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女权斗争中最大的敌人吗？丨《美国夫人》的反英雄叙事
“我并不是说女性之间不存在冲突，而是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力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上周三，由流媒体平台Hulu推出的迷你剧集《美国夫人》(Mrs. America)落下帷幕。该剧集在烂番茄保持着95%的新鲜度，在豆瓣也拿下9.2的高分。
剧情聚焦在20世纪70年代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保守派活动人士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了一场让人始料不及的反对ERA的社会运动，使原本全美各州都以为已成定局的ERA未被写入宪法。
施拉夫利领导的反ERA运动的影响深远，与美国政坛保守派力量的重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截至2020年2月，批准ERA的州的数量终于达到了宪法要求的38个，但是否能够被写入宪法依然未知。《美国夫人》呈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的女性力量。
有剧评人称《美国夫人》是有史以来最勇敢的剧集：它聚焦从不受好莱坞垂青的失败故事——在这部9小时的迷你剧中，我们看到英雄们如何迷失，而她们的抗争又如何形塑了美国的政治版图。
纽约时报评价这部剧集“精彩绝伦”——它“继承了美国平权运动的精神遗产，没有倒向或自由或建制的任何一派，如实地展现了这段关于战斗的历史”。
这部剧采用了鲜有的女性反英雄叙事方式重现了美国平等权利运动(Equal Right Movement)的历史，以保守派人士菲利斯·施拉夫利为第一主角——要知道女权等议题一直是自由派人士的主场，她作为反女权阵营的先锋，是彻头彻尾的“反派”角色。
许多剧评赫然写道，施拉夫利以一己之力“狙击”了美国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改写了美国的政治版图。她的政治话语，为保守主义的重振打开了历史序幕，在远超“女权问题”的领域里推进着保守议程。
菲利斯·施拉夫利在庆祝反对ERA的集会上，“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演活了这位反女权先锋。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VOX的剧评人直言，《美国夫人》的所有女主演都值得一座奖杯，因为“她们在凯特的领衔下一起贡献了史诗级的表演”。
（图源：FX，帕里·杜科维奇摄）
如果你还没来得及观看此剧，现在便是一口气补完的最好时机。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也是这部剧集着力塑造的主角之一。她是世界上最富盛名也颇具争议的女权主义者，至今仍然活跃在文艺界和知识界。尽管该剧的设定大获好评，但她却对该剧集的“反英雄叙事”表示了担忧[1]：
“在该剧集的演绎中，女性似乎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使我们无法认清真相——并不是说女性之间不存在冲突，而是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力量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格洛丽亚认为，该剧集“荒谬”地夸大了菲利斯·施拉夫利和她领导的反对运动的作用，忽略了女权运动举步维艰的真正理由。
我们必须看到，施拉夫利的反女权运动只是为其政治生涯背书的一个幌子。她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力量达成了双向选择的协议，由她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重振拉开序幕。而女权主义的真正敌人，从来不是女性自己。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图源芭莎，BETTMANN GETTY摄）
演员Rose Byrne(罗丝·伯恩)坦言，出演这位仍在世的女权主义领袖是极大的挑战。剧组精心重置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标志性装扮，罗丝·伯恩本人也对人物作了大量功课，几乎“复制”了前者的言行举止。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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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斯·施拉夫利:反女权的“女权主义者”
在第七集中，影片另一女权斗士贝拉·阿布祖格(Bella Abzug)对女主角领导的反女权拥趸说：“施拉夫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权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她是美国最自由的女人。”
贝拉·阿布祖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施拉夫利领导抗争运动的原旨，是利用这场文化战争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进而利用这种影响力试图走入政坛。而在她的个体实践中，她建立在特权之上的自我实现历程，恰恰使她看起来像一个十足的女权主义者。
贝拉·阿布祖格，是美国律师，社会活动家和妇女运动的领导人。1971年，与格洛丽亚·斯坦因，雪莉·奇斯霍尔姆(Shirley Chisholm)和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等其他主要女权主义者共同创立了国家妇女政治核心小组。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然而，她终究不可能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尽管她是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自我的胜利和满足，热爱自己在广阔世界上的存在。
一方面，与保守派政治利益的勾连决定着她不会主张女权；另一方面，她个人经历的父权压迫将她推向了实际的“厌女”倾向。她甘愿为父权代言——这是她作为一个野心勃勃、充满智慧的女人，在面对父权制“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时所作出的选择，一种个人抱负之下的实用性选择。
上野千鹤子将女人的厌女症归纳为，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将自我厌恶转嫁。一种方式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当作“名誉男人”对待。剧中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即有这样的倾向，她在特权中解放自己，但无视被父权束缚着的其他更多女性。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在剧集最后，施拉夫利领导自己的信众在当年击败了《平权修正案》，但最终也未能收获她真正梦寐以求的事业——一个主管国防事务的内阁职位。“她得到了一切，也什么都没得到。”
她坚称自己从来没有遭受过歧视，“性别歧视不过是那些不够努力的女性为自己失败找到的借口。”
菲利斯·施拉夫利永远有着芭比娃娃式精致的金色卷发和妆容，总是穿着得体靓丽的洋装。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在芭比娃娃般完美的装扮之下，她的确是一个足够努力的女性。施拉夫利在大萧条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她的父亲失业之后，她的母亲同时做三份工作以负起家庭的重担。她以优等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在获得了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学位之后，又攻得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属哈佛大学全男性教学时期的女性协调机构）的硕士学位。
大学期间，她没有时间交朋友、约会和培养爱好，她在全世界最大的弹药厂上夜班以赚取学费。终其一生，她的政治抱负始终是加强国防，提高美国的军事能力。
富裕的律师丈夫使她摆脱了女工生活。她诞育了6个子女，同时出版了多本探讨国防议题的畅销书。她两次参选议员，发起反对平权修正案运动(STOP ERA)，发起鹰论坛(Eagle Forum)，积极介入总统大选。在55岁时入学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并拿到执业资格——当然，这一切发生在丈夫的“许可”之下。
菲利斯·施拉夫利富有的律师丈夫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然而，《美国夫人》的镜头没有忽略施拉夫利那些在父权压迫下具有悲剧和讽刺意味的生活细节：
在国会，男人们不愿听也不在意她精彩又雄辩的国防论证，他们安排闭门会议里这位唯一的女性作速记员。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在卧房，在华盛顿奔波的漫长一日结束，回到家中，即使她连说三个“不”字，丈夫依旧执意与她发生性关系。施拉夫利此后关于“婚内强奸”问题的公开评论使得这个镜头意味深长，“结婚证明着那个女人已经同意做爱，我认为该行为绝对不能被称为强奸”。
丈夫强行与菲利斯·施拉夫利发生性关系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在每一次演说中，她首先感谢自己的丈夫给予自己出门参会的特权；而在争吵中，他指责她在法律上的无知使他颜面尽失，他直言自己对她此前竞选的支持是因为认定她不会当选。
菲利斯·施拉夫利气急败坏宣誓地位的丈夫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在她引以为傲的运动里，她声称自己是上帝捍卫传统家庭价值和美国梦的代言人；在神父面前，她为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而哭诉、忏悔自己的罪恶。
菲利斯·施拉夫利用自己戒烟的经历告诫同性恋的儿子更改“恶习”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但她从未将痛苦和脆弱的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产生的普遍问题相连，也对其他女性的苦难毫无共情。她不顾埃莉诺姑妈的尊严，当众发表羞辱单身女性的言论，尽管单身的埃莉诺帮她抚育了6个子女，一直是她的坚实后盾；她不向遭受家暴和精神控制的协会成员施以援手，反而指责其没有尽到妻子的本职，不懂得经营家庭。
20世纪末，一项针对洛杉矶32个家庭的调查发现，母亲们每天拥有的不被打断的闲暇时间平均不超过10分钟[2]。事实上，即使在女性已经全面进入劳动市场的今天，他们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上花掉的时间仍然是男性的两倍以上。
施拉夫利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特权，并将其归因为自己的卓越努力。她追求着个人的解放和事业，却无视着其他女性面临的深渊——在某种程度上，她个人的“事业”为中下层女性制造着新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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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女权斗争中最大的敌人吗？
纽约时报称，施拉夫利是为使整部剧在精神上立得住而设立的恶徒。观众对于她言行的愤恨，能激发他们对那些女权斗士连同她们的斗争故事的共情。
然而，这终究遵循一种简化的逻辑。在剧集的终章，我们看到——
剧中的“美国夫人”们，逃不开面临背叛的局面。她们各自在斗争的历史铩羽而归，“女权”和“反女权运动”的现实形成悲哀的互文。
施拉夫利所领导的运动成功地狙击了ERA，但绝不等于她葬送了女性追求平等的前途：狙杀性别平等进程的终极力量，绝不由女性构成。
在故事的终章，来自新当选总统的电话打破了施拉夫利的幻梦——尽管她在竞选中为里根背书，并将自己宝贵的邮件地址清单分享给竞选团队，但她最终没能获得她梦寐以求的内阁职位。
施拉夫利坐回餐桌，开始削苹果，准备当日的晚餐。手脚麻利，眼神却在坍塌。
故事的最后，梦碎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坐在厨房准备晚餐。“晚餐总是在六点。”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即使施拉夫利试图利用自己本不以为然的性别议题聚合起保守派力量，为她的政治议程背书，但她直到去世都未能实现自己在性别议题之外的政治抱负。
新当选总统打来的令人梦碎的电话，让我们不禁想起剧中的另一些女性面临背叛的时刻：
贝拉·阿布祖格被从女性事务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for Women)解雇的理由是，“总统不想在政治上被女人们左右自己的看法——这使他看起来软弱”；雪莉·奇斯霍尔姆被妇女小组同盟要求撤出竞选以免分散党内选票，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背弃了之前的承诺，另选他人作其竞选伙伴。
经受了打击的女人们，终于认清——
“权力从不向任何事让步。”
雪莉·奇斯霍尔姆打破壁垒，成为第一位当选国会议员的黑人妇女，第一位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妇女，以及第一位竞选两个主要政党的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
（图源FX，《美国夫人》剧照）
我们经常认为，女性内部的不团结是葬送女权运动的最大问题。
以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性别的奥秘》发端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被指责为一场独属于“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女性”的运动。
在《美国夫人》中，曾有几个片段提到贝蒂·弗里丹对女同性恋的排斥，认为她们是女权运动中的不利之处，称其为“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
同性恋女性在其领导的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中受挫，最终去了洛杉矶建立了属于女同群体的组织，由此开启属于她们的运动。
除此之外，在《美国夫人》中，这样的遭遇也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她们分离出去并建构自己的组织，关注属于她们的问题和种种困境。
《美国夫人》（左）和现实中的贝蒂·弗里丹（右）
（左：图源 FX，右：图源 美联社）
运动内部的分化和各派力量的缠斗的确是第二波女权运动的问题之一，理想的状况本应该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剧中所说：“只有形成一个团结的声音，我们才能被人认真对待。”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这种现象与六七十年代“身份政治”的社会运动模式密不可分[3]。原本处于社会和主流边缘的少数群体开始走上舞台，为了自身身份背后的权利斗争；而人们也越来越将行为建基在某种日渐被看作是本质的身份之上。
女性也同样认识到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在女权运动的内部，女性身份不断细分，从而导致原本注重的普遍和共识渐渐被抛弃。这就仿佛巴别塔的故事，上帝让人们的语言有了差别，于是团体溃散。
这些分歧造成了历史的遗憾。但不可否认，那仍是一场世所罕见的、可贵的觉醒。别过分责怪女人们带着不同的“身份”介入到那场斗争之中，而没有形成一个伟大的合力——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只有一个议题的抗争。
我们不该再把内部的分歧看作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根本性缺陷，后人对于达成共识的热望似乎始终过于“上帝视角”。建基在身份认同上的分歧和冲突确实存在，我们必须承认，必须直面。
据估计10,000名示威者前往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国会大厦，以支持1976年5月《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
（图源 美联社）
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些可爱的乐观与理想主义，看到差异也是认同的生发之地——
在休斯敦举办的全球妇女大会上，素来称女同性恋为女权运动“紫色威胁”的贝蒂·弗里丹站上演讲台，发表了一通令人意外的讲话：“我承认我不喜欢女同性恋，可能是因为我太爱男人，但我必须捍卫这些女性的宪法权利。”
当白宫背弃同全国女性事务咨询委员会的承诺，强行解除贝拉·阿布祖格的主席职务时，办公室里的所有女性面对趾高气昂的白宫特使，微笑着列队送上自己的辞呈——
那是她们抛下异见，褪去恐惧，守望相助的时刻。今天的女性，也需要这样的闪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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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权主义首先成为一个社会议题
社会学Judith Butler（朱迪斯·巴特勒）指出了过往女权运动的问题：建基在生理性别(sex)之上的“女性”概念存在着抹平其他一切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从而把所有女性都按照同一个“性别”模板进行整合，最终似乎变成了一个人[4]。
她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有书写自己脚本的权利。如果文化是流变的潮汐，那她一定伴随着我们的生命之流[4]。
也就是说，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独特的、多元的身份体验，有着自己丰富的生命经验。
女权主义的讨论这种个人的生命经验。不要害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而越过山丘，我们或许会发现本就没有绝对的真理。
演讲中的朱迪斯·巴特勒
（图源维基百科，Andrew Rusk摄）
第二波女权运动中，有一句出自著名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名标语：“个体的就是政治的。” [5]这句话在女性运动中始终具备令人振奋的力量。
汉娜·阿伦特于1944年的美国，阿伦特似乎始终对女权主义者有着并不广阔的理解，因为有引以为傲的女性气质，她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图源卫报，阿拉米摄）
在一切个体经验变成“政治”之前，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将女权问题视作一个社会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本文在今天重提这一标语，回顾这一次抗争。
在微博等公共空间的讨论中，女权主义者被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个分类里——“真女权”vs“假女权”，“拳师”vs“理客中”……这些分类中，不乏“田园女拳”这样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号，也有人将已婚女性追求的权益称为“妻权”，并试图将其逐出女权讨论。
在我国的公共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女性抗争历史中曾浮现的问题：
“理客中”的“真女权”急于与“拳师”和“假女权”划清界限，证明着自己的充分理性。
早在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便在《女权辩护》中提出，女性具有完全理性的潜能，也因此可以承担完全的道德责任[6]。然而两个多世纪之后，在普遍的“凝视”下，女性仍然时时被要求从自我审视开始完美表现，仿佛不这样就无法自证理性。
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自媒体上频频逼问和辱骂另一些已婚女性，将其斥为“婚驴”，认为选择“结婚”意味着自我矮化和对女权群体的背叛，认为她们受到的苦难完全是咎由自取。
Papi酱母亲节微博引起公共空间女权讨论的轩然大波
（图源 豆瓣友邻@李小丢）
我们也在《美国夫人》中看到了类似的场景，时髦的女权主义者认为那些家庭妇女是“被父权制洗脑的傻瓜”，是注定被“抛在时代后面”的人。
相同的问题宿命轮回般出现，不仅暴露了我们对女性主义的历史知之甚少，更说明着这些既“当下”又“历史”的问题更应该被及时、充分地讨论。
我们应该首先让女权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其次，尽量多地包纳女性的身份体验，超越“窒息”着人类理解的单一性、对立性身份[7]，把自己从狭小的格子中解救出来[8]。到那时，“女权”才不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份永远在路上的关切。
正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反对这种认为菲利斯·施拉夫利以一己之力猎杀女性平权运动的叙事一样，我们应当先去除“女权”与“反女权”叙事同权力勾连造成的迷思。
不能让女权单纯成为一种标签或者沦为政治游戏的筹码，我们应当让它们在成为一种政治运动前，首先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和充分讨论的社会议题。
《美国夫人》所展现的女权运动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伟大故事，尽管失败，但女权主义者不断加深对女性群体的理解，矢志不渝地奔走呼号。
在剧集的最终，人称“战斗着的贝拉”（Battling Bella)的女权主义领袖贝拉·阿布祖格对雪莉·奇斯霍尔姆说：
“为下一代人开门吧。”
“我们需要为社会确定一个新的前提：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创造他自己定义的词语。”
（截自《美国夫人》剧集）
参考文献
[1]Gloria Steinem says TV drama of 1970s feminist history ‘ridiculous'.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may/22/tv-account-of-1970s-feminist-history-not-very-good-says-gloria-steinem-hay-festival
[2]Arlie Hochschild, Anne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Family. [M]. Viking Penguin.2003.
[3]米歇尔·福柯著；张廷深等译.性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4]朱迪斯·巴特勒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5]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7]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著.身份与暴力 命运的幻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8]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撰稿丨姚佳
编辑丨余涵萱 罗方丹 刘文利
头图丨Tenlossiby
排版丨多诺瓦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