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同性恋，从被抓捕到首次公开聚会
同性恋在哪里
中国大陆最早发现艾滋病病例是在一名外籍游客身上，那是在1985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不久，然而这一病例并没引起太多注意，但官媒接连发出数条报道，提示艾滋病在西方国家的蔓延，并把同性恋和吸毒、性交易列为“资本主义病”，这些让当时的国人觉得只要沾染上这种“不良习气”就会病发身亡。
尽管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但医学界的部分有识之士已经忧心忡忡。1985年后，云南省疾控部门开始对部分容易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进行监测。到1989年9月，总共监测1800余人，当时并没有发现感染者。但仅过了一个月，在对原瑞丽县的一组人群监测中，突然出现79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疫情的研究报告如期刊登在《中国健康教育》上，这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时任所长陈秉中和研究员万延海，是中国最早关注艾滋病问题的一批人士。
1989年7月，全国开展了“扫黄打丑”运动，中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城市的收容所里，关押着一大批“妓女”和“嫖客”。因为北京市要进行性病艾滋病研究成果展览，陈秉中派万延海一路南下到深圳，访问当地的收容所，并收集到关于性病、艾滋病的第一手资料。
万延海在随后撰写的报告里使用“性工作者”的词汇，80年代大学的教科书多是直接翻译和引用国外著作，包括如何中性地描述问题，但他也看到了潜在的隐忧，“当地疾控部门的精力都在写文章和流行病学调查上。教育、安全套推广、娱乐场所干预都还没有开始。”
万延海的报告得到了肯定，但有没有产生实际结果，他不得而知，倒是1990年由中华医学会召集的中美艾滋病学术论坛开幕了。健康教育研究所是会议承办单位，由于分管领导临时不在，时年27岁的万延海被叫到分会场主持关于艾滋病预防与教育的会议，他是研究所少有的直接参与了艾滋病调研的人。
美方在研讨会上分享了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方法，除了在性工作者和药物注射成瘾者中开展教育以外，还提到了男同性恋社区干预。自1981年在美国发现后的几年里，艾滋病一直被叫做“同性恋免疫综合症”(GRID)，因为最早被诊断出的患者皆是男同性恋者，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错误地认为是同性恋群体专属的疾病。
而后艾滋病在注射吸毒人群（IDU）和性工作者（WSW）中陆续出现，这才引起美国社会的重视。而最早暴露在危险中的同性恋群体，由于社区组织进行了积极地干预，使得他们的发病率大幅下降。
美方专家在会上分享的数据让人既兴奋又困惑，“同性恋在哪里，同性恋社区参与又是什么？”专业医学训练的经验很快让万延海认识到，“不要说研究同性恋，就连研究心理学的中文读物都寥寥无几。”
8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刚从蛮荒中走出，教条唯物主义者坚信物质决定一切，不承认心理活动对人的影响，甚至一度连抑郁症这种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证实的疾病，都会被当时的内科医生诊断为“革命意志不坚定”。
“同性恋社区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参会者之一，人民大学从事性学研究的教授潘绥铭提出应进行一些研究，好找出具体的问题。
万延海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他随即找到陈秉中，“能不能发起一个项目，先把有无的问题解决了”。陈同意了他的计划。当年底，健康教育研究所关于《同性恋男子和艾滋病有关的知识、信念、态度和行为调查及艾滋病教育研究》的课题被立项，从社科院到北京大学，包括方刚、李银河、王小波在内一批学者参与到其中。
研究人员凑齐了，但万延海对研究能不能顺利开展还有疑虑。“当时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也没有人说可以或者说不可以。”
于是万延海独自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到长安街上北京市公安局，拿着研究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当时的部门负责人江龙生。后者对他的来意表现出非常的理解，还说下次研究所开会时让两个公安部门的人也参与。
再次开会的时候，两名警官如约到了，众人正在讨论如何寻找同性恋者，始终没有一个决定性意见。其中一个警官说话了，他提议由警察先把同性恋者抓起来，然后由研究人员做问卷调查和抽血化验，那个警官还说，北京东郊民巷派出所的警察抓兔子（男同性恋者）特别有经验，“一个晚上准能抓上十几个。”
万延海提出意见，“这是不是违背了研究伦理？”研究性学，尤其是研究同性恋在当时是一件充满争议的事情。
“既然公安部门在做，我们就跟着他们，我们现在先要解决有无的问题。”一个参会者说。
会场再一次陷入沉默，万延海选择妥协，不过他要求公安部门在研究期间，“不要留案底，不要给访谈对象造成压力。”
那场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有事外出的陈秉中气喘吁吁地来到会议室，他鼓励万延海在内的众人，“你们成功了，我分享你们的喜悦。研究工作中如果出现任何后果，我一个人承担。”
当时的万延海
同性恋的问题
最终要由同性恋群体自己解决
1991年4月，初夏的北京夜晚燥不可耐，万延海壮着胆子，跟着一群学者和警察开始在北京各个公园里踩点，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每次都是零散行动。
在蹲守数个夜晚之后，总算有“兔子”上钩了，万延海眼前，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直勾勾地看着他，面对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人，万延海不免吃了一惊。“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一开口就不得了，说你们这样（抓捕同性恋者）是不对的。”
万延海赶忙澄清，自己是来做研究的。对方反诘，联合国早就公开呼吁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了，难道国内还不知道吗？
万延海又惊又喜，“我跟他说，我们就是国内第一批研究同性恋议题的学者。”
小伙子很配合，反过来给万延海提供了很多国内尚未引入的一手信息，特别是联合国发出针对艾滋病与同性恋群体的种种倡议，以及1990年同性恋去病理化的依据。
从1991年5到7月，万延海记录了51个被东郊民巷派出所拘捕的同性恋者。他以此获得了第一手数据，并在其中发现了零星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碍于样本数量，人群感染率究竟几何，他无法给出准确数字。
到2000年，国内才有研究显示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率为1.77%。但这个数据仍然有水分，“很多人不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即便感染，也推脱是找小姐得的。”
万延海给每一个访谈对象都留下了联系卡，上面是他的寻呼机号，他嘱咐对方，“以后遇到问题可以找我。”
“树立良好道德，保持洁身自好的生活行为，严禁搞同性恋。”宣传出现在广播、报纸，乃至路边的广告牌上，“但是艾滋病究竟怎么传播，怎么预防，都是一塌糊涂。”
既然发现了问题，万延海就开始着手解决，他在研究所提出能不能对个体开展宣传和教育。陈秉中同意了。1992年4月7日，在健康教育所的主持下，中国艾滋病求助热线开通了。万延海担任负责人，“艾滋病议题就像一个磁铁，把相关方都吸引了进来。”
研究所以当时的天价开设了新的外线电话，热线开通的消息被人民日报、新华社跟进报道，中国青年报也对他做了专访。一时间，绝望困境中的吸毒成瘾者，性工作者，还有同性恋者，都像奔赴磁铁一样地向他涌来。他做过粗略的统计，起初八分之一来电自称是同性恋者，到后期提高到近50%。
来电最密集的时候是午后，通常一接就是二十分钟以上，没有时间吃午饭，他就干脆拿着饭盒坐在旁边。“不少电话从我替朋友问一下开始，但那都是说辞，最后都会承认那个朋友其实就是他自己。”
万延海随后在《中国健康教育》的文章里写到，这种恐吓式宣传无形中加剧了很多人的恐慌。那些急需信息、教育、咨询和其它支持的人们会被迫赶入地下。那些害怕自己可能感染的人可能不愿去寻求帮助，疾病预防和控制因之也难以奏效。
在如何对待整个同性恋群体上，社会上的观点一直很模糊，此前研究所邀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邱仁宗教授，他在发言时引述国际会议上的消息，同性恋已经从精神疾病当中除名了。他说，“你们有责任把科学的知识传播给大众，不仅可以这么做，而是有责任那么做，因为你是科学工作者。”
这一席话给犹豫中的万延海指明了方向，在接听求助电话时，万延海反复跟处在焦虑中的同性恋求询者强调，“你是正常的，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
艾滋病求助热线当中同性恋者的来电越来越多，而且也不再掩饰身份，他们就像发现了组织一样。接电话是万延海每天的工作，但他的工作远不止接电话而已，接触同性恋群体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复。
当时一些年轻的同性恋者，特别是外地来北京的，很容易受到联防队员甚至是同类敲诈勒索。联防队员在公园与公厕中抓捕同性恋者，以“流氓行为”扣押并罚款，交不出钱就罚站；公园里也常发生对落单的同性恋者进行抢劫的行为。
“那时候很多同志都需要帮助，又害怕自己身份暴露。”求助者通过当初万延海留下的传呼机找到他，他就骑着自行车，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派出所，陪同受害者去报案。
一个帮人解难的“万老师”就这么在社群里传开了，他至今没法估算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呼机号码，每个星期都有人找。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但凡骑车经过北京的公园时，不论东单还是王府井，总有同性恋者跟他打招呼。
接触的越多，他越明白，光靠自己是解决不完这些问题的。按照邱仁宗的话说，“同性恋的问题最终要由同性恋群体自己解决。”
他想到了90年开会时，美方代表指出，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不应该只是政府的责任，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私人和志愿团体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但首先是要尊重个体作为人的权利。
他打算发起对同性恋社群的教育，因为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公共卫生规划的必要组成，所长陈秉中同意了这个计划。“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成，没有人知道，我就和研究所的同事一起，试试看。”想来想去，他给同性恋社群的教育活动起了个好记的名字——男人的世界。
万延海在艾滋病求助热线
男人的世界
“这并不是一次有预谋的活动。”万延海说，第一次参加的同性恋者有35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艾滋求助热线以及他自己的渠道召集来的，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活动场地，地点仓促选在了健康教育研究所里。
1992年的11月22日，“男人的世界”举办了，那天会议室几乎无法下脚。
邱仁宗教授被请到会上发言，他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问题是这样产生的，那就是社会中的多数人、有权势的人对于少数人或比较弱小的人们采取的压制态度。妇女问题、黑人问题是这样的，同性恋问题也是这样的……今天，随着同性恋者自我意识的提高以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出现，中国的同性恋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陈秉中也说，人类任何一个群体都存在健康问题，我们研究所有责任来关心他们的健康；而且一部分人的健康问题会影响其他人的健康。艾滋病和同性恋人群的关系就是这样。
而后，李银河和王小波夫妇向与会者介绍了他们即将出版的书《他们的世界》，这本从一年前关于同性恋社群调查立项就开始动笔的学术著作，强调了同性恋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接纳。
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内的记者在第二天也参与报道了这一消息。“男人的世界”呈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观，给一群同性恋者开会，结果来的直人比同性恋还多。
同是1992年，安徽省发生了引起举国关注的事件，一对女同性恋在同居期间发生纠纷，闹到了当地公安局，公安部在答复安徽省地方政府的意见上明确指示：中国没有关于同性恋的法律，原则上这类案件可以不受理。公安部的意见被新闻媒体报道为国内同性恋的去刑事化。
此后的日子里，沙龙通常每个月都会举办，老的参与者会叫来新的参与者，人数如滚雪球一样增加。万延海为参会者精心准备了简报，都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一手资料，既有关于艾滋病疫情和预防的知识，也有与同性恋权利相关的内容。
“这些参与者看到资料后，眼睛都是放光的。”那时破天荒地在同性恋社群里出现关于“我们如何告诉亲戚朋友？”“什么叫对同性恋恐惧？”“我们应当停止对同性恋病理化。”种种讨论，皆指向自我认同与权利倡导。
万延海对参与者进行培训，用同样的语气陈述了他当初听到的话：“你们有责任把科学的知识传播给大众，不仅可以这么做，而是有责任那么做。”
万延海在后续的工作简报里写到，在征服艾滋病的过程中，性工作者和吸毒者往往成为社会严打和驱赶的牺牲品，受到社会的侮辱和排斥。但他们本来就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应该受到尊重。“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公共卫生规划的必要组成。这不是多数人和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对未感染的多数人的保护根本上取决于对感染者的人权和尊严的维护。”
沙龙从1992年底做到1993年初，万延海一度感到头疼，原来的环境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他迫切需要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而沙龙的一名志愿者提出来，自己刚刚接任了歌舞厅经理，可以提供一定的便利。
1993年2月14日情人节。尽管白天并不是娱乐场所主力营业时间，海马歌舞厅的舞池挤得像一捧玫瑰花束，上百平方米的歌舞厅进来二百多人，一度连当地派出所都派来两名警官以维持秩序。
万延海要拿着话筒呼喊，才能让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来，这一次，参与者们不需要再回避他者的目光，他们轻松而富有意味地打量彼此，——同性恋者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交流空间。
在后世的资料中，这是新中国首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的社区聚会，它摆脱了以往以娱乐或性为目的，而是展示男同性恋社区中的文化要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男人的世界”是“石破天惊”般的活动，同性恋社区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万延海对此感到相当有成就感，“这是第一次，同性恋群体笔直地站在社会上。”
到场的媒体记者不但采访了活动组织者，还有当时一名派出所的警官，对方说，同性恋没有法律界定，只要不影响他人，警方一般不予干涉。随后几天，中国各大小新闻媒体相继报道或转载了这次活动的新闻，消息从北京扩散到了全国。
但事态在一周后急转直下。
先是在五天后，海马歌厅经理徐先生因出租场地给“男人的世界”举办情人节活动，被主管单位开除。
5月10日，“男人的世界”沙龙被叫停，万延海被批评“鼓吹人权、同性恋及同情妓女”。一纸命令下达，原本由他主持的艾滋病求助热线改由旁人接手，他被解除了职务。“你们的活动太超前了，至少超前了十年。”
8月10日，陈秉中被卫生部要求退休，当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停刊，那上面有关于“男人的世界”的文章。
1994年，万延海从健康教育所离职，他所有的研究资料被一并撤下。
陈秉中曾发出公开信，试图为研究所的一系列行为辩护，他说，在我主持下的项目组于1990年起开展了围绕有关同性恋的成因、性取向、人权状况以及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生活方式与遏制艾滋病的关系开展了课题研究，同时建立了艾滋病求助热线和与男同性恋者进行交流的平台“同性恋文化沙龙”，我们之所以要从事由我的同事万延海设计并倾注心血的科研项目，目的在于寻求我国同性恋特别是男同性恋这个高危人群避免高危行为的有效干预措施，以期达到遏制艾滋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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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湿 |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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