，所以书记由年纪最轻的俞秀松担任。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带领下，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先后组织起地方青年团组织。然而，上海地区的青年团组织因后续吸收太多各派别的社会主义者，导致成员成分、观点、信仰与主张复杂，无法统一意见，工作陷入停滞状态。1921年11月，张太雷在国际少年共产党的指示下整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青年团未有正式的中央机构以前，上海团组织以临时中央局身份代理中央职权，团一大确立了由高君宇、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临时中央机构的架设使较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地区青年团的发展与中央政策紧密相连，较少表现出地方自主性发展特征。1922年5月，团一大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青年共产国际。同年7月，中共二大宣布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这意味着中共与青年团应当服从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对于党团关系的规定，即要求青年团成为党的助手与后备军。早期党团均不成熟，党对团的领导地位并不明确，亦缺乏一官方文件明确表述二者之间关系。直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党团之间才确定“协定”关系。这一规定仍然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制定的准则有所出入，因此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再度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党团关系问题。但是，由于中共和青年团在中国创立的时间相差无几，发起人几乎为同一批革命青年，且创立初期的党还处于秘密状态，青年团却可以借工人俱乐部等群众组织的青年部之名进行社会活动，因此党团之间常以“党团不分”的模式进行合作。在党的政治指导下，团号召群众，宣传主张，中共亦常以团的名号为掩护。直到1926年底，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何松林（又名汪寿华）仍然建议：“青年文化问题，工人方面自己亦有这种计划，C.Y.很可以进行一下，借他们的招牌干我们的事情。”【《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形势分析及组织部、青年团报告和讨论》（1926年11月2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224页。】这种“党团不分”的结果是党的社会影响弱于半公开活动的团，此时再强制以“服从”来界定二者之间关系，难免会引发青年团成员的不满。因此，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决议案，仍然规定青年团拥有“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的完全的自主权。【《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这种政治上虚“服从”实“协定”的关系，对中共早期党团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1923年8月，团二大承认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团的指导地位，党与团之间的“服从”关系才正式确立。此后，中共更是不断尝试强化党对团的领导地位。1924年9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要求各地团组织与党组织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直接负责，而青年团则受党领导。【《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关于国民党工作的合作办法》（1924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142页。】1925年1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决议再次申明，青年团“最要注意的是在政治活动中须服从C.P.的指导”【《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8页。】。相较于中央文件的简单规定，上海地区党团关系实际更为复杂，很难以“服从”或“协定”来完全概括，而更多地展现出融合的一面。如上文所述，在组织背景方面，上海的青年团几乎由党一手创建。据施存统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共产党员不论年龄大小，全都加入了青年团。上海党组织与青年团组织建立的时期相近，且成员高度重合，此种联系造成上海地区党团组织天然的紧密性。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间的融合关系实质是国内党团组织发展的镜像折射。在列宁主义党团组织制度输入中国之初，中共未能在地方社会驾驭这一制度，以致各地均出现党团组织划分不明、组织系统粗糙的问题，如福建地区早期党团关系即同上海一样含混不清。在此种背景下，党团分化政策的推动势在必行。二、分化：上海地区早期党团组织的区分与完善处于研究型团体阶段的中共具有“小规模”的特性，这在有助于党团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带来遗留问题，即党团组织的边界被模糊，党与团常以融合的形式出现。党团融合导致党与团的同质化加剧，助长了青年团的“第二党”倾向。此外，建团初期，为吸纳社会各界人士、扩大团组织规模，青年团入团标准十分宽松。1922年5月，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团章规定，团员年龄限定为“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76页。】。但是，这一时期的党组织也急需青年人才，发展对象的重叠使党、团内部的人才争夺难以避免。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开始着手党团分化工作。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推行党团分化政策。议决案针对党团融合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要求非特别需要，青年团与党的工作不可兼任。对于青年工人及农民运动，团只负责体育、娱乐和宣传等涉及个人利益的活动，其他政治运动则统一由党负责。不过，由于地方党团组织的规模不一，在具体执行分化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现象，执行决议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在党组织较为薄弱的小沙渡，部委则要求将未发展党支部的工厂中的团员年龄改大，训练后发展为党员。法租界的学生团员大多同时兼任党员，且党团组织是混合的，并未分化。显然，议决案在颁布后未能得到具体贯彻，团仍旧不能避免“第二党”的倾向。因此，1925年1月，中共四大出台有关党团分化工作的最新决议。此次分化强调团的青年化发展，要求青年团“在青年运动中吸收多数的青年的分子加入，在数量上尽量扩大S.Y.组织”【《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6页。】。文件同样指出，在早期党团融合的背景下，青年团常常忽视自己的本职工作，反而“在工人运动中是做一般组织工人的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只是因学生做一时的群众政治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代替党做工作”【《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246页。】。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与团中央再次联合发出通告，规定：“以后职工运动完全由党指挥，青年工人的教育及文化娱乐等活动，可以由团组织负责进行，但不得有单独的经济斗争组织；如果该地方没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太少，团员可以组织工会，但须受党的农工部指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上海团组织迅速将这一措施贯彻落实。不到半月，团上海地委农工部赵宗华就在介绍信中提到，曹家渡振泰纱厂支部书记姚五一的朋友邱石生希望成立民校区分部，组织工会，但由于“建立工会”一事为党组织负责，团组织无决策权，因此向上请示。【《团上海地委农工部赵宗华介绍丘石生情况》（1925年4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07—108页。】1925年5月，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社会气氛开始左倾，中共党团组织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显示，1925年入团的人员几乎全为“五卅惨案”后加入，且绝大部分是工人。【《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训练等情况》（1925年8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10—111页。】五卅运动的爆发催动国内革命形势的改变，亦打断上海地区党团分化工作的进程。8月，团上海地委在工作报告中称，党员有很多不满25岁，但为避免打击工人运动的热情，“前大学地委决定在五卅事结束后再组织委员会审察”【《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关于组织、训练等情况》（1925年8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15页。】。9月，上海区委制定一特别规定，要求“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在C.P.不负重要工作，而在C.Y.工作者，得加入C.Y.。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而工作上在C.P.方面负责者，得加入C.P.”【《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会议记录——关于总工会与学生会的党团问题》（1925年9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35—136页。】。在此阶段，中共无法兼顾组织动员工作与党团分化工作，使后者让位于前者。不难看出，上海地区党团分化工作的实际节奏并不以中共中央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如1926年1月，任弼时发表《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一文，再次强调团组织的青年本位工作，要求更深程度地推进党团分化工作。但在随后的上海自治运动期间，为组建特别市市民公会，中共依旧决定将党团合组为一严密组织，以便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张昆弟曾在会议中指出，杨树浦、引翔港地域过于宽广，党团须单独成立组织，但最终中央仍决定督促两地党团联合组织的建立。这一时期，党团组织皆以在上海发动暴动为中心任务，希冀与浙江、江苏几省的自治运动进行联动，党团融合现象短暂复归。当革命形势发生转变，分化工作仍旧是组织工作的重心，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余泽鸿即在1927年4月的党团会议中强调，“整顿原有的组织，此中最重要的是分化问题”【《上海区委召开各党团会议记录——汇报工作，讨论组织、宣传、机关建设、工作分配和培养左派问题》（1927年4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560页。】。上海地区的分化工作虽有瑕疵，但在全国范围内已属前列。上海作为早期中央机构的架设地，党团组织接受中央的监管与督促，且领导干部较有水平，对于中央政策的把控更加精准。即便如此，在上海地区党团分化的过程中，党团关系的失序仍旧不能避免。三、失序：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混乱的表现党团初创时期，上海地区组织间的联系相当密切，然而在分化工作开展以后，双方关系却急速冷淡。由于党做秘密工作，团承担绝大部分的社会活动，青年团逐渐不满于成为党的“预校”，认为党团之间应是兄弟关系，而非父子般的从属关系。这一看法在基层组织长期存在，甚至不少党团骨干也默认这种观念。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就曾在会议中说过：“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中实为兄弟关系。”【《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104页。】党团制度设计的“领导—被领导”关系实际呈现为平级协作模式，文本与现实间的张力成为影响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共与青年团之间早已达成协议，规定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但在开展分化工作以后，上海各地区党团之间的实际联系几近于无。1925年团上海地委工作报告指出，党代表常常缺席团的会议，年末情况有所改善，虽然党依旧没有派人出席团的会议，但因为“团常能出席于党，以及党方的重要消息和通告，能随时使地方知道，故关系尚好”【《团上海地委组织部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25年1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75页。】。一直持续到1926年，党与团关系的疏离状况才有所好转，开始互派代表出席会议。不过，由于出席会议的多为党团地委、区委的代表，党团之间的良性互动往往只局限于上层。团上海地委的工作报告就指出，党与团上级机关关系很密切，“大学区委代表常能出席地委会，地委对区亦然。惟下级机关如部委及支部都是不密切，且有些大学部委负责同志观念不清楚，常轻视中校工作”【《团上海地委组织部关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工作报告》（1926年3月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90页。】。此种情况下，上海各地区党团关系均出现明显的上下层分野。团上海曹家渡部委提到，党与团“上层组织的个人关系很好，但工作上的关系还不十分密切……下层组织以前是毫无关系，现正力谋整顿”【《团上海曹家渡部委二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27页。】。引翔港团组织称，在下层机关工作中，“大学看不清［起］小孩子”【《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97页。】。党组织也注意到党团关系存在的问题，认为“党团在上部较好……支部关系也有许多不太好”【《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团的工作、工人运动和党报问题》（1926年7月1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75页。】。上海地区党团关系的失序亦表现为对精英人才的争夺。在传统研究中，上海地区往往被视为优质干部的储备地，但事实上，上海区委亦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组织，文恭情形熟悉，但不开展；宣传，尹宽做文章，无暇到各部；工运，只松林一人太忙。书记，包办一切太忙。故对各部未能实际考察”【《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各部委汇报工作和区委对本身工作检查总结及确定改进办法》（1926年5月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内部发行，1989年版，第70页。】。在此种局面下，团不愿意把好的人才分化给党，上海党组织只能临时调用在青年团内任职的团员，党团之间对于精英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依照规定，团应当积极主动地将内部成熟分子分化给党，党亦应当担负起对团的指导责任。上海地区党团间的“拉夫”现象，既是党团关系失序的真实写照，也是酝酿党团内部“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温床。在上海地区党团分化的过程中，青年团“先锋主义”的倾向较为普遍。在曹家渡，党团之间虽然颇能联络，但因团员较勇敢努力，青年团几乎呈现完全独立的状态。在小沙渡，团组织对于党部委亦不满。在闸北，党团分化工作同样出现停滞，团组织内留有超龄团员。这些现象并非个例，徐家汇部委书记张永和曾指出：“目前在C.Y.同志不重视C.P.，尤其是分化问题，C.Y.不愿把同志分化入党。”闸北部委书记郭伯和也认为：“C.Y.同志多不知顾到C.P.工作。工人方面，常觉C.Y.、C.P.太处对立态度，C.P.不能监督C.Y.。”【《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分析和工作方针》（1926年12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内部发行，1990年版，第101、102页。】团中央也多次要求地方团组织纠正这一错误倾向。任弼时就曾批评青年团内部有很多同志不能理解党团分化的重要性，不愿意将团内的精英人才输送到党组织，甚至与党组织争夺政治资源。但是具体到地方层级，分化困难与“先锋主义”互为因果，分化工作受阻既是青年团“先锋主义”的表象之一，又反过来加剧青年团的“先锋主义”倾向，甚至影响中共的组织动员水平。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地区的党组织中也出现“取消主义”倾向，“小沙渡大学部委议决，由小沙渡中学指导员等组织‘青年运动委员会’，与大学部委所组织的其他各种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职工运委员会等）性质相同；引翔港大学部委向中学指导员亦有同样的提议”【《团上海地委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14页。】。此类议决的实质是变青年团为党的青年部，实际上取消了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是要求青年团专职文化工作，此种行为不仅是对团政治空间的再度挤压，更有违革命形势的实际需求。“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本质是革命政党话语体系下地方党团组织在体制内的政争。此种政争与党团间的人才争夺性质相似，皆是党团关系失序的表现。针对党团关系失序问题，双方都应负相应的责任，团员往往过于自傲，而党亦缺乏驾驭团组织的能力。这表明中共党团组织内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早期党团组织架构模糊，党的领导无法延伸至团的每一处神经末梢；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对青年团政治服从性与组织独立性的双重要求在中国本土社会并不适用。四、问题：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失序的诱因早期上海地区党团组织问题尤为严重，以致党团关系陷入失序状态。作为新生政党，中共还无法熟练处理党与团之间的关系，亦无法在宏观上把控党团分化工作的进程。中共建立初期，党团组织在人数和规模上均未成熟，又不加选择地照搬苏联党团制度，基层组织实际较为薄弱。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受国民党组织浮动性的影响严重，对党团基层组织间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特殊时代背景导致中共基层组织不健全。上海区委在整顿支部工作时就发现，除独立支部外，绝大多数党支部的工作几乎无进展，各支部未能在群众运动中积极活动，党员不能按时开会与缴纳党费，党的期刊书报停销，支部书记联系不上，也不与部委的委员见面，个别善于活动的党员往往自己冲锋陷阵，不能起到领导支部的作用。同时，负责人的调动过于频繁也导致组织工作进展不佳，如闸北部委仅在九月份一个月就换了四个书记。【《方子山关于闸北部委九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10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186页。】李强亦回忆，1926年初自己调任团浦东部委书记，夏天又改任为团吴淞部委书记，到任不久又被组织调去制造炸药、炸弹等军火物品，为秋冬间的暴动做准备。【李强：《江浙区委派我回常熟组建党组织的情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组织涣散不仅影响到基层党团成员间的关系，更使上层党团机关的互动联系有所减弱。五卅运动后期，曾轰动一时的上海工人运动几近消沉，而负责工人运动的党、团部委及工会办事处各自为营，呈现三足鼎立的对立态势。并且，基层组织体系紊乱使原本应当加入党组织的已分化团员不能及时被接收，对分化工作的开展亦有阻碍，譬如有的团员已被介绍入党，但是“两方面都不通知他，变成无所凭籍，无形开除，引起许多误会”【《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97页。】。团支部的统计工作也有滞后状况，“有的已在大学里而名册上还有他的名字的”。【《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328页。】对于童子团或工会等其他组织介绍来的成员，团部委即使将名字登记在名册上，也不能及时将新成员介绍给相应的支部，结果使其只能挂名而不能真正加入组织。基层组织无法系统化、纪律化，这使得党团成员不能接受先进成熟的理论训练，对于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并不明确，也不了解自己所加入的团体的性质，以致党团成员之间存有门户之见，甚至认为党和团是两个党派。此外，成员对于党团关系的认知也有很大错误，“C.Y.同志说C.P.同志压迫C.Y.同志，C.P.同志说C.Y.同志胡闹，C.Y.同志不愿到C.P.去，彼此攻击，互相标榜”【《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93页。】。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党团成员常常将个人置于团体之上，将个人矛盾演进为党团之间的矛盾。如组织成员之间的人际问题就是党团关系恶化的一大诱因，上海区委认为，党团矛盾“过去都是人的关系，如引翔港完全为二书记闹意见，以致影响工作”【《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107页。】。理论水平逊于党团书记的基层党团成员则更为幼稚，使基层组织架构更加浮泛。近代上海工厂林立，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是上海地区党团基层组织发展的目标对象。但是，这一群体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于教授学生等知识分子，往往不能明了自己所加入团体的组织性质，而以传统民间会社的模式来理解党团组织。党与团利用这些小团体发展工人群体的同时，其根基亦被影响。码头工人密集的地区帮口组织发达，李强在回忆自己主持的浦东工人运动时提到，他为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党的工作，经组织批准后，和另一位同志决定去茶馆“拜老头子”，后因工作调动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帮口在上海工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共党团组织想要发展工人，必然要借助帮口的力量。然而，利用帮口的势力在工人间做发展工作固然便利，却不可避免地使党团组织内部滋生小团体的对立，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要求相违背。如小沙渡西五厂党组织内江北帮与山东帮发生冲突，不仅没有上报组织，反而通过帮口的途径解决。而在一般工厂中，比党团组织更为普遍的则是各类兄弟团、姊妹团。小沙渡各工厂拜姊妹、拜兄弟的风气较为严重，各厂女工几乎全是团员，而男工都为党员，党团之争“大概是男女之争，不是大、中之争”【《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99页。】。甚至工厂中姊妹团、兄弟团的利益高于党团利益，团部委曾感慨：“加入团体的姊妹团、兄弟团完全信仰个人，信仰姊妹、忘了团体。”【《团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况》（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91页。】民间会社的遗留因素加剧了基层组织架构的模糊，然而组织涣散只是党团关系失序的表因，未进行本国化调整即引入外来组织体制才是党团关系失序的根源。形而上学地坚持列宁主义政党党团双轨制度，无法建立完善的党团组织体系，党团初创背景的差异对体制的输入与演绎影响深远。就青年团的创建背景来看，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18年10月创立，此时俄国党组织已有较高水平的发展，对团政治领导地位明确，党团关系的构建较为完善和谐。因此，在1921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规定青年团保持组织上独立性的同时，在政治上服从共产党，互相支持并建立紧密联系。然而中共党团组织在上海创立的时间相差仅有两个月，甚至在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四川、福建等地，早期只有团而无党，在安徽、江西等地，团组织的发展较党为优。此种情况下，党团双轨制度设计难以在现实中呈现，中共党团关系也因此迟迟没有正式的文本约束，即使党团双方达成“协定”，党也无法对团提出政治服从与组织独立的双重要求。党团双轨制度发源于俄国，青年团自创建即被赋予“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这一性质定位。然而在上海，无论是党亦或是团均不认可此种定位，“平级协作的兄弟关系”才是主流观点。这种观点导致党不仅未能为自身构建合理的人才补给体系，反而为自己制造了一位体制内的竞争对手，使党团之间的互动掺杂组织竞存关系的影响因素。概言之，中共党团纠纷的实质是同体制下的资源竞争。这是党团双轨制度的瑕玷，在党团实力并不悬殊的境况下，强制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领导地位，这对党团关系可能有害无益。尤其是在党组织不健全、团强党弱的地区，工作完全是由团来领导党，党员甚至称“中学是大C.Y.主义”【《团上海地委关于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14—415页。】。在这些地区，一味强调党领导团，只会加剧党团关系的恶化。党团成员与组织的不成熟使分化工作难以为继。为建立健全党团制度，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决定采取措施缓和上海的党团关系，设定更加合理的分化细则，以更平缓的方式推动党团分化工作的开展，确立并巩固党对团的领导地位，调和上海地区失序的党团关系。五、缓颊：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的调适因应分化工作开展后，党团双方的资源竞争不断加剧，人才竞争成为党团组织纠纷的焦点。如不能及时调节党团之间的对立情绪，党团关系势必更加恶化。因此，中央与地方纷纷采取调适措施，同时对党团关系进行调整。党团初创时期，一个地区的学生运动由团组织负责，而工人运动则由党组织负责，党组织对学生运动的忽略致使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势力抢占青年人才资源。192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团中央发布通告，改变过去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指挥的状况，要求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今后党和团共同指导学生运动》（1926年1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9页。】这一规定是党对团政治领导地位的再加强，也是对团政治空间的再度压缩，必然会引发党团关系的恶化。由于既往观念及管理能力等问题，上海党组织未能及时将政策落实，半年后小沙渡仍然是“学生大学完全不管，不开会不立名册，统由中学管”【《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98页。】。此种疏忽反而无形之中避免了党团矛盾的激化，亦可称之为一次地方对中央政策的自我调适，但这种自我调适带有保守性，无法成为能被大范围推广的工作经验。兼团党员的出现是中央与地方针对党团关系疏离而设计的调适政策。在早期党团关系失序的大背景下，团内部存在大量的兼团党员。对于兼团党员的意义，上海区委组织部认为：“各中学指导员在大学各部委为委员之一，其意义即为专任青年工作者，须参加部委会议，报告各关系支部工作（惟不担任大学别种工作）。”【《上海区委组织部特别通告——关于中学变更部委组织的意义与大中学关系》（1926年10月1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575页。】尽管中央要求凡是兼团员的党员，应积极参加团的工作，以尽领导团员积极活动的责任，这些兼团党员依旧未能起到领头作用，也未能及时传达党团支部的消息，对于加强党团间的联系毫无帮助，甚至不参加团的活动。因此，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另辟蹊径，以降低团员最高年龄、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为方法，以此降低党团组织发展对象的重叠度，保证在加强党团联系的同时减少党团组织竞争。这一政策由中共中央最先提出，称青年团容纳多数成年分子，缺乏青年情绪，不能代表青年本身利益，与青年群众隔离，要求团组织将团员年龄上限降低到25岁。【《S.Y.工作与C.P.关系议决案》（1924年5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69、70页。】五卅运动后期，上海团组织对青年运动有所忽视，以致大批青年工人退出青年团。出于迅速扩充组织的考量，早期青年团在发展成员时并不注重年龄。以吸收超龄团员来扩充团组织的决定有利有弊，此举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扩大团的规模，但在工作上没有表现出为青年本身利益而斗争，未能使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因此，团中央以推进团的青年化为主要任务，决定进一步降低对团员最高年龄的限制，“将过了二十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C.P.，年过二十三岁之团员完全脱离C.Y.，即使不到二十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须加入C.P.”【任弼时：《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1926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90页。】。1927年，中共五大制定的决议案再次将团员的最高年龄降低到21岁。【《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1927年4月27日—5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211页。】但是，以年龄作为衡量党团成员的标准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基层团组织而言，“有时上级机关催得紧，就四处‘拉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充数，这些拉来阿猫阿狗，既不为革命而来，自然过了一个期间，又都一滚而去”【《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06页。】。“拉夫”现象导致团在吸收成员时不加筛选，有损团组织的纯洁性。小沙渡部委曾批评当地团组织发展新同志时，只在意发展对象是否听话，而不关心其是否觉悟。为纠正基层有关党团关系的错误观念，罗亦农提议：“以后大学部委要有议事日程讨论中学问题，每月至少讨论中学问题，由中学书记做整个报告，大学给以批评与指导，此报告是书面的，区、部都如此。”【《上海区委召开党的部委和团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记录——关于解决党与团的关系问题、报告政治状况和宣传工作》（1926年7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107页。】上海地区党团组织也积极开展训练班，在理论上加强党团员的身份意识。杨树浦部委注意到改进训练材料的重要性，总结出以同学所犯的毛病及其他实际问题作为材料或口号的工作经验，如针对姊妹团中女工团体意识缺乏、姊妹感情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在小组会中提出“抛弃感情”的口号。此外，成员社会身份占比的失衡也是青年团缺乏革命性的一大原因。1923年10月，青年团内只有团员100余人，学生占比几乎达到一半。【《团上海地方委员会报告第三号——上海地方全体大会经过情形》（1923年11月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9页。】团支部多设立在大学或职业学校，如上海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南方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团上海地委也称“本团统治，学生占大多数”【《团上海地委报告第六号——一九二三年十一、十二两个月的活动情况》（1924年1月1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37页。】。然青年团受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理应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团体，只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储备与理论水平有限，故在早期无论是中共还是青年团都以学生为主体，“无产阶级化”仅为一宣传口号。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的浪潮，使大批工人涌入党团组织。出于维护组织的考量，团中央决定将“无产阶级化”的口号由宣传转为践行。团上海地委则提出“整顿内部，巩固组织”的口号，实行“洗团”，将“不到会、不守秘密、不忠实、不听指挥、无希望者”洗出。团江浙区委统计数据显示，同时期内，江浙区青年团内无产阶级只有78人，仅占团内总人数的21.5%，而“洗团”后的上海青年团内部无产阶级人数已超过1000，占比达到80%。【《团江浙区委关于江浙区最近三个月的工作报告》（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49页；《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地方代表大会议决案）》（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08页。】虽然“洗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青年团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却也使团内成员产生一些错误观念。团江浙区委书记贺昌曾批评青年团“换一书记，即行洗团，没有名册交代”【《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团的工作、工人运动和党报问题》（1926年7月13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3，第74页。】。由于早期中共党团内部的统计工作并不到位，“洗团”后不能及时更新名册，过于频繁地开展“洗团”运动对基层党团组织的发展影响恶劣。因此，团组织决定加强统计与审查工作，严格把控分化标准，落实分化政策。1926年5月14日，为使青年团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上海区委发布通告，在以年龄为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增加对于政治觉悟和党的主义训练的考核，对已经分化的成员也进行重新审查，以此保证党团分化工作的质量，不仅要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更要保证青年团的无产阶级化。【《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五号——关于党团分化问题》（1926年5月1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78—17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适措施虽然对上海地区早期党团关系有一定转圜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团之争实质是对中共与青年团关于“第二党”与“后备军”的定位之争。列宁主义党团制度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制度，必须经历改造与被改造的磨合过程，方能植入中国本土社会。结语中共建党初期，党组织主要从事秘密活动，青年团则活跃于社会视野下，承担大部分对外工作，党组织也时常以团的名义开展工作，这是党团融合的历史背景。早期中共只是一个研究型的小团体而非群体型的政党，党团融合有助于中共对外发展。但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需要接受共产国际与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调整党团关系，将分化工作提上日程。因早期上海地区党团关系密切，成员身份与工作内容高度同质化，分化工作开展以后，党团关系日趋紧张。由于当时中共仍处于探索时期，在窥见党团分化进程中的对立情绪时，未能及时采取有力的解决措施，使得青年团“第二党”倾向愈发激烈。其在压制青年团“先锋主义”的过程中产生过激的“取消主义”，未能架构合理的党团权力分配格局，以致党与团出现对各类资源的争夺。组织结构上的缺陷成为党团关系的病灶，一旦外部环境有变，党团关系即迅速恶化，难以维持稳态。五卅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转变，上海地区党团组织规模进一步扩大。党与团同时发展，导致党团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影响到革命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注意到党团摩擦的激化，在其他调适政策均无疾而终后，最终决定通过不断降低团员最高年龄界限，推进团组织的青年化与无产阶级化，以减少党团之间的资源竞争，使党团从融合走向分化的过程更加和缓。在党团分化过程中，党对团的政治领导地位逐步明确，这对党团关系的确立意义重大。过犹不及的是，团“只跟在党的后面做政治工作，而没有做青年文化工作，就失掉了团的独立性”【《团上海地委关于青年运动与今后团的工作方针》（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03页。】。上海地区是早期中共党团中央机构的架设地，受共产国际直接指导，政治基础与干部储备较他地为优。即便如此，组织问题依旧无法避免，根本原因即在于早期中共对于党团的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坚持党对团的领导”与“保证团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党团同处于双轨体制之下，双轨竞进的模式使两方无法相容共济，只有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党团关系失序问题。作者简介：吴淼，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苏区研究》2022年第5期。注：特此感谢《苏区研究》授权转载。

格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真正贯彻落实，本刊拟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突破口，邀请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位知名专家，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等具体学科入手，通过分析各具体学科研究现状、总结各具体学科发展经验，发现并正视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研究新思路，促进研究范式的更新，切实推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王先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也是当代中国辉煌成就的内容之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毋庸讳言，在近代以来“新史学”建构发展的进程中，“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显然，“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质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了专题研讨，从不同学术角度和学科立场阐述了这一命题的急迫性和前瞻性意义；也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论题作了专门研究。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学科领域，如社会史（尤其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层面，“三大体系”的构建应当如何展开，确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愚以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时代性问题，故此非“贯通”不足以构建；应该分别从纵通、横通和会通三个维度入手，在贯通中实现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一、纵通中辨其趋向“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新见解需要创造出新术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学术理论的革命，必然有术语的革命相伴随。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就是要构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然学科之统系，必根基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且这是一个累积递进的长程性发展。作为一种主要学术研究和学科取向，以及由以生成的话语模式，社会史并非兴起于“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而是伴随着近代“新史学”取代旧史学的“史学革命”而形成。“近世以来，以东西学术之互为激荡，史学界呈一新波澜，进入于新境地之中”，“使吾国旧日史学观点，发生改变，放弃皇家谱录之记注，而为人类社会活动之描绘；废去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群众心理及动态之记述”，新史学得以勃然兴立。这导致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生了时代性变革。“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的旧学体系，转向讲究系统分科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史学等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在清末民初“新史学”演进进程中，应该说已经逐步形成并积累了可以凸显自身特质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统系。一方面，研究内容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学术体系的重新建构。“用‘社会’取代‘国家’或‘群体’作为主题词”成为史学新朝向；在新通史知识体系建构中，以社会史为主体内容，即：“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另一方面，新史学的学术话语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动，系统性地刷新了旧史学既有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进化史观”话语体系，梁启超“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并由此建构了新史学发展早期的主体话语。基于史观或史学理论的话语，在新史学的百年进程中不时变易，交错兴替，且相互碰撞和互融：或以神权史观、借鉴史观、科学史观来统观“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或以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唯物史观统括为当代史观“最有势力之三种”等，作为史学研究的学理性工具和话语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发展的态势中，社会史或为其研究内容，或为其史观方法，某种意义上奠基了中国史学的基本取向。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认为，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串于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中。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社会史，“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毫无疑问，社会史历经百年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不同的问题聚焦，其学术探究重点也各有不同；并且在取代旧史学的进程中，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断建构和嬗替中已然自成统系。百年历史进程中，它的学术研究、话语创获和学科构建方面值得总结、汲取和淬炼的资源，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故而，新时代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理当在纵向贯通中汲取精要，创新学术，把握其时代需求和学术态势，引领学科未来走向。二、横通中定其方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这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而各学科之内又由次一级的学科群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Event）……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不过，在现代中国学术或学科形成演进的进程中，在新旧史学“革命性”变动过程中，文化史或社会史的学科方位和相互关系既变动不居，又相互交错互融，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景况。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语境中，社会史与文化史分别被认定为“新史学”（新通史）。前者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旨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后者如钱穆，力主“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明确指出“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而在另一方面，更多学者视其为“新史学”中的专门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记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在新史学演进脉络中，社会史与宗教史、法制史诸专门史一般，实为“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过程中，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的学术分类初显样貌。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史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学科统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次级学科。实际上，在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是以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排序的。虽然他刻意强调了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但狭义上仍然立足于专门史来结构其内容，并突出了“社会下层史料”的搜取和研读。问题在于，无论作为新通史的主体内容，还是作为专史之一部类，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和话语内容，都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关联。相对而言，民国时期“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但是，以社会史观为旨趣的《吕著中国通史》却“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显然，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于经济史或革命史，在分科或分类的学术演进中，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由此形成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其历史积累的资源，都需要系统梳理、统观整合，并在横向贯通中分定其学术重心和学科方位。此外，还有近代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贯通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史是在批判‘革命史’理论模式前提下催生的，其认知前提在于建构‘有血有肉’的历史，以此超越‘革命史’内容过于干瘪的‘全面’的历史；其理论预设是对‘革命史’理论模式的一定意义上的否定；然而，作为研究起点却又坚守‘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在理论模式（即社会学）与历史分期（即革命史）上的随意选择，并毫无解说地将两种不同的理论组合在‘近代社会史’体系中，岂非理论元点上的矛盾？”显然，社会史与革命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区分、异同和纠结，尤需做贯通性考察辨识。对此笔者曾专文讨论，在此不予赘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构成一个学科的两个方面，其统一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差别性使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学科体系建设中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两方面的工作，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没有横向专史之间的贯通，各执一面，断难成为体系，所谓：“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社会史，无论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通史主体内容，还是作为通史之一部的专史，都必须在与文化史、政治史（或革命史）以及经济史的横向贯通中加以比较分辨，厘定其学科方位，落定其体系构建。三、会通中明其特性“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子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从纵向看，有不同类别的学科；从横向看，一个学科又由多个子学科构成，逐级形成具有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因此，社会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与整体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这体现着学科内在结构的系统性、专业性和互融性，以及学理逻辑上的一体性。话语体系涉及观点、学说、理论等方面，需从学术史和史学史角度对已有的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和甄别。我们知道，哪怕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层面上也有着不同的意涵；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也有着不同的指向和语义。如“社会”一词，汪康年曾以天下释其义:“无法律不过亡国，无礼教必至亡天下”二语，以为不可解……盖天下二字，应作为社会解，刘君之意，不过谓国家赖法律统摄，故无法律，则国亡；社会为礼教所维持，故无法律，则社会亡……苟国亡，则社会之不亡，亦仅矣。若欲恃社会之不亡以复国，抑亦甚难矣。而在清末西方学术译介传播中，人们通常又以“群学”来指称社会学，直至“五四”之际，易白沙仍在《中国古代社会钩沉》中“溯原古社之情状，以发古代社会之秘”，认为：“古人谓其群曰社，如谢灵运之莲社，明人之复社是也。今称其群曰社会，社会，此沿于古语而不自知耳……盖社者，吾国人类结合之以脱也。”但在傅斯年的话语中，“社会”一词是另一番意思：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显然，“社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不同分支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话语中有着不同的指称和内容表述；甚至在同一学科（如历史学）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或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由此延伸的“社会史”概念亦复如此。除上文所列将社会史分为通史和专门史之不同的史识或话语外，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同一场域中，人们所持“社会史”话语的内涵也各不相同：或指称为“社会构造的历史，即将社会视为系统，探讨内部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教育与各阶层的关系；或认同为社会形态史，基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论证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或者落实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层面，如《食货》杂志所标举“社会史专刊”旗号；等等。在此之后的王亚南则将“社会史”置于更宏阔的视野中。他说：“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已发展到社会史学的研究。”“由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运动法则的发现，到各历史时期相连续的运动法则的发现，这种研究成果，本来不容易由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形得到确证”，而在当今时代，由于世界交通的发达与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约缩为一个大社会，而这个大社会还由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相并存在，以及相续的必然趋势的存在，给那些广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的现实妥当性，提供了洞若观火的佐证”。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术话语如“阶级”“封建”等话语，它们既是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概念和范畴，也是社会史学科体系中核心的学术范畴。问题在于“当今研究人事现象的人，常有一种危险，就是只顾求一部分专门的知识，而忽略了全盘的理解。这也是现代专家常有的流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整体的学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系统性工程，而社会史学科“社会”的中心概念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主体词语相重合，其间的内在相关性、相融性及其区分定位，实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关键所在。“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因此，社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理应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发展脉络中，在会通中界定其异与同，在同中显其异、异中见其同的学理逻辑体系中，才能真正完成其建构。显然，如何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把握学术话语的形成和蜕变，并将其凝练在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是极其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历史和社会科学，均须分工合作去研究。集合各方面可靠的图样，才能构成一个建筑的全景。”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既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关照，也要有社会史学科本位性研判，务求在社会科学的会通中实现其体系建构的重任。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崔志海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912年清朝覆灭的七十余年晚清历史，既是断代史清史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学界的晚清史研究形成诸多历史叙事体系、研究范式或学派。在清史学科，既有以《清史稿》为代表的逊清派或者说清朝遗老派，也有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既有以孟森《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也有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而在中国近代史学科，更是形成革命史、现代化史、“冲击与回应”“中国中心论”、跨国史、全球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诸多研究范式和历史叙事体系。这些研究范式、学派和叙事体系都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各有其问题。清史学科中的逊清派、民族革命派、“新清史”学派都有强烈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从而影响其学术的客观性；以孟森为代表的学术派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历史研究的立场和指导思想问题，亦非现实。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现代化史、跨国史、全球史研究范式，更加侧重于或适用于经济史领域；“冲击与回应”范式偏重于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调适；“中国中心论”偏重于社会史和地方史研究、偏重于讲述中国内部故事；后现代主义史学偏重微观研究，它们都不十分适用于构建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个人以为革命史叙事体系、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大体比较适用，且在学界也最有影响力、最为经典。本文在笔者以前思考的基础上，就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系再略抒己见。不当之处，尚祈学界批评指正。一、关于革命史叙事体系革命史，是晚清史学科和中国近代史学科最为经典的历史叙事体系，也是最有争议的历史叙事体系。将一部晚清史或中国近代史简化为一部革命史固然有其缺陷，遮蔽了革命史之外的许多历史，但就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革命史叙事体系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是晚清政治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对于晚清政治史学科来说，不存在要不要运用革命史叙事体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完善的问题。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因此，革命史叙事体系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如何运用，则是有待做进一步商榷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革命史叙事体系摈弃了过去那种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但实际情况是，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并未能完全克服或摆脱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一个明显事实是，因为站在被统治阶级的正确政治立场上，革命史叙事体系几乎不加甄别地将晚清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与清朝政府的所有冲突都纳入革命或起义序列并加以肯定。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晚清下层民众的起事或“造反”都具有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都具有反封建性质。晚清社会发生的那些因盗匪、游民、帮会的敲诈扰民、抢劫掠夺、械斗火并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的分裂行为所引发的与清朝政府的对抗，就不具有什么反封建性质，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可言；相反，具有破坏性。对此，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告诫指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数量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以及诸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等秘密会社，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引导，就不可能“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而只有“破坏性”；“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近代中国社会中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那种不加甄别的简单化革命叙事体系，实际上还是“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是把任何社会现象“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并且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在所有下层民众或社会与清朝政府的矛盾和冲突中，前者都是进步的，后者都是反动的；只强调“造反有理”，而忽视了其必须要以先进阶级和政党领导为前提。这种思维定势，不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造成历史观的极大混乱，给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乘之机，这是亟需加以纠正的。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对因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下层民众的偶发起事以及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者分裂国家的行为与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革命，必须加以区隔，绝非所有被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造反”和起事都有理，都具有反封建性质，都具有进步性。并且，即使对太平天国这样有纲领、有组织的农民起义，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打击和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和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或承认其历史局限性，以及这场战争对当时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洪秀全和他的战友们组织和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怀抱农民革命理想，制订《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作为旧式农民阶级，最终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和国家政权，他们建立的“天国”实际上仍然是封建王朝旧制，最后腐化堕落，内讧残杀，或沦为流寇主义，使他们的革命事业化为灰烬。当然，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完全否定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将太平天国说成“邪教”、说成“神权政治”，说成是“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大加歌颂，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特殊意义在于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有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其发生除了清道光朝吏治的腐败、政府的失能、土地的集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等国内因素之外，同时也深受国外因素的影响。道光朝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不稳定，就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疯狂的鸦片走私造成的银贵钱贱现象、鸦片战争的战费和战争赔款，以及清朝政府在战争及战后遣散十余万募勇等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太平天国革命不但浸透着中国农民的革命理想，而且也受了西方基督教思想（集中体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思想上）及资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的影响。最后，这场革命的失败，既是被满汉封建统治者联合剿杀，也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所绞杀。因此，这场农民革命已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只有从这一历史高度，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认识太平天国的伟大意义。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晚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认识已有了巨大改进，基本上摆脱了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明确表示：“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这突出体现在学界对晚清洋务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认识和评价上。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清朝统治阶级进行的洋务运动，在晚清革命史叙事体系里曾长期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动卖国运动遭受批判，被否定或忽视；而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论及晚清历史时，将洋务运动作为救亡运动或救国方案之一，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列在同一序列，加以肯定。《决议》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对于辛亥时期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是一股“保清力量”，同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是清政府的“同盟军”，但大多数学者不再站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立场上否定立宪派的改良道路，比较一致地认为两派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并不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客观上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是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肯定改良或改革在晚清历史上进步意义的同时，一些学者受西方现代化史观影响，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或贬低革命，认为革命“酝酿了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民初军阀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明确表示“要改良不要革命”，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的梁启超并不认为改良是一个比革命更为正确的选择，他在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说到晚清以来的历史时写道：“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即梁本人代表的改革派——引者注）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并且，梁启超也不认为民初出现的社会混乱是由辛亥革命造成的，以及这种混乱意味着出现了历史倒退。他指出：“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能承认。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的罪恶。”同时，梁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也做了充分肯定，认为辛亥革命打倒中国皇帝，建立共和国家，传播了民主思想，“从历史上看来，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并且，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亦是巨大的，甚至“比理想跑得快”。显然，那些否定和贬低辛亥革命的观点，不是基于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基于个人的主观想象和逻辑推理，因此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必须予以摒弃。当然，在肯定辛亥革命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应讳言或忽视其历史局限性。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亚洲创立第一个共和国家，由此打开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晚清的资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系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另一部分为当时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有软弱性的一面，都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他们虽然从事革命活动，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一些组织和动员工作，但始终没有也不敢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加入革命队伍，甚至在革命遭遇困难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股反动势力相妥协，以至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最终被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旧势力所窃取。同时，作为由传统绅商和封建地主转化而来的及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坚强统一的政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他们一方面始终存在地域或派系畛域，一方面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性格特征，还有的只是怀着传统的“排满”种族思想，这种思想和组织上的不统一，在辛亥时期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及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内部出现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和后来国民党一步步退化和失败的历史中，表现得一目了然。只有对辛亥革命党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怀有清醒认识，才能对近代中国何以没有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这一独特的中国式道路，有一个深切的理解，避免产生各种否定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最后，在革命史叙事体系与其他历史叙事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应是互相补充、不相排斥的。就革命与现代化两个研究范式来说，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意识到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而只有推进现代化，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样，鉴于晚清革命不同于以往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它既由中国内部因素促成，同时也深受国际列强的影响，因此，也就同时需要突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回应”范式和强调中国取向的“中国中心论”研究范式；而将晚清革命置于全球史和跨国史研究范式之下，自然有助于晚清革命的影响、地位和特性得到更好的彰显。同样，晚清改革既涉及社会革命，同时也涉及国家政权鼎革，因此就自然需要“国家—社会”研究视角。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主张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和独特性，这对细化革命史研究显然亦不无裨益。总之，鉴于晚清革命史的复杂性、多歧性和广泛的影响，只有采取一种包容、兼收并蓄的多元视野，才能推进革命史叙事体系不断走向深入。二、关于民族主义叙事体系晚清历史与既往中国历史的另一大区别是，由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因此，以反帝和谋求国家独立与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就成了晚清历史的另一重要主题。民族主义与革命主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晚清中国历史的一体两面：革命主题目标向内，民族主义主题目标向外。就晚清民族主义历史叙事体系来说，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欧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入侵。受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一些中外学者将晚清以来列强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两种外交体制的冲突、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认为列强的入侵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质是将殖民地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以晚清第一场中外战争——鸦片战争来说，中英在贸易体制、中西法律制度和外交体制等方面确乎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不能成为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理由。贸易体制、法律制度、外交体制都属国家内政，一国有一国的制度，并且具有历时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制度。以贸易体制来说，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虽然存在各种弊端，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何种贸易体制和政策，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职能，在15—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许多欧洲国家都曾实行过比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更具垄断性的贸易制度。英国在对华贸易上也是迟至1834年才停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并且，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也非一些外人指责的那样，是一种闭关政策，妨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相反，事实是自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以来中西贸易一直是不断增长的。据相关学者统计，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80年间，粤海关的贸易总值为422716.9万两，平均每年约5284万两，是广州一口通商之前整个中西贸易的3.6倍。对于广州一口通商制度为中西贸易发展提供的便利，即使当时的一些英国商人也不否认，英国下议院东方贸易情况调查小组在1830年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绝大多数在广州住过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据说这些便利，绝大部分是因为每一只商船的生意通统都归同一个人，即行商经理的原故。”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真实原因是，由于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英国自17世纪开展对华贸易以来长期处于不利的入超地位。据统计，在1700—1823年间，为填补中英贸易之间的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广州的白银为53875032两。这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局面，于是他们不顾人类道义，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活动来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利局面，解决中英贸易之间的这一结构性矛盾，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同时强迫清政府接受于他们有利的贸易和法律及外交体制，并为此诉诸战争。换言之，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将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属国，掠夺中国的财富，并觊觎中国领土。以后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莫不如此，它们都记录在每次侵华战争之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中。将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外交体制的冲突，完全是混淆视听，必须在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予以正本清源。至于列强入侵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固然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并带来近代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和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历史发展不自觉工具的作用。但列强进入中国绝非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里暂且不说列强发动的军事侵略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严重伤害，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破坏，以及一系列战争赔款对中国人民的勒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华贸易和投资活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并没有帮助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受不平等条约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束缚，以及外国贸易和资本的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在晚清始终步履维艰。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中国经济社会不是变得更加富足，而是更加贫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上升了，而是极大下降了。据英国学者麦迪森的研究，中国的GDP从列强入侵之前的19世纪初时占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1952年新中国成立时的1/20；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亦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1/4，“中国的经济表现极为令人失望”。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总要千方百计阻扰和破坏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所有地方，帝国主义都企图保留这些资本主义前的剥削形式”，对殖民地的剥削“最后分析起来，总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一个普遍历史事实。晚清香港、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这些通商口岸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既是近代中国屈辱的象征，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病态的一个反映。晚清的对外开放与今天中国独立自主的开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绝不能混为一谈，因为这些通商口岸的存在，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带来中国现代化的错误观点和认识，将殖民化等同于中国的现代化。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另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晚清下层民众的盲目排外主义，其中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最为典型。义和团作为下层民众一场自发的反洋教和反帝运动，固然存在盲目排外和落后一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将反洋教、反帝斗争扩大到不加区别地排斥和灭绝与“洋”有关的东西，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但由此否定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将义和团运动斥之为“封建蒙昧主义”和“一种历史惰性力量”，这不是一种马克思历史主义观点。义和团利用民间宗教，鼓舞广大民众以血肉之躯抗击外国侵略，这是一种旧式农民革命传统，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正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一定程度瓦解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义和团运动不加区别地排拒西方，要将洋人赶出中国，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在中国长期侵略、剥削、为非作歹、作威作福的一个结果。对此，列宁就对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做了辩护。针对西方人攻击义和团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论点，列宁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当然，在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正义性的同时，对于其落后和盲目排外的一面，也不应回避和护短，晚清中国人民对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是在斗争中不断深化的。事实上，正是在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才更加趋于理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是将反帝与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充分肯定晚清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同时，对于下层民众和各阶层中存在的汉奸现象及其原因，也是不应回避的。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直至20世纪初，鲁迅还因为有感于国人对日俄战争中列强屠杀同胞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看客态度，愤而弃医从文，走上唤醒国民道路。只有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晚清以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和反帝斗争，才不会为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任何空间和市场。在晚清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晚清中外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野。既往民族主义叙事往往将晚清的主战和主和的分野，看作是爱国与投降卖国、进步与反动之争，这有一定历史根据，但又是不全面的。以主战派来说，对于鸦片战争中像林则徐、邓廷桢这样尽忠爱国的主战派官员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清军官兵，自然应予充分肯定（当然亦不宜“神化”），绝不能因有历史局限性而加以亵渎、贬损。事实上，对于清朝的爱国官兵，即使西方侵略者也多怀有一份钦佩之情。如当时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宾汉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就对遭道光皇帝革职的林则徐大加称赞：“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爱国主义作为“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很大程度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的，是人类的一个共同价值观。但并不是凡是主战的都值得称道。如鸦片战争中的道光皇帝以及浙江巡抚刘韵珂、闽浙总督颜伯焘、两江总督牛鉴等官员，出于统治者的虚骄心理和无知，一度也空言主战，甚至比林则徐还要决绝，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断中英贸易的决定就是道光皇帝作出并下达督促执行的，但在反击英军失败之后，他们便转向主和，并且将战争责任委过于林则徐、邓廷桢的抗英斗争，对他们加以构陷。这些官僚的主战，实际上并无积极意义之可言。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群后党官僚，出于朝廷内部党争和权力斗争的需要，置国家、民族甚至朝廷利益于不顾，利用民众的反侵略情绪和落后一面，对外“宣战”，以致酿成庚子国难，不但不是爱国的、进步的，而且绝对是反动的、恶毒的，是民族和国家的罪人。因此，对于晚清统治阶级的主战派，不能凡是主战的，便认为是爱国的、进步的，而应做具体分析，看其主战是否理性，是否出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同样，对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的主和派也是如此。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主和”是一个中性词，甚至是一个褒义词。而在晚清中外战争中，清朝统治阶级的主和派之所以被斥为“投降”“卖国”，原因在于他们面临外国列强侵略时，昧于世界大势，同时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和集团及个人利益，轻易出让国家和民族利益，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主和派官僚就是如此。这些官僚平日享尽高官厚禄，并且贪污受贿，不知操守，而在外敌入侵之时，他们又贪生怕死，为图一己之私，只片面强调敌强我弱、英军不可战胜，抱着传统“抚夷”和“羁縻”思想，一味主和，不但打击、陷害像林则徐这样的爱国官员，也反对和阻止民众的反侵略斗争。他们既担心战争“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亦担心“外患未平，内讧又起”，“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他们认为英国“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内不自安，何暇攘外”？而道光皇帝本人在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折的朱批中也将后者视为“心腹之患”。他们都将国内的阶级矛盾置于民族矛盾之上，将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因此，宁愿通过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回其腐朽统治。而在战争结束、中外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这些主和派官僚又无任何发奋图强之举，所议筹后之策都了无新意，只求“民夷相安”，甚至更加畏惧“夷”人，只“知有夷不知有民”。虽然他们也表示“惟抚夷本属权宜之计，并非经久之谋”，“惟有卧薪尝胆，力挽颓势”，但并无卧薪尝胆实际之举措，只是为其当时的妥协求和找得一个口实和心理安慰。因此，对于这些主和派官僚绝不可盲目肯定，称赞他们“奉行的是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他们的思想“是最为开明和进步的思想”，认为主和派“代表朝廷签订《南京条约》虽说让中国受到一些损失，但实在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恐怕是需要商榷的。当然，并非凡是主和派都是卖国和反动的。例如在义和团运动中，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力阻慈禧太后对外“宣战”，并因此遭杀身之祸，就是一种理性的声音，也是爱国之举。又如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清朝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权衡利弊，利用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机会，“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未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很难说是执行了“求和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外交总免不了让步、妥协，而让步、妥协的合理与否，则应视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否比较符合或维护本国的利益，这才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历史主义态度。在晚清，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无知、颟顸和腐朽，他们不知世界大势和近代国际关系之凶险，常常在“和”“战”问题上进退失据、不合时机，战非所战，和非所和，争非所争，让非所让，极大加重了民族灾难和人民的痛苦，留下许多惨痛的教训，这是很需要加以认真总结和反思的。要之，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反映了晚清历史的两个重要主题，不存在要不要运用的问题，只是如何看待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它们与其他叙事体系或研究范式虽相互补、不相冲突，但也绝非其他研究范式所能取代或解构的。对于晚清革命和民族主义两个主题所涉及的问题，诸如阶级分析方法和“造反有理”问题、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评价问题、革命与改良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晚清中西关系和列强入侵问题、如何看待晚清盲目排外和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问题等，我们都必须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教条化、简单化，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主观地抬高或贬低。否则，只能为历史虚无主义留下口实和后门，甚至与历史虚无主义殊途同归。而在晚清史研究走过百余年历程之后，重新审视和完善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两个叙事体系，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的需要和呼唤。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它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该学科自身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没有真正构建起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哲学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很多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各种思想史的大拼盘、大杂烩。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亦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问题。一、必须首先搞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一些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文化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其他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思想的大拼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近代思想史看成其他分支学科的各种思想的有机组合。思想史没有区别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是思想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思想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真正构建起来。那么，什么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呢？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时代主题，每一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便是由这个时代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亦即每一时代思想家或历史人物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这一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思考，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甚至斗争就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呢？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有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亦即把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掠夺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亦即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束缚、压迫和羁绊下解放出来。要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要实现社会进步，就必须反对封建主义。反帝和反封建，亦即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互依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就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以及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或内容，那么，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但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各种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近代不同时期人们对“哲学问题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通过与西方近代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而实现近代转型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二是西方学术的中国化。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军事史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二、必须确立真正体现中国近代思想史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历史分期长期以来，受传统的革命史观影响，政治或政治史统帅一切，无论是思想史、经济史，还是学术史、文化史，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如1840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开端，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开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同样也是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界。这是就大的分期而言。从小的时段分期来看，传统的中国近代政治史有所谓的“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也基本上是按“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框架划分时段。不可否认，中国近代政治史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关系密切，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受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演变和发展制约着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演变和发展，但中国近代政治史毕竟不等同于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有自己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因此，其他近代史分支学科的分期，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就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讲，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的分期为分期。因为思想史的最大特点是其发展的连续性，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史的连续性就不如思想史的连续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从政治上来讲，清王朝的统治终结了，开辟了新的时代纪元，但从思想史来看，不少人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1911年以前，并没有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民初就有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存在。这是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一个理由。笔者不赞成以政治史分期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第二个理由也是其主要理由，即：思想史和政治史各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就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如前所述，它研究的主要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提出的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则是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和制度建构，以及这些斗争和建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在政治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划时代的大事件，但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可能就不那么重要，比如袁世凯，人们无论对他如何评价，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但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政治史时，就不可能不写他，甚至要重点写他，但袁世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就很难说是重要人物了，人们书写清末民初这段思想史时，就不会重点写他，甚至可以不写他。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亦然。书写晚清政治史，当然少不了她，因为她不仅是辛酉政变和戊戌政变的主角，而且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的操纵者、反对者或主持者，是历次对外战争的最终决策人。但她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统治者，在思想史上没有她的一席之地。反之，像魏源、龚自珍、包世臣、王韬、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陈炽、严复、鲁迅、冯友兰乃至胡适、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可以说毫无地位可言或地位不很重要，但他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可否认，书写中国近代政治史可以不书写或不重点书写他们，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一定要重点书写他们。一些事件也是一样。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它就不具有分界线的重要意义。与五四运动相反，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要比它在政治史上的地位重要得多，在政治上它无足轻重，但在思想史上有着标志性的重要地位。再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在政治史上当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和国民党统治的开始，这也是国内所有的政治史著作都以它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它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就不如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更合适一些，因为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影响更大，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社会思潮都发生了与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相适应的新变化、新发展。如此等等。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一样，其分期也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总之，笔者不赞成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化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前后的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学习西方”和“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前，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之后，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学习西方”。第二个时期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运用于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新的阶段，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起点。第三个时期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时代主题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以及独裁内战的斗争，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挽救和解放中华民族的最好武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只是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实际上，在大时段或长时段的分期内，又可以根据思想史演进的自身发展轨迹，分为若干时段。研究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对思想史的长时期的宏观考察与对发展过程中的时段性的特征把握结合起来。就以第一时期而言，从嘉道年间起，至1915年止，就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以及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这些思潮或思想运动的相继兴起，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看见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主要依据的是笔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演化之内在理路及其历程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解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要强调的是：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分期，它都应该具有思想史的特点，反映思想史演变和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历程，而不能以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分期来代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这是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摘要：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近年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披露的英、法文献材料，深度地展现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从洗劫到焚烧的实施、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观测和预案、清朝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情。透露了过去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如英法联军之间的分歧，《北京条约》签约前清朝赔偿的50万两白银，法、俄传教士与联军的密切配合。重审这些历史文献，有必要对清廷防御策略的失误所造成的惨败结局、气候与战争的关系做出切实的省思。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恭亲王；圆明园；北京条约1860年“庚申之变”是近代中国急转直下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清朝统治集团真正觉醒、力图自救自强的起点。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占领安定门，清廷被迫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止于签订《天津条约》，它就不过是鸦片战争的再版，因为有后一曲，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上升为新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战争对双方有了新的截然不同的意义。历史的潮流就像被开启的闸门，不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制于英法联军的武力胁迫，更进一步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的一环。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专题中成书最晚，显示其难度较大。中文世界有关这一专题的著作只有魏建猷著《第二次鸦片战争》、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夏笠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三种，其篇幅量都不大，他们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研究水平。黄宇和先生对此曾评论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除了英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以外，中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该资料篇写成专著。”此说并不确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是夏笠一书参考的基本文献。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国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确属单薄。国际上近年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母乳主义：母乳喂养的兴起和被忽视的女性选择作者：[加]考特妮·琼格译者：张英杰 字数：17.25万页数：272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6ISBN：978-7-218-15758-0 定价：78.00元装帧：精装双封开本：32开内容简介医生、专家、媒体，甚至你的长辈和伴侣，都在强调母乳相对奶粉的优势，“每个妈妈都应该给孩子哺乳”也已成为共识。然而母乳喂养对母亲，尤其是职场妈妈造成的困扰却被忽视了：不完整的睡眠、价格不菲的哺乳用具和服务、生理上的忧患、在公共空间哺乳的尴尬、职场的骚扰和歧视，还有更重要的——来自社会、亲属以及自我的德道压力。本书作者考特妮·琼格是一个选择哺乳的母亲，在与其他年轻妈妈交流哺乳的经历时，看到了在母乳喂养被上升为公共卫生问题的背景之下，母亲们遭遇的各种困境。她广泛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走访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十数位母亲，展现了母乳从个人选择演变成道德义务的过程，呼吁社会各界关于母乳喂养的讨论回归理性，卸下母亲们的道德枷锁，将喂养方式的选择权归还母亲。作者简介[加]考特妮·琼格（Courtney

著2022年2月出版/89.00元ISBN

提要：新富农是中共革命中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中共在概念上认为新富农是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和旧富农有本质区别，关注的是其性质；在宣传中则注重新富农发展生产和支持革命的特点，聚焦其社会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新富农则成为中共革命历史经验中“先富起来的人”，为现实政策服务。由此可见，在革命史中也存在柯文所言的“历史三调”，并且革命史三调之间相互关联和作用，广泛存在，值得研究者注意。关键词：新富农；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三调在柯文看来，认知历史的途径有三条：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即事件）；当事人经历的历史；制造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的历史。并且这三条认知途径并非泾渭分明，也没有高下之分。【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英文版序”，第20—26页。】受此启发但又并不相同，笔者在从事革命史研究时，发现由于中共的特殊性，它是一个有着马列主义指导，注重革命策略和中国实际，并最终建立新政权的政党。因此在它的革命实践中，一方面在主义的指导下对革命中的问题有着明确的概念分析、判断和演变；另一方面则又要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策略调整和灵活应对；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前革命中的历史经验（既包括概念，也包括实践）又成为中共执政后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施政依据。而新富农（尤其是“吴满有式”从贫苦农民上升而成的新富农），这一中共革命中既特殊而又复杂的问题，则是作为概念、宣传、经验的革命史三调存在的典型案例。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多未注意，【目前仅见的相关研究，孟庆延：《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社会》2018年第5期，第70—105页。】笔者不揣鄙陋，特此贡献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目前学术界对新富农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中共领导人的新富农思想；新富农经济的发展状况和中共新富农政策；新富农群体和代表人物。这其中以苏少之的研究最为突出，但均未注意到新富农问题的三重性，具体可参见江明明：《表现与本质：中共新富农问题研究（1927—1949）》，赣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一、几分资本主义与几分封建主义：作为概念的新富农“新富农”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中共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共六大认为，在中国土地关系的发展前途问题上，应摒弃会令广大农民遭受长期苦难折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地主转变经营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投资等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应当通过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剥削，“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9页。】换言之，中国在土地革命成功以后，进入社会主义以前，有一个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新富农的产生与发展。那新富农与旧富农的区别何在呢？旧的富农，虽然“剥削雇农的方法”是其主要的经济特点，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极大的阻碍了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故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旧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刮。”【《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由此可见，旧富农除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和经营商业外，还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盘剥。而土地革命发展到后期要“反富农”，其实是反对他们的“半地主”剥削。“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39页。】由此反推，则富农如果作为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是不会，亦不应为农民群众所反对的。在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后应运而生的新富农，正是纯正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苏区时期，虽然中共认识到富农有半地主性富农、资本主义性富农、初期的富农（即富裕中农）这样三种，但却是基于现实而归纳的，并未认识到这其中的“资本主义性富农”就是土地革命后，进入社会主义前这一过渡阶段在农村自由而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之“新富农”。【《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相反，此时中共虽然已经认识到在土地革命后将不可避免产生“新富农”，但却认为只是“新的富农”，并不认为其和旧富农有本质区别。【江明明：《苏区新富农问题探析——从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苏区研究》2019年第4期，第102页。】中共认识到新富农和旧富农有本质区别是在延安时期，并且是被逼问出来的。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认为“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众革命的阶段上，资本主义必然要相当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因此不宜再采取“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在苏区“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6日），《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836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开始注意保护富农的资本主义属性。此后随着中共发现农民勤劳致富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开展吴满有运动》，《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第1版。】而一位敏感的读者赵长远在读完《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以后，却发现从经济本质上来看，“吴满有是一个富农”，提倡吴满有方向，是不是就把富农的方向当做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中赵长远写给《解放日报》编辑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1版。】很明显，这不是赵长远的个人意见。当时中共党内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反对剥削的，但是我们今天反而来发展富农，发展这种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经济形态。这同我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不是有些矛盾呢？有人或者说，我们同剥削阶级讲讲统一战线还可以说得过去，怎么可以号召全体农民，甚至农村中的共产党员都向富农看齐呢？”【《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1943年），《孙冶方文集》第3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这些意见关系到中共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资本主义前途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共十分重视。在收到赵长远的读者来信后，马上由王若飞主持的中央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长篇复信，【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7—68页。】即《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头版发表的《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并在复信中开篇即明言这“是一个很重要而牵涉很广的问题”，要将双方的来信和复信“一起在报上公布，以便提供大家讨论与研究”。《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1—2版。后来果然也在全党各级组织和各根据地对这封信的内容进行了普遍的研究和讨论，并“把这种讨论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各阶层去”。【《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1943年），《孙冶方文集》第3卷，第205页。】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这封被读者来信逼问出来的答复呢？因为它正式解答了中共此时在富农概念上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正式确认了吴满有代表的是一种和此前意义完全不同的“新富农”。复信首先承认“吴满有现在是一个富农”，并且其“雇佣劳动的部分，是有剥削关系存在的”；进一步则承认“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再进一步，则认为正是中共在边区进行了“反封建革命，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所以才有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所以吴满有式新富农的出现，“正是边区革命后必然的产物”。不仅如此，也只有边区农民，才能像吴满有一样经过辛勤劳动而成为富农。这种富农经济，正是边区优越性的体现，在全国范围内则是最进步的富农经济。【《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1—2版。】同时，复信中也认为吴满有式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与旧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政治上，新民主主义政权不允许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垄断，会照顾各阶级的利益；经济上，新民主主义经济除了资本主义外，还有此前所未有的“新式国家经济”，可以“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资本主义的过分剥削，来支配将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社会政策上，新民主主义会限制富农对雇农的剥削，保障雇农利益。故此，“在新民主主义下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避免旧资本主义不合理的过度剥削，而使各阶级的利益得到适当的调剂与保证”。【《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2版。】最后，中共还对自己此时的“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口号做出解释，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在范围上不仅只限于党内，也只限于政治方面。相反，党外的资本主义思想，则是必然要，亦需要发展的。同时，“党员是人民中的一部分”，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又是党的政策，因此必然会有部分党员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活动得到发展。由于党只是在党内政治上反对资本主义，因此对这部分党员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共认为不应阻止，但“必须用大力来反对党员在政治上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换言之，中共党员（主要是农民党员）在经济上可以是资产阶级，但在思想上则应是无产阶级。这种分析在当时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以后见之明则不难发现，这一逻辑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最基本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亦即尽管吴满有式新富农在政治上是中共党员，在经济上是资产阶级，其本质最终还将是资产阶级。【《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2版。】而这一理论阐释，亦可视为改革开放后“党员企业家”的滥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中共党员孙冶方也看到了这一矛盾。他在传达“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时，就发现在党内讨论时很多人断定这种新型的、革命的、吴满有式的新富农经济最终将发展成地主经济。孙冶方经过分析对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担心“吴满有”将成为地主经济的人是在“用观察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目光观察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农村经济发展规律”。以前的旧富农本身就带有半封建性，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发展的当然是他封建的方面。而在经过反封建革命后的新社会，“封建性质的剥削已经彻底被铲除”，本身就只有资本主义性而不带有半封建性的新富农自然不会再向封建性的方向发展，只会依照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既然不会走向地主经济，那新富农的最终前途为何呢？孙冶方认为，随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可能和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则“革命的、新型的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更有可能和平地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场”。【《关于“吴满有方向”问题的报告》（1943年），《孙冶方文集》第3卷，第208—211页。】通过这场中共各级组织对“吴满有方向”问题的热烈研究和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是和中国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边区因为中共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和其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新富农所代表的纯正资本主义经济亦由此得以产生和发展。新富农所代表的不含半封建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所独有的和正需要的，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会重蹈旧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将助力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转化成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经济。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由于要制定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并配以不同的对待政策，因此对新旧富农皆有明文规定，在对二者的对比中，我们能更好的发现“新”“旧”之间的差异所在。中共中央在1948年制定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就对新旧富农做出了明确区分，认为“旧富农是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主要农业劳动，但是经常依靠以半封建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封建剥削的收入，作为其主要或重要生活来源”；而“新式富农是租入或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占有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农业劳动，但经常依靠以资本主义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资本主义剥削的收入，作为其生活来源的主要或重要部分的人们。”两相对照，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中共对新旧富农的描述在行文上几乎是一样的，关键差别就是旧富农以封建方法剥削雇工为主，封建剥削收入是其生活主要或重要来源，而新富农则是以资本主义方法剥削雇工为主，资本主义剥削收入是其生活主要或重要来源。并且中共认为：“在废除封建剥削以后，旧式富农可能转变为新式富农”。【《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22、121页。】由此可见，在中共的概念判断上，新旧富农的本质区别始终就在于新富农是资本主义性的，旧富农主要是封建性的。因此，几分封建主义与几分资本主义，是中共对新富农概念认定的核心因素，新富农的命运也由此随着中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的变化而几经沉浮。【苏少之：《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9—160页。】二、种粮模范与公民模范：宣传中的新富农尽管中共对新富农的认识发生着变化，并且对新富农具有几分封建主义和几分资本主义争论不休，对新富农是否革命也看法不一。但抛开这些笼罩在新富农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单就中共在报纸等媒体上对新富农群体的宣传来看，我们却能看到另外一种历史面相。吴满有作为新富农的典型人物而广为人知，是中共对其大力宣传的结果，对其进行剖析更能反映中共对新富农的宣传和政策。吴满有原本是陕北横山县人，因为生活困难，1928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逃难到了延安。为了活命，先后卖掉了两个女儿，妻子也于1931年病故。吴满有在延安向地主租得了两三亩荒地，成为佃农，全家吃苦受穷，打柴做工。在缴纳租税之外，过着半饥半寒的生活。1935年，中共在延安地区进行了土地革命，吴满有分到了一架四十多垧地的荒山，政府补助了农具、口粮和种子。吴满有家有其本人、二弟、大儿子共劳动力3人，二儿子上学，在农忙时请假参加劳动。弟媳、儿媳则在家做饭，顺便推磨滚碾，照顾牲畜。吴满有辛勤劳作，每天晚睡早起，精耕细作，冬天也坚持劳动。在他的带领下，一家人辛勤劳动，除了在农业上扩大生产和提高产量之外，还多方面创收以进行财富积累，比如搞副业（长途贩运），扩大生产，逐渐富裕起来。1941年秋，吴家收获粮食34石，在当地可算首富。为了感谢中共政策为其带来了美好生活，吴满有踊跃缴纳公粮。1941年他上缴公粮14石3斗（合1400余斤），此外还上缴公草1000斤，购买了公债与盐代金815元。从1941年到1944年，吴满有累积交纳公粮近100石。还被选为乡参议员和优抗主任。1943年，他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增加了96亩，增收粮食40石。并且雇了2名长工，3名放羊和牛马的娃子，拥有5头牛、1头驴、200只羊，马2匹，成为当地首富。【以上内容来自《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1、2版；《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解放日报》1942年5月5日，第2版；《劳动英雄吴满有计划今年扩大生产》，《解放日报》1943年1月8日，第1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解放日报》1943年12月17日，第1版。】在自己富裕起来之后，吴满有还积极领导和组织其所在的吴家枣园的村民成立变工队（一种劳动互助组织——引者注），使全村人都多打了粮食，都丰衣足食，把吴家枣园变成了“劳动模范村”。1942年，他因为在开垦荒地、扩大生产规模、增产粮食、交纳公粮和帮助他人方面表现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也由此被边区政府注意，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宣传报道。【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221页。】中共第一次报道吴满有是1942年4月30日的《解放日报》，登载了记者莫艾的多篇报道如《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模范还是一个模范公民》《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并配以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通过这些文章，塑造了吴满有在土地革命后由穷人翻身、感恩革命的形象，大力宣传他的两个特质：一方面辛勤劳动，积极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政治觉悟高，多缴纳公粮和购买公债及公盐代金，积极支持革命。【《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模范还是一个模范公民》《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1版；《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第2版。】中共发现和宣传吴满有与当时的形势所需紧密相关。当时陕甘宁边区由于受国民党经济军事封锁，出现财政困难。中共希望通过模范人物来刺激生产，解决这一困难，而对吴满有的宣传则效果明显。正如毛泽东事后回忆：“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9页。】朱德也认为记者莫艾对吴满有的报道，其经济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1941年度陕甘宁边区征收的公粮总数）。【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8页。】在这个背景下，《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重点宣传，是种庄稼模范和公民模范。所谓种庄稼模范，就是辛勤劳动，积极生产，多打粮食。所谓公民模范则是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多出公粮，支持革命。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农民多生产，多缴纳粮食，改善自己生活，解决边区的困难。但正如上节所述，随着对吴满有宣传的扩大，有人质疑，就经济本质（即概念上）而论，鼓励全边区农民走吴满有方向就是要发展富农经济这种建立在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经济形态。《解放日报》在答复中承认了吴满有是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富农，但同时也认为“当我们把吴满有当做富农看待的时候，是有一种新的含义的。就是说，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一种新型的富农，他与旧式的富农，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他对革命是坚决拥护的”，是“革命的富农”。【《关于吴满有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第1—2版；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8页。】这一问答是中共在宣传中关于新富农的唯一一次讨论，是概念和宣传的唯一一次正面交锋。因为从概念上来说，吴满有是富农阶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在宣传中鼓励吴满有方向就是鼓励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解放日报》的答复中，一方面承认了概念上吴满有是富农阶级，但又给他冠于“新富农”的头衔，认为新富农是革命的，“在经济上吴满有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在政治上吴满有是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换言之，问者问的是新富农在概念上的阶级本质，答者回答的却是新富农在社会功能上的革命表现。结合上一节中共对新富农概念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对新富农概念的认识和其宣传是不一样的：概念认定的关键是资本主义，宣传的重点是革命的政治立场。并且正是因为中共此前对新富农的社会政治功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在党内外形成极大影响，故此在后来的土改中不得不考虑对他们要特别注意照顾，而着眼点也是“他们政治上与旧富农有根本区别”，因此“必须把他们看作基本群众”。【《晋察冀局关于传达与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决定（节录）》（1946年8月），《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制定政策时的考量因素无疑更加凸显了新富农在此前宣传中定位的是其社会功能中的“支持革命”。这一切的宣传，除了面对质疑时的答复，均未突出吴满有形象与新富农的概念有何关联。而事实上某些新富农典型人物甚至会与新富农的概念产生冲突，因为新富农在概念中代表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剥削，但事实上一部分吴满有式新富农还兼有封建剥削。他们在逐步富裕起来后，土地增多，资本积累，慢慢的开始出租土地。如吴满有1943年就“又把三十垧地安庄稼安出去”。【《吴满有和吴家枣园》，《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第2版。】而申长林也在1943年“按伙子”（这是按庄稼的另一种说法）按了三家。【《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第2版。】不仅如此，田二鸿还因为对伙子（即佃户）不好而引起群众不满，杨朝臣甚至硬向政府要地，但要的地并不是自己耕种而是按出去。【《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242。转引自王彩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出租土地而获取地租，尽管很多新富农出租土地更多的是响应政府号召，以此解决难民问题，但这依然是封建剥削。由此可见，宣传中的吴满有，并不是概念中的资本主义性的新富农，也不是实际上带有封建剥削的旧富农，而是劳动英雄、公民模范，是和新富农的经济本质相背离的另一种面相。这种概念和宣传的背离，可能是随后在解放战争进程中对新富农采取限制和利用政策的重要原因：概念上的新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在新民主义革命中受到限制；宣传上的新富农是辛勤劳动的公民模范，利用它可以稳定中农，刺激生产。三、“在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作为经验的新富农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更是多次提出应在农村鼓励勤劳致富。【《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北方新报》2008年3月12日，第24版。】而上文所述中共在1940年代广为宣传的吴满有式新富农，正是勤劳致富且多交公粮的典型，由此很容易让人将历史和现实产生联想。再加上“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84页。】两者的结合，使得新富农在学术研究中成为中共执政乃至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出现了新的面相。最先被注意到的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新富农思想。1991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董伟撰文论述了张闻天的新富农思想和其现实意义。其中定义“新富农经济是土地改革后，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在党的鼓励生产、鼓励致富的农村政策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成分，它同旧富农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强调的是“党的鼓励生产致富”，即邓小平所言的“勤劳致富”。而在论及张闻天新富农思想的现实意义时，则认为“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肃清平均主义的余毒；有利于正确认识新时期党员雇工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换言之，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正确性，一方面则关注的是现实中的党员雇工以及私人企业主入党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是否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问题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而在争论过程中，中共之前对新富农入党问题的讨论和决定（主要发生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闻天之间），被作为经验反复提出来，甚至正反双方都将其作为自己的有力论据。例如此处董伟的看法是“按照张闻天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虽然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并允许雇工和一定限度的剥削，但是，对共产党员，则要另当别论，不但不允许其雇工剥削，而且对那些坚持要走新富农道路的党员劝其退党，因为，无论是封建剥削，还是资本主义剥削，与共产党的性质都是不相容的。张闻天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相当清醒和坚定的。”【董伟：《试论张闻天关于新富农经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第118—122页。】不仅张闻天，作者本身的意见也溢于言表了。而在“三个代表”重要讲话发表之后，对于私人企业主入党的问题，则是肯定的声音占据多数，且张闻天当年的思想也成为他们的论据。在学习胡锦涛2003年“七一”讲话的辅导读本中，该书编写组引用了张闻天当年对新富农经济的判断，认为新富农在经济上是劳资两利的剥削，政治上则拥护民主政府的一切法律，对于这样的新富农必须容许其存在与发展；并认为毛泽东与张闻天的看法一致，并由毛泽东在批准新富农代表吴满有等人的入党问题的批语中表明毛泽东对新富农入党的支持。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得出了应当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论断。【本书编写组：《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学习辅导》，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25页。】随后被挖掘出来的是任弼时的新富农思想。1994年，《党的文献》公布了任弼时1947年11月12日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的手迹。其中涉及新富农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应剥夺吴满有式富农的选举权，以免产生不好的影响；二是在处理新富农的土地财产时应和旧富农区别开来，进行适当保护，以免在农民中产生一种怕变富农的思想。【《任弼时1947年11月12日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迹》，《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封底页。】这份文件的公布，很明显是赞扬任弼时在保护新富农方面的贡献，并对现实作出某种回应，即强调应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的选举权和财产，使人们不怕变富。2010年，《党的文献》刊登了吕小蓟的文章《任弼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纠“左”》，其中重点提到了在中共对土改时如何处理新富农问题的决策中，任弼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最后结语中认为：“如新富农问题，当时表现的是土改政策的问题，其本质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在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所折射的是如何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问题。这在当时战争情况下成为遗留问题，没有条件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但任弼时的思想和主张，给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制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走向共同富裕的政策，留下来宝贵的历史经验。”【吕小蓟：《任弼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纠“左”》，《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第55—59页。】2013年5月6日，吕小蓟又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任弼时倡言正确对待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重申了其在《任弼时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纠“左”》一文中的观点，认为新富农问题的本质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在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为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吕小蓟：《任弼时倡言正确对待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北京日报》2013年5月6日，第17版。】这篇文章先后被《中卫日报》《兴安日报》和《福建党史月刊》等报刊转载。由此可见，作为经验的新富农，和它作为概念和宣传时又完全不同，成了最先那批“在党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为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走向共同富裕积累了经验，并通过复述当年中共领导人的新富农思想和政策，对当下的先富起来的人进行肯定和鼓励。更有当初宣传吴满有式新富农的当事人不断追忆往事，诉说历史的经验教训。李锐认为他一直坚持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发展新式富农，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这本来是当年党的英明政策，也是成功的经验。可惜后来在土改运动中总是犯‘左’的错误，使农民总是安穷怕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急于过渡到高级社，随之而来的公社化运动，平均主义思想更加泛滥。最后终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穷过渡’，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多年来走了一大段曲折道路。回顾往事，令人感慨无穷。”【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第68页。】在这里，李锐把根据地时期的发展新富农作为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正确经验，认为中共后来偏离了这一经验，走了弯路。换言之，改革开放后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决策，在李锐看来，是回到了新富农经验的正确轨道。还有将新富农和邓小平直接关联起来的。《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曾发表过邓小平的讲话，邓将“吴满有方向”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是扶助贫农、中农上升；第二是奖励富农经济；第三是削弱封建，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其目的就是要“让贫的变富，富的更富”。【邓小平：《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1944年12月6日），原载于《新华日报（太行版）》1944年12月25日，转引自《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6页。】《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全文披露了邓的这一讲话，并配以解读文章。解读文章在阐述中认为“《讲话》是邓小平新时期富民思想的原始标本”，并且判定邓小平是当时的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中最早、最鲜明地提出这一富民思想的。【赵秀山：《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形成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读邓小平》，《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第27—28页。】罗朝晖在其博士论文中也认为“这一思想与80年代后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作为经验的新富农，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直接来源。其实，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的《关于吴满有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中就有类似论述：“在旧的资本主义下，农民的分化是小部分上升为中农富农，而大部分却下降为贫农雇农和城市无产者。但在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情形却是两样。边区发展只有一天一天上升为中农或富农，一天一天向丰衣足食的道路上走，而绝少有下降的。这是说明边区经济的优越性与政治的革命性。因此，边区发展经济的道路，是可以看为未来中国经济健全发展的样本。”【《关于吴满有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第2版。】如此看来，作为宣传的新富农与作为经验的新富农密切相关。作为经验的新富农，我们可以发现，它与新富农的概念、宣传是脱离甚至是被选择性改写的，例如新富农在经验中成了“中共领导下先富起来的人”，而不是概念中强调的带有资本主义剥削的富农，更不是宣传中的劳动英雄。并且，作为经验的新富农，其重点不再是新富农本身，而是中共领导人对新富农的看法，并且是和后来政策（改革开放）一致的看法。这些看法中的只言片语，在此后的研究者看来，都有可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相反的，中共领导人在不同阶段提出的要打击和消灭新富农的看法，则或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或被选择性遗忘。【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结语以新富农作为案例来分析革命史三调，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概念、宣传和经验的新富农，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概念聚焦于新富农的性质，宣传关注的是新富农的社会功能，经验则看重领导人的新富农思想。但这三者之间又是存在关联的：新富农的概念确定其是资本主义，而当时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要发展资本主义，这就为当时的新富农宣传提供了合理性；而通过对新富农的宣传，又使新富农的概念得以进一步确认，如《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富农性质的问答，就使新富农的概念不再受到质疑；最后，在对新富农的概念的认识和宣传中涌现出来的中共领导人（如张闻天、任弼时和邓小平）关于新富农的看法，则成为此后重要的历史经验。在革命史研究中，不仅新富农存在上述“革命史三调”，“黄色工会”也有三种面相：概念上，在中共的认识中，非中共领导的工会都可称之为“黄色工会”，它们“背叛”了工人利益，性质是反动的；而事实上，中共认定的那些“黄色工会”并不像中共所认为的那样“反动”，反而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而作为经验，1949年后，中共党史专家又进一步诠释了“黄色工会”，将其作为研究1927—1937年间国统区工会组织以及工运历史的基点。【参见田明、岳谦厚：《“黄色工会”问题的再研究——以上海邮务工会为中心》，《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第60—68页。】由此可见，革命史三调是革命史研究中非常重要、非常普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在研究中的重视和超越。作者简介：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系师资博士后。来源：《苏区研究》2020年第6期。注：特此感谢《苏区研究》授权转载。

‘分化'作用的”。费孝通首先质疑名词意义及其可能产生的分化作用。他认为“民族”不是不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团体,顾没有区分nation(民族)与state(国家)与race(种族)等观念,“先生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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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自2010年以来已召开了五届，并取得圆满成功。为了继续推动社会文化史的深入探索，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拟于2020年9月在北京主办“第六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素仰您在相关研究领域有深厚造诣，卓有成就，诚邀您拨冗与会。若能参会，请您收到邀请函后填好回执，于2020年6月30日前用E-mail寄回，并于2020年9月7日以前提交参会论文。会议具体事宜如下：外地学者报到时间：2020年9月25日外地学者报到地点：紫玉饭店（北京市西三环北路增光路55号）玉澜楼一层大厅北京学者报到时间：2020年9月26日8：00北京学者报到地点：紫玉饭店紫霞园一层会议室会议时间：2020年9月26日全天离会时间：2020年9月27日中午前会议地点：紫玉饭店紫霞园一层会议室用餐地点：紫玉饭店玉澜楼一层紫云轩餐厅会议费用：会议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其他费用由会议主办方承担。联系人：余华林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推动历史学科研究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拟于2019年10月下旬在北京举办“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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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系学术性理论性刊物，定位于北京史研究与交流的专业阵地。为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我们倡导“大北京史”研究，凡是与北京史相关的研究论题，都在我们的征稿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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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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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史学的关键和基础是史料学，对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要再往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一切史料都是史学。我们认为一切史料都应该当作史学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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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要求：请参会专家和论文作者围绕上述会议议题积极撰写并提交论文。论文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术规范，是未曾公开发表的原创作品，篇幅以一万字以内为宜，用WORD格式排版，论文撰写格式如下：

会议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应征论文进行评选，并邀请入选论文作者（第一作者）出席会议，论文择优推荐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杂志发表。会后入选优秀论文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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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湾改编”亲历者的口述、回忆记录开始较多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何长工、杨梅生、熊寿祺、陈士渠、韩伟、赖毅、赵自生、李自生、李国宾、张宗逊等。这些口述、回忆记录的场景可分为两类,

征文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中国的成立”为主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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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3支、借抗大1支），地雷16个、手榴弹42个、大刀20余把。该报告中没有关于子弹的数据。抗战时期，即便是八路军也普遍缺乏弹药，民兵所有就更少，民兵还因此被日军戏称为“三粒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