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钢 | 铭记诸师谆谆教诲，传承中国教育文化【“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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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有学术的思想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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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诸师谆谆教诲，传承中国教育文化

丁钢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出丁钢教授讲述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求学治学的经历的文章。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1978年上的大学，从1978年到1982年，由于机遇巧合，我一口气上了十年大学，换了三个专业。而后，留在大学工作至今，正好整整40年。

不像有些人家学渊源，学术生涯伴随一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说家庭影响，因为爷爷和父亲都是画家，我自幼对绘画也甚为努力，也编织过一些美丽的幻梦。可还未成年，一股上山下乡的疾风把我吹落到了北大荒那一望无垣的广袤田野上。当我光着膀子挥汗如雨地战斗在大田里，当我赶着二马车颠簸在黑土地上，当我一口气能吞下七、八个窝头，把四仰八叉躺在大田间烈日下休闲作为最大享受时，那些幻梦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在蹉跎岁月里，这爱好也曾是我排除寂寞和苦闷的精神支柱。

上山下乡时赶牛车

说起上大学，对我而言，还有着一段曲折的经历。200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高考1977》描绘了当年的知青的高考情景，勾起了我当年参加高考的诸多感怀。因为，我曾经参加了1977年和1978年的两场高考。

1977年高考之前，由于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实际上一本中学课本都没有见过，也没上过课。当知道可以参加高考时，还是父母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资料。像我这样连初中都没有真正读过书，高中根本就没有读过的人，仓促上阵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1977年冬季考试的结果是，我被当时一所大专学院录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已经知道1978年夏季将举行全国统考的消息，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为能读自己理想的专业，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第一次入学。

本科在黑大门口留影

我一直很喜欢历史，但当我1978年进入黑龙江大学报到时学校却告诉我：“我们历史系还没有恢复，把你放到哲学系吧。”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心想好在我自己以前还有一点学哲学的经历，于是我进了哲学系。现在看来，真的要感谢学校无意中的安排。那时的黑大哲学系有着和谐的教学氛围，中青年老师居多，最年长的也不到50岁。而我们这一批大学生经历过上山下乡，也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因此，师生之间彼此很尊重，容易沟通。上课时老师也不按教科书讲课，而是根据研究问题来讲授，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促使我尽快地步入学术的轨道，去思考和研究问题。

1978-1982年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时期，在研读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同时，东欧问题、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等议题也经常成为读书会与研讨会的主题。在这种火热的哲学氛围中，大家天天往返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如饥似渴地读书、讨论，都憧憬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康德、黑格尔那样拥有一种深刻的思想生活。我取消午休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其间，我在阅读中对中国文化中的宗教问题很感兴趣，因此，当年在大学实习时，带了一个实习小组，对三大宗教做过调查研究，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顺着大学读书期间产生的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在1982年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古籍研究所拥有一批堪称国学大师，如徐震谔、周子美、程俊英等先生是唐诗宋词、目录版本、诗经文学等方面的名家，在中国古典文史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徐震谔先生早年在东南大学随柳诒徵、吴宓研读中西文学，之后致力于研究《世说新语》。周子美先生早年是著名藏书家刘承幹先生藏书楼嘉业堂的负责人，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中法国立工学院教授，为著名版本目录专家。记得周子美先生当时已经80岁了，还站着给我们授课，无须看一纸一文，讲着一口常熟方言，不多不少一小时非常准时，时间一到，经常是只听到一声“再会”，循声已不见先生的身影。我们都说周先生是活的历史，他熟读二十四史，当搜集史料时都去请教他，他甚至可以告诉你在哪部史书中的第几卷第几页，以及谁是谁的叔或侄，令人五体投地。而程俊英先生是中国第一代的女大学生，她的《诗经》研究亦曾得到吴宓的提携，大学时期便在著名的《学衡》杂志发表《诗经》论文，是为当代最早的《诗经》研究开拓者之一。

与古籍所硕士同学合影

我始终认为程先生《诗经》译得最好，具有女性的特有气质，感情非常细腻，长短句独具风格。华东师大古籍所作为当代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一大重镇，我也因此幸运地接受了非常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的必考科目。记忆中有一次考音韵，足足考了一上午，直做得头昏脑胀、天昏地暗，至今想来还不寒而栗！不过，现在搞起学问来颇感顺手之时，对于先生们的严格教诲倒是深表感激的。当时所里还延请学界大家为研究生授课，如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先生讲《碑拓学》等，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由于冯契先生的倡导，古籍所与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课程打通，因此我们也有机会听哲学系的课。除了哲学系老师的课，记得当时请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讲两汉史，朱先生一袭风衣，风华正茂，娓娓叙事中蕴涵着思想洞察，至今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导师是潘雨廷先生，主攻易经与道教。潘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学甚强的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之后又师从周善培、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杨践形、薛学潜等国学大师研习中国传统学术，深得几位国学大师的精髓，不仅将孔子视为“最敬佩之人”，而且自勉“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两千年来的《易经》”。潘先生曾担任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只是他“述而不作”，因此名不见于当时，但梁漱溟、陈鼓应、冯契等先生知道他的造诣。潘先生也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在大学获得学术研究的条件，身后出版代表著有《周易终始》、《周易表解》、《易学史论文集》、《周易参同契考证》等，在研究生期间，我更多的是学习道教、易经等古代经典。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东汉象数易，涉及面相当宽，包括历法、音律、科技史和宗教史等方面的知识。这样的学习经历，为我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国文化功底，对我以后的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硕士在读期间，我还有幸受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的黄寿祺先生和我校的苏渊雷先生。黄先生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精于易学，时称“八闽才子”，是我论文的答辩主席。而苏先生也是海上闻人，不仅精通历史学、文学，对易学、佛学也深有研究，早年作有《易学会通》，曾是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是我论文的答辩委员。我平时常有机会向两位先生讨教，与苏先生交往更多些。苏先生爱饮酒，有一次我陪先生同去参加国际易学会议，先生一路饮酒作诗至武汉。会议结束那天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学者走到苏先生面前，说完“您就是苏先生啊”，便呈上两瓶酒，然后当众跪倒，向苏先生行弟子礼。

可以说，就读哲学系时期虽然渴望思想生活，却没有明确固定的思想对象。古籍所时期在各位先生的熏陶下，我不仅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探索对象，而且把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学术生命之本。

由于读研期间，我曾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会主席和市高校研究生主席联谊会主席，在我硕士毕业之际，学校为我争取了名额，希望我留校做行政工作并转向新兴的行政管理学。然而，我实在不识抬举，因为当时古籍所没有博士授予点，我打听到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招生名额未满，于是，托人上门请教中国教育史名家张瑞璠先生，先生是孔子学会的常务理事，是专门研究儒家教育方面的专家。在得到允许后，我于1985年通过考博转入华东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张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转向教育之后，我在攻博期间也希望寻找自己的学术途径，如何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深化已有的中国文化及教育史研究。其间，我写过一篇关于先秦道家教育思想研究的长文，虽然与先生对道教教育的观点不同，但在先生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副主编时，他认为我的文章言之有据，于是就给我登了。这一点，让我深刻体会到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开放胸怀和对后学的提携之意。非常感谢张先生，这促成了我把先秦儒道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也影响了我后来指导学生的方式。

与博士导师张瑞璠先生合影

潘雨廷和苏渊雷先生对佛道研究的关注，以及张瑞璠先生对儒学教育的重视，正是这种师承背景的影响，也由于先秦以后的中国教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东汉以降的佛道文化，这进而促使我尝试对三家的教育思想展开比较，并将中国传统教育置于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力图从中国教育传统的多元发展形态去清晰中国传统教育的文化构成及其精神特征。于是，几乎与博士论文同时推进的这项研究，也形成了自己在中国教育文化及其历史研究的开端。

此领域的研究，应该说启发于一些前辈的研究，如陈东原先生的《中国教育史》（1935）和周予同先生的《中国学校制度》（1931），以及程舜英先生的论文“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1986）等，尽管前者所涉文字寥寥几十字，后者是万字左右文字，但还是自己萌发作此系统研究的重要起因。除此之外在国内外学界很少涉及此领域。而且在研究进行时，当时佛教大藏经和道藏还没有影印出版，能供参考的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的只有还未出版齐的若干佛教哲学思想资料，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资料和著作中，都几无涉及佛道教育史料和研究，此项研究面临史料发掘上的极大困难。八十年代中后期，还没有多少人涉及宗教研究，佛藏和道藏目录大家也不熟悉，我与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商量，进内库将需要阅览的线装书一一调出，专门放个书架。因为不让复印，只能边读边抄，加以断句和标点。以致当时此类书籍的借书卡上经常第一个名字是我，我抄录的史料比我成书后的文字要多。我立足于儒佛道尤其是佛、道原始典籍的研读，探究和发掘基础上，将三家的史料加以比较分析，另外还仔细研读了各研究大家如梁启超、熊十力、吕徵、汤用彤、陈垣、蒋维乔、赵朴初、任继愈、郭朋、卿希泰等的著作。

1988年4月，在我博士论文答辩前，《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得以出版，在此书中，我将中国传统教育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结构，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并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三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进行了纵横向比较和关系研究，力图为确立中国传统教育为多元互补结构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观点、方法，这对后来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国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视角的开拓，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

寒窗十年，我接连学了三个不同的专业，先后获得哲学学士、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和中国教育史博士学位。虽说不是有意而为，但古时文史哲不分家，我这样大概也算有点历史感吧。更要感谢世事造化，在求学期间我幸运地遇到了在儒佛道三方面各有造诣的前辈学者，受到了一批中国文化研究大家的学术熏陶，这真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学习经历！

在进入教育研究领域之后，有机会参与了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及文化热的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专家，主要都是从事历史、哲学、文学研究的，恰恰没有教育学的地位。但是任何东西都需要教育作为文化传递、保存和发展的中介，教育应该在文化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于是萌发一个想法，启动更为全面的中国文化视域来分析中国传统教育的本质与演变。在1990年，我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在高校的哲学、文学及教育领域找到了一群学术背景相似且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青年同仁，主编出版了《文化的传递和嬗变——中国的文化与教育》一书，并得到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的欣然题名。接着，以此书为基础，进一步发展成了一套《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丛书。当时关于教育文化方面研究的书基本上没有，这套丛书也算开拓了中国教育文化的研究领域。

我以为，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所产生最大的学术影响莫过于激发并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在文化大讨论中，由于人们引入了大文化的观念，便把文化问题推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文化的研究开始从文化的各个方面层次来考察社会整体文化的承继与变迁，从而为各个学科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大文化背景，同时又使各个领域的研究获得其本身的文化意义，并与整体文化的发展相联系。因此，需要将一种更为开阔的中国文化视野引入中国教育研究，将教育视为一种文化蕴涵复杂的历史现象，对中国教育所涉及的复杂文化面相展开深入全面的考察。而要理解中国教育，必须引入中国文化的关照，同样要想弄清中国文化史，也必须从教育切入。以此为认识基础。从历史维度对中国教育文化展开研究的两大基本前提在于：一是教育将文化（包括知识、思想、道德、风俗、艺术以及每一世代的认知图式等）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保存与传递；二是教育在文化传递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组并重建着文化。

由此，我热衷于鼓动人文社会学者加入教育研究，期望民俗学者、文化人类学者也能加入进来，深入考察民间社会盛行的“大众文化”、“生活方式”或“礼仪”的教育及传递机制，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教育文化在各个层面的样态。

九十年代初，虽然“文化热”渐渐褪去，但对于文化思考与责任担当已经成为自己的研究动力。这使我坚信，一个善于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民族，一个勇于改造与更新自己民族传统的民族，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而研究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保存它，或者摆脱它的制约，而是为了改造它、发展它，使其适应今天的需要。从这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改造与重新解释，也势必会造成一个新的传统。

顺着这样的思路，为进一步认识中国教育文化多层面的内涵及演变真相。当时的书院研究方兴未艾，但在书院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变迁方面尚欠涉及，要把中国传统书院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加以考察，才能从更为深广的角度考察书院教育的文化功能。同时，我还注意到，宗族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本组织，在其内外部所展开的文化教育活动，由于它面对最为广大的社会成员，对于中国文化的传递与教育的推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对中国宗族教育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历史作用也缺乏必要的研究。可以说，从书院到宗族教育的研究有助于理清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从宋以来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关系。于是就有了《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1996）两本书的出版。

那些年，我接触了一些热心于研究中国教育历史的国外学者，了解到国际上有关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些情况与文献，发现我们自己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却是十分贫乏，遂产生了系统搜集国外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文献、从中比较中外学者在研究上的贡献与共同感兴趣的研究想法。但当时由于资料的缺乏而无法实现。后来我有机会访问了日本、加拿大及美国的一些大学与教育研究机构，这使我有机会在国外广泛地搜集资料，我的研究终于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一些国外学者朋友般的热情帮助与支持，至今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的露丝·海霍（Ruth Hayhoe）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予以了极大的帮助。作为一位比较教育学者，她长期从事中国教育研究工作，并赢得了了中国学者的友谊及国际声誉。我在她所有的大学访问期间，我们经常就我搜集的材料进行非常有益的讨论，她的帮助使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另一位必须提到的是美国丹尼森大学历史系的巴里·凯南（Barry Keenan）教授。在我走访美国一些大学及研究所时，作为早已熟识的老朋友，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感恩节。

与Ruth Hayhoe教授合影

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他早年写成于197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杜威学说在中国的实验：民初政治与教育改革》一书，已在西方学术界获得很大的声誉。他经多年研究写成的《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长江下游的社会变革，1864-1911》一书，也于1994年在伯克利大学出版。他的家坐落在俄亥俄州沃辛克顿近郊，我们在那里几乎畅谈了整整三天。从他那里，我了解到美国许多关于中国的研究及出版物情况，还得知1989年曾在加州开了“中国封建末期的教育与社会”的国际研讨会，阅读了该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打印稿。后来，我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教授在多伦多大学与约克大学联合亚洲研究中心举办的同际会议上见了面，作为主编之一，他告诉我上述会议的论文即将由加州大学结集出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伍德赛德教授告诉我，他们主编的书中曾参考了我在1988 年出版的《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一书。这些令人愉快的经历，都为我回国后能继续进行并完成《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1996）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此项研究，不仅促成了我以后一直注意从更开放的国际视野进行研究工作的习惯，更让我结识了玛丽安·巴斯蒂（Bastid Mareianne）、海迪·罗丝（Heidi Ross）、韩友耿（Juergen Henze）、彭恩霖（Lynn Webster Paine）、尼娜·波勒维斯卡娅（Nina Borevskaya）、保罗·贝利（Paul Bailey）和曹诗弟（Stig Thogersen）等在中国教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国际学者，他们后来都欣然应允为我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学术辑刊的国际编委。而《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的出版也为从不同的角度和多元的话语方式来观察中国教育，提供了一个对话的中介和共享的学术平台。

与Barry Keenan教授合影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期，与我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时期相契合，学术引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也使我能够从“八五”、“九五”到“十五”期间连续推进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研究到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等课题的研究。从传统文化与教育的多元研究视角，进而深入到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内涵，再进一步为中国教育在全球化视野下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一个由内及外的中国教育文化探索历程。完成了包括前面提及的《文化的传递和嬗变——中国的文化与教育》（1990），还有《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教育传统的理论探索》（2002）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教育传统研究》（2009）等专著的编写出版。

我相信，传统不会从现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消失，这需要我们从更微观的村落、公共领域、个人生活史等角度，来深入考察“传统”与“现代”交织而成的中国教育的“现代性”。而我近20年来对国内教育叙事研究的倡导和大力推进，也是基于这种对于中国教育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文化解释”情结。或者说，没有人的活动就无所谓教育历史。而人的活动，我们必须从感知日常经验事实入手、从社会文化生活的角度来叙述人们的日常教育生活，以及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关系。然而，仅仅解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入历史、经历历史而感知历史，当教育历史的感知感悟成为我们共同的经历，成为当代人的感同身受。教育历史就如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我们当代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孕育不同的思维方法，而每种文化都会产生它自己的解释、理解和处理现实的方式方法，并把这些方式方法传递、组织成技艺，把它们发展为真正的杰作。

与此同时，我从九十年代至今，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在人文课程设置中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文化处境分析，还是强调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解释等方面的研究，都在试图为中国教育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理由。而从教育与日常实践的教育学立场的重新审视到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所旨意的方法论探究，以及对教育学学科问题的理论重构努力，更是在于强调全球文化与本土教育知识创新之间的理论张力，以拓展中国教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而新世纪以来，我与同仁及学生们共同努力，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把教育作为深层的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力图通过研究教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强调教育活动的文化内涵和实践功用，并呈现教育文化实践的多元形态与丰富内涵。同时，把教育文化研究作为一项文化行动，重点研究学校领域、公共领域、日常生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教育文化现象与实践方式，用以考察以影像、音乐、美术、戏曲、戏剧、交互媒体、工艺、建筑空间等文化形式为媒介的教育生活。由此，探讨教育文化是如何再现、表现和形塑民众的社会生活、身份意识、道德与情感认同，揭示这些教育文化现象和活动在各领域中的实践意义。令人欣慰地是，致力于教育文化研究所产生的众多成果，已在激励更多的年轻学者的倾情投入。

这种研究的推进，让我感到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理想。正如康德所言：“对一种教育理论加以筹划是一种庄严的理想，即使我们尚无法马上将其实现，也无损于它的崇高。人们一定不要把理念看作是幻想，要是因为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就把它只看作是一种黄粱美梦，那就败坏了它的名誉。”人们终将发现，教育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向往的事业，无论其在社会发展中，还是文化生活中，或是其他。但毫无疑问的是，没有任何其他精神活动还会像教育这样，既令人百感交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希望。

回顾四十年自己的学习经历，哲学给我以智慧，文学赋予我情感，教育对我的人生注入了无限的意义。而在我发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教育文化研究相关。在饱含中国文化的熏陶中，总是使我对中国教育的研究抱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情怀与炽热的学术激情，并步履坚定地努力建构一个学术风格清晰、文化意识坚定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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