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1832-1883）为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失落园》（Paradise Lost，1688）创作的版画，画的是第八卷结尾处：“这样，他们分别了，天使从浓萌上升天国，亚当回他的庐舍。”（朱维之译）
观念史学
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作者：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rjoy，1873-1962）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Lovejoy, Arthur O.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9. 原作发表于1938年：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78, No. 4, March, 1938.
要解释标题中的“观念”（ideas，或译作“理念”）一词，需要一篇很长的序言，而且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了。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在开头给它下定义，但希望这个词的含义在下文变得明朗起来。如今，学界内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在十二个不同的领域下积极开展与“观念”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有关的历史研究。
1. 哲学史；
2. 科学史；
3. 某些民俗学和民族学；
4. 某些语言史，尤其是语义学；
5. 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的历史；
6. 文学史，或者说具体国家、具体语言的文学史；
7. 不幸的是，被称为“比较文学”的东西显然被最有能力的研究者理解为对民族国家间知识关系的研究，对思想、品味和文学时尚的研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尤其关注它们在移植到一个新环境中经历的修改或蜕变；
8. 文学以外的艺术史（或文艺史），以及文艺品味的变迁；
9. 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史——虽然它们不是一回事，但关系非常密切，为了简洁起见，可以在此将它们归为一类；
10. 教育史；
11. 政治史和社会史；
12. 社会学中的历史研究。
基于“支配的观念”或“观点的氛围”，各行各业的专家们思考一种思想或“准思想”的过程，要么将其视为具体时期流行的政治体制、法律、风尚或社会状况的因果要素，要么视为这一切的结果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s）。该学科有时被称为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以上列举可以扩展和进一步细分，但这十二个领域似乎是一般领域中公认的主要划分。在过去，这些学科通常被相对孤立地研究（但没有完全孤立）。它们在大学里被分配到不同的院系。我猜想，这些院系之间经常没有就各自领域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协商。研究它们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期刊和专门的学术团体，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也确实不能）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其他领域的期刊、参加其他领域的会议，除非他们有幸成为一些非专业学会的成员。诚然，这种思想史领域的划分不可避免，也大有裨益。随着越来越专门化（specialization），各自为战的研究技能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所有知识分支（尤其是历史学科）进步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些学科和观念史的诸多划分是人为的（虽说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就像被研究的历史现象内部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它们只是暂时而便捷地将某些对象从背景中分离出来，以便进行更细致的研究。还有一些划分出于偶然，源于教育机构历史上的偶发事件，或源于知名学者的特殊知识旨趣。而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在一些名义上不同的学科中，分界线正在瓦解。它们之所以正在瓦解，是因为不能只在这些学科的某些传统界线内提问题，不跨过这些界线，就无法得到充分和准确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比方说，在对不同民族国家文献的研究中，出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但是，即使是在文学史的特定情况下，观察思想在跨越民族国家或语言边界时发生了什么，也只是我所说过程的一小部分。最新的英国文学研究潮流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致力于成为该领域专家的学者，哪怕只致力于这个领域的某个部分，都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那些只懂英国文学的人对英国文学知之甚少（这早就显而易见了），只懂文学的人也对英国文学知之甚少。比方说，某位学者下决心研究弥尔顿（Milton），或者进一步缩小研究对象的范围——研究《失乐园》（Paradise Lost）。当然了，他完全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把《失乐园》当作“纯文学”（pure literature）来对待，可以不触及任何历史问题。可是，我必须插一句，他这样做会丧失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无论如何，《失乐园》都是人类思想活动史上一部引人入胜的珍品，现在大多数英国文学学者都同意这种看法。《失乐园》不仅引经据典，还充满了各种观念。为了理解弥尔顿的想法，理解他创作时的思维活动，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观念。几乎没有一个观念是弥尔顿的原创，尽管其中有许多观念因为他的个人特点而发生转折或“变色”，进入到新的组合中。要认识到他的风格或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必须对同一思想在其他地方的表现形式有充分了解，尤其在他的同时代人、他认识的人和他可能熟知的前辈那里。当一位诗人表达某个观念时，如果不知道这个观念，也不知道它的其他表达方式，就不可能欣赏诗人的心灵和艺术特质。就像欣赏一幅“圣母领报”（Annunciation）的画作，如果没读过《路加福音》（Gospel of Luke）的第一章，如果没有看过同一主题的其他画作，就不可能欣赏这幅画。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弥尔顿思想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英国文学领域，它属于哲学史、神学史、其他语言的宗教诗歌史、科学史、美学史和品味史。在第八卷中，亚当（Adam）和大天使拉斐尔（Archangel Raphael）讨论了很多17世纪的天文学理论，这有点奇怪。哪怕只是为了注释弥尔顿这位诗人松散的文本，也有必要广泛熟悉从哥白尼时代到弥尔顿时代的天文学家关于天体排列和天体运动的学说和论证。因此，研究《失乐园》的学生需要从事历史研究，于是不得不转向科学史的某个部分。如果他是一位谨慎的批判学者，他就不会满足于德雷耶（Dreyer）和杜赫姆（Duhem）等人的研究，甚至不会满足于综述新出版的早期现代天文史专著。他不得不研究相关的天文学文献本身，并试图使自己真正适应那个时期的理论。因此，他可能会对该科学的历史作出新的贡献，使那些不了解弥尔顿并对大天使拉斐尔的著名天文学观点漠不关心的人产生兴趣。我不是在描述一个假想的案例。我正在描述最近弥尔顿研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如果以类似的方式研究整部《失乐园》中观念的意义和背景，学生就会发现很多其他概念，这些概念的历史也不属于通常的英国文学史的范畴，而是属于许多其他学科分支的专门领域。举个简单的例子。弥尔顿笔下的亚当向他的造物主引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话。他指出，虽然上帝自足而自在，但在伊甸园这样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他亚当也需要一个人类伴侣。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仔细研究这首诗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事实。首先，如果没有这些知识，读者就会忽视弥尔顿的这几行诗。其次，上帝是自足自在、至高无上的善（good），但这是上帝的善，不是人类的善，这是西方思想中最有影响力、最广泛的思想之一。在这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弥尔顿极力表达着这个观念，也让内容更丰满。第三，弥尔顿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既表达了上帝之于他意味着什么，也否定了大多数正统基督教神学中假定为公理的命题——人的善是对上帝的模仿或狂喜。第四，当我把亚当的神学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我感觉这些诗行里透露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我承认，这可能不是诗人的本意。弥尔顿《失落园》1695年版插画，插画家未知，由荷兰艺术家、雕刻师麦克尔·博格斯（Michael Burghers，约1647-1727）刻印完成，大英图书馆藏
早期的弥尔顿研究者似乎看不到这些事。毫无疑问，他们一般不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乃至一般的哲学史。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专家们也不太关心弥尔顿。所以，他们都没有建立起这种联系。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上百个，这一切都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历史研究会驱使学生进入某些领域，这些领域与他最初的研究主题相距甚远。你越是逼近一个狭隘历史问题的核心，你就越有可能在这个问题本身中遇到某种压力，这种压力驱使你去跨越这些界线。如果我们不以文学史为起点，而是以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为起点，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例子。如果我没有说错，在各领域更敏锐的专家们看来，跨越界线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强。可以说，就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而言，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建立更密切、更广泛的联系，建立更多的相互交流，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要、更紧迫。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更细致的专门化阶段已经终结——尽管我怀疑，在某些研究中，学科的专门化细分已经到达了“收益递减期”。我相信，专门化已经成为黑格尔逻辑中的一个范畴，“过渡”到它自己明显的反面，要求更多的历史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在大量可以确定的“点”上建立具体而富有成效的相互联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这个局面可以被称为“历史研究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某种程度上也涉及到大学高等教育的组织模式，这需要一些实际的考量。
我想，这些困难的本质显而易见。认真思考这些困难或许可以提出一些缓解措施，即使不是彻底的补救措施。所有领域的划分都与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有关。为了任何模糊的“普遍历史”而废除这些划分，既不可能也不可取。
如果学者希望充分理解这些划分，就必须依照传统的界线。但显然，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本源”研究者者。然而，专家常常无法从一般的论文和著作中得到他所需的东西。他不能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于这些著作的作者与他的关注点不同，可能恰恰遗漏了与他最相关的主题部分。
我们再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研究者最初对某一领域有专门的兴趣，这导致他们对历史文献中思想史其余部分的某些方面视而不见，哪怕这些部分具有重大价值。在观察任何对象（包括历史文献）时，除非你知道要寻找什么，否则很容易忽视大量的重要内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研究文学、哲学、宗教、科学、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纰漏——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的主题，不知道这些主题中需要寻找的一切。
现在是时候讨论如何缓解这一困局了。对此，我就三件事提提意见。第一件事或许最令人反感，而且只表达了专业的偏见，专家认为自己的主题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但无论如何，今时今日的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在哲学史中找到共同的“苗床”，它们孕育着写作中最初表现出来的大量观念，这些观念更基本，也更普遍。这些观念掌控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表现在思想史的其他地方。这个事实有两方面的实际意义。一方面，为了使学者能够胜任大部分其他历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就需要充分训练哲学观念史和哲学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在研究哲学史时，需要更关注哲学观念在技巧体系之外的反响，并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将使它对非哲学家更容易消化和“富有营养”。第二件事关乎个体观念（individual ideas）的历史。它们是在个体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有待充分研究和书写。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论述过了，在此我只想简要说说。我提出了许多“单元观念”（unit-ideas）——范畴（categories）的类型、思考共同经验的特殊方面、隐含或明确的预设、神圣的规则和口号、具体的哲学定理、宏大的假设、各种科学方法论的概括和假设，等等。它们有自己漫长的历史，出现在人类思想和情感历史的迥异地带，而且人们（个体和大众）对它们的思想和情感反应也迥然不同。这里还有一个独特的史学领域，需要添加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十二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关注本身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而且其他历史领域没有涵盖这些现象。其他历史领域的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类本身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现象。除非率先区分这些“单元观念”，把这些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单元观念”拎出来，放在它们渗透并施加影响的地方作研究，否则，这些“单元观念”无法被真正理解，甚至不会被承认。洛斯（Lowes）教授说：“世界上没有比揭示事实更有趣的事情了，它让许多历史事实有了新的视角。”我现在说的这种研究，是要（尽可能地）研究个体观念的全部历史，探究任何一种观念在历史场景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不同的表现、它与其他观念的相互作用、冲突和联盟，以及人类对它的不同反应，辅以充分而富有批判的文献、分析性的辨别力乃至想象力），这样才能揭示不同事实，而这些事实将带来新的视角，从而带着更深厚的洞见介入思想史的其他分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形式的观念史学还不存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一些很好的例子（至少很接近了），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现在正在为它添砖加瓦。但是，这种观念史学尚处于初级阶段——我最多说它“正值青春”，它的方法、诉求、目标和旨趣比人们期望的要少。第三，从目前这一切来看，有一种无须赘言的观点。史学的几乎所有分支都涉及人类思想或观点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这些分支的专家之间需要进行比以往更明确、更负责任、更有组织的合作。这很迫切。在某些情况下，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科的专家，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专家之间也需要合作。值得信赖的历史综合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如果要组成一个完整的部分，哪怕是为了理解某个主题的某个部分，也必须依靠那些在诸部分属于的领域受过专门训练、接受了最新技能知识的人，依靠他们做出细致的研究。我说的合作并不是《剑桥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和《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体现的那种合作，尽管这些伟大的著作令人钦佩，也很有用。我想到的，并非简单将某个庞大学科的各个分支划分给这些分支的专家，而是将所有这些分支中真正与之相关的具体知识汇聚到每个分支中。想一想那些大型学术研究项目，这种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两个例子，它们的类型和规模各不相同，所处领域也完全不同。第一个例子是《失乐园》的注疏，以及围绕该诗的具体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这种注疏在18世纪相当多，尽管通常做得很糟糕。我搜索了英国学者的研究，尚未发现现代有类似性质的著作。它需要汇总与这本伟大的英国经典有关的历史关系的所有知识，并充分阐明了其中的观念。这样的工作现在不可能由一个人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体面地完成。我前面说过，它不仅需要一些英语专家的合作，还需要古典学者、研究早期基督教的学者、中世纪学者、哲学家、犹太教和犹太文学学生、精通早期新教神学的神学家、学习16世纪至17世纪法国和意大利文学的科班学生，以及特别擅长早期现代天文学的科学史学家。我并不是说在这些领域还没有与弥尔顿有关的研究存在。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正在进行，它们主要由英国学者完成，他们发现自己被迫偏离了自己的领域。我所指的任务部分包括以一种连接和协同的方式将这些以前的研究结果汇总在一起，因为现在散落在数十本专著、书籍和一些文章中。但是，这些研究之所以合理且可靠，恰恰是因为这些英国专家能够从其他领域的专家那里收获合作和批评。如果他们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一些研究就会更有价值。无论如何，在这些旁支领域中，我们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各分支之间需要更好的相互关联和交叉阐明。如果这样一部著作可以合作完成，就可以汇集在弥尔顿文本中的大量事实。我们不妨相信，这些事实会把其中的许多部分注入到新的视角中。我们转向科学概念的历史。据我所知，在达尔文（Darwin）之前，还没有任何人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真正回顾了进化论观念的沿革，哪怕是狭义的“物种演变”（transmutation of species）理论都没人总结过。当然，我们也没有其他观念的完整历史，比如在天文学、地质学、人类学、社会哲学、宇宙学和神学中不断沿革的那些概念。从历史角度上看，所谓遗传方式的各个阶段是一个漫长、复杂和极其渐进的进程。之所以没有关于整个进程的完整历史，部分原因是缺乏起源的详尽研究，但无论如何，这项任务几乎不可能由任何一位学者执行，因为它需要对许多具体领域有足够的了解，不仅要了解前面提到的几门自然科学，还要了解这些科学各分支的历史，例如生物学中的分类学、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胚胎学和遗传学，乃至要了解17、18和19世纪初的哲学、神学和更广远的思想史文献。例如，“进化”的观念史的某些部分需要彻底研究莱布尼茨（Leibniz）的著作。还有些部分则需要对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形而上学、甚至美学理论和时尚有深入的了解，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从某些相关的个体观念的具体历史中得到启发。例如，连续性原则和“物种”的概念或伪概念。我们可以希望美国的学术界来做这件事，但是只能如我所言，通过大规模、有计划和明确的合作进行。也许在观念史学的许多方面，所需的合作种类和程度都无法实现。考虑到我们大多数大学的组织和传统，也考虑到人性，巨大的障碍必然存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自然科学家比历史学家更早意识到团队合作的必要性，并且迄今为止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好地发展了这种工作模式。在一些历史学科中，我们现在才看到这种令人鼓舞的开端，但实现它的难度仍然很大。我认为，借此机会强调它在当前的必要性也许并非完全没有用处，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才有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思维的本质和运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