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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Ji》学报第廿一期导览

She ji出版平台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022-08-28



全文下载: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she-ji-the-journal-of-design-economics-and-innovation

 


 本期目录 

Editorial

Ken Friedman

Original Articles

Helsinki Design Lab Ten Years Later

Bryan Boyer

Human Experts Outperform Technology in Creative Markets

Evan Weingarten, Michael W. Meyer, Amit Ashkenazi, On Amir

Waste and Agency in the Digital Era: Who’s in Charge?

Sharon Helmer Poggenpohl

Christopher Alexander’s Battle for Beauty in a World Turning Ugly: The Inception of a Science of Architecture?

Per Galle

Commentary

It’s Time for World Architecture to Learn from Christopher Alexander: 

Discovering Hum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verse

Nikos A. Salingaros 

Author’s Response

Christopher Alexander’s Battle for Beauty: Any Prospects of Victory?

Per Galle

Systemic Design Principles in Soci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Expert Practices and Design Rationales

Mieke van der Bijl-Brouwer, Bridget Malcolm 

Foresight and Design: New Support for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Joern Buehring, Peter C. Bishop





 本期导览 

接连两期设计教育主题专刊,我们站在风起云涌的设计研究大环境下审视设计教育的变革路径,又在对设计教育的构想中织入地平线上呈现的设计研究前沿。正因为设计教育对这个学科何其重要,我们才拿出2020年一半的篇幅,在这个话题上逗留、对话、深省。现在,让我们回归一期“普通”的《She Ji》,设计研究多样的关注点和不同的研究传统在这里展露无遗。

这一期的内容,有对曾推动并引领战略设计的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的珍贵历史回顾;有将人工智能与人类设计师的设计力进行比较的实证研究,也有从人文视角出发批评数字技术与AI局限的评论文章;有从哲学和人本设计不同视角重访Christopher Alexander的经典著作的综述与评论;还有着眼系统性设计原则的质性研究,以及放眼未来,在与传统面向未来的设计和规划的不断对比中发展战略前瞻设计和系统设计这些设计实践新路径的研究。

1.

首先,让我们前往芬兰。近年来,很多机构将设计思维置于社会科技问题的处理策略中。有些问题很复杂,也相当综合。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被称为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s),但有时候,抗解问题也并非全然无解。为了研究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在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会SITRA赞助下,Marco Steinberg、Justin Cook、Bryan Boyer和Dan Hill受邀创建了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HDL)。在其存在的短短五年里,实验室专注于用战略设计和设计思维来整合设计、公共政策和社会行动,尤其聚焦“设计与政府”。作为实验室创建者之一,Bryan Boyer在《Helsinki Design Lab Ten Years Later》一文中用精炼又富有诗意的文字介绍了这些年他们做了什么,并解释他们是如何操作的。谈到芬兰的设计创新与政府的渊源,Boyer提及了1968年以“HDL”同名在芬兰堡召开的研讨会,并分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录。Buckminster Fuller、Victor Papanek和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学生组织(SDO)的众多成员贡献的思想、留下的文件,成为滋养21世纪HDL的重要营养。有理由相信,HDL在转身离开时,为战略设计及政府创新实践留下了同样宝贵的财产。

实验室产出的案例研究和报告,对公共服务设计和组织中的问题解决方案感兴趣的任何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该文是进行研究、教学和专业实践的宝贵工具。这五年里,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出版了两本专著,五份研究报告,八个面向公众的项目,搭建了一个含有十几万字文档的网站,在五大洲举办过上百次讲座。实验室的出版物均为开放获取,读者们可以在HDL网站(http://helsinkidesignlab.org/)中直接下载。网站虽已向读者们道了“晚安”并不再更新,但实验室的宗旨、活动、足迹和成果都被细致地归类、保存下来。其高品质的设计对于实验室在传播战略设计的抽象知识并在全球取得影响力的成功经验中,也功不可没。

• 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资料的在线卷宗。

• “从无穷到一”:Marco Steinberg著名的“漏斗图”,Bryan Boyer修改。A-E 分别代表在基于此图的讨论中,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举例。© 2020 Bryan Boyer, adapted from original sketch by Marco Steinberg.

 Buckminster Fuller在1968年芬兰堡HDL研讨会上。© 1968 by Kristian Runeberg.


2.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引发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甚至各个领域专业人员之间的激烈辩论。在人类行为的某些领域,计算机、机器人和先进的软件已经替代了劳动力。其他一些领域,在计算机的辅助下,专家们在其工作领域有更好的表现。最近,我们在设计领域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计算机是否可以,以及如何从事人类设计师现在所做的工作。尽管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但目前还鲜有学者把人类设计师和计算机算法肩并肩地放在一起,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比较。

本期刊登的分别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及以色列Fiverr.com公司的Evan Weingarten、Michael Meyer、Amit Ashkenazi和On Amir合作的研究,正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作为该话题的首篇研究论文,《Human Experts Outperform Technology in Creative Markets》并没有研究像Alpha Go和人类顶尖围棋大师之对决的史诗般的大战,而是聚焦相对价格低廉的算法程序“设计师”和同等价位的普通设计师,将两个群体产出的标志设计做了两组、共七个对比研究。到目前为止,人类设计师的设计力与AI相比仍有优势。至于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更高端的人类设计师与AI设计师,或者,如果适用,又能保持多久,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研究来回应。

• 评分最高的ONAK公司标志,分别来自:(A) 人类设计师;(B) AI设计师. © 2020 by Evan Weingarten, Michael Meyer, Amit Ashkenazi, and On Amir.

• 与AI设计相比,研究1和2中人类设计师为四家公司设计的标志获得的总体评价更高,其均方差和标准误差更小。© 2020 by Evan Weingarten, Michael Meyer, Amit Ashkenazi, and On Amir.

• 人类设计师与AI为Hyperion公司设计的标志(以及每个标志评价分值的原始算数平均数)。© 2020 by Evan Weingarten, Michael Meyer, Amit Ashkenazi, and On Amir.


3.

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天文数字量级的废弃物。当我们向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不断靠近时,这些潜在灾难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以免滑入深渊。《Visible Language》前主编Sharon Helmer Poggenpohl的文章《Waste and Agency in the Digital Era: Who’s in Charge?》探讨了数字废弃物问题与数字化软件和硬件之间的关联形式。技术爆炸式的发展滋长了运用技术时的无节制和浪费,这既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也是从物质资源和能源消耗角度来说的。

进一步的分析,Poggenpohl将一个密切关联的话题带到我们面前:人和机器,谁能掌握控制权?关于人工智能(AI)和智能增长(IA)的话题已然热烈且胶着地延续了一段时期。作者在文中点到的若干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 软件和算法是有偏见的,虽然往往在人们的印象里,它们是中立或者客观的。隐藏在人的判断中的偏见,会体现在算法之中;

  • 无论是“AI终将大获全胜取代人类的控制”,还是“IA是人类在这场混战中胜出的希望”,两种可能的未来之间交叠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是否应该在一个技术系统中保留有意义的一席之地,以及,人在何种程度上有控制权?

  • AI的认知机制和人类的认知过程完全不同。虽然AI可以模拟人类做出判断,但AI并不真正“认识”所判断的事物,也无法参透它的意义。即便如此,AI的发展仍然有能力实现对人类创造力的全面模拟吗?

我认为,Poggenpohl的质疑,也是以人为本的设计势必要加入这场混战的意义所在——我们在设计技术系统时该如何利用算法和人在判断过程中形成的差异,为人类找寻立足之处,而免于落到被设计赶出技术系统的境地。


4.

学习过设计历史与理论的人,对Christopher Alexander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Alexander的博士论文,1964年出版的《论形式的合成》,已经成为设计理论的经典著作。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聚类分析,他将设计问题分解成为更可操作的、相对独立的子问题。围绕这些子问题的思考勾勒出Alexander理论体系中日后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patterns(样式)。

丹麦皇家艺术学院的Per Galle撰写了《Christopher Alexander’s Battle for Beauty in a World Turning Ugly: The Inception of a Science of Architecture?》,向读者提供他对Alexander理论体系的细致解读。Galle回顾了Alexander四部专著中的一些思想,有的硕果累累,有的启发未来,而有的(在Galle眼中)问题重重。这四部专著为:《样式语言:城市、建筑、建造》(1977)、《建筑的永恒之道》(1979)、《秩序的本质》(四卷,2002–2005)和《为地球的生命与美而战》(2012)。作为一篇广大读者和专业学者都适合阅读的文章,Galle也为那些不熟悉Alexander理论的读者们勾勒了详尽的阅读指南。

Alexander是研究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学者,1960年代“设计方法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对创造和修复环境之美和生命力满怀激情的建筑师。但盛名之下,皇皇巨著难免使人产生压力,阅读也远谈不上轻松。加之他的设计路径中貌似冲突的思想和手法,更是引发了许多误解因此充满争议。即便是像Per Galle这样的“忠粉”在解读Alexander时,也难免被他的一些观点困扰。例如,在谈到Alexander对“无心”(mind of no mind)和“整一性”(the whole)的关注时,Per Galle大惑不解,认为他有遁入宗教神秘主义的倾向。而如果读者们了解Richard Buchanan在《Thinking about Desig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关于Alexander的“设计科学”方法及其辩证主义哲学观的分析,Galle的困惑似乎迎刃而解 。

正是Alexander作品的重要性、争议性和与当今设计的密切关联,我们有幸邀请到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数学系教授Nikos A. Salingaros来对此文进行评述。Salingaros本人是Alexander理论与思想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他从1980年代开始,就与Alexander共事,也是Alexander四部头的巨著《The Nature of Order》的编辑之一。Salingaros的评论将围绕Alexander的讨论拉回到以人为本的设计和可持续设计的关联,为重读经典找到了当下的意义。

剧透一下,大概是我们的评论邀请激发了Salingaros在今天的设计环境下重谈Alexander的热情,他专门写就一篇长文,展开探讨用Alexander的思想作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工具,重建与世界的关联。全文将刊登在下一期《She Ji》中。


5.

随着设计专业从设计实体逐渐转向解决复杂的社会挑战,设计这个领域包容了越来越广的实践。其中之一就是系统性设计(systemic design)——一种将系统思维和设计相结合的专业实践。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Mieke van der Bijl-Brouwer和悉尼科技大学的Bridget Malcolm在《Systemic Design Principles in Social Innovation: A Study of Expert Practices and Design Rationales》一文中例举了5个案例来研究专业从业人员如何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创新的背景下进行系统性设计工作,并将他们与系统思维理论和方法进行比较,从中总结了行之有效的系统设计的五个原则:1)开放并承认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2)有同理心;3)加强人际关系来促进创造力和学习;4)影响思维模式来促成变革;5)对预期的系统变化采用进化设计的方法。

• 图中演示一系列问题框架及伴随其的设计干预措施如何随时间而演变。© 2019 by Mieke van der Bijl-Brouwer.


6.

设计的目的,是鉴于当下的问题,采取一些举措,以实现更好的未来。有时候,它意味着重新改进现有的状况;它也可能意味着加入一些新的事物或者面对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情况。不管是哪一种,为即将到来的未来做计划,我们都需要构想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当设计的环境变化越发动荡,我们越是需要更多、更新的方法去建构各种可能的未来。本期《She Ji》以Joern Buehring和Peter C. Bishop收官。在《Foresight and Design: New Support for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一文中,作者们指出了传统的规划设计与预测方法的弊端:它们静态地在某一个固定点去预测某个最可能发生的单一的未来,假设现在将以线性、连续地轨迹发展到达未来;由于过程中可能的破坏不得而知,因而形成了一种只管预测、无需循证的文化。他们将战略前瞻设计和具有系统性思维的战略设计这两种新的路径与传统路径进行了对比。为了进一步说明,他们还对比了金融服务行业的传统研究和采用新路径的研究之间的差别。

• 关于未来的假设:传统和补充路径之对比。© 2020 by Joern Buehring.


• 传统的前瞻性设计/规划与新设计路径的对比。© 2020 by Joern Buehring.



 封面故事 

本期封面来自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系列海报中的一张。作为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的谢幕活动,2013年实验室举办了HDL Global庆典,同时推出这组海报。海报表达的是HDL战略设计的核心:“粘合”、“管理力”、“有迹可循的实践”和“特洛伊木马”。关于封面海报,HDL官网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战略设计中,我们所做的,并非是我们最终希望完成的事情。我们做一个网站,是为了改变组织文化;我们建造房屋,是为了让人们关注到改革法规的紧迫性;我们出版书籍,是为了照亮某一主题下的隐秘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网络。在这些例子中,物质的手段相当于实现非物质目标的特洛伊木马。战略设计的任务包括,通过适当的手段使得改革的雄心与需求相契合,从而使改革变得具体且可见。我们对物质进行重组,来释放生活中非物质性方面的改变,即,影响我们的文化、制度、系统和治理结构。”
海报由TwoPoints.net的Martin Lorenz和Lupi Asensio设计。高清版本可以从helsinkidesignlab.org网站下载。




文字 | 马谨、周慧琳

编辑 | 胡佳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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