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张荣强丨甘肃临泽新出西晋简册考释

From 张荣强兰台挥麈 2019-03-30

一

二

三

[①]楊國譽、湯惠生：《從<臨澤晉簡>再看西晉“占田課田制”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13年第11期；賈小軍：《臨澤出土“田產爭訟爰書”釋讀及相關問題》，《魯東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趙莉、周銀霞：《<西晉建興元年臨澤縣廷決斷孫氏田塢案冊>所反映的河西鄉里制度》，《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日本學界對臨澤簡冊的介紹，見町田隆吉：《河西出土魏晉·五胡十六國時代漢語文獻の基礎的整理補遗（一）》，《西北出土文獻研究》第11號，2013年12月。

[②]魯家亮：《甘肅臨澤田西晉<田產爭訟爰書>芻議》，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7-344頁。注：魯文本身題目即作此，前一“田”字恐是衍文。

[③]馬海真：《臨澤縣黃家灣灘墓群發掘與分期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2012屆碩士論文，指導教師湯惠生，第45-47頁。

[④]何晉提出，目前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中，簡背標有數字序號的現象皆見於古書籍，而未出現在文書中（見《淺議簡冊制度中的“序連”——以出土戰國秦漢簡爲例》，《田餘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中華書局，2014年）。這种說法不確，1981年武威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收集到的26枚“王杖詔書令”簡，每簡背後均標有“第一”“第二”等數字編號（見武威博物館：《武威新出王杖詔令冊》，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頁）。

[⑤]簡文校釋方面，得到陳國燦、王素兩位先生諸多指點；個別標點亦參考了魯家亮的意見，見《甘肅臨澤田西晉<田產爭訟爰書>芻議》一文。

[⑥]魯家亮認爲，“理”“遣”中間應斷讀，“理”指審問，“遣”指責問。但“理遣”本即一詞，如《晉書•衛瓘附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後五代史•梁書•朱瑄傳》載傳主遣使告太祖，“今賊已平殄，人粗聊生，吾弟宜念遠圖，不可自相魚肉。或行人之失辭，疆吏之逾法，可以理遣，未得便暌和好。”所謂“理遣”，也就是寬容處理之意。孫丞作爲宗長，調停孫氏兄弟糾紛後，請求官府對他們寬大處理也是正常的。

[⑦]從十二月四日孫香起訴，到十二月十五日縣戶曹史判案，不過十天，時間不可謂“長”。縣戶曹史之所以這麼說，大概是考慮到此前已有調停雙方爭訟但未奏效的經歷。

[⑧]《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司馬貞《索隱》謂“偶音寓，亦如字”；《說文•人部》段玉裁注“偶，字亦作寓，亦作禺，同音假借耳”。

[⑨]參見黃徵：《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9頁。

[⑩]“壯”亦與“裝”同義，《易•大壯•彖傳》“大者，壯也”，焦循《章句》：“壯，猶裝也。”

[11]歐陽修等：《太常因革禮》卷二七《總例•鹵薄上》，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68頁。

[1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7頁。以下所引《二年律令》皆出此書，不再注明。

[13]以上分見唐耕耦、陸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二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制中心，1990年，第149、186、171、181頁。

[14]《晉書》卷二六《食貨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第790頁。

[15]所謂“繼後”“出後”，亦即過繼給人之意。如：《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戶婚門·爭業下》“姪與出繼叔爭業”條：“楊天常乃楊提舉之幼子，出爲伯統領後”；（明）李清撰《折獄新語》卷二“一件究抄事”稱，“審得陳世茂者，乃以長房應時之子，繼次房應宗後，而今復歸其本宗者也”。

[16]《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刺、移”；《廣韻•支韻》也說：“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書，箋表之類也”。

[17]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758、292頁。

[18]町田隆吉：《河西出土魏晉·五胡十六國時代漢語文獻の基礎的整理補遗（一）》注③。

[19]最近參觀北京房山區長溝鎮出土的唐代劉濟墓，墓志中的“廷”字也如此書寫。

[20]誠然，宋代就有爲平衡家族矛盾，同時爲戶絕之家立兩個嗣子的現象。但在本案中，孫香單弱，後嗣無力出繼；孫發子孫強盛，但祖母規定只能“為弘後”，不能出繼；所以不可能在孫發、孫香後人中選擇繼承人，更別說兩立了。

[21]《公羊傳•桓公八年》“春曰祠”，何休注。

[22]陳建貢、徐敏編：《簡牘帛書字典》，上海書畫出版社，1991年，第412頁。

[23]徐世虹主編：《中國法律通史》第2卷《戰國秦漢》，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11頁。

[24]楊樹達：《詞詮》卷五，中華書局，1978年，第212頁。

[25]考古編號J22-2540，錄文見王素：《長沙走馬樓三國孫吳簡牘三文書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

[26]當時州郡縣三級，刺史稱使君，太守稱府君，縣令長單稱君。有關孫吳“君教”簡的相關研究，參徐暢《走馬樓吳簡竹木牘的刊佈及相關研究述評》，待刊。

[27]魯家亮依據的是楊國譽釋文，與我們的新釋文在意義上沒有多大差別。

[28]魯家亮：《甘肅臨澤田西晉<田產爭訟爰書>芻議》。

[29]6319和6283簡書寫風格相近，是不是存在6319、6283連排、同置於簡冊末尾的可能性？我也考慮過這种排列，但無論簡6319還是6283在前，語義皆曖昧不清，“對具”一語更沒有着落。

[30]如果抄件所用木簡長度與原件一致，抄件一枚簡正好是原件兩枚簡的容字；但這批简册長短不一，所以就造成了這种現象。

[31]同一枚簡上出現了兩种不同的筆迹，不知是由兩名書手分別書寫還是同一書手特意變換筆跡所致。

[32]這也完全符合古代處理家產訴訟案的惯例，統治者歷來主張通過親情或宗族的力量去化解此類糾紛，只有調解無效的情況下，官府纔會出面做出判決。不過，這一過程在時間衔接上似乎有點問題。根據簡文記載，大概縣廷在12月6日聽完孫發的陳述後，隨即做出批示，令原告、被告雙方“自了”；但轉過來的第二天即12月7日，官府傳訊孫今龍作證，就又正式受理此案了。

*原文发表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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