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导 读
若人都有居住权，让有火灾隐患的群租房住客搬离，政府需补偿；若政府有驱逐外来人口的权力，那么这些人就必须“购买”户口。这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 前一个模式要求政府对风险处置和管理买单，而后一个模式把这个成本转嫁到外来人口身上。从长远来看，一个不要求政府承担风险管理和处置成本的模式肯定不会成功，因为这个模式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的隐患。
文/黄亚生
伦敦今年6月发生了大火灾，英国政府是怎么处理的？从城市长期治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保障和肯定城市化中人的权利，赋予城市中每个人以同等的权利。
2017年6月14日凌晨，英国伦敦肯辛顿区的格伦费尔大楼内燃起熊熊大火。
那场火灾最终造成71人死亡，数百人房屋被毁。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政府已斥资千万在肯辛顿一个豪华公寓开发区购买了68套公寓，以安置约250名在伦敦高层公寓大火中丧失家园的灾民，受灾者可永久居住。
2017年6月14日，伦敦格伦费尔大楼发生火灾，火光冲天
英国处置这场火灾的代价极高，为了今后规避这种高昂的代价，英国随即进行了广泛的安全隐患排查。约4000名居民被告知，由于消防署认定他们居住的公寓楼不安全，所有人必须立即撤离。
并不是所有检测不合格的住宅都进行了疏散。一些检测不合格的社区采取了24小时巡逻，另有一些社区开始拆除不合格的外墙材料。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所有火灾受害者都将获得一视同仁的赔偿，政府不会进行移民和国籍甄别，地方政府将获得一切必要的资源，以确保所有因住房不符合防火要求而撤离的居民有地方可住。
没有户口制度约束，没有办法进行区别赔偿，也没有办法用提高成本的办法把收入不高的人赶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果每一个人都拥有居住权和迁徙权，那么，要让有火灾隐患的群租房住客搬离，需要政府对他们的居住权与迁徙权进行补偿。
反之，如果当地政府拥有随意驱逐非本地户籍的本国外来人口的权力，那么这些外来的城市居民，就必须购买不被政府驱离的权利，这实际就是户口拍卖政策。
土著，有户口，跟土著居民结婚的，有户口，有能力、有资产的人有户口，其他人住得再久，也没有户口，跟移民政策有点像。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治理模式。
前一种模式，政府替风险处置和管理买单； 后一种模式，把成本转嫁到外来人口身上。
从长远来看，一个不要求政府承担风险管理和处置成本的模式肯定不会成功，因为这个模式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的隐患。
甚至不需要长时间，风险就会显现。12月13日，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白墙子村又发生了火灾，造成5人死亡、9人受伤。这距离月初北京市大规模排查火灾隐患、驱离群租群体，还不到20天。
事故勘察结果，系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起火前，一名住户从二楼拉出电线，通过接线板给电动车充电。无知导致胆大。处理结果包括，对一系列责任人员启动问责程序。
为什么在经历了全市规模的大面积排查，以及高强度的人员清退以后，在已经被排查列为隐患点的地方，还是发生了火灾？
12月13日，北京再发生火情，朝阳区白墙子村发生火灾
究其原因，乃是驱逐**模式实际上降低了政府预防和管理公共风险的动机和积极性。打个简单比方，如果驾驶员每次出问题总能让别人买单，那他有什么积极性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风险案例。
面对同样的灾害和隐患，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权利界定起始状态的差异。
假设每一个人都拥有居住权和迁徙权，那么要让火灾隐患点的群租房住客搬离，需要政府对他们进行居住权与迁徙权的补偿，需要政府买单。
如果政府拥有强迫外来城市人口搬迁的权力，那么外来的城市人口，就必须购买不被政府驱离的权利， 这实际上就是有些城市拍卖本地户口的做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行政城市化可以加速城市化，但它同时还会加速去城市化。而它的另外一个缺陷就是本文所提出的道德风险。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行政色彩太浓。
由于政府从土地出让体制获利，结果是短期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政策必然导向重视“硬件”。因为通过基建获得的经济数字繁荣快速可见，而民生改善并传导到消费推动不容易看见，而且见效缓慢，所以“软件”相对而言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外来务工人员未能分享由城市化带来的主要收益，外来务工人员无法同等享受城市的各项福利，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失业保险等。由于缺乏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消费并没有相应增长，这些行政手段下的“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都令城市发展受到限制。
值得提醒的是，伦敦、东京疏散大都市人口都没有成功。
就不走...
伦敦在二战后制定政策：限制增长，疏散发展，建设新城。半个世纪后，伦敦的决策者主动承认错误并重新制定战略：表示尊重市场和人的选择，回归伦敦市中心。
东京也是如此。二战后，东京都市圈建立了多摩、筑波等郊区新城，以及一都三县的城市构架。不管新干线、绿化带，都没有减少人口向东京、东京都市圈的集聚。
在可见的将来，城市化会带来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人口还会不断往城市流动。中国的城市化只有建立“人的城市化”这一最终目标，赋予、保护每一个人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样，政府才会有动力去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防范公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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