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的“后”是否等同于“后苏联”的“后”？走向全球后殖民批判Is the Post- in Postcolonial the Post- in Post-Soviet? Toward a Global Postcolonial Critique
作者：大卫·基奥尼·摩尔（David Chioni Moore，玛卡莱斯特学院国际研究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 Moore, David Chioni. “Is the Post- in Postcolonial the Post- in Post-Soviet? Toward a Global Postcolonial Critique.” PMLA, vol. 116, no. 1, 2001, pp. 111–28.***
许多读者都知道，“后殖民”（postcolonial）这个术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90年代中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已然成为了对于原本被称为第三世界、非西方、世界、新兴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标签。“后殖民”这个词的流行不仅因为之前流行标签的明显缺陷，也因为“后殖民”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描述了当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加勒比海、阿拉伯世界，以及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甚至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情况。根据广泛共识，后殖民地的文化被认为存在着后殖民的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对自治（autonomy）的渴望与历史上的依赖（dependence）之间、对本土性（autochthony）的追求与混生（hybrid）和部分源自殖民的现实之间、对抵抗（resistance）与共谋（complicity）之间、以及对模仿（imitation，或模拟）与原创（originality）之间的矛盾之中。后殖民地的人民对逃离曾经被殖民的处境怀有激烈的热情，但重整旗鼓建立新殖民关系的危险始终存在。在后殖民主义和抵抗理论家——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恩古吉·瓦·提昂戈（Ngũgĩ wa Thiong’o）、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埃梅·塞麦尔（Aimé Césaire）手中，后殖民主义视角产生了对社会和文本的强有力分析。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揭示了此前被视为不可比较的领域（如塞内加尔和印度）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为爱尔兰文化研究等领域注入了活力。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变得非常自我批判（autocratical），自其产生以来，许多重要批评家对这一话语进行了质询。然而，这些自我批判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流派，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主义领域的影响力。这些批判探讨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后殖民主义”这个范畴的政治效用、曾经重要的术语（如“第三世界”和更具体的术语，如“非洲”）的几乎消失、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常常晦涩难懂的词汇，以及对后殖民主要主张的具体关切。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通过审视被广泛视为后殖民主义的情境，特别是地理（更确切地说，是地缘政治）上的排除补充了这些辩论。在回顾什么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之后，我将目光转向后苏联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因此，本文同时对狭隘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和过于狭窄的后苏联研究提出了批评，因此，它同时面向两个受众。本文是从黑人大西洋（black Atlantic）地区学者的视角撰写的，对后苏联的看法是一种比较研究者的观点。毫无疑问，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寸有人居住的土地在某个时候没有被殖民，然后成为后殖民地。在欧亚大陆、非洲、美洲等地，人们形成和重组，征服和被征服，迁移和消亡。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群体，无论他们声称是移民、流亡者、征服者、归国者还是土著人，都来自别的地方。所有这些迁徙的结果，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说是非法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说具有后殖民的烙印，但通常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概念部分相符。在1387年左右，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这与提昂戈在1980年创作《魔鬼在十字架上》（Devil on the Cross），抗拒英语潮流，选择使用吉库尤语（Gikuyu）的情况有些相似。乔叟生活在英格兰相对贫穷的时期，当时的英格兰位于欧洲西北海岸的边缘地带，自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以来，英格兰的精英文化受到拉丁化和法国化的深重影响。于是，乔叟问自己，我应该用一种外来的、曾经殖民、跨国的罗曼语系（Romance tongue）写作，以此保证跨国和本地精英读者的关注，同时参与到一种丰富、历史悠久，但主要是外来的传统中去？或者，我应该用口语化的“我自己的语言”写作，即使它的地理范围更狭窄，社会地位更低？对于提昂戈和乔叟来说，这是一个类似的困境，但今天只有提昂戈被称为后殖民作家，乔叟却被视为殖民者文学历史的领头人。然而，提昂戈在1980年对殖民时期英语的批判（《去殖民化》[Decolonising]）与乔叟的同时代同胞奥斯本·博克南（Osbern Bokenam）在1440年左右对法语和拉丁语的感觉有许多共鸣：自威廉征服者降临，英国人对母语的败坏愈见严重，日益增多。有法令规定，在学校里，孩童背离了全国常规，抛弃他们的母语，去学法语……并书写拉丁文。因此法令，贵族之子与所有有地位之人，都首先被教导学法语，而不是英语。所有法庭文件……皆以法语写就。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两种语言上都变得粗俗，既无法说好的法语，也说不出好的英语。（译按：原文为15世纪中期的英语，我尽量按照我的理解翻译）
八十年后的1521年，当盗贼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到达现在的墨西哥时，他并没有来到一个原始的独立民族的土地。相反，他陷入了一个政治漩涡，其中墨西哥国家（the Mexic state）主宰着周边的民族。年轻的特蒂克帕克（Teticpac）女人马林切（Malintzín）是科尔特斯的翻译和向导，她是这些被征服民族中的一员。马林切选择与科尔特斯结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但最初意在进行去殖民化的行动。在今天的南非，科伊桑人（Khoisan）是第三个非典型例子。当前关于南非历史的广泛叙述是，从17世纪开始，先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殖民者篡夺了原本属于祖鲁人和科萨人（Xhosa）等土著非洲人的土地。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权力分配才开始发生变化。然而，对于南非的其他南非人，特别是科伊桑人来说，他们认为祖鲁人也是后来者，因此他们也被视为殖民者的一部分。因此，在今天的南非，偶尔可以看到科伊桑人与曾经统治的白人少数派联合起来，以推翻他们眼中恩古尼人（Nguni）的统治。我提出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阐述以下观点。当“后殖民”这个词出现时，它被正确地视为取代“非西方”、“第三世界”、“少数派”和“新兴”等词汇的概念。“非西方”这个概念是虚假的，因为它把40亿人归为一个名称，并给予所谓的西方特权。“新兴”也同样不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文化和民族在大多数欧洲人停止穿熊皮或开始阅读之前，已经创作了几千年的文学。甚至歌德也意识到这一点。“少数派”更加糟糕。“第三世界”虽然有光荣、甚至具有革命性的起源，但仍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的“三等地位”、“第二世界”最近的消失、“第一世界”内部存在的第三世界，还有奇怪地将新加坡和马里等国混在一起等问题。“后殖民”似乎更合适，它没有前面标签的贬低意味，它明确了与西方强权的前殖民关系的统一性，它体现了历史维度，并为那些最近摆脱欧洲束缚的人们提供了分析窗口。同样重要的是，虽然不那么光彩，但“后殖民”仍然允许文学院系只聘请一个人来负责这个广泛的领域（涵盖了几十亿人），这是其他分类方式无法实现的（会带来太大的尴尬），比如将非洲、印度和加勒比地区等明显分离的部分分别处理。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殖民”概念超出其最初的范围。正如我所观察到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最初是对西方权力的批判。然而，西方几乎没有垄断过殖民活动。首先，西方经常对自己进行殖民统治，比如英国的臣民对现在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进行殖民统治，然后为摆脱英国而战。爱尔兰被英国征服的漫长历史同样众所周知。因此，爱尔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更不情愿的美国的当代文学已经被接纳为后殖民主义。但殖民霸主仍然是英国，是非洲和印度等地熟悉的恶棍。然而，当后殖民模式更深入应用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困扰，这些困扰甚至存在于一些看似从未有过殖民历史的地方，如乔叟时代的英国、现代的科伊桑人，或者更具体一点，像20世纪初刚从瑞典和俄罗斯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挪威和芬兰。因此，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转向另一个地区的后殖民研究——后苏联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东欧（既包括前苏联的各个共和国，也包括独立的“东方”国家）、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我认为，这片广大的领土至少有两个特性对目前的后殖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前苏联地区的社会呈现出异常强烈的后殖民特性；二是，这一事实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至少在这些方面上，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我所描述的前苏联地区的后殖民性，我会举一个后殖民特征明显的地区作为例子——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个历史悠久且文化丰富的地方，尽管多样性十分丰富，甚至在某些时期几乎没有统一性，但它有着一段长久的互相交融的历史，哪怕那里的内部纷争有时会非常激烈。然后，外来的殖民统治或帝国控制从边缘开始，慢慢向内心地带扩散。原住民的政权被外来势力控制的傀儡政府或直接统治所取代。非洲的教育转变为殖民者的语言，历史和课程也被从殖民者的视角重新编写。殖民地的原住民宗教传统被压制，神像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推广外来的宗教和非宗教的思想体系。非洲的殖民地变成了经济领地。殖民地与殖民者网络以外的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被严重限制或者完全不允许。经济生产以命令形式进行，主要是为了殖民地的主权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当地的需求。即使有当地货币，也只能与大城市的货币进行兑换。农业变成了大规模的单一作物种植，随之而来的是环境的恶化。在人文领域，非洲的异议者声音只有在流亡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而流亡的路途充满了困难。因此，反抗的力量是通过模仿、讽刺、模拟和笑话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过，这个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的停滞。然后独立的时刻就突然到来了，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那样，突然间就实现了。然而，尽管在整个殖民时期，抵抗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斗争的高潮和低谷以及大规模压迫的时期交替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新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被轻易给予的，而是被争取来的。外部势力、世界大国或殖民国家的内部势力都似乎要对这种突然的变化负责。不出所料，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自我管理方面往往准备不足。曾经丰富的本地政体已经萎缩，而具有政府管理经验的人民也被殖民主义的影响所玷污。因此，在一些地方，过去的反对派很快就掌握了权力，尽管有时，他们似乎仍然更擅长反抗而不是领导。新政府急于赶走殖民者的阴影，挥动意识形态的大旗，寻求与前帝国的对手结盟。然后，非洲开始全盘应用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替代方案，包括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原则，有时并未考虑这些原则是否真的适用，或者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无法无天的现象、贪污腐败以及殖民时期的影响占了上风，人口开始流失，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有经济价值的人都离开了。在其他地方，独裁者崭露头角，他们通常利用了自己在殖民政权中接受的训练。因此，在最初的兴奋之后，正如尼尔·拉扎勒斯（Neil Lazarus）所言，非洲“过度高估了解放的潜力”，人们开始感到失望。现在，无论是陷入崩溃的帝国，还是外来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本地的精英，都被视为有能力提供解答的人。有时候，这种紧张局面会以种族话语来表达，因为国界、种族划分以及新建的国家本身往往都是前殖民者的创造。在某些地方，殖民者的定居地被令人不安地保留了下来，而在其他地方，大量的外来人口留了下来。这种“地图的扭曲”（map distortions），加上一些实质性的差异、经济困难和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悲剧性的种族冲突。我观察到的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就是这样。但我们不能只认为非洲、南亚、加勒比海以及“类似的地方”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提供的对后殖民状态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从爱沙尼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巨大新月形地区，包括（需要强调的是，共有27个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前东德、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南斯拉夫的余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尔吉斯斯坦。毫无疑问，这些国家，不论是新成立的还是由来已久，都在过去四十年到两百年里经常受到俄罗斯的严酷统治（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它被称为苏联）。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中，我没有提到阿富汗，这是因为它从未真正从英国和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我也没提车臣，因为很难说它严酷的殖民历史已经结束。仔细阅读前文关于非洲情况的学者可能注意到，我提出的后殖民特征在非洲的实际应用中存在例外。而对于东欧、中欧、高加索和中亚的学者，他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描述并不能完全符合他们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后苏联的世界和后殖民世界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回过头来看前面的三段内容，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这个词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内容，包括语言、经济、政治、反抗、解放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都可以很合理地应用到1989年和1991年后从前苏联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就像它们被应用到1947年后的南亚和1958年后的非洲一样。“东方”其实就是“南方”。考虑到这些后殖民与后苏联时代的相似之处，有两种引人注目的沉默。首先，现在的后殖民研究对于前苏联领域的主题存在一种沉默。其次，针对前苏联控制的土地，学者们并未利用后殖民术语来思考他们的地区，这种沉默反映了另一种现象。南方对东方保持沉默，东方也对南方保持沉默。在详细探讨这两种沉默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后殖民时代的特征。在一些著名的关于后殖民研究的综述文章中，以及在最近经常被用于课堂的文集中，比如帕特里克·威廉姆斯（Patrick Williams）和劳拉·克里斯曼（Laura Chrisman）的作品，以及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和他的联合编辑的文集，通常都会提到一系列国家，包括殖民地和被殖民地，但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却被排除在外。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在1992年发表的经典文章《关于“后殖民”的说明》（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肖哈特的文章之所以被广泛引用，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全面性，它阐述了大量与后殖民相关的问题，包括这个词的起源、所隐含的时间性、对先前称呼的取代、政治影响、特殊性、潜在的过度普遍性、与新殖民主义的关系等等。肖哈特论文的地缘政治范围也很广，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奇怪。对于我在此重复她文章中的每个地理和文化标记，我提前向读者道歉，但我请读者想象用彩色铅笔在地图上对提及的所有地方进行标记。一旦您完成，还会有哪些地方是空白的？肖哈特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巴西、英国、加拿大、埃及、德国、格林纳达、意大利、牙买加、黎巴嫩、利比亚、莫桑比克、新西兰、尼日利亚、巴拿马、菲律宾、塞内加尔和南非，并且经常提到法国、印度、伊拉克和美国。除此之外，她的文章还涉及以下的地区和文化概念（这些引自原文）——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科威特、海湾国家、盎格鲁美洲、欧洲-以色列、欧洲、北美洲、美洲、欧洲帝国、非洲、亚洲、中美洲、中东、南非洲、拉丁美洲、中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波多黎各。这篇文章经常使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这样的术语，部分是作为描述性词汇，部分是为了对其进行质询。肖哈特还提供了一些民族和身份的概念，包括（这个列表同样是完整且原文）——澳大利亚原住民、澳大利亚的津狄沃罗巴克派（Jindyworobak）、澳大利亚白人、阿尔及利亚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各民族、“黑脚”（the Pied Noir，译注：指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或欧洲公民，亦可指1956年前生活在法属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国公民）、阿拉伯-犹太人、中东犹太人、（亚马逊）卡亚波人（Kayapo）、墨西哥/美国的祖尼人（Zuni）、美洲原住民和非洲裔社群、巴西非洲裔、古巴非洲裔、盎格鲁-荷兰欧洲人、埃及人、“第四世界”（Fourth World）的人民、印度人、马里人、新大陆人、尼日利亚人、巴基斯坦人、南非黑人、斯里兰卡人、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文章中涉及到的身份包括非洲人、非洲裔美国人、盎格鲁-美国人、阿拉伯人、巴西人、古巴人、拉丁美洲人、墨西哥人、中东人、美洲原住民、尼加拉瓜人、巴勒斯坦人和塞内加尔人。文章还提到海湾战争、新世界秩序、起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英文信息媒体、门罗主义、卡特主义、美国独立日、（美国）种族研究、戴维营、（巴西）热带主义运动、说唱音乐、纳赛尔前帝国主义、（美国-墨西哥）贸易自由化条约、“第一世界”跨国公司、“第三世界”国家、哥伦布和纽约港。最后，肖哈特提出，“后殖民时代”可能包括“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加勒比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岛国和斯里兰卡”。当然，在地图上，我要求读者看到巨大的空白——前苏联领域和中国。肖哈特在文章中简短地提到了“第二世界”，但这两次提及也值得评估。在文章的第二页，她指出了“第三世界”一词的消失，即“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崩溃和现有社会主义的危机”。在文章的倒数第二页，她再次将庞大的前苏联领域和中国完全置于传统上构成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意识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崩溃并没有改变新殖民主义政策，而且在某些层面上，在像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这样的‘第三世界’社群中引发了更多焦虑，因为他们在没有‘第二世界’的制衡下争取独立。”我并不是要“挑剔”肖哈特的文章，我很欣赏她的文章。相反，我只是想指出，在当前构建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没有一个世界体系能够摆脱对其前“第二世界”的理论探讨，我可以在许多类似的文章中证明这一点。在东欧、中欧、高加索和中亚的研究领域中，后殖民性完全缺失。可以肯定的是，谈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时，西方学术研究越来越多地投以关注。基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殖民话语分析，这些研究侧重于从普希金1822年的《高加索的囚徒》到托尔斯泰1904年的《哈吉穆拉特》等文本，这些文本将俄罗斯和高加索的殖民对立主题化。然而，当人们与维尔纽斯（Vilnius）或比什凯克（Bishkek）的知识分子交流，或者当人们研究前苏联主导领域的任何文学时，很难找到对阿尔及利亚和乌克兰、匈牙利和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和喀麦隆等国家之间的比较。今天的媒体有时会使用“第三世界”的术语来描述高加索、中亚和前南斯拉夫地区，但这种处理方式更倾向于以亚洲为中心的刻板印象，而缺乏对后殖民主义的认真考量。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一种沉默——当前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与中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学术研究之间缺乏对话。在后殖民主义方面，对于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导致这种沉默的一个原因。三个世界理论将西欧和北美归为“第一世界”，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归为“第二世界”，而剩下的大部分国家则默认为经济最弱的“第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承诺是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也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驱。这种承诺的一部分是相信“第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三世界”的问题，并认为“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是最好的替代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然而，当大部分“第二世界”在1989年和1991年崩溃时，这种崩溃导致了沉默的出现。对于那些在三个世界理论背景下成长的后殖民理论家来说，很难将“第二世界”视为后殖民主义的动力。此外，许多后殖民主义学者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忠实的左派，因此不愿意将苏联视为类似法国或英国那样的邪恶势力。相比之下，大多数后苏联地区的学者不愿意进行类似的映射分析，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使用后殖民主义工具来分析自己的情境，但这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这里，我提到了两个原因。首先，后苏联地区的一些人自称为“欧洲人”，他们将自己与那条东、西方之间支离破碎、分裂和由“种族”和宗教所扭曲的界线分隔开来。这条界线将阿塞拜疆人、车臣人、奥塞梯人、阿巴扎人、阿布哈兹人、鞑靼人等被认为是“亚洲人”的人群与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广义的斯拉夫人（或被视为“欧洲人”）区分开来。由于这种东、西方的辩证关系和话语界线，后苏联地区的“欧洲人”可能认为他们与菲律宾人和加纳人等后殖民时代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甚至可能认为存在“种族上的区别”，否则他们可能会声称与他们的情境相同。正如许多殖民理论家所争论的那样，广泛征服的结果之一是被征服者的补偿行为。这种行为表现为对真实起源的过度渴望，通常是对一群英雄般、纯洁的祖先的渴望，他们曾经统治过比现在更广袤的领土。另一种表达形式被称为模仿，被征服的民族开始渴望统治者的文化形式，这种渴望长期以来一直被崇高而保留。在印度，最严重的情况可能是完全英语化的盎格鲁-印度主体，他们的口音、举止、文学和体育兴趣讽刺了一类根本不存在的英国绅士。这种后殖民时代的补偿力量在后苏联时代的空间中表现得有所不同，因为从里加到阿拉木图，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不是集中在倒下的俄罗斯大帝国上，而是集中在那些闪闪发光的欧美MTV和可口可乐“怪兽”身上。中欧和东欧人将这种欲望归为，他们曾经的西方回来了。任何到过这个地区的旅行者都会很快意识到，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所谓的“东欧集团”更像是“中欧”。人们会听说布拉格位于维也纳以西，匈牙利人抵挡了土耳其人的入侵——人们目睹了一场越来越奇怪的争夺，争夺的是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从斯科普里到维尔纽斯以东20英里的立陶宛的“地理中心”。当然，这些关于西方附属关系的断言并非没有道理，但那些提出这些断言的人也过于强调了这一点。简而言之，我认为，正是后殖民主义的欲望，从殖民地俄罗斯的幽灵或控制中一头扎进西方的冲动，阻碍了大多数研究后苏联地区的学者思考“南方的”后殖民主义。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双重的沉默。在本文的剩余部分，我有两个目标。首先，我探讨了俄苏和英法（后）殖民关系的差异，因为在对比中也必须质询它们的限制。其次，我讨论了这篇论文可能存在的潜能——它将后殖民主义扩大到一个如此庞大的范畴，以至于失去了所有的分析力量。首先，我对俄苏和英法的区分进行一些探讨。西方殖民的标准描述表明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分类。第一种殖民类型可以称为“经典”型，例如英国在肯尼亚和印度以及法国在塞内加尔和越南的殖民。在这里，宗主国对被视为劣等或按照赛义德的术语来说是“东方化”的民族施加了远距离但仍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控制。第二种殖民类型可以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找到，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定居，将土著人口变成了“第四世界”的对象。第三种“标准”殖民类型可以称为王朝殖民，其中一个强权征服了邻国人民。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首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但也必须想起那些更成功的帝国，比如曾经导致被征服民族消失的法国。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都将这看作是记忆和遗忘的动态过程，就像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他1701年的《纯正出身的英格兰人》（The True-Born Englishman）中生动地描述的那样。以下是其中的一段摘录：如是从所有人种之混合中起始
那异质之人，英格兰人：
在饥渴的强奸之中，愤怒的欲望孕生，
在浓妆的不列颠人和苏格兰人之间：
他们繁衍的后裔迅速学会弯弓射箭
把他们的小牝牛套上罗马人的犁：
一个杂种混血的种族于焉出现
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语言没有声名
在他热烈血管中如今奔流着混合的体液
萨克逊人和丹麦人的交融。
当他们枝叶繁茂的女儿，不辱父母之风
以杂交之欲望接待所有民族
这令人作呕的一族体内的确包含了嫡传的
精粹的英格兰人之血。
（译文来自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译本）
俄罗斯-苏联的殖民活动与这种三部分的分类法并不完全吻合。当然，王权扩张的概念可以应用到许多俄罗斯的行动上，虽然俄罗斯的王权语言充满了兄弟团结的修辞，如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关系，以及来回往复的修辞，如历史上被波兰控制和德国入侵俄语区域。波罗的海国家历史上一直在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邻国之间徘徊。此外，在俄罗斯-苏联时期，他们也经历了对土著居民的控制。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和拉脱维亚的居民中，有近一半是俄罗斯族，这是一个例证。与此类似，现在中亚的一百万朝鲜人可以与非洲的东印度人相媲美。最后，经典的殖民控制（例如英国在印度或法国在越南）在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中也存在。然而，俄罗斯的情况在两个方面与西方模式有所不同：俄罗斯与其殖民地之间没有海洋连接，并且俄罗斯长期以来被定型（并且自我定型）为既非东方也非西方。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提到了这两种偏离情况。该书主要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殖民文本。在解释为什么他没有研究俄罗斯时，赛义德写道：“然而，俄罗斯几乎完全通过邻近方式获得其帝国领土。与英国或法国不同，后者跳跃数千英里超越自己的边界到达其他大陆，而俄罗斯则不断向东南方扩张，吞噬邻近边境上的土地或民族。”这种解释令人困惑的地方不仅在于它似乎“为邻近方式”辩护了残酷行径，而且还给水域授予了奇怪的优先权。当我们考虑从马赛到阿尔及尔的轻松航行、以及愉快的伦敦到开罗航程时，我们会对从莫斯科到塔什干这条更为艰难的路线感到困惑。在19世纪殖民地中亚铁路开通之前，这条路线需要数月时间，穿越一千英里的冰冻和酷热的大草原和沙漠，竟然被称为“邻近”。事实上，缺乏邻近的无冰海洋正是俄罗斯的问题所在，它的扩张目标（波罗的海地区、克里米亚、波斯湾，最终达到太平洋）可以看作是争取获取一片自由的海洋。这种普遍存在的相邻关系的神话很可能受到俄罗斯所谓的欧亚特性的影响。这种观念长期以来一直由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表达，将俄罗斯描述为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尤其是比西欧更原始的民族。这种想法的真实性无法证明，它建立在对大陆性质的伪装上。这种观念导致对俄罗斯的殖民化分析再次偏离了西方模式。事实上，19世纪俄罗斯向中亚南进，与英国从印度向北进军的行动如出一辙。这些行动是台面上的竞争。只需要大致看一下阿富汗东北部瓦罕河谷的特殊地理形状（最窄处为10英里，长200英里），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企图如何交织在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人和英国人急于绘制帕米尔高原地图，这一过程在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文学作品《基姆》（Kim，1901）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尽管《基姆》通常被理解为英国殖民化的文学作品。人们担心殖民者的势力范围可能发生冲突。因此，在1893年，这个细长的、与世隔绝的瓦罕地带一直延伸到中国，纯粹是俄罗斯和英国殖民幻想的产物，它被刻在地图上，尽管现在仍然属于阿富汗的埃米尔统治之下。然而，尽管存在这种明显的联系，俄罗斯人南下中亚的冒险与英国在印度的海外冒险并不相同。英国人模仿的对象并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而俄罗斯人所模仿的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长期以来，俄罗斯人一直感到自己在文化上不如他们。在19世纪后期，殖民扩张是进入欧洲俱乐部的代价，而这正是俄罗斯所希望获得的门票。这一观点出自契诃夫1890年3月9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在他开始对库页岛（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岛屿）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六个星期前写的。请注意，契诃夫不仅将欧洲作为殖民化的标准，而且还隐含着“我们”俄罗斯人不属于欧洲的意思。然而，即使在超越了西方模式的殖民冒险中，俄罗斯的殖民经历仍体现了与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经历的另一个不同之处：一种复仇的修辞，或者可以称之为回归。仅仅几个世纪前，莫斯科还是蒙古的附庸国，而中亚的汗国在19世纪仍然扣留着欧洲奴隶。对于那些将俄罗斯人视为与其南部和东部民族不同的人来说，19世纪对中亚的殖民化成为一种复仇。然而，对于那些认为俄罗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亚洲人”的其他人来说，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则被视为一种回归：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是东方人对东方人的征服，是同类人对同类人的征服。它是强金属与弱金属的融合，而非用更纯的元素驱逐不纯的元素。欧洲的文明并没有出兵征服野蛮的亚洲。这并不是19世纪的礼仪或道德的十字军东征，而是野蛮的亚洲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明化后，重新回到它以前的脚步，夺回它所认为属于自己的领土。
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充满了煽动的元素，但并不仅仅是英国人的投射。也许最好的说明可以在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40年的小说《我们时代的英雄》（A Hero of Our Time）中找到。其中的一段话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高加索地区的情景，主角是一位派遣去为殖民者平乱的俄罗斯军官。尽管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按照欧洲经典的模式呈现了社会故事，而“高加索部落”的平乱只是作为背景，但正如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所言，我们必须警惕以将这样的故事视为野蛮人的视角来阅读。在小说中，愤怒的反英雄角色佩乔林（Pechorin）在森林中从灌木丛后跳出来，给玛丽公主的骑马队伍一个惊喜。这个场景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警惕将这些角色仅仅看作是野蛮人，或者是附带的“装饰”。这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化了对这部著名文本的单向东方主义解读。首先，就像康拉德笔下的刚果人一样，亚洲的车臣人被塑造成恐怖的形象。然后，佩乔林选择采用车臣人的身份，作为一种反布尔乔亚，反体制，甚至可能是超级俄罗斯浪漫野性的面具。最后，佩乔林和玛丽公主都用西方语言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在俄罗斯的精英阶层是很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的文学实践中，法语单词以拉丁字母表示，这在俄罗斯文化的底层是很正常的，但是西方文献并没有像“перестройка”（经济改革，特指1987年经济改革）这样直接借用的词汇。因此，俄罗斯与“东方”和“南方”的殖民地的关系，以及与西方的文化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当俄罗斯将其殖民事业转移到西方时，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二战”后苏联向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家的扩张。通过经典的殖民措施，如剥夺主权、限制旅行、军事占领、没有可兑换货币、由统治国家控制的国内经济以及用殖民者的语言进行强迫教育，中欧国家确实在1948年到1989年或1991年之间处于俄罗斯和苏联的控制之下。可以把这些情况看作是“王朝殖民化”，因为俄罗斯经常进入和离开这些地区，尤其是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然而，到了1948年，“王朝殖民化”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些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意识形态达到了顶峰，欧洲内部帝国结束，新的主权国家和普遍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重点关注的国家包括芬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重建后的波兰。因此，至少在心理上，欧洲王朝时代已经结束。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陶宛的兄弟国家直到1956年才对克格勃展开游击战。因此，如果将“王朝殖民化”视为越界行为，我认为，也可以将波罗的海和中欧国家视为我所谓的“逆向文化殖民”的第四个独特案例。再次强调，西方关于殖民的标准故事通常伴随着东方化，其中被殖民者被视为被动、非历史、女性化或野蛮的。然而，在俄罗斯-中欧殖民统治中，这种关系是相反的，因为至少有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再次感到恐惧，有时甚至相信自己在文化上不如西方。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像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这样的中欧首都被视为“奖品”，而不是需要占领者开化的负担，至少在某些人看来是如此。作为回报，中欧人经常将苏联殖民者视为亚洲人。例如，在“二战”的最后几天，斯大林感到沮丧的是，尽管西部战线的德国军队相对容易向美国和英国军队投降，但东部战线的德国军队却拼命战斗以避免被苏联占领。苏联在随后的几年里利用了这种恐惧，在“华沙条约组织”陷入困境时将中亚军队驻扎在中欧地区。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殖民侵略的历史，尤其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康拉德于1857年出生在受俄罗斯统治的乌克兰，他的父亲将那一天称为"莫斯科公国压迫的八十五年"。尽管对康拉德的学术研究详细考察了他在波兰和西方的生活，但这些研究尚且不足。《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是康拉德关于殖民遭遇最著名的故事，虽然它的情节主要发生在刚果这个被认为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故事中提到最难读的文本是一本用俄语标注的书。在康拉德的瑞士和俄罗斯背景设定的《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1911）中，叙述者是一位语言专家，被描述为一位“英国人”，他透露虽然他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俄语，但当面对俄罗斯时，他深感“我身处欧洲，却离俄罗斯遥远”。康拉德在这个故事中使用了与他描述刚果非常相似的语言，他称俄罗斯“对西欧的经验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并且被“东部边界的混乱浩渺”所困扰，是“鞑靼征服的奴隶”的受害者，“俄罗斯生活的巨大阴影加深了，就像夜晚的黑暗进一步深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康拉德对西方殖民遭遇的巧妙而烦恼的叙述，与他出生时在俄罗斯殖民地波兰的成长经历和一生的认同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将以对本文一些遗漏的简要描述和对“当后殖民理论覆盖全球时，其走向何方?”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结尾。本文最大的遗漏在于我对1917年到1991年苏联经验的淡化，以及我对“俄罗斯”和“苏联”的过于轻易的结合。苏联试图做的事情与它接替的俄罗斯帝国大不相同，它并没有宣布自己是一个帝国，而是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自愿”共和国联盟。尽管根据最严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国家身份最终会溶解为苏维埃人，但列宁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斯大林制定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和内容上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当时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姓主义、普世主义和熔炉理论的选择。因此，在判断苏联是否是殖民者时，必须考虑许多维度。那些将苏联试验视为非殖民的人可以指出，苏联希望解放其劳动大众——它废除了在东方和南方的许多俄罗斯民族的特权；它支持许多联盟语言；它发展工厂、医院和学校；它解放了妇女，让她们脱下了面纱；它支持“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还有一些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渴望共产主义政权。那些认为苏联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殖民者，他们可能会提出以下观点——苏联大规模、随意地迁移非俄罗斯民族，苏联以近乎讽刺的方式定义了过去模糊的民族身份，并故意让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边界混乱，以保证这些地方的民族冲突；他们对1929年至1934年哈萨克游牧民族进行的大规模清洗；他们强制实行单一文化，导致中亚地区（比如咸海）的生态灾难；1941年苏联重新征服曾经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在各个共和国的领导层中，俄罗斯人始终占据二号位置；俄罗斯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始终由莫斯科中心指导；1956年和1968年，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然而，复杂的是，苏联及其前身俄罗斯帝国对自己的人民，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非俄罗斯民族都具有致命的威胁，同时苏联还对俄罗斯的民族身份进行了贬低。所有这些事件，是不是可以称为“殖民”的一种形式呢？它们的结果，是不是可以称为“后殖民”呢？从乌兹别克、立陶宛或匈牙利的角度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面对“后殖民”这个范畴可能会扩张的风险，让人不禁怀疑在考虑苏联问题之前，想一想如何能统一这个概念。我意识到，当一个概念扩大范围时，可能会失去原本的分析力度。例如，如果全世界都有颜色，那么“有色”这个词就没什么意义了。但是，我想支持“后殖民”这个概念，让它包括庞大的后苏联地区。主要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后来的苏联，他们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进行了长达五十到两百年的殖民统治，这种控制现在已经结束，而它的结束对这些后殖民-后苏联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包括俄罗斯本身，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当然，我也注意到，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的控制方式，以及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影响，与英法等国的标准殖民方式不同。但如果我们以英法为标准，将俄罗斯和苏联的经验视为例外，那就错误地延续了西方或英法世界中心的观念。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打破这种传统了。我在本文结束时，支持将后殖民状态普遍化的做法。回想一下我曾要求读者根据肖哈特的地理视角来描绘的想象中的地图。肖哈特的标志描绘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地图，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苏联的“第二世界”部分。我们现在可以再加上中国。然而，即使在标记出这些区域后，仍有一些小地区未被标出。但是，正因为这些地区的稀有性，它们并不是站在全球后殖民性之外，而是与之相关。例如，尼泊尔、前文提到的阿富汗、伊朗和曾经的殖民者土耳其等等这些被创造为“缓冲国家”的地方，它们在历史上免于西方和俄罗斯-苏联控制的部分原因，是出于西方和俄罗斯的双边考量。当我添加了这些地区后，读者可能会好奇还有哪些地方未被提及。比如日本。长期以来，日本选择了自我孤立，讽刺的是，日本通过西化计划避免了19世纪欧洲强国的全球霸权——建立法式军队、英国海军、引进荷兰公共工程，建立德国模式的政府，并实行美国式的公共教育。20世纪的日本经历了与俄罗斯的斗争和自身的殖民冒险，随后又遭到了美国的全面军事占领。这个国家在后殖民讨论中不太被提及，它是否在（后）殖民动态之外呢？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斐济、西撒哈拉、毛里求斯、库尔德斯坦或古巴等地呢？过去两百年的殖民遭遇，从达喀尔到加尔各答，从撒马尔罕到牙买加，从斯科普里到塔林，从海参崴到西雅图，它是如此的全球化和广泛，以至于今天的每个人和每种文学都与它们有关。本文因此认为，我们应该改变后殖民和后苏联学者的观点，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判断某个地方是否“是后殖民”，这不是一篇关于本体论的文章，而是为了让他们问，后殖民阐释学是否可能为研究某个地方或某种文学带来更多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