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38年前的今天，一次惊心动魄的氢弹试验事故处理揭秘

2017-09-13 李荣业王方欣 新三届

老编的话：38年前的9月13日，新疆罗布泊绝密的马兰基地七号场区，准备进行一次代号为“21-715”的核试验。这次百万吨级的氢弹试验，由于限制核弹下降速度的降落伞没能打开，致使核弹还没有引爆就直接跌落地面，发生了“化爆”的严重核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

王明贵，男，现年65周岁，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1969年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连长、副营长、股长、团参谋长等职，1988年8月转业至长治市郊区区委机关工作，2010年3月退休。

作者近照

原题

我亲历的一次核试验事故

作为一名军转干部，65年的人生历程一路走来，让我感慨良多，而在新疆马兰基地20年的从军生涯，成为我一生最为深刻的人生记忆。因为在这里，让我亲身经历了我国核试验中为数极少的一次核试验事故。

这次事故，就是发生于1979年9月13日，后来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等影视作品中屡次提及的在马兰基地七号场区进行的代号为“21-715”的核试验。

这是一次百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事故发生后作为马兰基地工兵一二四团一营四连连长，我亲身参与并组织了放射性元素钚泄露后严重污染场地的善后处置工作。

本文作者

提及这次事故，不能不先说一下马兰基地。马兰基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第21训练基地的俗称，她位于天山南麓，罗布泊西端，有十多万平方公里。马兰这个极富诗意的名字，据说是1950年代未由主持核试验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著名诗人将军张爱萍取的。

马兰基地虽地处大漠腹地，上无飞鸟，地无寸草，但就是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原袖珍小城，却成为托起中华民族尊严的神圣热土。作为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试验场，自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春雷般响过到1996年7月29日最后一次核试验结束，成功地进行了40多次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试验。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惊了世界大地，铸造了共和国的和平盾牌，更为我国赢得了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地位。

既然是试验基地，就有可能存在风险。也正因如此，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而失败如同磨刀巨石，砥砺出尖锋利刃，孕育出献身于国防科技事业工作者“热爱祖国、忠诚使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集力创新、勇攀高峰”的马兰精神。

而对于我，能在“21-715”核事故发生后亲身参与放射性元素钚泄露后严重污染场地的善后处置工作，能够切身感受马兰基地参试部队官兵为国防事业舍生忘死的伟大马兰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种不平凡经历。我为我自己能成为马兰精神的见证者、培育者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这一年的7月中旬，我从团司令部军务股参谋到马兰基地工兵一二四团一营四连当的连长，和我搭连队班子的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保忠（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人），副连长是1971年1月入伍的岳洪海（山东淄博市淄川区人），副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恒全（河南驻马店市正阳县人）。因为大家互相并不陌生，很快就能融洽相处，齐心工作了。

在我调任四连连长之前，我所在的四连已于四月初奉命进场驻扎在“黄羊沟”，执行试验测试和各军兵种试验效应的工程保障任务。连队有130多人，编为3个排，12个战斗班外加一个炊事班。我接任四连连长后，各项前期工程在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于8月底基本就绪。

随着中央军委最终敲定的试爆时间，四连被试验总指挥部指定为“零”后回收排险应急分队，随即连队转入防护训练，主要训练任务是强化身着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情况下施工作业的适应能力。

核试验，作为一项大规模综合性科学试验，对气象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时间的确定尤其慎重。首先是由基地下属的气象总站先报出符合条件、可供选择的理想天气，再由军委总参首长、基地首长和核物理学家组成的核试验总指挥部研究决定并报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批准。

根据当时气象条件，中央军委从9月12日至15日的这个时间段中，最终确定9月13日北京时间12时为核试验“零时”（核爆炸时为零时，此前为零时前，此后为零时后）。

在紧张的防化训练和无限期待中，终于迎来了9月13日。记得那天天有点灰蒙蒙的，还有点刮风和扬尘；能见度也不是太好。早7时(新疆时间)，连队提前起床吃早饭，然后全连干部战士身着防护服，携带铁锹、十字镐、钢钎大锤等工具，乘车于10点前到达距爆心几十公里外的“白云岗”参观场指定区域。

参观场上人头攒动，有试验总指挥部以及基地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有基地所属单位驻场的试验保障人员；有各军兵种参试效应大队的科研工作技术人员；还有千余名由总参组织的全军师以上单位的高级将领。在参观人群中还有不少身着便装的长者，据说是全国中等以上城市分管人防工作的地方首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参观场架设有高音喇叭，不时播放着歌曲和注意事项。“零”前30分钟人们按广播里的提示戴上了高倍密封护目镜，翘首向七号场区爆心方向的天空望去，在兴奋而紧张中等待那一伟大瞬间的到来。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时间终于进入倒计时，最后10秒钟，广播员开始报数：10,9,8,7,6,5……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广播员的报数数到“5”就突然停止了。

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分钟，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但爆心上空并没有出现期待和想象中的强烈闪光和巨大火球，更没有听到响彻云空的巨大爆炸声。当时现场一片寂静，人们顿时懵了，这是怎么啦？约半个小时过去，只见公路上有数辆北京吉普车向爆心方向驶去，随后又有一架直升机从头上飞过……

种种迹象表明，试验意外失败了。一小时后，我们乘车离开参观场。一路上，战士们心情十分沮丧和沉重，因为亲临现场参观核试验的壮观，并不是所有“马兰人”都会有的机遇，这极有可能会给他们留下终生遗憾。

1987年李鹏、胡启立等人在‘’九.五‘’地下试验坑道视察。前右3为李鹏，右2为作者本人，左3为124团团长魏深义

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的下午，团指挥所范春副团长亲自到连队驻地来跟我说：试验失败的原因已经弄清，是由于限制核弹下降速度的降落伞没能打开，致使核弹直接掉下来，跌落至东南方向10多公里处，发生了“化爆”。现场因钚泄露引起的核辐射浓度很高，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威胁到整个试验场区，其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范春副团长在初步告诉我试验失败原因的同时，向我下达了实验指挥部要求我们四连尽快奔赴现场开展善后处置工作的命令。情势紧迫，军令如山。听完首长的嘱咐，我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带领一排长齐美满（1975年入伍，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二排长张凤辰（1974年入伍，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三排长张显玉（1976年入伍，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随团工程股的邢玉佩技术员乘坐36团配属的解放牌运输车前去现场勘察。

现场位于“七号”场区即大气层试验场爆心东北方向十余公里处，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土壤呈沙土状。弹坑不是很大，直径两米多，深一米多，边沿有三四十厘米厚的塇土，坑内有残骸，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碎片，飞溅起的尘土西南方向远于东北方向，应该是当时的风力和风向所致。

我们在现场看到：围绕弹坑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延伸，大体呈椭圆形，己撒有白灰线，约有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应该是防护侦查分队用仪器测试后确认的严重污染区域。我连的任务是在团机械营工程机械连两台推土机的配合下，将严重污染区域的几百个平米、厚约四十厘米的“脏土”收集，以弹坑为中心堆成一个大土包压实后，浇筑三十厘米厚的素混凝土覆盖，以杜绝核污染的扩散。

说实话，这样的工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其特殊的是在高浓度核辐射条件下施工作业，这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般的悲壮。因此这需要全连战士在如磐石之坚的困难面前，始终保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度具备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

为此，我们连夜召开了党员骨干会，然后召开军人誓师大会，以一支《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歌曲为开篇，进行了思想政治动员。全连干部战士深感责任重大，士气空前高涨，没有一个人考虑这一工程任务对身体可能造成的损害，纷纷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到第一线，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

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受伤导致肠粘连、常吃病号饭的六班战士郭相志（1978年入伍，河北省围场县人），唯恐自己体质弱被淘汰，军人大会一结束，就到连部表示了自己“死也要上”的决心。

1979年入伍的新战士任素青（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人），本是留守营区的生产班战士，是“零”时前才召其进场参观的，听了动员后，坚决要求参加施工，直到任务结束才“下山”。工程总结时，他也记了三等功。该同志至今下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不知和这次任务是否有关系。

临阵动员，群情振奋，宣誓者铁骨铮铮，请战者奋不顾身，激发出来的不仅仅是激昂的冲天斗志，更有着战士们“临危不惜命，慷慨赴死生”的激越的报国情怀。此情此景，此时此地，战士们那激荡着的英雄豪情，让我感受的是那样的真切隽永、荡气回肠。

9月16日上午，全连展开了工程作业。从“脏土”的收集，到沙石料的运输、作业现场的准备，再到混凝土浇筑和被覆沥青红砂的作业过程中，干部战士置高浓度核辐射于不顾，战酷暑、斗风沙，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

九月的戈壁滩，时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高达三四十度；时而风沙弥漫，眼睛不辨东西。汗水加上飞扬的尘土，不长时间就把用以防护的口罩糊的透不过气来，战士们索性摘掉了口罩玩命地干。什么核辐射，这种时候谁还顾得上。

经过几个日夜紧张而激烈的奋战，工程圆满结束，解除了核污染对试验场区的严重威胁。任务结束后，连队受到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有七十余名干部战士荣记个人三等功。

基地司令员钱绍军(右1)在‘’九五”地下核试验坑道外向李鹏(左1)，胡启立(左2)，宋健(左4)等汇报工程概况。

后来基地从确保安全考虑，在1980年又安排我团二营九连历时数月用钢筋混凝土对这个“大土丘”实施了加固工程，还在上边竖了一块“氢弹之墓”的墓碑。

三十六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场不平凡的“战斗”，我的心情就久久无法平静。从最早进入事故现场的“九院”（现名为中国核物理研究院）老刘在网络媒体发表的题为《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中爆料：现场“放射性元素钚的气溶胶浓度有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DAC)数万倍以上”，甚至“为防止仪器损坏，关掉了仪器”。

而我们到现场作业的防护手段却极为简单，每次进入事故现场前，在距现场约五公里处的临时洗消站，脱下随身军装，换上防护衣、鞋，戴上一并配发的口罩手套。出场时到这里的淋浴车上淋浴。换下的防护衣等均是一次性的，当场由洗消站工作人员予以深埋。

使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工程如期完成了，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沾染了多少放射性元素，因为通常的剂量笔在这个浓度极高的现场因无法使用而根本没配发，结果是任何监测记录都没有，这成为我后半生难解的心结。

作者1987年夏摄于本团广场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大诗人王维笔下描写的这一奇特壮美的塞外风光，让许多人为之心驰神往。但我要说，在这茫茫戈壁中，默默无闻地为祖国国防事业铸造国之利器的人们，更是这荒原大漠中更为壮丽的风景。

我的那些战友们，对党对国家是那么忠诚，对革命事业是那么执着，他们在危险面前表现出的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是那么感人，但在待遇和利益面前却表现得那样木讷无求，甚至就连在如此高浓度核元素辐射条件下执行任务后没能安排必要的体检，都能平心静气，可谓可歌可泣。

相比于当前一些价值观扭曲而追名逐利者来说，这种崇高的革命品质和无私的奉献情怀，应当让他们为之汗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更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永远倡导的方向。也正是有了这种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的支撑，让我们伟大祖国成为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度。

从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1996年宣布停试，我国共进行了40余次试验，而美国和前苏联均进行了近千次，悬殊的试验次数破解大致相同的课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

回想“21-715核事故”的参战历程，至今历历在目，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不能不说是我的人生之幸。因为我所参加的这次“战斗”可谓举世罕见，这次没有硝烟但绝不亚于硝烟的“战斗”，成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史上的“唯一”，此后再没发生过，今后也不可能再发生。我和我的战友为成为这次特殊“战斗”集体中的一员，为推进我国核事业的顺利发展曾经做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人近暮年，思故之情越发强烈。静夜中常思念马兰基地的军旅生涯，回忆“21-715核事故”处置现场经历的生死考验，更思念我的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友，惦念他们现在的身体和生活，但天各一方，只能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古言，来默默地祝福他们。

原载《党史文汇》, 2017年第2期

版权事务请与后台编辑联络

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

李荣业王方欣

1979年9月13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但由于飞机投弹后，牵引弹体的降落伞没有按程序打开，导致了氢弹急速下落，引爆程序还未启动就已摔落在地面，猛烈的撞击引爆了弹体内的炸药，产生了化爆，将整个氢弹弹体炸得粉碎。试验失败了！

基地工程兵用推土机把那颗不幸的氢弹就地掩埋了，又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水泥壳，人们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

本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职业操守，当年曾参与事故处理的国防科工委作试部、核工业部有关领导、基地核试验指挥部的有关人员出于保密原则都保持了沉默。而对当时失败原因的分析，事故发生后的应对处理的有关总结材料也都尘封了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国两弹一星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国的国防空前强大，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时至今日，一些当年严格保密的核试验情况，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许多尘封的历史，渐渐剥去了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有鉴于此，作为那次试验的现场组织指挥人员和直接搜寻事故核弹的亲历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将我们所经历、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予以披露，以作为对该次重大事故的真实交待。

这次氢弹试验基地代号为21-715。设计当量10万吨。记得试验目的之一是兼顾满足全军对核爆炸现象参观见习的需要。为此，军委、总参谋部组织了1500人大规模参观，其中军以上干部300多人（这是历次试验所未有的），由李达副总参谋长挂帅带队。分别集中在兰州（乘火车）和西安（乘飞机300人）前往基地进场区参观。此外参加试验人员还有3500人左右。共安排九个测试项目，规模中等。

我们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共安排七人参加这次试验的组织指挥工作，分别是周夫有处长，王生新、张妙根、张枫林、刘景致、李荣业、王方欣参谋。其中张妙根借调总部兰州参观工作组；张枫林负责西安参观人员中转联络工作后与其余几位参谋共同参加场区指挥部作试处工作。李荣业负责组织计划工作，王生新负责效应工作，对口各效应大队。刘景致负责外勤。王方欣负责绘制试验用的各种图表，并协助其他参谋的工作。

国防科工委在场区的最高首长是陈彬主任。基地主持领导场区指挥部的最高首长是张志善司令员。指挥部指挥组的首长是基地朱平参谋长。

按照试验的总体进度安排，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由基地司、政、后机关联合组成的21-715核试验场区指挥部在7号场区720完成开设。各参试单位也相继进、转场完毕。其中包括空军指挥所，执行投弹任务的空军航空兵第36师轰—六机组及其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三机部以及纺织部第520厂的弹伞装配及其有关人员进驻到马兰场站；基地研究所测试和技术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的相关人员；基地诸勤务保障单位以及各军兵种效应试验单位也相继进场并按计划展开现场准备。

图为空爆核试验场区720指挥部遗址

时至九月上旬，各系统各单位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测试控制仪器设备状态良好，投弹飞机训练成绩优秀，弹伞结合正常，效应物完成准备，诸勤务保障工作也完成了训练和准备，氢弹爆炸装置在厂准备工作正常，可按期出厂。

现场准备工作的良好状况，特别是经过多次全场综合预演的全面检验以及全部参观人员的进场，标志着试验即将转入爆炸实施阶段。

根据气象预报，经试委会研究报请国防科工委批准，21-715核试验的爆炸日期定在9月13日，“零”时为15时整。

1979年9月12日入夜，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第二天就是“零”日了，简陋的场区指挥部院内一片灯火通明。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基地司令员张志善，参谋长朱平，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高建民部长都相继来到作战试验处，这里也是场区指挥部的作战室。

首长们和每位作战室里的同志握手慰问，首长们说，这次试验不同寻常，总部为了让部队体验核条件下的现代战争，组织了全军1500多名师以上干部以及地方人防人员上千人观摩参观，由李达副总长带队。参观人数和规模都是历次试验中最大的。

首长一再嘱咐我们，要精心组织，精心指挥，把工作做到实处，确保万无一失。首长们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应对明天的现场指挥。但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们谁都没有去休息，而是在处长的带领下，又仔细地将每个人的工作分工反复地梳理起来。

基地司令部作试处部分人员在核试验场区指挥部院内合影。中为本文作者李荣业

13日凌晨5时，王方欣参谋首先出发去距离这次试验预定爆心11公里的地方开设安全撤离检查站。这是我们作试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汽车团派出两辆越野卡车配合任务的完成。安全撤离检查站的任务是：掌握“零”日“零”前进入爆区进行有时效要求的效应物如动物等布点的单位项目情况，监督和帮助布点人员按时完成布点任务，准时撤离爆区，确保试验按时进行。

随着效应一大队（总后）布放效应动物的车辆通过撤离检查站开进场区，拉开了这次氢弹试验爆炸实施阶段的序幕。随后，各效应大队和21所“零”前布放有时效要求的效应物和测试仪器的人员车辆纷纷通过安全撤离检查站向爆心方向开去。炽亮的车灯不时地划破夜空，寂静的核试验爆心区顿时苏醒了。

早10时左右，进爆区布放效应物和测试仪器的所有人员完成任务后都已撤出，王方欣等人把电话线收拾好，以备爆后开设安全检查站使用。然后驱车赶往“零”时指挥部。

这次试验的综合安全边界为距爆心26公里。据此，“零”时指挥部和参观场的位置选定在爆心西26公里的一处高台上，距离道路和参观人员驻地仅有不足两公里。行动方便，便于组织，参观场取名为青草坪。

能容纳上万人的青草坪彩旗飘舞，正前方竖立着一排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大型标语。在靠近指挥帐篷的一大片空地上，整齐地摆放了几百张行军椅，那是供这次参观的各大军区首长们使用的。

“零”时指挥部开设在参观场西侧约100米处。三组帐篷南北方向一字排开。中间一组最大，是主指挥帐篷；南侧一组稍小，是防化、工程、后勤等勤务保障帐篷；北侧一组大小与南侧相同，是报知报时广播帐篷。三组帐篷相互间隔不足十米，门口相对，便于互相联络。这在几天前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主指挥帐篷内，面向爆心的一侧（东侧）整齐地摆放着好几张行军桌，每张行军桌上分别摆放着对讲机、电话机，每部电话前放置着不同的名牌，如北京、主控站、遥测站、空军指挥所、气象、通信、雷达、勤务等。帐篷的西面墙上，挂着《21—715核试验实施部署图》、《21-715核试验测试布点图》和《21-715核试验效应布点图》。帐篷中央是由多张行军桌拼成的会议桌，桌上铺着绿色的军毯。上方横梁上悬挂着一个高频扬声器，是专门用来收听投弹机组一些重要信息的，如“转弹上电源”、“脱钩”等信息。这个帐篷是供“零”时指挥部现场指挥的作战室。帐篷内的指挥设施，是由我们作试处在后勤保障组协同帮助下凌晨布置完成的。

按照分工，指挥部内已经各就各位，秩序井然。作试处周夫有处长负责北京国防科工委机关对讲；李荣业负责与主控站遥测站对讲；其余人员负责指挥勤务；通信、气象参谋分别值守各自的电话。

国防科工委陈彬主任，基地张志善司令员，胡若嘏政委，程开甲副司令员，朱平参谋长，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部长高建民，核工业部副部长李觉等首长们也都已经到了，此时，都围坐在会议桌前交谈着。程开甲副司令员没有参与谈话，而是独自坐在一旁，在用简易计算器(当时尚属新鲜计算工具)演算着什么。（据我们所知，每次空爆试验，程开甲副司令员都要根据各次不同的核试验当量以及现场不断变化的高空风风速，演算核爆冲击波波峰追上风速即“聚焦”的时间，以确定投弹飞机投弹后能否避开“聚焦”，确保安全。这时，他演算的估计还是“聚焦”问题。）

此时，基地的所有参试单位人员以及各参试的效应大队人员已全部进入了参观场，整齐地坐在指定的参观位置上。担任这次氢弹试验防化侦察任务的济南军区防化团的十几辆侦察车已经按编号顺序停靠在参观场旁边的通京路上，防化人员已经全部穿上了防护服，全副武装地守候在侦察车旁，只要一声令下，就可冲向爆心。紧排在防化侦察分队后面的是执行“零”后回收取样任务的21所以及各效应大队的回收车辆、人员。

总部组织的大规模参观人员也已开始进入参观场。参观人员都携带着一万倍数的护目镜。参观场顿时热闹了起来。

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阵乐曲和歌曲之后，女广播员用悦耳的声音介绍着有关参观的注意事项和核防护的有关知识。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全场人员沉浸在激动和等待之中。

指挥部帐篷里面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每个桌上的电话铃声都在不停地响起来。参谋们则按不同的分工在忙碌地接听电话。对讲机里不时地传出各参试单位的工作状态报告：气象监测，720主控设备，雷达跟踪等，都隔一段时间报告一次工作情况。

按照既定的投弹飞行方案，投弹飞机于“零”前40分钟从马兰机场挂弹起飞了。20分钟后飞临场区上空，当广播员兴奋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全体参观人员都仰起头注视着投弹飞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飞机自西向东要三次通过靶标，第一次进入时实施初步瞄准；通过靶标后即右转弯再自西向东重新进入，实施精确瞄准，并根据最新气象数据调整核弹气压引信数值（目的是确保准确的爆炸高度），通过靶标后重复第一次转弯进入航线；第三次进入时实施投弹，氢弹出舱后飞机就该迅速返航了。

零前5分钟，按照广播通知要求，全场人员佩戴好护目眼镜。顿时整个世界有如夜幕降临。此时，作为曾参加过多次核试验组织指挥工作的我们，除了临近爆炸前常有的生理性兴奋紧张外，更多的还是沉着和自信。因为多次试验都是这样过来的：充分认真的准备，反复的调试、演练，最后等待我们的总是试验的圆满成功。近万人的参观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戴着护目镜，屏住呼吸向爆心方向望着。用于接收投弹动作信号的高频扬声器发出的喀喀的噪声，显得格外清晰。在接收到“转弹上电源”和“开仓”信号后，随着一声明显变频的蜂鸣声的出现，我们明白核弹已经脱钩投下。

随即，报时员开始报时，所有人员也在心里默念着：“十，九，八，七，六，五，四”，报时员报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但参观场的人们仍在默念着：“三，二，一，起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氢弹并没有按人们的指令爆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爆心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强烈闪光、巨大火球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及激烈翻腾的蘑菇云！连接北京的对讲机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询问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啊，怎么回事？氢弹为什么没有在预定时间内爆炸？整个参观场鸦雀无声！人们站在那里，谁都不敢摘下护目镜。指挥帐篷内也同样鸦雀无声！此前曾一遍遍地模拟演练整个试验过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终于在核弹脱钩50多秒后，我们收到遥测站报告“遥测信号消失！”李荣业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个报告的可怕含义，依然机械地复诵了一遍“遥测信号消失！”。周处长也如实地向北京转报了“遥测信号消失！”的同样内容。按照通常做法，我们机械地向遥测站下达了“继续监测”的指令。

几分钟后，作试处参谋张枫林大声提醒道：“是不是派人进去呀！”这一喊声立即惊醒了所有的人。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高建民部长率先举手说：“我去！”，随即，核工业部李觉副部长和基地司令部参谋长朱平也都要进去，王方欣作为作试参谋也大声说：“我去！”人员很快就定了下来，第一批进去的人就是率先表态的高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临行前，首长们交代，里面情况不明，不要贸然下车，前面要由防化侦察车开路。只要摸清了情况就立即赶回来。

王方欣参谋赶紧到防化用品发放处领取了四套防护服，分别给了三位领导每人一套，当他正准备穿防护服的时候，负责送他们进场的司机说：“我的呢？”此时，王方欣才意识到少领了一套。他赶紧把自己的防护服给了司机，让他穿上。这辆车就是凌晨配属开设安全撤离检查站的那辆北京吉普车。由于时间太紧已经来不及再去领了。于是王方欣没穿防护服就上了吉普车。高部长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李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坐在了后座上。当他们的车离开参观场驶上通京路的时候，济南军区防化团的两辆防化侦察车也启动了，他们的车在首长们的前面侦察领路。其他的防化侦察车也都跟了上来。

车队沿着“通京路”急速地向爆心驶去。摆放在通京路两旁的各种效应物不断地被甩在了车后。高部长他们的车内大家都端坐着，眼睛注视着前方，谁都没有说话。王参谋后来说，他当时就在想氢弹为什么没有爆炸？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颗硕大的航空炸弹横躺在爆心，尾部还连着一堆白色的降落伞。这种念头挥之不去，一直在脑海中盘旋。以至于他在进入爆心一带时，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寻找那颗想象中带着降落伞、横躺着的氢弹。

同车的李觉副部长神情凝重，可能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氢弹没有爆炸，是氢弹核反应装置出现了问题？还是弹上引爆系统发生故障？或者是降落伞出现异常？他的心在隐隐作痛，无论如何，氢弹没有爆炸就意味着失败。这可是多少核科研工作者用心血完成的又一新成果，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还没有绽放光华就突然夭折，这种结果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高建民部长和朱平参谋长同样表情严肃，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他们想些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急切地想找到那颗没有爆炸的氢弹！

司机姓孙，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记得他是东北人。他打破了沉默，说：“咱们这么往里走，那颗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如果突然爆炸了怎么办？”他的问题使车内的人一愣。是啊，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呢？当时他们要求挺进爆心的时候谁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司机一提，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后果。高建民部长回答说：“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造成氢弹没有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出现点火延迟的故障，那么就有突然爆炸的可能。”司机说：“如果突然爆炸，咱们不都得牺牲了吗？”高部长说：“是啊，这可是一颗氢弹，十万吨级的，落在地上，如果爆炸，不光咱们性命难保，就是参观场的人员恐怕也会受到波及！”王参谋当时就想，首长就是首长，在这关键的时刻，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场区的安全！此时，再谈论个人的安危已经毫无意义！既然已经选择了献身科研事业，那就要义无反顾的往里冲！

整个车队像一把利剑一般插向爆心！其气势一点儿都不亚于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的进攻态势！这不也是一场壮烈的战斗吗？面对生死未卜的前程，整个车队的选择就是前进！前进！王方欣不禁对在他们车前车后的济南军区防化团的官兵们肃然起敬，他们何尝不是核试验事业中的勇士！有这样一支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军队，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挡得住我们！这时，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一种能为核试验事业献身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转眼之间，车队到了环绕爆心修建的二环路，领导们的车超到了最前面，示意整个车队停了下来。然后王参谋下了车，来到第一辆侦察车前面。这时济南军区防化团副参谋长李铁男也走下车来。王参谋向他们简单地下达了任务，一是在目前停车的地点设立警戒哨，不允许任何车辆和人员进入爆心；二是将其余的车辆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向不同的方向侦察寻找。在寻找中特别注意三种情况：一是和降落伞连在一起的核弹弹体；二是半截插入地面的弹体；三是翻出新土的弹坑。这是刚才在车上时领导们分析的三种可能出现的状况。

防化团副参谋长李铁男很快地对防化侦察分队做出了安排，每两台车为一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逐渐向爆心集中展开侦察。李铁男亲自率一台车在首长们的车前面开路，按照指定的方向，沿外环路逆时针地从外围向里逐渐缩小范围开始了仔细地寻找。

吉普车缓慢地行驶着，高部长，李觉副部长他们眼睛始终高度集中地注视着车窗外，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可疑的物体和地貌。一遇到可疑的迹象，就让司机鸣笛示意前面停车，由防化侦察车用探测仪探明核污染情况，如无异常就继续前进。就这样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整个车队集中在了爆心，防化侦察车所有的防化探头都没有发现高出本底的核污染数值。除了在靶标西南方向距爆心2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枚完整的没有回收的训练航弹外，在有限的侦察范围内没有发现哑火氢弹的任何踪迹。事后得知，由于氢弹是化爆，没有产生核反应，放射出的射线是甲种即阿尔法射线，乙丙射线极其微弱，防化部队装备的乙丙仪根本测不到。所以，即使是从化爆的弹坑旁边经过，靠仪器也是发现不了的。高部长和李觉副部长决定先返回“零”时指挥部，指示防化侦察分队就地待命。

再说地面寻找车队出发以后，指挥帐篷内又陷入沉寂之中。时间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片刻之后，张枫林参谋提议背向爆心将护目镜摘掉。他的提议得到无声的响应。

当人们重新回到光明，对发生的情况仍一无所知，只有挂在帐篷上的高频扬声器仍然咔咔作响。这时，张志善司令员召集指挥部成员迅速议定，通过空军指挥所指示投弹机组从空中观察靶标情况。机组很快报告了观察结果：在靶标方向发现黄色烟尘。

此时，程开甲副司令员在指挥帐篷内，神色凝重，来回地踱步。当得知机组报告内容后，便不断自言自语地说：“化爆咧，化爆咧！”同时迅速在简易计算器上快速运算起来，并很快给出了飞机投出的氢弹落点：大约在靶标东侧七公里左右。

据此，指挥部决定：除了已经挺进场区的防化侦察分队实施侦察搜寻外，再派出直升机实施空中搜寻。指示下达后，直升机很快从201机场（据零时指挥所约20公里）飞抵“零”时指挥部待命。张枫林参谋首先请求登机搜寻。

直升机很快凌空朝现场飞去。大约半小时后，直升机返航降落在“零”时指挥部。据张参谋报告，在靶标西南方向2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枚完整的航弹。经研究分析，指挥部认为可能是没有回收的训练弹。经电话查证，使我们的分析得到证实。地面侦察也杳无音讯，事故现场仍然没有找到。此间，李达副总长、陈彬副主任都曾到过指挥部内，板着面孔，一言不发，更使我们多了几分压力。

因此，指挥部决定直升机再次起飞实施空中搜寻。这一次李荣业参谋主动请缨执行这次任务，刘景致参谋，防化处吴克参谋，还有两位防化侦察兵也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五人，准备好地图和望远镜便直奔直升机而去。巨大的螺旋桨不停地旋转着，就像一匹即将奔赴沙场的战马，急切地等待着出征的号令。

利用前往登机途中的短暂时间，李参谋向几位战友明确了以下要求：一、两位侦察兵同时监视仪表指示，一有异样立即向李参谋报告；二、如果发现目标，不管剂量大小，决不可直落地面，以防不测；三、与机组的联络由李参谋负责。

登机后，李参谋用地图向机组简单交代了搜寻飞行方案，即由靶标南侧两公里向东进入六公里左转弯向西折返，依次来回向北地毯式梳理搜寻。要求机组指定一人倚跨于进入驾驶仓的竖梯上，作为李参谋与机组之间的联络员，沟通协调有关行动。同时他们几位搜寻人员也做了简单分工：吴克参谋和一名侦察兵负责左侧两个窗口，李参谋和另一名侦察兵负责右侧窗口，刘景致参谋则俯卧着从机舱地板上的窗口垂直向下观察。

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螺旋桨飞快地转动起来，直升机猛地一下升空了，朝着爆心疾速而去，很快就飞临搜寻空域，并按预定方案展开搜寻。不长时间，大概是第二次向西折返的时候，吴克参谋来到李参谋身边，由于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太大，他贴着李参谋的耳朵大声喊着告诉他，侦察兵发现可疑目标，要他查证。

透过窗口，李参谋发现有一片抛射飞散状土黄色地表与周围地貌明显不同，周边还有少量金属残骸样物体，较远处还有一大块黑色碳化样物质。这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那肯定是降落伞燃烧后留下的痕迹。当时李参谋以十分的把握断定：它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目标！

随即李参谋便要求机组降低高度，进一步盘旋观察，并将其位置准确地标定在地图上，弹坑位于预定靶标正东略偏北5公里处。与程开甲副司令员给出的地点非常接近。据此他们决定立即返航。

直升机返回参观场，刚一落地，他们几个便鱼贯而出，直奔指挥部帐篷。对着地图，李参谋向首长们十分肯定地报告了弹坑的位置。指挥部决定全场人员立即全部撤回到原驻地。此时高建民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平参谋长已经从爆心返回了“零”时指挥部，王方欣参谋则被留在了安全检查站的位置，负责爆心地区的封闭戒严，未经允许任何人员和车辆不得进入爆心。这时周处长指定李荣业和刘景致参谋陪同张司令员同车前往现场，实地查证落实弹坑位置。

张司令的司机姓滕，1970年年底入伍的山东籍老兵，敦厚寡语，技术老道。大约半小时左右，张司令一行便顺利到达预定地点。他们将车停放在海军效应物051驱逐舰上层建筑的南边，东距7112工号大约200米。张司令员在两位参谋的陪同下下了车。

凭着空中观察的记忆，不必实地标定地图，仅靠望远镜他们就迅速捕捉锁定了弹坑的位置。张司令员也亲自用望远镜进行了观察。弹坑就在他们正南方近百米的地方。他们大体处在弹坑的侧上风方向，有利于他们的安全。

此时他们设法联络在他们北边几公里外仍在实施侦察搜寻的十几辆防化侦察车。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和条件所限，他们没有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唯一可用的就一面三角形红色小旗。刘景致参谋便登上身边的海军效应物051驱逐舰的上层建筑（约三层楼高），用小旗引导防化侦察车向他们靠拢集中。果然不长时间就有车辆赶到。首先到达的是八大队（总参防化兵部效应单位）的车辆，他们是在济南军区防化团侦察未果的情况下，与基地防化团的防化侦察车奉命同时进爆心驰援的。在向他们交代了弹坑位置后，李参谋要求他们绕到弹坑西侧（上风方向）向东对弹坑实施辐射侦察测量。

按要求，侦察兵手持探棒，胸挎仪器，迅速向前推进，很快到达弹坑位置后回撤报告：没有侦测到辐射剂量（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化爆的原因，氢弹没有产生核反应，乙丙两种射线极弱，防化兵配备的乙丙仪自然测不到辐射剂量。必须用阿尔法即甲种射线测量仪器才能测到）。尽管如此，我们对弹坑位置的确认丝毫没有动摇，坚信不疑。

随后济南军区防化团以及基地防化团的大部分侦察车辆相继赶到，其中基地防化处郭震处长也来了。李参谋请示张司令员后，向郭处长简要介绍了弹坑及其侦测情况，并向在场全体人员宣布，现场侦察搜寻工作由郭处长全面负责。随后，便陪同张司令员一起撤离爆心返回。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已是快开晚饭的时间了，天色还挺亮的。

晚饭后，指挥部召集工程处、防化处、气象处、后勤部，汽车团连夜开会并邀请二级部的领导参加会议，研究事故现场的下一步处置措施。会议决定：一、二机部通知九院迅速连夜将阿尔法测量仪器从马兰调送进场，对弹坑现场污染进行测量，以便确定弹坑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二、气象处密切监视气象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和减少不安全因素（已预报次日地面风风向风速可能改变和加大）；三、汽车团组织运水车配合防化洗消喷洒车做好污染区域喷洒作业准备。会后各单位分头安排，指挥部一夜无事。

次日拂晓三四点钟，九院阿尔法测量仪器运抵场区，并迅速展开了实地测量。九院退休“核武老人魏世杰”（老刘）2011年3月22日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讲述了他与九院同事罗元璞用阿尔法测量仪三进弹坑区测定化爆氢弹弹坑的惊险经历。使我们在事故发生三十多年后才得以知悉那次九院测定弹坑的详细过程。

他在文中披露：1979年9月14日（零日第二天）凌晨时分，他在7号场区九院的驻地，睡梦中被从马兰连夜赶来的九院同事罗元璞叫醒，接受了和罗同时从马兰赶来的邓稼先院长交代的，用阿尔法仪测定氢弹化爆弹坑确切位置及范围的任务。随后，他和罗元璞在邓院长的注视下，由基地司令部派出的向导引领下出发赶赴核试验爆区。一路上，作为研究核武器的两位科技工作者分析，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他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他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为烈士呢？（这是一种非常悲壮的假设）；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第三种情况是核弹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但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在基地向导的引领下（这个向导实际上就是张司令员的司机小滕），他们到了直升机发现的弹坑附近。打开仪器两人成V字形分别向弹坑方向测去。不一会儿，仪器就发出了“叭，叭，叭”间断的响声，而且越接近弹坑这种间断的声音就逐渐连贯起来，终于变成了“呜……”的长鸣声了。

他们发现，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的弹体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他们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再往前走，仪器很可能会因超量程而损坏。

实际上，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为避免受损，他们关掉了仪器，用手电照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迈进，终于来到了弹坑边。经目测，弹坑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经他们检测确定污染范围为：以弹坑为中心，西南-东北方向直径100米，西北-东南方向直径80米的椭圆形区域。

这以后，他又两次到过弹坑旁。

据高建民部长说，找到弹坑后，邓稼先院长和二机部有关领导来到弹坑前，他不顾大家的劝阻，蹲在弹坑边上，眼里满含着泪水，用手不停地翻动坑土，反复地喊着：“我的钚239啊！”似乎想从土里把粉碎的核原料都找出来！可此时，谁还能分得出哪是尘土哪是核原料！他能不心痛吗？一次就毁掉了这么多的钚239，这可是不知要耗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才提炼出的比黄金还要贵重不知多少倍的核原料啊！

而且，为了这次试验，九院的科技人员又不知付出了多少宝贵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所有的这一切，全都葬送在眼前的这个大坑里！同来的领导和同事们硬把他从弹坑边拉了起来。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后来得知，1986年，他因罹患直肠癌而英年早逝！

邓稼先在工作中

同日上午，根据测定的污染范围，指挥部跟进召开会议，研究弹坑现场污染物处置措施。并形成以下方案即：将污染区域内地表10厘米土层全部推起堆积后，作三油两毡加筑围墙封闭处理，以防污染物随风雨条件流动扩散。并作出永久污染区标识（据说在经上述方案处理后，还做过再次加固处理）。

就在基地报告北京，即将进行推土掩埋施工的时候，九院向场区指挥部提出请求称，朱光亚副主任指示要将现场的残余核原料回收后再进行推土掩埋施工。因九院难以派出人员回收，特请指挥部协助安排。记得场区指挥部好像是安排防化团来完成这项回收任务。但具体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核原料有没有回收，由于我们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找到氢弹化爆弹坑后，场区指挥部组织所有的参试和参观的人员全部很快地撤出了场区。通往7号场区的几个哨所承担了720空爆场区的戒严任务。未经司令部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

出场后不久，司令部安排了王方欣参谋和另外几个参与寻找核弹的有关人员到546医院内二科住院观察。经过十几天的观察检测，未发现血象等方面的身体异常。其实，身体如果受到核辐射，短期内并不一定能够显现出来。

大部队撤场后，化爆的氢弹弹坑就地掩埋的艰巨任务就交由基地工兵124团来完成。据参与施工的有关人员回忆：124团的工程机械连和四连担负了掩埋和封盖任务，另有一个汽车连配属施工。两个连队轮番上阵，工程机械连开推土机的两位战士，就在推土机前挡块铅板，将与核原料混在一起的泥土集中堆起来，四连指战员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半圆形的水泥壳，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所以人们以后就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

在这个水泥壳的旁边竖了一个水泥浇注的碑，上面镌刻着“永久沾染区”五个大字。掩埋弹坑任务结束后，他们被集中送到部队的546医院进行了健康观察。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从网上的有关文章上得知的。

“氢弹之墓”。在这个水泥壳的旁边竖一个水泥浇注的碑，上面镌刻着“永久沾染区”五个大字

事后，国防科工委在天津曾经组织过专门会议，参加这次试验氢弹制造的二机部、三机部等有关部门专家分析事故原因时认为，在这次试验中，由于氢弹上用于限制降落速度的降落伞没能如期打开，致使弹体失去控制，受重力加速度作用的氢弹急速下降直落地面，弹体内的炸药在触地时发生了爆炸，将整个氢弹炸得粉碎，氢弹内的核装置也被完全破坏，核原料被炸成了碎末和坑土混在了一起，造成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失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降落伞没能如期打开呢？

二机部、三机部等部门与会人员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就是无果而终，不了了之，终成历史之谜。但是为了尽量减少读者的疑惑，我们愿意将有关看法呈现给大家。

在此之前，先对空投方式核试验的核弹与降落伞的结合以及空地协同（核弹与地面测控系统间的协调配合）的问题做一个大体的介绍，以利于帮助对事故原因的理解。

顾名思义，所谓空投方式核试验，就是使用飞机运载核弹在空中投掷并实施爆炸的一种核试验方式。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投放的两枚原子弹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我国进行的四十多次核试验中有三分之一多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我们习惯通俗地把它叫做“机伞弹”方式。

在空爆试验中，“机、伞、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一是空爆核试验降落伞在试验中要保障安全可靠地开伞，保障核弹弹道稳定，使飞机顺利逃离危险区，否则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就无法保证；二是空爆试验时，主要在爆心的西面方向，呈放射状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核测试工号、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核测试仪器、高速照相机、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还有少量的狗、兔、猴等动物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核弹的爆炸景象、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降落伞带核弹下降弹道必须稳定，才能达到保响、保测试、保效应、保安全的目的。

图为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弹体脱仓的瞬间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核弹吊挂在降落伞上，用以降低核弹下降速度，延长其留空时间（约120秒钟）。待投弹飞机飞离安全后，核弹再按预定程序在设定的高度实现爆炸（通过气压引信装置）。由此可见，在空投核试验中，核弹的爆炸是不受地面（主控站）控制的。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核弹上预装遥测信号发射设备，在核弹爆炸前的特定时间内，按照地面测试系统的需求，向遥测站发送相应的无线信号并传至主控站，主控设备再按预定程序手动或自动发出控制指令，控制测试仪器获取试验成果。由此可见，遥测信号的正常与否至关重要，事关整个测试工作的成败与质量。

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时，降落伞牵引着弹体缓缓下落

现在回头再说核弹与降落伞的结合以及开伞程序情况。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承载核爆装置的航弹弹体（包括降落伞伞箱及尾罩）是由三机部制造的。降落伞则是由三机部513厂制造的，降落伞的尺寸已记不清了，大约在百平方米左右，型号随不同任务也有所变化。有的试验中用波环形伞，有的试验中用导流形伞。伞布的名字好像叫卡布隆，颜色雪白，非常漂亮。诺大的一个降落伞，被叠好放入核弹尾部的伞桶内。伞桶口由装有爆炸螺栓的尾罩锁闭，使其与核弹形成统一的整体。不论投弹训练还是正式试验，其叠伞工作都是由降落伞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在马兰机场完成的。

第一次氢弹试验时降落伞厂技术人员在叠试验伞

降落伞的开伞程序大体如下：飞行员按下投弹按钮后，在核弹脱钩的瞬间，装于闭锁伞桶尾罩上的爆炸螺栓即自动爆炸，顺势将伞桶尾罩抛离伞桶，并利用抛射的力量，通过系于伞桶尾罩内沿里的三条绳索拉出引导伞，引导伞又通过连接绳拉出主降落伞，主降落伞通过十二根主伞绳吊挂核弹按预定弹道飘落，待投弹飞机逃离至安全距离时，核弹自动爆炸。

然而在这次试验中，本应连续不断的开伞过程，在第一步就发生了故障。不知什么原因，在伞桶尾罩抛射的瞬间，用于拉出引导伞的三根绳索中有一根意外地断了。致使整个开伞程序（如前所述）无法继续进行，核弹在无降落伞状态下从万米高空直坠地面，酿成重大事故。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那根绳索断裂呢？

这的确是人们困惑而又关注的问题。对此，从现场到马兰，再到天津事故分析总结会议，各有关方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无果而终，不了了之。不过，其中一个说法，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根据对捡回来的变形的降落伞伞桶尾罩分析，尾罩卷曲成椭圆形，是由于打开尾罩的四个爆炸螺栓爆炸力量不均衡，而造成了卷曲变形，变形的尾罩在拉出引导伞时，往里翻卷的金属边缘瞬间割断了伞绳，致使引导伞未能按程序打开，主伞缺少了牵引，也就不可能打开了，所以就造成了氢弹光蛋落地。可三机部与会人员说，光凭那个变形的箱盖来分析原因，证据并不充分，因为，一件再完好的物体从几千米的高空坠下，它能不变形吗？所以，一直到现在，降落伞为什么没能打开始终是个谜。

所幸的是，经过这次事故，使我国核武器的引爆保险系统的可靠性，得到真实的验证：即在非正常情况下，可以保证核弹不会引起核爆炸。

从组织指挥的角度看，尽管在事故初始时间显得有些茫然失措，但从事故处置的全过程来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认真听取专家的判断；及时指示投弹机组实施空中观察；迅速派出地面侦察搜寻分队；特别是两次使用直升机实施空中搜寻行动，使得在事故发生后两三小时之内就发现了目标。为事故后续处理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减轻了事故造成的影响。这些也正是能够让组织指挥人员有所欣慰的地方。

715试验已经过去37年了，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细节记得不是那么准确了，但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

在此，还要特别向九院魏世杰、罗元璞两位先生致敬。在我们撰写此文时才从网络博文得知，是他们两位从马兰星夜奔程，携带阿尔法测量仪赶到现场，连夜测出污染区域，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今年是邓稼先院长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向曾经参加过21-715核试验事故搜寻和处置的专家、首长及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沉痛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2016年8月18日

李荣业：原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副处长

王方欣：原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参谋

3

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

核武老人魏世杰

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邓稼先的纪念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提到了他的英年早逝与一次核试验事故有关。这次事故是发生在1979年9月13日，那是空投氢弹核试验，大降落伞未打开，核弹落地时在戈壁滩上炸了一个大坑。使周围空气和地面被极毒的放射性核素钚严重污染。包括邓稼先院长在内的多位参试人员先后进入化爆后的弹坑区，受到钚气溶胶的严重的内照射剂量……

当年，我参加了这次核试验，我和另一位同事罗元璞受邓稼先院长之派，先后三次进入弹坑区。我是那次核试验事故亲历者，因保密原因我一直没有说，直到最近在网上看到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报道，电影也有那次核试验事故的镜头。既然解密了，我就把这那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写出来，以整视听。

核试验区一般有“前面（前方）”和“后面（后方）”的叫法。“前面”指的是核爆区，“后面”一般指马兰。我参加这次核试验的项目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我工作地点是在“前面”（前方），也就是核试验的爆区附近，当然我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核爆区还是有较远的距离。

因为这是我国最后有限次数的大当量的氢弹空爆试验，所以各大军区派师级以上高级军事干部前来观看，我们在准备布置测点时，可以看到他们居地的帐篷，看上去很壮观。

在爆区的场地上写了一个大的“十”字，是空投的目标，航空兵平时在训练模拟投弹训练就在这上空一次次进行，模拟核装置的圆柱形大铁桶随着降落伞散落在靶心的周围。各类效应试验物摆放在爆区周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等待零时的到来。

核试验定在1979年9月13日。这天，我们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水乘车前往观看核爆的地点。到达观看点后按分区坐下来，广播不断播放时间，我们静等着零时的到来。零前几分钟，飞机从我们上空飞过，我们戴起墨镜，全神地向空爆区方向注视着，心情也随着零时的接近而愈来愈紧张。到零时，我们没有看到核爆的发生，零后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后来又一分一分地过去，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大概过了零时30分钟，广播里叫大家返回原居地。这时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回到居地后，大家在议论和分析发生事故的各种原因。空爆时，飞机投弹后，飞机就全速往前飞行。首先弹出引导伞（小伞），由引导伞再带出大降落伞，大降落伞打开后核装置就“慢慢”下落。当落到一个规定高度时就引爆核装置。当时大家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引导伞弹出时，引弹伞的伞绳被出口处的金属棱所割断，从而未能带出大降落伞，使弹体直接自由落体落地; 二是在引导伞弹出后，引导伞带出大降落伞，而大降落伞未能打开，使弹体直接落地。如果是前一种原因，那末应该是九院（现在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为了后面的叙述方仍称九院）的责任，如果是后一种原因，那不是九院的责任，而是三机部的事情了，因为降落伞的事归他们管。

通常成功的核试验是试验完后，九院的参试人员就可以撤离了，试验后的后续事（如平洞试验和竖井试验后的核泄漏），由核试验基地来处理。这次就不同了，要把原因弄个水落石，否则没法交待。

下午，我们看到直升机飞在爆区上空盘旋，寻找弹落的地方。只有找到弹落的地方，而后派人进去实地了解，才能分析事故的真真原因和弹体的安全情况，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九院肯定要派人进去，派哪些人进去呢？当时我想在九院的参试人员中我也许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了解核辐射，我对各类辐射的监测仪器都会熟练地使用。当然我也预见到进去的后不可预见的危害。但我的参试任务是核参数测量，所以此事与我无关。

这次核试验失败了，我们辛苦了一年的实验准备工作后一无所获。试验场地生活很单调，主要的文娱生活是打朴克，九院自创了一种打法，称为九院的“院牌”。累了一天，再加上心情很不好，没有人打牌，所以大家早早就睡了。明天我们要做的事可能是收集行装，等候返厂的命令。

夜里，我在睡梦中突然被敲门声警醒，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叫我快起来。我一听声音是我的同事罗元璞在叫我，这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因为他这次的参试任务是在“后面” 负责产品装配时现场辐射监测与安全。他从几百公里外的“后面”连夜赶上到“前面”，半夜来敲我的门，肯定有事。

当我穿好衣服打开房门时，看到邓稼先院长也站在门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还站着几个人。邓院长直接对我说：“老刘（我虽然比邓院长小十多岁，可他总是这称我），你和老罗两人立即去寻弹落的地方，了解弹体的情况。现在面条已经煮好，你吃了面条就和老罗一起去。”

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九院技术人员在安装氢弹（伞箱）尾罩

我进房拿了碗筷，面条在一个盆里，我盛了一碗面条蹲在地上开始吃起来。面条煮得有点像是爱吃的我们南方的烂糊面，觉得特别好吃，吃了一碗又吃第二碗，一边吃一边想，这么大的地方要找到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我得吃饱一点。所以吃了第二碗又吃第三碗。

吃第三碗时，我注意到邓院长在来回走动，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把剩下的半碗面条倒了，碗也没有洗，把碗筷放了。我问罗元璞带了哪些仪器，他把所带仪器告诉了我，并说手电筒和仪器都放在车上了。我穿上简易的防护服，拿上口罩和手套，上车就出发了。邓院长目送我们远去，他此时的心情可能是在为我们祝福：老刘老罗，你们快去快回，平安无事！

一进弹坑区

同去的是一辆向导车。罗告诉我：白天，基地司令部派出七个架次的直升机去寻找弹落的地方，己经找到弹落的大概位置，所以基地司令部派车带我们去，具体在哪里要我们去找到它，找到后,把那里的情况回来再向邓院长汇报。

基地司令部派来的向导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的车紧跟其后，两辆车在通往爆区的柏油马路上奔跑。柏油马路虽没有内地的那么高级，但还算平坦，也没有大而多的拐弯。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也许只有我们两辆车在奔驰。那天夜里虽然没有月亮，但戈壁滩上空的星星却比内地的要亮得多，也没有风，一切都是静静的。但我们不敢开窗，因为一开窗风就很大。汽车虽然全速前进，但还是有近一小时的车程。我无心欣赏戈壁滩上美丽的夜景，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找到它，它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完整？摔裂？炸了？并不时地与罗元璞聊天。

罗元璞是负责装配时的辐射安全的，所以他与邓院长都在”后面”，罗告诉（大意）我：当确定核试验失败后，邓院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眼睛里含满了泪花。二机部副部长和科工委副主任自动承担起这起核试验失败责任，并不断安慰邓院长。领导们立即在实验组会议开会，基地也立即派出直升机侦察。

邓院长心里十分焦急，一定要亲自要去寻找核弹的下落。因为核弹落下后的情况不明，所以首长们坚决不同意邓院长亲自前去。邓院长只好服从命令。但决定派两位同志前去，基地派出向导车。

罗元璞是负责核辐射安全的，是邓院长首命之列，当场有多名同志申请愿同他前去，但都被罗拒绝了。罗知道我在“前面”，就建议邓院长派我与他一同前去执行这项任务。邓院长同意罗的建议，于是连夜乘数小时的车赶到“前面”来找我。

为了减少车上的寂寞，我就寻话些话来说笑，我对罗说：“萝卜”（我平时不叫他罗元璞，那是因为我相知相识），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我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要知道那是氢弹啊，我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我们为烈士呢？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我看过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颗氢弹从飞机掉下来，摔裂了，附近一个居民发现了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用脚踢了几脚，这个人没几天就死了;第三种情况是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是这种情况，而且很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快。

我们时而看看窗外，时而沉思。我想的是如何很快探找到弹落的地方：为了扩大探测范围，我们两不可能都在一起；为了彼此照顾，也不可离得太远。罗可能也是这样想的。

前面的向导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车也跟着停下来，我们都下了车。柏油马路把戈壁滩分成两部分，分不清哪一部分是南和北或东和西。向导车上下的同志走到我们面前，用手向马路右边（车的右边）的一片戈壁滩一挥说：核弹大概就落在这一片里。

我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时九院技术人员在装配试验氧弹

戈璧滩上的地貌都是差不多的，再加上它的无边际，所以容易迷失方向，往往是走进去了就不容易走出不来。我环视四周，发现在我们车的右前方不到30米的地方有一个斜坡，在斜坡上竖躺着一根水泥柱子，它让我住记了这个地方，后来果然用到了它。

我们从车上把仪器和手电取下，先把仪器打开让它们预热几分钟，穿好防护服，戴上囗罩和手套，准备出征。先在原地测量本底，发现没有异常，我们拿着仪器，打开声响，往向导指的方向进行探测。我们两人基本上成“V“形前进，走了一段距离，仪器没有异常反应，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仪器的α计数增加, 心里一阵高兴。

我俩靠近了一些，选择一个计数强的方向前进，愈往前走α计数愈强。再往前走，音响不再是“叭，叭，叭”的间断声了，而变成“鸣……”的长鸣声了。我赶快把量程转换到计数率表头，一看我吓了一跳，计数率表的指针己经指示在4~7计数/秒（几十年来这个数字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数字表明，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

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我们清醒地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我们是不见弹坑不回头。此时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再往前走，仪器可能会超量程而损坏。

为了争取少停留一秒的时间，为了防止仪器损坏，我关掉了仪器，用手电带路，看到地面上的尘土一个个脚印留在我们身后，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看到弹坑了，我们站在弹坑边上察看了一会，弹坑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环顾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萝卜！这里剂量太大了，我们快撤！” 我们沿着来时留下的脚印快速回撤。在回撤的路上，一块黑色的小弹片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线度大概有我第一小母节指那么大，我打开仪器靠近一测，计数率一下达到最大，估计是一块钚的碎片。

我拾后用手套把它包起来，我跟罗说：我们把它带回去，回报时可作为核弹己经爆炸的物证（后来我很后悔，不应带回这个碎片），罗点点头也同意了。

回到车旁，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把取下的口罩丢在了戈壁滩上，小碎片放在我的座位底下，仪器放上车后就开车了。按照规定，我们进入爆区后不准原路返回，必须走规定的“回收路线”，在回收样品路线上设有洗消站，在洗消站，对人员和车辆进行洗消后才能返回厂区。当时是夜里，洗消站不可能有人，即使洗消站有人值班，我们也不认识“回收样品路线”，所以我们是原路返回，直接向司令部开去。

我们的心情很好，邓院长交给我们的任务了。我们能这么顺利、这么快地完成任务要好好感谢那位向导，弹坑就在与马路的垂直方向不远的地方，使我们少走弯路；我们还要感谢老天爷，自零后到我们走出弹坑区，一直没有刮风，真是“风平浪静”。如果刮大风，这无疑会就给我们的探测工作摆了一个迷阵。我们得到人助、天助，我心里真是开心极了。

汽车直接开到基地司令部，那时首长们正在吃早饭。我们带着仪器和那块小碎片来到食堂的小园子里，首长们看到我们回来了，都放下碗筷走到小园子里。我们向邓院长汇报了核弹情况和弹坑的状况，为了说明确实已经爆炸了，我打开带回的小碎片，托在手里，用仪器测量给他们看。邓院长听完汇报，点点头说：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车子把我送到住处，我把小碎片用纸包好放在我的房门口，怎么处理它？它使我为难。不管它，先睡了一觉再说。稍作清洗后就上床了。

紧张过后的放松，我很快就睡着了。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在睡梦中又有人把我叫醒，一看又是“萝卜”，问他又有什么事？他问我：“你还记得去弹坑的路吗”？我说：记得。他说：“邓院长要亲自去弹坑看看“。我说：那你带他们去就是了。罗说：“我不认识路，你快起来，他们都在等着。”我赶快穿好衣服，因为没有“干净”的防护服可换，我只好仍旧穿上那套已经“脏了”的防护服，带上手套和口罩。走出房门，我把放在门口的小碎片也带上，准备把它丢回弹坑区。

二进弹坑区

我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的位置上作向导，虽然还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我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大意”。要是错过那斜坡上竖躺着的那根水泥柱那就完了，愈到后来我的精神也愈紧张起来。那根柱子总于在我眼前隐隐约约出现了，我叫司机放慢车速，以便让车子停在一个最佳的位置。“停车”！两辆车子刚好停在我们夜里第一次停下的地方。我下车时当然不会忘记把那个小碎片带上。

我们是向导，走在前面，朝弹坑走去。到达弹坑附近，因为是白天，弹坑内和它周围的情景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眼睛向弹坑周围环视，在寻找降落伞。要是大降落伞没有被引导伞带出来，肯定会炸毁并散落在弹坑附近。但是，在弹坑附近我还是没有看到降落伞，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特别注意到。

邓院长站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察看，我注意到有两人正走到弹坑边上后准备往弹坑里去。“不要下去！不要下去！”我的喊声未能阻止他们。他们下到了弹坑里，我看到有一位还用脚踢了几下残骸。我赶快跑到邓院长身旁，请邓院长喊他们快上来。邓院长对他们喊了几声，他们终于上来了。这里空气中的钚气溶胶浓度肯定极高，此时又有微风。我建议邓院长：我们赶快离开。

我们按规定走的“回收路线”（经洗消站）返回。汽车先开到了洗消站，我们都下车。车辆由战士进行洗消，我们上洗澡车上洗澡，我和邓院长两人是在同一辆洗澡车上洗澡。洗澡车上的水有点凉。我对邓院长说：“邓院长，这水不好，有点凉，我们得快点洗。”邓院长说：“好”。我们从洗消站开车出来，直奔驻地。

在我居住地方的小院子里，我又遇到了邓院长，他看我后，向我走来，问我：“老刘，你把那块小弹片打算怎么处理？”我告诉他：“我们一同去弹坑区时，我把它丢回弹坑区。”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好，这就放心了。”

三进弹坑区

次日, 我以为没有事了，正在休息，看到罗又匆匆走来对我说：“邓院长派了两组人，一组人是带了照相机，把弹坑现状情况记录下来；另一组人是取弹坑周围的土样送回去分析，看有没有发生了核裂变。邓院长派我们两人给他们带路。”罗叫我准备一下快走，他们都在等着。这一会罗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我又穿上那套脏了的防护服，拿着口罩和手套与罗一起向己在马路上等待着的汽车走去。

这次前去轻松多了，一是“轻车熟路”，二是坐在后面车上的不是首长了。到了目的地，我们都下从车上下来。我们告诉他们，弹坑区的剂量很高，希望他们动作要快，各自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撤出来。

我们把他们领进入弹坑区后，就站在离弹坑一定距离地方，看到他们分散在较大的范围观察、记录和照相。同时我注意到地面有些结块，好像洒水车来向地面洒过水样似的，不然空气的污染会更加严重。

他们的动作很快，不到三十分钟就全都撤出来了。

再一次感谢老天爷，让我们把核试验事故的原因已经水落石出后它才刮起风来。核试验虽然失败了，却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核武器的安全试验。

“逃离”核爆试验区

老天爷知道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它开始赶我们走了，所以开始刮起风来，我们又在弹坑的下风向，很不安全。我在房里，听外面有人在说：“基地己经测出我们这里空气里的α气溶胶浓度愈来愈高了，大家做好撤离准备。”。

我在房间里听到风声愈来愈大，好像风暴就要到来了。有人在喊：“邓院长叫我们立即撤离，院子里有卡车，乘卡车先到机场，乘飞机回马兰！”喊声不断重复着。同室的人都出去了，我赶紧提起小行李包，打开房门向院子里跑去。风暴已经到来，风沙打在脸上很痛。那人看到我过来，指着在小院子停着一辆卡车对我说：快上那辆卡车。

正当我从卡车后面向上爬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我后面把我拉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邓院长，他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卡车的副驾驶室门口，打开副驾驶室的门，看到王XX己经坐在副驾驶室的座位上了。邓院长对表王XX说：“你下来，坐到卡车上面去，老刘太辛苦了，这个位置让老刘坐。”

王XX下来后，邓院长把我推了上去。我回头从驾驶室的窗外望去，邓院长的背影消失在昏暗的戈壁滩上沙尘中。汽车已经开动，我还是坐在那里发呆：他要送走最后一个人后他自己才会离开。

从马兰乘机回九院

核试验取回的样品都用专机送到成都，再由二所派产品车从成都拉回来送到放化实验室，这次也一样。领导批准我也乘此机返回，我们一行有七八个人（具体记不清了）。到机场后，机场走过来一人，说我们人太多了，只能上两个人。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坐不下这么多人。

这时我有点生气了，我走上前说：原来乘机的人比这次还要多都能坐下，这次就两个装样品的小木箱，就这几个人都坐不下？我们这几位来乘飞机，都是领导批准的，要是坐不下，领导也不会批准我们来乘飞机啊！你们不让我们上，我们就回去，另派飞机。我说完后那人就走回去了。过了不久，走过来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上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