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利：性教育是以性为基点，来谈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正午故事 Author 张莹莹
刘文利：很多女性一生不能享受性的愉悦，这跟早期缺乏性教育有关
采访、文｜张莹莹
2017年3月，杭州一位家长偶然看到了一个小学生性教育读本，随后将一些截图发到网络。这些截图很快引起了巨大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应该用科学词汇称呼生殖器官吗？自慰对身体有没有伤害？让孩子那么早了解性，会不会让孩子过早进行性行为？
引起争议的是《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套读本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文利教授编著的，她知道，性一直是备受关注、充满争议的，尤其是在学校进行、针对孩子的性教育。2007年，她开始在一家打工子弟小学做性教育课程实践时，就知道争议必将来临，但十年后，这场争议之热烈、尖锐，还是让她猝不及防。
当时，正午曾联络刘文利老师，希望进行采访，但她婉拒了。事后，刘文利老师说，当时国内外有一百多家媒体找来，她都一一谢绝了。她希望在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中研究性教育。
两年过去了，今年1月，网上再度出现针对这套读本的争议，有文章指责它“宣扬同性恋”。在压力下，这套读本目前正在进行修改。无可否认，2017年的那场大讨论，使得社会舆论对于性教育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要不要做性教育”已经变成了“如何做性教育”。然而，如今的性教育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这一次，正午联系到刘文利老师，请她系统谈谈对性教育的理解。她谈到了自己的经历、性教育的意义和困境，也谈到了女性问题。她说，性教育是以性为基点，来谈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有尊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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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最初是如何进入到性教育领域中的？是您的个人选择吗？
刘文利：我觉得我也没有选择，不是说特意做这件事儿，或者特别喜欢，都不是。是跟我的专业有关，我在师范院校学生物。选择师范院校是因为我爸爸觉得一个女孩当老师，有寒暑假，挺好。
上了生物系，直到学习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才学到和性有关的生殖系统的内容。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记得小时候问过我妈，我妈说，是垃圾堆捡来的，我还跑到垃圾堆去看，觉得这种地方怎么能长出小孩来？后来又学了胚胎学，了解了胎儿发育的过程，才算真正知道了小孩是怎么来的。现在想来还挺感慨，知道得多晚啊，都已经上大学了。
正午：课上老师用的应该都是专有名词，听到那些词，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刘文利：当时在课上是暗暗吃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也不会去和同学交流，就觉得这是科学知识，就应该这样来说。
我从小不会骂人，听到一些骂人的话，知道和生殖器官有关，但我说不出来，也因此我理解很多人讲不出来和性、生殖器官有关的科学词汇，比如说阴茎和阴道。所以我觉得性教育要从小教孩子这些科学词汇，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就像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一样，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是第一届不需要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1978年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成长环境比较单纯。当时校园气氛也不鼓励大家谈恋爱，即便有同学恋爱，也都不太公开。我记得大三电影《庐山恋》上映，那是第一部有吻戏的电影，大家就觉得，像打破禁忌一样。
我们家的教育非常朴素，我爸妈工作特别忙，基本是姥姥给我带大的。她总说，你不要干坏事，你要善良，遇到谁比你境遇不好的，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要尽力去帮助人家，老天爷看着你呢。她会讲很多故事，好人有好报那种，教育我要做善良的人。
另一个我姥姥对我比较大的影响是念书，她一个农村妇女，想念，但那时候女孩根本进不了学堂，她总说，现在不一样了，解放了，妇女有机会念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你学习好了，才有机会离开家到社会上闯荡，要有见识。她总说女孩要有见识。后来我一路上大学，工作后又读研，又去美国留学，她都特别支持。
正午：大学毕业后，您是分配到北京郊区一个中学做教师？
刘文利：对，在中学教生物课。当时我们家在现在的CBD一带，国棉三厂，我妈妈是青岛国棉五厂的，作为教练被派到北京来支援纺织业的建设。我们住的地方比较方便，有煤气、暖气和自来水，从小没有和蜂窝煤打过交道。
到农村教学之后，看到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农村的孩子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通过考学，那时候我觉得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工作特别认真。但教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不能胜任的地方，比如学生除了学习，在情感成长上也有需求，但我在大学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觉得自己应该再读书，所以1987年，在工作五年之后，我又考了北师大生物系读研究生。
到1988年，开始做论文，我的导师陈皓兮当时是国家教委生物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针对全国的生物教育情况，她有三个研究课题，高中的环境教育，高中的遗传教育，还有一个就是初中生理卫生中的生殖健康教育。最后这个研究课题，因为她发现很多学校不讲生殖系统的内容——课本里有，但老师不讲，她认为这是需要有人研究的。恰巧当时她有三个学生，另外两个学生就把前两个题拿走了。
我现在回忆起来，是我动作太慢了没抢到那两个题，还是我内心觉得就应该做生殖健康的研究呢？都有吧。那会儿我年轻，还没结婚，导师说，你要是觉得为难，可以换一个研究课题。我说我觉得可以，而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谈不上选择，就从那时候一直做到现在。
正午：那会儿您还没有结婚，您有那种羞涩感吗？或者说，有没有您个人的兴趣、好奇的成分？
刘文利：还真没有，可能也有点儿不知深浅，不太知道“性”是什么东西。那时候我就是从生物科学的角度理解，就是关于生殖健康的科学知识，既然是科学知识，我们就应该学习，应该教给学生。我的论文题目也特别有意思，“从生理教育看国内外中学性教育及对几个问题的探讨”，导师特别强调要加上“从生理教育看”。所以我直到那个时候，还是把“性教育”作为在生物学科下面和生理卫生有关的学科知识。
正午：当时国内学界对性方面都做了什么研究？像潘绥铭老师、李银河老师，应该刚刚有著作出来？
刘文利：确定课题后，我开始查阅文献。看了潘绥铭老师的研究，我就去找他。他那时已经是大学教授，很有名气，我才是一个研究生，他特别热情地接待我，还邀请我去他们家。我记得在他们家长谈，他的女儿那会儿还很小，刚游完泳从外面回来，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潘老师对我影响挺大的。
通过潘绥铭我又认识了李银河，那会儿李银河组织了个同性恋研讨会，潘绥铭把我带去，我第一次看见真人同性恋，面对面，比较深的印象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没什么特别的。记得在那次会议上，我问李银河，好多人哭着喊着要出国，你怎么回来了？李银河说，“我是学社会学的，你不觉得学社会学的应该回国做研究吗？”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想想，它对我十几年后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有影响的。
还认识了闵乐夫，当时他在做青春期教育。还有刘达临，他在做全国性文明调查，我知道后，自己花钱跑到上海找到他，说我也要加入。到了刘达临家，他才知道我是个女的，挺惊讶的，那眼神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性在咱们国家还挺敏感的，你要做，会遇到一大堆困难。可能他想把我吓回去，但去上海之前，我已经和北京的几个学校联系过，我没想过行不行，就觉得我想干，我就能干。
这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近两万份问卷，我在北京做了中学生调查1166份，大学生调查283份，“性罪错人员”调查80份，问卷中会谈到跟性行为有关的问题，还有月经、遗精这些。1980年代末，社会氛围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很多波折。刘达临老师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这个调查特别不容易。1992年，这份调查报告《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由三联书店出版。那会儿刘达临还做性文化博物馆，办性文化展览时，那些展品，一个个用报纸包起来，在一个大会议室上摊一地。1989年参加会议期间，我曾经帮刘达临整理展品。刘达临后来会经常提起，他每次想起来这个博物馆，都会想到我当时蹲在地上帮他整理那些展品。
调查做完后，我利用其中中学生的数据，写出了硕士论文。论文请的是叶恭绍教授外审，她是北医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缔造人。当年周恩来总理倡导青少年性教育，跟吴阶平、叶恭绍说要去落实这件事。叶先生对我的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记得，1990年6月4日我去她家里取她对论文的外审意见时，她握着我的手，又拍我的肩，说，小刘，你这么年轻，就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太好了，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要牢记周总理的指示。我很受鼓舞，答应了叶先生的嘱托，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正午：多少有点偶然，您进入这个领域，然后发现这个领域真的比其他领域敏感一些，麻烦多一些。
刘文利：对，但越是这样对我越有吸引力，我其实个性里头有点冒险精神。好多次，人家问我是做什么研究的，我说做性教育的，性教育？哪个性？特别吃惊。我也不觉得尴尬，说，就那个“性”，一个竖心旁，一个生，还在手上给人家写。人家说，“性”还用研究？这怎么会成为一个研究课题？他/她越是吃惊，越让我觉得，你看，我干了一件别人都没想去干的事。
现在的确有了很大进步，很多场合可以谈，媒体也都比较关注。但“性”依然是个敏感的词。我知道有些人还是不愿意直接说“性教育”这个词。包括我们合作的一些老师，不愿意跟别人说他们在教性教育课，有些老师说，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性教育相关的文章，妈妈问，你怎么转这种文章？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只好朋友圈分组，说“肯定不能发到我父母能看到的那组去”。
现在人的分化很明显，从我们那个读本（《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的讨论当中也可以看到，一部分人觉得这东西太好了，能尽早接受性教育很幸运，还有一部分人就觉得怎么能教这些，学生学了以后还怎么得了？现在社交媒体这么发达，谁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想法，你就可以看到对待性教育的态度明显的不同，不同的人也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冲突、对立，或者是在公开场合下一方去攻击另外一方。
正午：研究生毕业后，您就去美国读博了吗？
刘文利：我1990年研究生毕业，又在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做了5年的教研员。刚到那里就有机会参加了由北京市教育局和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的《青春期教育展览》的设计和布展，这个展览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父母带着孩子去参观，我觉得特别好，当时课堂是不讨论这个话题的，但在那样的场合，父母和孩子可以讨论。这个展览全国走了十几个城市，我看到很多留言，反响很热烈。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还是想读书，当时国内也没有我觉得特别理想的博士专业，就想出国。我挺幸运的，我的导师是美国儿童发展与教育领域著名的学者Carolyn Edwards博士，我跟着她念了两年硕士三年博士，五年拿下学位。她一直鼓励我，非常具体地鼓励我，比如上她的儿童发展理论课，她说，我的答题逻辑性非常强，论述非常清楚。在她说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些优点。
从小我爸没怎么表扬过我，他觉得不能表扬，一表扬就骄傲了。很多中国父母都这么认为，但这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培养。所以回国做性教育以来，我一再跟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的老师讲，你一定要睁大眼睛，去发现学生的进步，放大他/她的长处，发挥他/她的优势，让他/她有信心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我是从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领悟到这些的，不完全是书本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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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看您主导编著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印象很深的是它强调尊重、平等，也强调协商作为一种能力。我觉得协商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见，要么是顺从，要么被直接定性为反抗。您对于这些的强调，也有您的个人经验吗？
刘文利：这套读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对生命的理解，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反映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领悟。在小学阶段，我们应该给孩子什么东西，能让他/她一生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地活着。
包括“协商”，像我出生的家庭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很多事情由爸妈定，孩子不太有机会参与家庭事务的决定。我的性格中很多是顺从、听话，当然也有一点反抗，但经常会被打压下去。上小学时，我有时会做点小“坏事”，老师就让我写检查，写到“深刻”为止，但还要继续“不听话”。我觉得你能够去提出你自己的想法，并跟人协商，是有可能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而这个能力是要从小培养的。
背后我更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权利意识。我们在家庭中从没说过孩子有什么权利，学校里也没说过学生有什么权利，只讲大人对孩子，领导对群众，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没有去跟领导商量、跟爸妈商量的权利，你哪有那资格？要让孩子有尊重、平等的意识，首先你要尊重他/她，平等地对待他/她，给他/她机会，让他/她能跟你商量，过程中人的那种尊重、自信才会出来。
正午：您也一直在强调多元，你跟我不一样，我接受你跟我不一样。
刘文利：让孩子体会到多元，是性教育比其他学科更有优势的点。最表面的，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性别上，不是只分男和女，还有间性人，跨性别；性倾向上，有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恋爱的对象也不一样，甚至不去定义对方的性别。我们会教育孩子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多元，你总会在某一类标签下变成少数群体，比如在一群戴眼镜的人中你不戴眼镜，你就是少数群体，多数与少数是随时可能变化的。
关注少数群体，这个思想是我姥姥给我的，她总是告诉我，不要歧视任何人，特别是那些境遇不如你的人。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但推及社会、文化层面，光有这种朴素的情感还不够，需要一个环境，让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对他人的尊重、理解和包容是整个社会需要去做的事情。性教育中我特别关注少数群体，一方面是性少数群体，另一方面是残障群体。最近我给丁香医生审了一篇文章，谈残障人也需要性，希望性教育能关注到残障群体，所以我们这套《珍爱生命》读本中会出现盲人、聋哑人、坐在轮椅里的人、手拄双拐的人。读本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放在读本里？我说，要让孩子知道，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些人，当他们出现在你身边时，你要尊重他们，当他们需要帮助时，你要尽你的能力去帮助。
一强调少数人利益，就有人说，那么多健康的人都还顾不上，少数人就那5%，怎么能老顾着他们？如果大多数人都这么去看，那残障人还有没有活路？那谁还去关注他们？
我觉得一些人骨子里对别人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我特别希望孩子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每个人都不一样，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阶层，你没有理由去歧视人家，欺凌人家。这对于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
正午：对性教育，您最初从生物学介入，到研发读本，将性教育变成一个更全面的课题，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刘文利：在美国，我接触到“全面性教育”这个概念。美国性教育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全面性教育，一派是贞洁教育。贞洁教育，让学生宣誓，不发生婚前性行为。美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支持贞洁教育的。但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全面性教育取得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成果，包括推迟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交行为的时间，减少性伴侣的数量，增加使用安全套的几率，减少性传播感染的几率等等，都是贞洁教育所无法达成的。
我好奇全面性教育是怎么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的。我有机会了解和学习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委员会出版的《全面性教育纲要》，发现全面性教育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在此之前我对性的理解更多是生理层面的。在美国读博士期间，我修了一门“人类性学”课，它把我的眼界打开了，性这么广泛，而且这么重要。我还参加一些跟性教育有关的学术会议，看到美国学者已经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有好多全国性的数据，用来研究家庭关系、亲密关系、性行为、性传播感染等等，很多学者可以基于这些数据做大量研究。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第一版《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有87个性教育项目的效果评估，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数据，但中国没有。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很多父母担心，性教育，会不会让孩子过早发生性交行为。其实，对这个问题，国际有很多研究，证明不是这样。这些研究的结果，一方面很少有机会让广大父母知道，另外一方面即便知道了，恐怕也不大容易相信，觉得那是国外的研究，又不是我们本土的。
还有关于同性恋，有些人说，孩子什么都不懂，你告诉他/她同性恋怎么回事，他/她就会变成同性恋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有多少人愿意去相信呢？
我更希望性教育中讲科学事实，讲客观存在的东西。也特别希望性教育工作者多发表性教育的实证研究文章，多为广大父母和教师提供性教育效果的实证研究数据，使大家更习惯依据科学研究告诉我们的结果对性教育作出理性判断。关于性教育的很多争论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想象上，这是我们在推动性教育时遇到强大阻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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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请您谈谈这套读本进入小学、得到使用的情况，教师、孩子和家长分别怎么看待它？他们的声音有没有进入到读本中去？
刘文利：我回国后，很清楚做性教育，就是要先从流动儿童做起，我找了一些打工子弟小学的校长，但他们不太愿意，觉得性教育敏感，担心家长不支持，也觉得老师没受过训练，难度很大。
后来，资助我们研究的基金会推荐他们合作的一家小学，校长愿意与我们合作，开展性教育研究，那是2007年。培训老师时，发现多数老师觉得为难，没教过性教育。有老师说，连自己的孩子都没谈过，更不可能在班上当着那么多学生谈。有些老师上课前想象，讲到性，孩子们还不得炸锅了，担心场面控制不了；但讲下来，没有，学生表现很平静。我们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给学生上性教育课的。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培训老师，和老师一起备课，一起上课，再来一块分析。其实教师的培训成本还是很高的。我一直坚持，要培养本校自己的老师去上性教育课，而不是我们课题组成员去讲。只有培训学校老师，让老师能培养新的老师，才能持续下去。
学生在性教育课堂上特别活跃，课程里设计了角色扮演游戏，有的学生追着老师说下节课自己也要扮演。打工子弟小学的孩子流动性大，有的四五年级转过来的孩子说，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学过的最有意思的课。
学生学习了青春期发育的知识，比如来月经，会有积极的态度，觉得应该得到父母的祝贺，自己长大了。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焦虑、恐慌，自然地接纳了身体的变化。还有的孩子会安慰外校的朋友，讲怎么护理，买什么样的卫生巾。她能用自己在性教育课上学到的知识帮助身边的人，特别自豪。这些孩子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会更周到。有的孩子毕业时给我们留言，希望全国的所有小学都开性教育课。
另外是家长的培训，性教育有其特殊性，一定要争取到家长的支持，否则家长一反对，学校就害怕了。这些从外地来北京的务工人员，生活已经很艰难，不大有时间、有方法去很好地照顾孩子，但显然，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将孩子带在身边，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跟孩子更亲近。所以我们充分利用父母这个良好的强烈的动机，来帮助他们关心孩子的成长。
家长一开始把性教育理解成就是关于生小孩的教育，觉得我们也没有受过性教育，我们不也生孩子了？这种事怎么还需要上课讲？之后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们教了，孩子回家问问题了，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
经过培训，家长渐渐懂得，我们讲的性教育不是他们开始理解的那样。当家长清楚了我们在课堂上教给孩子的很多知识，其实也是他们想给孩子说但不知道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比如说孩子爱看电视，我们跟孩子说电视传播的信息，有些对你成长有利，有些不真实，包括有一些性别不平等、暴力的内容，你要在成年人监管的情况下来看，以及吃饭时、写作业时不要看电视。家长说，你们课上一说，孩子吃饭时就不看电视了，特管用。
性教育中，我们跟孩子们讲，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每天清洗你的生殖器官，用自己独立的盆，独立的毛巾；要学会自己洗内裤，洗完放到阳光下晾晒。讲完，孩子们就真的照着做，在改变着自己的卫生习惯。
这里面也有自尊的教育，刚开始我们注意到有些孩子不太注意个人卫生。随着我们的教育，慢慢地，孩子真的变得爱干净了，开始在意自己的身体形象，读本里也有一些这样的插图，关注你的身体，清洁你的身体，而且热爱你的身体，你只有热爱了，尊重了，你才会理解别人的身体也需要受到尊重。
家长还会问我们，如果孩子问到“我从哪里来的”，应该怎么回答。我说你千万不能随便说从垃圾堆捡来的，也不能像一个孩子告诉我们的，他妈妈说，他是泥塑的，所以他害怕下雨天，担心被浇化了。家长这样说，孩子会觉得他不是你亲生的，对你的管教和亲子关系都有影响。
家长后来特别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每次开家长培训会教室里都坐满了，有的还坐到门外边去，他们渴望得到这些知识。也给了老师很大的信心，觉得自己的教育起到作用，得到了家长的认可，互相有了信任。
正午：那到五年级谈消除歧视，到六年级谈性倾向，家长们怎么看？
刘文利：最近这次家长访谈是在上学期期末。访谈中，我们问家长，对在性教育中讲性倾向、同性恋，怎么看。家长说可以讲呀，如果学校不讲，孩子上网什么都能看到，学校讲了，孩子回家问，我们也能跟孩子讨论了，我们心里挺坦然的。
我们的读本2007年开始使用，同时开始做家长访谈，至今，10多年过去了，家长群体也有很大的变化。性倾向和同性恋明确提出是在六年级，所以第一次我们做相关的家长访谈是在2012年。那时我们提“性倾向”，一些家长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我们提“性倾向”，“同性恋”，家长都说，没什么，孩子应该知道。至少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家长群体是这样的。
正午：孩子们对这个话题是什么样的反应？
刘文利：我们在五年级讲消除歧视，就会第一次提到性倾向这个词，到六年级谈性倾向，在对孩子的访谈中，我们特意设计一个问题，他们怎么看待同性恋。课前，孩子会觉得那些人“肯定不正常”，或者“他们有病，他们应该去看病”。一个学期结束后再访谈，孩子觉得“他们没有病，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有权利去选择想要的生活”。他们有这样的认识上的变化，那当他们真正遇到同性恋群体时，一定不会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
这些年孩子也在发生变化，有些性方面的内容，他们知道的比大人想象的要多得多。比如二三年级讲到不同家庭类型，孩子们说，你们没有提同性恋家庭。到六年级，我们明确提到性倾向，这时就有孩子说，怎么没有讲跨性别？
孩子们对性教育有需求。像跨性别，他们提出来，在形容这个群体时用的词是“人妖”，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称呼这个群体是不尊重的表现，甚至是歧视。其实，这提醒我们，在孩子讲出“人妖”这个词之前，我们要把正确的信息给到他们。通过性教育，让学生知道有这样的群体，我们称为“跨性别群体”，避免学生很早就形成对这个群体的污名和歧视。污名和歧视可能是进一步欺凌的根源。
我们在整个性教育中一直关注权利意识的教育。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这种教育是比较欠缺的。甚至当我们讲儿童有四大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时，有的老师都有点担心，“你让孩子都知道了他们有这些权利，我们更不好管教了”。
这些让我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教育者好管理，还是真正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一定是后者。那我们为什么不情愿让孩子在知道自己权利的前提下来帮助他/她健康成长？这是我们文化当中延承下来的东西，我觉得一定要去打破它，培养孩子的权利意识，给孩子自由表达愿望的机会，创造宽松让孩子讲真话的环境，否则怎么培养创新型人才？
我想做性教育，深层的原因是希望推动中国的文明进程，让更多人意识到你有这些权利，你要好好保护和行使你的权利，它是以性为基点，来谈怎么做一个真正的人、有尊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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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2017年3月，这套读本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刘文利：我一直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踏踏实实做研究，研究出来后，大家觉得，好，能用，我就达到了目的。做性教育挺容易“出名”的，但是我不想出名，所以一直“夹着尾巴做人”。2017年网上对我们这套读本的大规模讨论，让我一夜之间“出名”。突然之间来自社交媒体、主流媒体的传播，把儿童性教育推到公众面前，引发很多人的思考、讨论，甚至争议。针对网上的讨论，我写了一个回应，发布在我们课题组“爱与生命”微信公众号上和课题组的微博上。
其实，我预期到早晚有一天会这样，这套读本会被大众拿着放大镜来看，所以读本中几乎每一句话，我都力求做到科学，还要符合儿童的发展特点，符合中国文化等等，这些我都考虑过，但我没有准备好社会上如此大规模对儿童性教育的讨论。这个过程中，充满艰辛和挑战，当然也倍感欣慰，因为有更多的人关注性教育了，大家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开展性教育，而是怎么开展。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这件事以后，如果说我要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是我应该在媒体传播这一块做更多细致的工作，一旦再有这种“舆情”发生，可以更加从容应对。
当时有国内外上百家媒体要采访我，我婉言谢绝了。现在想想，还是深感歉意，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所有曾经关心我们性教育的媒体朋友表达感激之情。过了半年，慢慢地我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现在也是，我觉得性教育在传播领域做得还很不够，有人关心是好事，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不同的传播平台，来传播性教育。
正午：2017年的那场争议后，我觉得舆论对于性教育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刘文利：那次讨论我有非常明显的感觉，有很积极的影响，我觉得是社会的进步。通过大众媒体，或者跟其他人沟通，我看到大多数人是有这个共识的，能达成这个共识，我认为我们那套读本是做了重大的贡献。
经过2017年性教育社会大讨论，性教育机构雨后春笋般地长出来了，或者比过去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性教育。一些机构，以前是悄悄做，那之后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是有一些商业性的机构，我觉得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机构和个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开展性教育，满足各方需求。
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儿童性侵害，由此想到性教育，希望通过开展性教育预防儿童性侵害。我一直主张预防儿童性侵害是性教育的一部分内容，但一定不是全部，就像性交不是性教育的全部内容一样。仅仅做预防性侵害的教育，让孩子对性的认知不是全面的，而是负面的。单纯对孩子说这是你的隐私部位，谁都不能碰，就变成了僵化的教条。我们的性教育不仅讲预防侵害，也包括认识身体，愉悦地接纳自己的身体，形成积极的身体意象。身体是你的，你有权利处置你的身体，你可以说“不”，也可以说“是”，但教育者不能都教成说“不”，那到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说“是”的时候，怎么办？性教育中，我们要重视培养孩子在什么情况下说“不”，在什么情况下说“是”的能力。
现在普遍性教育中负面的东西太多，预防性传播感染、预防艾滋病，预防性侵害，预防校园暴力与欺凌，预防青少年怀孕、流产……社会一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觉得，要做性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开展性教育的前提。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性”的美好、积极的意义没有了。
其实，对于身体的探究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孩子一探究就被训斥甚至被打，孩子慢慢感觉到探究身体是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是一件不好的事，这对孩子积极地认识自己的身体是不利的。很多女性一生不能享受性的愉悦，这也跟早期缺乏性教育有关。我觉得中国要推动性教育，需要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果女性没有真正地受到尊重，女性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得不到全面承认，女性的性愉悦不被重视，甚至都不能提及，性教育这条路会走得愈发艰难。性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它和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连。
正午：今年一月，关于《珍爱生命》读本的争议又出现了，有文章指责它“宣扬同性恋”，北师大出版社发布了一个声明，之后，这套读本就下架了。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文利：性这个东西，总是带有敏感性，很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永远有争议。我觉得讨论或者争议是好事，大家可以通过讨论澄清认识上的误区，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但上级领导可能会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愿意因性教育引起更大的“舆情”，希望能有更加有效的措施让“舆情”尽快平息下去。因此，读本下架，作为有效措施被执行。我们被要求将任何敏感并可能在未来引发“舆情”的内容都去掉或者修改。
可能将来被迫删掉或减少的内容，包括家庭的多样性，如丁克家庭，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权利，同性恋等。
要去掉所有可能“敏感”的内容，我觉得那就不是性教育了。性，永远有争议。
读本下架后，要求修改。对我来说，这里面有很多的无奈，委屈，沮丧，我哭过好几次，但是如果不修改，可能这套读本就再也不能和大家见面了。
还有2018年出版的《珍爱生命——幼儿性健康教育绘本》，也被要求修改。比如《彩虹心情》那个绘本，封面有一道彩虹，是想形容孩子的心情，像彩虹一样绚烂多彩。就被要求拿掉，因为那个图容易让人联想到彩虹旗，还被要求修改绘本的名字，不让叫“彩虹心情”。我觉得改成“多彩心情”或者其他什么题目，都不如“彩虹心情”来得更加美丽。
相比2017年的那场争议，如今我们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我觉得性教育承担了一个使命，培养尊重、包容、多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且我也认为这些价值观和国家提倡的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这让我很有底气，我觉得性教育是践行核心价值观最重要、最有效的课程，没有之一。
正午：现在因为网络的发展，孩子可以很便捷地获取信息，甚至有些途径是家长和老师不知道的，这种在课堂上统一的教育，能够解决孩子的个性化问题吗？
刘文利：我觉得学校性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它的好处在于，这个所谓的“敏感”话题，可以拿到课堂上讨论，给孩子的示范是，当你有性的问题，你可以去跟老师交流。不仅仅是那些知识，而是传递对性问题的态度。在家庭里也一样，不只是告诉孩子从哪里来，哪些隐私部位不能让别人碰，而是传递给他/她，这些“性”事我们做父母的很愿意跟你聊。重点在于创造这样一种氛围，让孩子切身体会到父母的爱，父母想给予的支持。
正午：也有人疑惑，中国有巨大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一套材料可能适应所有人的需要吗？
刘文利：我们这个研发团队成员大部分都是城市生活背景，对农村的生活不太了解。我也努力加入了一些农村的元素，但整套读本，城市化的背景还是很明显，所以也有学者提出，中国这么大，城乡差别这么大，你这一套材料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我非常同意，应该有更多的人，根据当地的情况开发出更多适合当地孩子的材料。
但你反观其他学科，很多是由国家撰写的统一教材，不分城乡，那为什么别的学科没有这种问题，只有在性教育上，大家觉得是问题？
性教育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像语文、数学，很少有家长或者老师质疑说这个阶段讲这个内容是不是超前，都是恨不得讲得越多越好、越深越好；但一说性教育，就是你讲得太早了，太多了，太超前了，或者你得拿出证据，证明这个时间讲到这个程度是符合孩子发展的。大家没有把性教育看成是孩子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教育，和数学语文没有区别。背后还是对性的偏见在作怪，觉得性是不好的，孩子接触了就要变坏，所以担心讲早了，讲多了。
现在一些学校能够接受性教育，是接受讲预防性侵的教育，不教育孩子将来遭受性侵怎么办？性，在预防性侵的教育中被呈现出非常负面的那一面。我担心，在孩子对性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时，只讲防性侵，只讲性的负面信息，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未必产生积极影响。
在性教育中，很多关于性的积极美好的一面，很难有机会被呈现出来，让孩子知道。比如我们讲到自慰，会客观地说自慰本身对身体没有伤害，它是正常的、自然的行为，只不过你要在私密的场所，同时注意安全和卫生。但在2017年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出，你怎么能给孩子讲自慰，孩子学了不就都去做了？他们觉得自慰是不好的。
在中国，做学校性教育异常艰难。很多人“异常严格”地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来审视性教育，几乎所有的人都拿着放大镜紧盯着你在学校里都教了孩子哪些性知识，是不是太早了，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是不是诱发孩子“性早熟”“早恋”“过早发生性交”等，那真的让性教育非常难走，所以现在几乎没人想去做学校性教育，认为那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
但是我依然觉得，性教育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上，比其他学科有更明显的优势。性，太不被教育重视了，但恰恰这是孩子特别想知道的，有极高的学习热情。价值观的教育要有孩子情感和兴趣的高度卷入，那么，什么跟孩子密切相关？就是性。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性教育处于一个特别基础的发展阶段，目前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包括对性教育的不理解甚至是偏见。也许实证研究更多，范围更广，就更能去说服更多的人接受性教育。让性教育惠及千万儿童和家庭，以此推动中国不断走向文明。
—— 完 ——
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从1988年开始从事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研究工作。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哲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儿童发展与教育学者Carolyn Pope Edwards博士。编著并出版《珍爱⽣命—⼩学⽣性健康教育读本》（全12册）、《珍爱⽣命—幼⼉性健康教育绘本》（全9册）和《⼤学⽣性健康教育读本》。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本科生课程“人类性学”和研究生课程“儿童性发展与性教育”及“性教育专题研究”。
题图：视觉中国。本文图片除题图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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