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为何发展不了资本主义？

原创 2016-12-16 强光中 文明比较

提起近现代西方文明，人们往往首先惊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6页）

发表于1848年2月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及的“不到一百年”大概指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时间，而到今天，历史的车轮又滚滚向前迈进了160多年，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统计资料表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加速提升的。在原始社会，每一万年提高1%—2%；在农业社会，每一百年提高4%；在工业社会，每年提高3%左右；而到了信息时代，每年提高10%左右。生产力的发展如此，人类知识的增长和更新也是如此。据专家推算，现有知识正以每年10%的速度更新着。最近10年的科学技术发明、发现，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

西方文明的核心魅力正在于其改变物质世界的能力、方式与成果。如果说精神文明为西方文明注入了活的灵魂，把西方文明粘合成为一个整体；技术文明的突破为西方文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西方文明搭建了阶梯式进步的台阶；那么，物质文明就为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整个人类文明开启了全新的世界。

什么是物质文明？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积累等。它表现为物质存在方式的改造与创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社会财富的积累，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各种导致改善人类生存方式的文明成果。

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文明成果，源于人类意志对于自然界有意识、有目的的超越。在这蓝色的星球上，正是由于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最终成为君临万物的统治者，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逐渐按照人类意志演变为“人化”的世界。

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不仅展现了极大丰富的物质世界，而且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我们不去讨论这种爆炸式增长模式能否持续下去，更不去讨论物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对于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我们只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仅仅是西方文明能够为人类创造出这种不断加速的发展模式？导致、刺激西方文明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西方物质文明的突变期显然发生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交汇的时代——即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进行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是通过商品、（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市场、全球化等资本主义化的各类核心要素实现的，它既是生产方式的革命，也是整个西方社会制度的革命。

从中西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所谓商品、（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市场、全球化等资本主义化的各类核心要素同样出现在中国宋、元、明等朝代，但它们都没有促成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只能从西方文明中产生出来？

在诸多推动历史变化的因素中，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中西文明最为根本的差异性——即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与西方文明的多元化这一点上。

多元化的分散经营是西方经济活动的基本特色。众所周知，自9世纪起，西欧社会开始流行一种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封建庄园。其广义指西欧封建主凭借各种权力对依附农民进行剥削、统治的一定地区，义同领地。狭义指欧洲封建主用劳役、地租等形式剥削依附农民、独立进行管理及核算的一个地段，即封建主经营土地的一个单位。封建庄园是随着西欧封建制的确立而形成的经济实体。它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基层经济单位，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位。庄园的规模大小不一，通常为一个自然村，大的包括几个自然村。庄园的劳动者有三种人：一是奴仆，其身份有的近似奴隶，由主人供给饮食；也有的虽耕种小块土地但不足以维持生活，还须由主人支付一定实物及货币。他们担任的是庄园上长年需人从事的工作，如运输、放羊、挤奶等。二是雇工。农忙时临时受雇，按日计酬，多由庄园上或附近乡村贫苦农民如茅屋农充任。三是农奴。他们领种一份份地，可以世袭使用，但没有所有权。使用份地的农奴有义务为庄园主服劳役，劳役的内容主要为耕种领主自营地，兼及割草、运输、伐木、修路等庄园上所需的劳作。在内部结构上，庄园除了有一处领主的住宅外，还有农奴的居住区和一座教堂。此外，还有仓库、磨坊、油坊、铁工房和烤面包房。各种手工业作坊主要是为领主服务的，农民需交费使用。庄园的耕地分为春耕地、秋耕地和休耕地三部分，实行轮作制，每年总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耕种。同时，耕地被分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份地两部分。领主自营地由服劳役的农奴耕种，他们通常每周要为主人劳动3～4天，剩余的时间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后来，领主取消了自营地，把耕地全部分给农奴，坐收实物地租。由于中世纪前期商业活动和城市人口有限，庄园的经济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的一切生产都不是为了出卖，主要是为领主及其家人等提供生活资料，同时，也为生产者及其家属提供生活必需品，只有极少量的市场买卖活动存在。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推动了自治型城市经济的兴起，促成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散式、渐进性突变。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手工业从庄园制农业中分离、独立出来，工商业得到发展，因而，城市普遍兴起是西欧鼎盛期中世纪文明的显著特征。当时西欧城市的兴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原有罗马帝国末期凋败的城市得到复兴、改建，如巴黎、马赛、伦敦、罗马、米兰等；另一类更多的是原为领主的城堡，因工商贸易的发展逐步演变为新兴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布鲁日、根特、阿拉斯等，威尼斯这时已成为和拜占庭、伊斯兰阿拉伯地区通商并垄断地中海贸易的重要城市，北方佛兰德尔新建许多城市，成为北欧毛纺工业中心。西欧城市数量在1100年至1300年增加了10倍。城市的兴起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重大变革。它促成了工商贸易的繁荣发展，标志着西欧不再停滞于封闭型农业自然经济，开放的城市逐渐成为西欧经济的重心所在；城市的兴起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与转移，城市以各种方式和封建主争夺农民，甚至供给农奴赎金来吸引他们流入城市，而农奴因“城市空气使人自由”而乐于改变生活方式；城市的兴起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西欧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结为一体的条件下，他们以赎买或武力的方式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建立了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城市共和国或自治市，成立由工商寡头、新贵族控制的独立政府，制定自己的宪章和行政管理制度，甚至将宪章镌刻在市政厅或教堂的墙壁上，以标志神圣的自治权；此外，城市的兴起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从而形成了在“精神变物质”与“物质变精神”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分散式、渐进性突变中，行会制成为西欧中世纪城市新生的重要经济制度。行会控制资本、管理劳动并支配生产与分配，有的行会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它对内防止成员之间的竞争，对外追求本行业的垄断地位，并抵御封建领主的干预、破坏。这种组织有手工业行会和同业公会两种形式。只有作坊主（匠师）或其他握有资本的业主才能作为行东参加行会，学徒和帮工只有长期苦练、待技术熟练并有资金积累后，才能成为匠师，获准开作坊并参加行会。佛罗伦萨的大行会就有公证、进口布商、银行家、呢绒商、医生与药剂师、丝商、皮货商等。行会是支配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主要经济组织与制度，它在中世纪盛期起着凝聚市民力量、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巨大变化而言，从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可谓死水一潭。通常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活动总是处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有力干预之下，人口、土地、税赋与劳役等实行全国性统一管理制度，各种经济单元难以形成自身的独立发展模式。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同质化分散经营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特色。在大一统经济制度严格管制下，盐铁等大宗商品国家专营，民间贸易不仅不被重视，而且受到种种限制，更别谈及大规模国际贸易。由于财富的同质化，解决人口的温饱问题始终是经济活动的第一需求，财富悬殊虽然巨大，但没有形成推动贸易的内在驱动力。不仅如此，大户巨室常常是中央政权的打击对象，私人财富没有保障机制，这在明朝时最为典型。

中国自古以来，并不缺少商品、贸易、技术、市场等涉及经济要素间的交易活动。早就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频繁的“国际间”贸易活动，并且同近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汉代商船已远达印度东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南北朝时期，中国同沿中印航线各国的贸易更为频繁。隋唐时期,因“丝绸之路”阻塞和陆路交通困难，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的远航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中国同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等国的贸易颇为发达。唐代同日本、朝鲜的贸易也十分活跃。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来华达13次以上，往返均携带大批商货。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更加繁荣。据南宋宝庆元年(1225)赵汝适《诸番志》记载，宋代与50-6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据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元代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海上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和地区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海域。

在货币、金融、资本领域，古代中国也是世界上最为领先的国家。且不说从铜钱、钞票到票据承兑之类的发明与使用，在宋代，中国人着实进行了一场以国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改革——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其中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王安石新政从理论上是先进的，具有现代金融的理念，然而，由于改革方案的过度超前性，加之缺乏金融方面的配套措施，中国官僚机构根本不适应这种以国家财政为担保的商业化改革模式，王安石变法最终走向失败的命运。

由于固守农业文明的经济制度，近代以后中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方各国的后面。从人均经济占有量来看，15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零增长，1820年以后甚至是负增长。中国人习惯于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无论是做官、经商，有了钱就要用来买田置地当地主，盖几进“高门大屋”，娶几房姨太太，多生儿子，接着便是人丁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旺族。由于人口增加，家庭负担日益加重，财富逐渐被稀释或是挥霍而走向贫困。地主式的扩张到衰败过程大多在三代以内完成，此所谓“富不过三代”之说。中小地主富不了三代，国兴也不过五代而已。王朝初兴时，往往因为国家富、人口少、税赋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之类的盛世景象于是应运而生；而到了王朝衰落期，往往处于国家穷、人口多、赋税重的相反情形，社会动乱、人民起义便不可阻止地发生了。整个大一统政权被推倒重来，国家面临着一次全方位的巨大破坏，社会财富又一次严重缩水。历史上的中国朝代更迭始终按此逻辑周而复始，因而，古代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更别谈近代以来西方式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爆炸式增长”了。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发行。所创建的“强光中的哲学博客”（http://qianggz.blog.ifeng.com）是凤凰文史名博，因思想深刻、特色鲜明而长期受到学界重视。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23.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