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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
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
人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他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谁要是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那他准是不快活。
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人的伟大在于他扛起命运。
一切正常的都是美的。
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直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径。
人们都倾向于把强者看成是有罪的，把弱者看成是无辜的牺牲品。
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2023.7.14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小说家，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自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是以作者母语捷克文写成。而他的长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则是以法文写成。《雅克和他的主人》系作者戏剧代表作。2023年7月12日去世，享年94岁。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
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
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
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
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
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Broch)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
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
正如我强调过的，小说的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
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
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本文为米兰·昆德拉于1986在耶路撒冷的演讲
格斗：击穿一技接通万有
跳绳：击穿一技接通万有
他们才能扛起自己的命运
悲悯：击穿阈值接通万有
他们才能扛起自己的命运
喜剧：击穿一技接通万有
他们才能扛起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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