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亟待基于“未来”的教育转型和升级

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两年，有关新工科的各种研讨会多达1000多场。与此同时，业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新工科相关专业多达500多个。文汇客户端以过半高校表现“差强人意”，亟待探索“中国方案”，新工科改革面临“路径之争”为题，对近日在复旦大学主办的“新工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暨综合性高校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进展交流会”上得知，教育部去年底对国内工科优势高校开展的一项评审结果，仅38.9%的新工科改革项目推进良好。有六成“差强人意”。此就意味着“那些评审不合格的高校，其新工科建设方案将全部推翻，从头开始。”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如上透露。

新工科改革后，高校将分为三类：一类是综合性高校，一类是工科优势高校，还有一类是应用型工科高校。由崔氏指数Cui Value Index®推出的智造学院指数CVI-Intelligence Creation College Index ( CVI-ICCI)认为，目前此分类仍多少属于“过渡性”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真正的大学“转型”，CVI-ICCI作为

第一个定义未来教育、未来人才、未来应用的价值标准指数，第一个基于引领创新、创意定价、发展定位的战略引擎指数，通过“未来教育指数”/“未来人才指数”=“人才培养价值率”公式，为大学转型和升级进行全新定义。

由CVI-ICCI以最新一项包括中国大学未来教育创新赛道指数排行榜、中国大学创新智造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国大学双创质量指数排行榜的课题认为，缺乏基于“未来”的价值定位，是中国大学教育转型和升级的当务之急。只有大学自身对改革有明确的目标，方知道从哪儿改、为什么改，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负责人吴爱华披露，在教育部对天津大学进行工科优势高校的新工科改革项目开展评审中，发现只有38.9%的项目被评为“良好”，另有56.19%的高校只能算是正常开展，还有4.9%的高校项目被评为“差”。而最大的阻力，则是“学校支持不到位”，且学校对产业需求的认识比较模糊。在产学研协同方面，有41%的项目被专家评分为3分（满分5分），个别项目甚至低于3分。

作为CHIII汉诺威工业智造指数Cui Hannover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dex TM之智造业Intelligence、智造者Intelligence Talent、智造熵Intelligence entropy三大体系即“未来工业”转型升级对标应用的组成部分，CVI-ICCI“站在未来，评价未来”，认为大学转型升级第一对象应是师资能力的转型和升级，评价一所大学的教育价值，师资对学生的赋能能力是首要标准，单纯的以学生为中心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一种角色错位——大学是面向成年人的成长价值认知教育，但其“成年人”只是“准成年人”，因为还没有进入社会而大学就是一个人集中受教育的最后一个“出口”，师资需要通过自身的赋能能力，启发学生如何认知自己的能赋价值，具备自然能赋认知和价值定位的能力，以此作为“出口”的核心标准——这也是“未来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并需要转型的坐标；而“未来教育”基于“未来工业”，师资和学生站在同等起跑线上，面对“未来工业”都需要从零开始——此为大学教育的观念升级。

以工业4.0点燃、日本、美国、中国相互对标而形成的“未来工业”共识，如同以往三次工业革命，推动和迫使大学教育启动新的人才培养变革一样，“未来工业”对“未来教育”将发挥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保守”的法国大学开始出现工程师学校，并启动英才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了新大学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牛津、剑桥在办学上的“保守”，使得伦敦大学学院等一批新的大学成为英国优质大学教育的代名词。

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信息产业大发展，这也使得美国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了巨大变化。自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每年只有2000多名计算机专业人才从大学毕业，而到了90年代末，这一人数超过了8万人。

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渡大学等在内的全球知名高校近年已纷纷开启工程教育改革。两年前，教育部也提出了新工科改革计划，推动产业升级换代的人才供给方——大学进行改革。此后，大部分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都参与到这场改革过程。

因此，大学的“保守”，只能使得自己在未来教育过程处于竞争劣势。因为“未来人才”必须以适应“未来工业”的技能需要和满足创新思维，企业对“未来人才”的强劲需求，迫使大学必须自我改革。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仅2018年，就有662家企业支持了总计2.35万个高校新工科项目，企业为新工科改革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82亿元，助推各类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而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2018年新批准设置的专业点有：机器人工程专业60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50个，智能制造工程专业4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2个，智能建造专业1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5个等。在2019年高校申请设置的专业点中，人工智能专业38个，机器人工程专业108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233个，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100个，网络空间安全专业36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26个等。

有些校长也直言，学校里的教学内容已经十多年没变过了。“现在的新技术一年甚至会有几次迭代，大学里的教学却十多年不变，这对于人才培养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CVI-ICCI推出的“未来教育指数”/“未来人才指数”=“人才培养价值率”公式，作为“一流大学”的核心标准，认为所谓创新型人才，需要培养人才的创新潜质和动手能力，而基础科学研究则是“创新”的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认为，没有基础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新工科改革。他引用钱学森多年前发表的文章称，清华大学太偏工科，北京大学太重理科，而中国缺少的创新人才是介于工科和理科之间的。包信和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年来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两年的数理化生的基础科学学习，两年后再选择专业，进行专业学习，“没有基础科学研究，新工科是无本之末。”尽管此观点得到了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负责人的响应，但仍有不同截然不同的相反观点，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李泽湘就说：“我近年来辅导了不少创业的年轻人，最大的感触是，大学培养出了能够很好地回答老师问题的人，但培养不出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并且能推进问题研究的人，而这是工科人才最主要的能力。如果不会发现问题、定义问题，何谈创新能力？”——李的这一观点，即是CVI-ICCI”未来教育指数“对大学师资赋能能力的评价要点。李泽湘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就发现，大学授课的课时数与学生的成功程度和比例成反比。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计算机本科时，四年学40门课程，学校都认为太多，影响了学生的能力培养。而目前，国内大学本科的课程数至少60门。比如，清华大学有78门，共178学分；上海交通大学至少61门，共223个学分。李泽湘认为“对工程人才来说，数理固然重要，但是学得再好，如果学生缺乏兴趣，创新缺乏热情，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新工科人才。”

据CVI-ICCI正在进行的一项德美日大学“未来教育”状况研究认为，德国的二元体系，即研究型与实用型教育模式颇值得借鉴，可以满足以上观点迥异的不同要求。

而美国欧林工程学院，则是被现在中国大学相对熟悉的一个“范例”——这所于1997年成立、2002年开始招生的学院，在过去几年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高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约20%的毕业生创业，50%的毕业生在著名大学读研究生。而这所学校完全是通过项目来遴选人，并且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要完成25到35个设计项目。

国内的新工科改革究竟是效仿欧林工程学院，还是以两年前启动工科改革的麻省理工学院为参照，亦或是对标在工程教育领域一直保持领先的斯坦福大学？

不少学者提出，新工科改革必须有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情况的  “中国方案”。而其核心也许在于，大学通过变革提供更宽松的环境，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长黄廷祝直言，该校曾经有团队研究了一年多欧林工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现根本无法照搬，理科与工科的思维逻辑不同，而欧林工程学院采取的是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方式，一年招80名学生，一名学生4.5万美元学费，而实际培养成本高达10万美元/年，学校基金会规模达3.5亿美元。这样的投入，国内绝大多数高校目前都很难做到。

谈及以理科为基础培育新工科的改革路径，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称，该校曾经尝试过，但花费十年却没有成功。“以项目育人，目前学校小范围试点是成功的，但要全面推开，对于综合性大学来说困难重重。”即便是工科更见长的清华大学，也遭受过同样的失败。

事实上，项目育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相关报告中曾详细阐述过，这是培养面向未来人才的最有效的方式。

究其原因，不论是先启动基础科学教育，还是实施项目育人，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这才是新工科改革走向成功的根本推动力。

以上探索和观点，其实忽略了大学的基本定位，CVI-ICCI认为“未来教育”首先要实现对学生的“量体裁衣”和“因材施教”，而不是将学生作为标准化的“产品”，而“因材施教”已经在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重点提出。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林健去年调查了美国普渡大学的工科改革，发现学生在教学中拥有相当主导权，包括开什么课，学生都有参与决定的权利。斯坦福大学也是如此。“在知识获取非常方便的今天，大学新工科建设不可能再是老师和学校的自娱自乐了。”

毫无疑问，新工科改革将带来大学的变革。“新工科改革必须面向未来发展培养卓越的、有创造性的工程人才，以适应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需要。”吴爱华说，传统的以老师和学校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需求。而大学亟待转型的，就是以往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模式，比如，学生的学习必须有人教，老师对学生开展教学基本是建立在消极假设上的：你不能做，你做不了。再如，学生在课堂基本是被动学习、而且是独自学习，不太和身边的人讨论。此外，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各种“命令”，否则毕不了业。

在吴爱华看来，惯性思维模式下的教学，好比“学生在老师画好的图案里填色。”而新思维模式下的工程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可能不需要其他人教，只需要一些指导；学生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象的事，老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创造知识，而学生的学习就是追寻自己的爱好，由此形成一种学生主动学习的氛围。这种全新思维模式下的教与学，才能让“学生自己设计图案并着色”。

CVI-ICCI秉持“站在未来，评价未来”，而通过包括中国大学未来教育创新赛道指数排行榜、中国大学创新智造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国大学双创质量指数排行榜的“未来教育”评价，以一百多所985、211作为“未来教育”价值标准，通过进一步形成全国近三千所大学的“未来教育”评价，形成赛道、赛程对标体系，编制中国大学“未来教育”创新价值指数地图，使近三千所大学以不同赛道、不同价值指数标准序列，“站”在一张地图上，协助考生、毕业生根据自身价值坐标，找到真正可以为自己赋能的大学或专业。

注：本文综合了“文汇”作者：姜澎；编辑：朱颖婕；责任编辑：顾军相关稿件，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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