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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师生涯(连载)之大结局:告别

畸笔叟 畸笔叟 2021-03-26


不好意思,今天先发一个通知。

后天,也就是9月23号下午2点,我在虹口区图书馆有一个新书见面会,有兴趣的读者可扫描下图中的二维码报名。先谢。

如有打扰,希谅。




告别


进入那一个羊年,上海流行“四号病”。

很久以后,才有自称很了解医务系统内部情况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用代码的病都是极其严重的流行病,之所以这样称呼,是怕引起社会上不必要的恐慌。

据说,当年的“1号病”是鼠疫,“2号病”是霍乱,“3号病”是伤寒和副伤寒,都是流行极猛,致死率极高的瘟疫。


但羊年的“四号病”却不是一种疾病,至少不是一种身体疾病。

它只是上海人用来形容一种同样流行极广的社会现象的代名词——那就是未到退休年龄的父母拼着命要提前病休,好让他们从农村回来的失业子女“顶替”他们的岗位。

“顶替”肯定是当年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与之可媲美的恐怕要数“平反”,即纠正冤假错案了。


但当年言路未开,虽然大家都这么做,却是不能说穿的。

如有亲戚朋友相问,谁谁谁怎么提前病休了,他身体挺好的嘛,究竟得了什么病?

答曰:“四号病”。

听者就会默契地一笑,不再追问。

后来才知道,这股风在改革先驱的默认下曾经刮遍全国所有大小城镇。


家母本来要到羊年年底才可以退休,因为害怕夜长梦多,在除我之外的家庭其他成员的一致鼓动下,也决定加入到“四号病”的行列。

全家已经在为没有更早,比如马年年底就让我妈退下来而追悔不已,强烈要求在三月底坚决搞定!夜长梦多啊。

只有这样,我和我家才能真正享受到这被认为风吹草动就会变回去的政策的优惠。

这就意味着我的教师生涯将不得不来一个机械性的中止。


我有些矛盾。

首先我确实不喜欢当工人。另外,我现在教书教得好好的。

于是,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年级组长王先生和教导主任顾先生。

他们既为我感到惋惜,也不希望我放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去捧“铁饭碗”的机会。


顾先生是个厚道人。

他建议,让我妈厂里把我的招工指标设法上缴到市经委,再由市经委移交到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再把指标下放到徐汇区教育局,那我就可以就地转正,成为学校的一名正式教师了。

于是,我又把这个建议告诉家里以及一些朋友,回答全都是否定的:

环节太多,中间无论谁假公济私一下,那招工指标就会落入旁人之手,我的“铁饭碗”就会打了水漂。


还有一种可能,我放弃进厂会怎样?

当时我的私人英语教师成祥鑫君就是当年最支持我这样做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他的理由很简单:

“你这个人,我把你都看死了。你这一辈子只有教师这个行当适合你,而且你能干出成绩来,其他什么过去当过的农民,将来要当的工人,你都不可能干好的,绝无可能!”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个伟大的预言家。


但顾先生说,我们学校肯定要你,至于何时有指标可以让你转正,就不得而知了。

他不希望我冒这个险。

还是这句话:我的教师生涯将不得不来一个机械性的中止。


家里是根本没考虑过我的任何别的想法,病休和顶替的手续正在紧锣密鼓的操作中。

于是我也只能告知校方,做好我三月底离校的准备吧。

王先生也是个厚道人。他一边去找新的历史代课教师,一边还特意告诉全办公室的老师们:

“小郑要去‘顶替’了,大家都不要让学生知道,那样不好,对小郑也不公平。真要被问起来,就统一口径说,去别的学校了,具体什么学校我们不知道。”

那份细心和尊重,我是没齿难忘的。


但纸怎么包得住火呢?

新的代课教师来了,她必须先旁听我的课,跟一段时间。

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壮实的女人,脸部线条有些男性化,却不失端庄。

孩子们极其敏感,她第一次旁听的那堂课一响下课铃,同学们就把我围住了:

“她是谁?”

“来干吗的?”

“你是不是要走啊?”

“你到哪里去?”

“你为什么不教我们了?”

我不能作答,我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只好再次先学会忍住。

但我忽然想起了上次续约的事,于是,特地关照道:

“咱们说好,以后不管谁上你们的历史课,可不许瞎闹啊?”

孩子们谁也不正面回答我,只是把他们可爱的小嘴唇撅得老高。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同学特意跑到我身边,凑在我耳朵边问道:

“郑先生,你是不是也要顶替进厂了?”

瞧这“四号病”,传播得多广啊!

我也只能不置可否,因为她实在说得太对了。


后来,我也用顾先生对我的那套方法对待新来的女教师,在很短的时间里,先是她上我听,然后瞅准机会就放她的“单飞”。

很可惜,她的第一次“单飞”没有我的好。

回到办公室,只见她将讲义重重地放在我桌上,苦笑着对我说:

“你的班真难接!”

“怎么了?”

“压不住啊!”

尽管我当即决定在那个班级当天的自修课上,我去跟同学们做些解释工作,以便顺利交接。但私心还是很受用,并对孩子们有一份真挚的感恩。


顾先生和王先生真是厚道人,他们居然发起了对我的欢送会。

在一个中午,在操场边的一个玻璃斗拱下的室外走廊里。

仪式朴素而简单。

送给我的纪念品是一本硬面四眼活页讲义本,外壳和内芯活页的价钱加起来,恐怕要超过一元钱!

在当时真的是很贵重的礼物了。据说还是老师们自己凑的钱。

扉页上,王先生亲自挥毫用他秀丽工整的柳体写了几行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墨宝真迹。


当年的“教育革命组”就是教导处吧。反正年级组没有图章。


给我讲义本,当然是希望我还有机会继续当教师,尽管他们也知道这种可能已然渺茫。

今天,我不得不抱歉地说,他们当年的愿望至今还没实现。

但我仍然希望,在他们的梦里,我依然是那个郑老师。不要知道我的现在。


欢送会照例要有人发言,会有赞美,恰如其分的,和远超我德行的。

我只有聆听。

在这样的时候,我也非常自惜。我真的反复地在问自己,离开学校,中止我的教师生涯,那是明智的么?我真的无法改变我的天降好运么?

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显得无助,逆境中与“顺境”中。


顾先生特地赶来讲话。我至今能背得出他的原话:

“小郑,这个学校130多年来,为一个代课老师开欢送会,你是头一个。希望你有机会回到我们教师队伍中来,我们始终欢迎你。”

但我却直到今天还没有这种幸运!


终于到了我在这个百年教会学校上最后一堂历史课的那天了。

4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上午,第四节课,在我任副班主任的初二(1)班。

想不起来那是巧合,还是王先生的刻意安排。


正值清明时节,所以那是一个雨天。

印象中什么都是湿漉漉的。

我早就决定我不把它当作最后一课来上,只把它当作本学期的普通一课来上。

没有告别词,一个字也没有。

只有精心的备课,不走样的脱稿讲课,和不走样的板书,甚至笑声也不让它有任何异样。

45分钟后,我说:

“好,下课!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我像往常一样,或我竭力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去。

余光之中,我看到孩子们的眼里少了些活泼,也没人想要出教室。

大家站在那里,有的目送,有的低头,有的默默对视,没有人说话,沉默极了。

只有我的廉价皮鞋踩在年久失修的旧地板上的声音。


也许幼小的心灵在问,“离别,就是这样的么?”

我的心却在说,“好,就这样吧,戏也该收场了。”


我回到办公室,与众同事们话别是轻松的。

他们希望我今后厂休日来学校玩。

女人们的脸上都绽着笑。

男人之间,有大家都很用力的握手。

窗户外,很多小脸贴在玻璃窗上。


我走出办公室。

孩子们还是没有说话的。

狠心的我!

连头也没回,就走出了教学楼。

什么都是湿漉漉的,教学楼,有着教导处和校长室的办公楼,两旁的还没抽芽的杉树,远处的学校大门,乃至门外的整个徐家汇,什么都是湿漉漉的。

特别是那条“弹格路”,湿得象是涂上了一层油,在阴沉的天空下泛出惨白的光来。

什么都是湿漉漉的,我才想起忘记打开自己的伞。


就在这时,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4个同样打着小伞的初二(1)班的小女生。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上帝谴责我,我用了很冰冷的口吻。

她们站住了。


“我们想送你。”

我笑起来,我知道笑得很假。

“我又不是去外码头,我住在上海啊。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可以随时来看你们的。”

上帝谴责我,我用了很随便的口吻。


“我们想送你。”说着,她们跟在我后面走起来。

这样到了校门口。

“好了,谢谢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回教室去吃午饭了,饭要凉了。”

我站定,她们也站定。

在她们眼里,看不出要走的意思。

“快回去,老师领情了。”上帝谴责我,我用了很决绝的口吻。


“我们想送你。”

在说下一句话之前,我又必须告诉自己,在孩子面前,我要忍住。

“你怎么回去?”

“你今天没骑自行车嘛。”

“我们送你到车站,你坐15路还是26路?”

除了回转身快步走向车站,任由她们跟在后面之外,我什么也干不了。

狠心的我!

过马路时也没有回过头来关照她们一声“当心”。


这样到了车站。

什么都是湿漉漉的。

我再次劝她们快回去,雄辩的我竟然连最简单的一条半条理由甚至借口都已无法找到。

车还没进站。

孩子们怯生生地说了一通顺耳的话。


然后,其中那个全班长得最矮的坐在第一排的姓韩的小女生摸摸索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那是一张前面说到过的用来给我们任课老师打课堂纪律分的记录纸,反面写了一些话,好象还有她们的名字。



我保留了这张小纸条:



“(我们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最后一笔)

亲爱的郑先生:

   您为什么要走啊,您,您舍得吗?我们,说不出啊说不出!(注1

既使(原文如此)您走了,您会忘记我们吗?

我们是终身永世不会忘记您的,想起您就有了一股勇气,就有了一些力量。您可要

常来徐汇中学玩玩啊!


   啊,(注2)您的学生:韩燕茗、张淋、王春芳、王建华

   啊留言   197947日”


还有一个女生拿出两粒硬糖塞给我,肯定是爸妈给的,她没舍得吃。

那张记录纸和那两粒糖的重量,加起来不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么?


我们隔着湿漉漉的车窗挥手道别。

我们好象都没哭。

尽管彼此看去,那在车窗上挂不住的雨水好象是直接流淌在我们彼此的脸颊上的……


(全文完)



1:“说不出啊说不出”源出鲁迅1924年发表于《语丝》第一号上的随笔《“说不出”》一文。文中老先生讽刺批评家兼做创作的窘像:

“倘以为天下已没有诗,就动手来创作,便不免做出这样的东西来:


‘宇宙之广大呀,我说不出;

父母之恩呀,我说不出;

爱人的爱呀,我说不出;

阿呀阿呀,我说不出!’”


记得我上课时,曾在劝说她们要努力学习时,引用过上述这段话和诗,意在希望她们今后不要做出这类东西来。孩子们也真幽默,在我临行时就还给了我!


2:此“啊”即上文“阿呀哎呀”的简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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