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9
第十七章 天冷了
这一次，葛连长只给了两天假。
工地的活确实很吃紧，再说，两个排100多号人哪，交给谁管？葛连长也不放心。
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我们当然不会再惧怕一天走100多里地。
但生产队晚上不可能开仓放谷，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第二天也要早点回工地，腾出时间多睡会儿，第三天要照常开工的。
我俩决定，天不亮四五点钟就走。
但我们都该不起手表，工地上也没钟，平时是听起床号的。
只有葛连长有手表，我们也就只好麻烦他了。
半夜，睡得正香，觉得有人在推我，哦，是葛连长。
“不好意思，现在才两点，但我怕再睡下去要天亮才醒，”他用手电照着自己的手表说，“那就耽误你们的事了。要不，你们干脆早点出发？”
好嘛。
说走就走。
我俩每人挑着一副空箩筐，晃荡晃荡地下山了。
先是三四里的小路，也就是一个多月后我们逃跑时的那条小路，走到公路尽头，就一直沿着盘山公路走。
这一次，有月光。
深夜里的大山好静好静，只有涧水在100多米深的悬崖下低吼。
还有我俩的脚步声，沙沙沙沙。
此刻，方圆十里地都不会再有人在走动，除了我们俩。
我突然感觉好安全。
没有人，就不会有斗争。
众目睽睽之下，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说错一句话的日子真是受够了。
现在也还不能说话，甚至不要抽烟，我们怕把狼招来。
诚然，野兽上公路的概率是极小极小的。当年开山修路时，打了很多的炮，打了很久的炮，动物们觉得不安全，早就跑到很远很远的更深的山里去了。
但我们还是商量好了：万一出现，如何背靠背坐下，划亮手中的火柴，如何默默对峙，千万不能撒腿就跑。
因为全是下坡路，我们走的很快，天大亮的时候，也就是6点多，我们已经走了将近50里路，每小时都在12里以上。
公路边有里程碑，上刻公里数，当地话称之为“公桩”。
一路上既没村也没店，想吃早饭是做梦，渴了趴到路旁的小沟里喝几口水，顺便也顶顶饥。
那山泉真的有点甜。
中午之前，我们赶到了一个较大的集镇。
生产队距此只有不到30里地了。
我们决定犒劳一下自己，坐进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吃口饭。
当年赣西北的小镇饭店都差不多。
早上卖油条，下午卖包子，中午才卖饭菜。
所谓菜，是永远的“老三样”：炒辣椒5分、辣椒炒肉1角、肉片汤3角。
辣椒炒肉里没什么肉，肉片汤里则实实在在的有三两精肉。
我们当然要了香喷喷的肉片汤。米饭每人先来半斤，又加了半斤两人分分。
其实还不饱，又怕吃撑了走不了路，遂作罢。
饭间讨论的话题却并不轻松：那就是回家。
我说了小美生产队的知青都准备回上海的事，阿顺就更坚定了。
他甚至说，你看，今天的实践多有意义，这一路上连个人影都不见，路我们走过一回也熟悉了。
回去后，哪天我俩也起个大早，悄悄地就可以跑掉了。
同工棚的老俵根本不会管。
我还是比较迂腐，问他，怎么跟葛连长说啊？排里工作怎么办啊？
阿顺听得真是有点恼了：“你这么喜欢这里啊？你真的准备扎根一辈子啊？我是坚决不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回上海。”
我当然也从没有想过要扎根一辈子的，我也想要回家的。
工地上，苦么苦得要命，朋友么朋友打架了，恋人么恋人分手了，还有什么可留恋？
但那些稀奇古怪的顾虑是怎么钻到我脑子里去的呢？
四十多年了，我至今没有想明白过。
最后那20多里路走得好艰难，就像我俩1969年最后的那些日子。
我们甚至歇了三次脚。
讨论也还在继续。
阿顺说，我们不必再挑那么多口粮上工地，反正早晚要溜的。
但我们到生产队调谷子要多调些。一方面是障眼法，让大家以为我们会在工地呆到过年；一方面把谷子卖给镇上的粮站换全国粮票，还可以退到一点粮钱，这样盘缠也富裕些。
换粮票的理由当然是回家探亲，粮站的当地人不会起疑的。
我当然同意了。
我同意的一个私下考量是，不用挑那么多米回工地，上次太累了。反正粮票和钱都在手里，万一溜不了，可以在那里的粮站再买回米来。
唉，读书有时也真是很害人。总是还没兼济天下，就想如何独善其身。
调谷、换粮票、退粮钱，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至于知青户里的关系既已如此，我们自然也不多罗嗦，更无须打招呼，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人一旦脑子里做出了一些什么决定，就会放松许多。
十小时后，我俩回到了工地。
关于逃跑的事，阿顺知道我还是有点犹豫的。
他开始天天给我敲木鱼，甚至吓我：“到时候我定了日子，你不走，我就一个人走。”
“我听你的。”留下我一个人？我没想过。
1969年的冬天来得好早。
十一月还没过完，早上起来已经可以看到一片霜白。
竹子搭的工棚，全透风，晚上等于睡在露天。
我俩还有垫被盖被，还睡上铺，要好些；老俵们都是一床被子半垫半盖的，下铺离泥地又近，冻得够呛，只好下面再多垫些稻草。
每天早上照例要出操，咳嗽声此起彼伏，比口令还响。
怕什么偏来什么。
这么冷的天，我们接到的新任务竟然是：下河。
第十八章 下河了
原来大坝清基到了攻坚阶段，需要强有力的驰援。
那句意大利谚语说得对：“应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的。”
Que sera，sera。（拉丁语）What will be，will be。（英语）
当初设法离开清基队，这不，还得乖乖回来。
此时，大坝已经完全清出了硬底，截流也已成功，一大片青黛色的花岗岩横亘在坝址，大坝就将在这上面慢慢筑起。
眼前的问题是，河底部分因长期受水冲刷，岩面十分滑溜，须先凿出一道道凹痕，才能吃得住浇上去的水泥。
所用的工具十分原始，只有锤子加凿子。所以效率非常低下。
更要命的，为加快进度，指挥部决定三班倒：原清基队的做日班，外来驰援的做中班，我们这些所谓骨干做夜班。
我清楚地记得，节气已经过了大雪，山里最低气温是零下10度！
虽已截流，岩面上仍有涓涓细流，一入夜就结冰。
阿顺和我还有上海带来的中统套鞋，老俵们连不舍得独一双的旧解放鞋，干脆挽裤腿打赤脚。
弄得我俩也不好意思，头脑一热，竟也挽裤腿打赤脚下去了。
那年头，政治表现第一，身体是无所谓的。
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样的感觉：两只脚一站上那冰冷潮湿的岩面，有一种疼就直达心窝，疼得连直不起腰来。
脚下始终是虚的，手里也就使不上劲；手使不上劲，心里就急；心里一急，脑仁子还疼。
最终手里有劲的代价是，脚已麻木。
实在是太冷了。指挥部决定，每批人下去只凿10分钟就上来换班，怕冻伤。
河岸上燃起了一排火堆，既是照明，又可取暖。可是等候换班的时候也还是冷得索索发抖。
于是，指挥部就让管后勤的从供销社拉来一车当地土烧。
每人两瓶，一瓶涂在脚上擦热了再下河，另一瓶喝下去暖胃兼壮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那么多白酒。
那年我还没满十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酒量。
反正冷了就喝，喝了就冲下去凿，上来赶紧再喝一大口。
两瓶白酒就这么给折腾光了，印象中喝的比擦的多。
做夜班的都是骨干，类似“教导团”，是要做榜样给大伙儿看的。
阿顺和我又是排长又是知青，还要领着大家喊口号，唱语录歌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云云。
真真是蠢血沸腾。
短短三四天下来，真病倒的真病倒，假装病的假装病，队伍竟然很难拉起来了。
至少加夜班的白天都不出工了，劳动效率反而低了。
我俩是来“劳动改造”的，何况还是排长，只好“硬听三六九”。
其实，指挥部压根不是为了加快进度，而是要创造英雄事迹“放卫星”的，见此情状，便草草收场。
后来我知道，浇水泥这活计，要到开春以后，平均气温在12度以上才行，根本无须急急。
家里装修都不会选在冬天，何况筑坝。
整个工地也因此而再次大幅减员，实在太苦了，很多当地老俵也都开溜了。
于是，逃跑计划也再次成了阿顺和我绕不开的话题。
“阿拉啥辰光走？”
“再等几天吧。”
“再等再等，等到啥辰光去啊。”
“总要先想好一个借口吧。”
“借口借口，人也要做死掉了，还借口。”
我还是不知道我在犹豫什么，就像他还是很清楚他在坚持什么。
12月中旬的一天，葛连长召集干部会议，布置年终表彰工作。
他说，公社领导很重视工地上的年终表彰工作，领导不但亲自来颁奖，公社小分队还会带一台节目来，另外还有慰问品，有猪肉。
只有说到猪肉时，会场有些骚动，都是“三月不知肉味”啊。
葛连长真聪明，把猪肉放到最后一个说。
葛连长还说，这次主要是表彰奋斗在第一线的民工，干部原则上都不参加评选。
“但凡事都有例外嘛。那我就做主来提出一个人，那就是九排长。连部准备把他的事迹上报到指挥部去，作为标兵。”
大家鼓掌，只有阿顺没动，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
他一定在想，我又有了新的犹豫的理由了。
开完会，阿顺就不见了。
回到工棚后，他也不跟我说一句话。
直到夜晚躺在被窝里照例抽睡前烟的时候，他开口了：
“我都打听好了。31号那天，公社会来一部卡车，装小分队和慰问品，当晚就回去。
“这是最好的机会，还能搭到车，不用走夜路。
“我跟你说，这次没得商量，走也要走，不走也要走，你不走我就一个人走。”他狠狠地把烟蒂扔到老远老远，“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我还要在大会上发言呢。”我永远找得到理由。
“跟你说我都打听好了，你是第三个发言，完全来得及。再说白天准备工作可以先做好的呀。”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麦克白夫人的一句台词：
你不敢让你的行为和勇气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只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的生命中装饰品般的名誉，而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想要”永远跟在“我不敢”的后面吗？
我想要，我敢，我敢还不行吗。
（未完待续）
我最近还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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