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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转学到加拿大后,那个敏感的中国学生丨少年三明治

珍妮 三明治 2019-07-03

小林坐在我家地板上,嘴角笑嘻嘻的,脸上却在淌泪。“都是看他哭,我才哭。”


“他”,是小林的儿子阿舟,一个在温哥华上小学的孩子,跟我上了半年英文绘本阅读课。今天,他妈妈和他被老师单独请进校长室,拿回一张全英文的学生评估,会中文的助理老师给他们解释,这张评估表明阿舟要看心理医生,做智力测评。


我看了一遍那张评估,上面写着:阿舟从中国大陆转学到温哥华,这一年多,因为发现他有点“不正常”,班主任和心理老师没少操心,但他的英语水平还是停留在LEVEL-1,只会词组,不会造句;他不爱讲话,即便讲话的时候也只有口型,像讲“悄悄话”;课间和午餐时间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交朋友;情绪不稳定,过于敏感,有暴力倾向,曾经用三角板和剪刀威胁同学。评估表上并没有给出“看心理医生,做智力测评”的建议。


“我认为我的孩子不用看医生。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我的孩子没问题。你说呢?”小林呆呆看着阿舟,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


阿舟还是老样子,垂着头,又往下点一点,像同意,又像不高兴搭理。


“我没有不讲话,我讲话的。”过半天,他猛地抬头,满脸眼泪。



热闹的补习班,不讲话的孩子


半年前,我每天下午去珊珊的社区课后补习班,帮五六个五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辅导作业。在这里,大部分孩子都是近一两年里从中国大陆转学来温哥华上公立学校的。他们的爸爸在国内赚钱,妈妈在身边陪读,一年回国两次,过寒暑假。


这些父母在华人区找到房子安家,去大统华超市买东西,和国内做生意,基本不说英文。他们的文化圈、经济圈、自我身份被中文牢牢把守,生活习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在国内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对加拿大公立学校的教育很不放心:“三点半就放学,老师不怎么管,没国内学习氛围好。”因此,这些家庭愿意每个月再花几百块,把孩子放到华人办的课后作业补习班托管。一方面,班里都是中国孩子,凑一块儿学习,有氛围,方便交朋友;另一方面,老师都是中国人,跟家长沟通方便。“‘老外的孩子’一放学就‘放羊’,但我们语言跟不上,哪敢放松。”“老外”,依然是他们对所有非中国人种的称呼。


学校放学后,下午四点钟前后,这些孩子会陆续驮着书包,晃着肩膀坐进补习班教室。


有的人进来,随即把科学、数学、人文、英语讲义摊了一桌子,自己往桌上一趴,喊一声“老师,我好累。”之后便翻开手机打游戏。


他们在五颜六色的屏幕上熟练地滑动手指,一边跟我争取时间:“老师,就十分钟。”王者荣耀、撸啊撸、吃鸡、旅行青蛙,国内流行的手机游戏他们都在玩。


“老师,你知道吗,有个免费翻墙软件,国内网站随便上,回头我可以发你。”他们会为了感谢这十分钟,很讲义气地给我回报。


“这些孩子情商都很高,跟父母见过不少场面。跟他们相处,你要想办法拿捏住。不能太死,也不能太自由。”补习班“校长”珊珊曾经说过补习班的教育方式——中国特色,北美思维。这些转学过来的孩子已经习惯了中国严格的教育环境,“不盯着,学不好”,但是,怎样给孩子适当的自我发挥空间,避免和本地学校氛围脱节这个问题的,父母们都相信,补习班这些经历过北美教育的中国移民老师比他们更清楚。


这些孩子最不喜欢的作业大概就是“自我发挥”型的,比如做查阅、讨论和公开分享项目。要用PPT完成一个读后感,但他们懒得找搭档,又不知道怎么规划;要他们写摘要,就一句话了事,不愿意找叙事线索。


“老师,今天这个Social作业我没法写。一整节课,我们一大坨人在操场上,我呆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下课了。”有个叫Peter的孩子把手机拍下的作业给我看,那是一个论文作业,题目是“谈谈生物多样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最得意的是数学,这里九年级的数学,只相当于国内六年级或七年级的水平,这些中国来的孩子在课堂上打着游戏就把作业做完了。


Peter五年前转学过来,身边70%的朋友是中国人。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第一个女友竟然是白人,很奇怪。”他觉得其它人种的朋友就算再投缘,也和中国人不一样,也许因为他们吃饭都吃不到一起去。班里的孩子们普遍不喜欢芝士,平时课后买辣条、麦当劳大杯可乐、珍珠奶茶;聚餐、生日都嚷嚷着去附近吃麻辣烫、小火锅、牛肉面。


此外,这里一半孩子都有一个亲兄弟姐妹与自己同班,彼此相差两到三岁,会互相压制。阿舟就有个姐姐,大他五岁。


见到他的第一天,阿舟就是被姐姐带进作业班的。初次见面,这孩子好像《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里的大头儿子。不像动画片里那颗大头很活泼,阿舟的大头却无能为力地垂在胸口。


姐姐把阿舟塞进座位,幸灾乐祸地说:“老师,给他多背点单词。”


阿舟像根本没听见姐姐说什么,从左肩膀褪下书包肩带,又从右肩膀褪下另一根,直等书包滑下椅子,躺到脚边静止不动了,才抬起眼皮。他眼前的桌上摆着几本我从书架上挑出来的英文绘本。“你想读哪本?”我重复了好几遍,阿舟只用两个眼睛死死盯着我,脸上肌肉一动不动,中风一样。


“老师,别费劲了,我来这么久,没听他说过话。”补习班的“老油条”嬉皮笑脸地抄作业题,顺便帮我解围,头都不抬。


最后,我搬出电脑给阿舟看《海绵宝宝》。他就盯着屏幕两小时,表情没任何变化。期间问他,喝水吗?没反应。上厕所吗?还是没反应。


两年前,阿舟全家投资移民到温哥华,在温哥华西边最安静有序的一块地方选了住处。阿舟被教育局分配进学区内一所K8(幼儿园到八年级)学校,读五年级。


“他不懂什么叫移民。当时骗他,说就来温哥华玩几天。爸爸准备回中国的时候,他哭着要一起走,要回学校做作业。” 因为不能再回中国念书,阿舟垂头丧气,妈妈小林发现他越来越不爱搭理人。


“阿舟是有问题。实话说,送到这来的孩子,没有没问题的。”珊珊忙着收拾东西回家,大包小包放停当了,转过身来,靠在沙发扶手上对着我。沙发不大,堆了不少中学数学、人文科学和ESL英语的教材。


“你自己看吧,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他开口读读书、背背单词什么的。”补习班里相当一部分孩子,是以国际学生身份转学过来的,为了尽快通过ESL考试,进入正常语言班级上课,专门来找珊珊补习ESL。他们的父母恨不得孩子明天就大学毕业,在当地就业,担保自己移民,所以自己的生活精打细算,却不惜重金把孩子送去补习。被家长逼急的孩子,很多确实很“争气”,家长们归功于补习班效果好,马上口口相传,便送来更多学生。所以,对珊珊来说,不怕学生不够,只怕学生太多。像阿舟这样的,来不来对她无所谓。



一点点信任,一点点时间,

等他愿意


不久,我离开了珊珊的学校。阿舟妈妈小林给我发短信,想把阿舟送到我家来上课后补习。


“放在那里没有什么效果,本来我也考虑送他去别的地方。”小林的信息让我受宠若惊。


温哥华的补习机构到处打广告,尤其在中国人密集的列治文。小林可以选择近在家门口的任何“别的地方”,不用开车来回十五公里,从列治文送到我家。

“我觉得他特别相信你。”收到这条,我更受宠若惊了。


阿舟其实没主动跟我说过话。在珊珊那里时,我让他读哪本书,他就读哪本;他发不出“th”这个音,我就让他看我的嘴型,舌尖伸出两排牙齿,一遍一遍模仿,他的舌尖还是找不到位置,但声音像了,我一表扬,他一脸茫然;我让他抄单词、背单词,他就照着我在单词本上写的样子,七歪八扭继续写那几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背,花上半小时,也能记住八成。整个过程里,他脸上没有表情,不问问题,不讲无关的话,完全看不出他的感受。


我决定接受这份信任。


“I hate learning.Learning sucks.”他对着我,张口永远是英文。不像老师评估单上写的那样,只和母语中文的孩子一起,爱说中文。


sucks、boring、weird,是他的常用词,几乎用来回答任何问题。


我曾问他:“那什么不‘sucks.boring.weird.’?”他回我:“Video game.”


每天带他念书之前,我会问他今天有没有好玩的事情,或有没有问题想问我。一开始,他一声不吭地摇头。几天之后,他开始扳过我的电脑,找出最新的游戏和鬼畜视频给我看。我问他好玩在哪里,“It’s good.”他痴痴地盯着屏幕。


要他用stable造句,他先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忽然指着窗外:“The tree is stable.”


“这个句子太好了。你怎么想到的呀?树给我们能量,树让我们和自然相联,树帮我们稳定生态环境。”我终于找到理由大力表扬他。


慢慢地,他开始提问题:“上中学、上大学,是不是很难?”“难啊,越厉害的人,难题越多。比如,你妈妈在温哥华照顾你们姐弟,一个人做所有事情,很厉害吧。但她不会英文,出去买东西、跟别人做生意,就是个难题。”他眼睛一亮,第一次脸上有了近乎自然的笑。


我在网上找到温哥华的少儿自出版项目Writer Exchange,想带他一起完成一本书。他看了一眼那些孩子涂抹出来的海报,咕哝了一句“It’s stupid”,伸手就把页面关掉。但看我拿出单词本,以为我无奈放弃,他又眼睛鼻子皱成一团,问我能不能一起做书,“我想做连环杀手的故事。”


我就引导他,问他问题:杀手住在哪里?有什么身体特点?做事风格如何?有哪些朋友?怎样防止被他找到?那阵子,阿舟每次来都会讲这个连环杀手的新进展。他一遍遍地谈灵异和惊悚的东西,语气平淡,有种镇静的好奇心。


他几乎不再碰电脑,张口一串串说下去。后来,我把笔递给他,他摇着笔,画画写写,做了六页纸。


完成以后,我说,快自豪一下,带回家给妈妈看。他突然严肃起来,压低嗓子说:“不要告诉我妈妈,也不要告诉我姐姐,他们不相信我。”


只有说到食物时,阿舟才开始有表情。端午节,他送粽子来,脸上挂着一种责任感,冲进我的厨房,打开电饭锅,手指点着水要放到哪个刻度。还有一次,他磕磕巴巴用英文描述自己怎么煮鸡蛋,突然想到什么,咧了咧嘴,圆肩膀往下一耷拉,从左裤袋抓出一把纸,“明天我想做这个。”那是一张八个月前的火鸡菜谱,他偷偷从学校图书馆报纸上撕下来的。


放假前最后一天,和平常一样,小林开车把阿舟送到我公寓楼下。我穿鞋下楼,她在驾驶座上看着车屁股后面。阿舟又在看猫。


公寓一楼临街的单元有只猫,每天都在窗台旁边的架子上玩。阿舟每次一跳下车就跑到窗口,隔着玻璃,戳那个挥舞的爪子。我想他挺喜欢动物。他也问过我,小狗会和小兔子打架吗?仓鼠会不会咬人?冷血动物是什么?


上楼坐定,他说,今天有点特别。我问,哪里特别。他说,没有音乐。每天和他一起的两小时,我会放一点爵士,只有那天忘记了。被他的洞察吓了一跳,我赶紧放上。


“回国以后做什么?”“吃饭。睡觉。打游戏。”“和朋友聚会吗?”“不。”回答得很干脆。“现在在学校里和哪个朋友一起玩呢?”这对他来说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阿舟抬起眼睛,盯着窗外那棵被他叫做“stable”的树看了一会儿。“我的午饭。”他面无表情。


阿舟放假第一天,就和姐姐、小林一起赶早上七点半的飞机回中国。他们离开前,我答应小林帮他们写邮件给学校,寻求更多关注和鼓励。阿舟的确很敏感,但是很善良,有天分,需要时间适应新生活。


回国后的日子,小林不时在微信上跟我聊阿舟的近况,发他的照片。学校没有布置假期作业,小林就给阿舟在中国请了家教补习中文和数学。上完补习,阿舟还经常组织邻居小伙伴一起打联机游戏。父母去贵州厂家谈生意,阿舟跟着到处玩,没几天就学会了贵州话。他跟小林坦白,自己没有学好英文的心愿,但是要让他回国念书的话那可不干,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了。


照片上的阿舟,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敞开吃喝,打打闹闹,眉眼笑得皱成一团。午饭不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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