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 从人口素质研究到文化养老——我与中国人口学共成长的四十年 【“一个人的四十年”专栏之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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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素质研究到文化养老——我与中国人口学共成长的四十年

穆光宗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公众号“一个人的40年”专栏专稿

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开辟“一个人的40年”专栏，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对过去中国以总结、对当下中国以启示、对未来中国以期冀。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本期推穆光宗教授讲述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的关系的文章。

穆光宗教授

回望1978-2018这四十年之峥嵘岁月，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过去经验谈得多、教训谈得少，其实正反两方面都不可或缺、都需要看。历史就像一面镜子，坚持对历史的反思和沉思才能保证中国人口学的健康发展。

1978年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我还是个稚气未脱的高一学生，当时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好学的我倍感鼓舞，专心备考。1981年夏，17岁的我金榜题名，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经过四年紧张又充实的本科学习，于1985年7月毕业留校，旋即入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从此我的学术生涯就与人口相伴至今，而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和入门契机，感恩诸多名师的教导！

当时人大人口所可谓是国内人口研究的第一重镇，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横睨一时，一派中兴气象。我虽然是人口学的门外汉，但一毕业就接触到了国内第一流的人口学家，如刘铮教授、邬沧萍教授、查瑞传教授、林福德教授等，还有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何其幸运！我立即开始学习和理解人口学并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1986年，我发表了第一篇人口学论文，“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厘清了“人口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区别和联系，后来多年来在《人口学刊》发表了不少论文，在此感谢感恩编辑老师的厚爱不弃！同年还在《社会科学评论》发表了一篇“适度失业论”。

1987年读在职研究生时，听刘铮先生的《人口理论研究》课程，下课后就陪先生走回环境清幽的林园之家，一路上就不断请教问题，相谈甚欢，师生情谊温馨难忘，可惜先生不幸于1993年病故。记得先生病重期间我也常去医院陪夜、聊天，宽慰他的心情。1995年开始，我跟邬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受益良多，师生愉快合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先生的敏锐眼光、渊博学识和宽广视野对我大有帮助，弟子感恩不已！查先生则亲切和蔼、做事严谨，他生前我常去府上拜访和讨教，促膝交谈，其乐融融，也是影响我学术人生的重要导师。林老师也是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真学者，令吾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初入人口学大门，发现国内学界有两大学术热点：一是人口素质，改革开放初我国人口数量多而人口素质低是公认的大问题，人口素质现代化的命题也跟随“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提了出来；二是人口流动，记得1985年中央曾经发文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开启了第一波农村人口城市化之浪潮。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我主要就人口素质问题发力，对人口素质的概念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如人口贫困和贫困人口，人口素质新论（提出非智力素质或者说心理素质的重要性）、“零素质人口”（是指存在严重的出生缺陷同时不存在任何康复可能和生存价值的人口，提出人口控制的质量观）、中国人口的质量控制和人口素质木桶理论等等。

现在回想起来，1987年的宁夏调研让我一下子沉到了底层中国，接触到贫困人口真实不虚的生存状态，对我以问题为导向、以生活为导师的学术追求影响巨大。那年夏天，我随同中国人民大学暑期赴宁夏社会考察团来到了六盘山区的贫困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的泾源县,对当地的贫困现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调研。同行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王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姚开健老师，还有二三十个来自各系的大学生。

宁夏六盘山

我们从遥远的北京先坐火车到的银川，然后坐大巴驱车10来个小时来到六盘山区，一路陶醉于蓝天白云和五彩的田野时，并不能想象“贫困”的景象。只有当我们听取了介绍，参加了扶贫会议，阅读了大量资料,亲自走访了贫困户，并亲口尝了尝难以下咽的饭菜时，才有了真切、震撼的贫困感受。对泾源来说,“贫困”积淀了无数悲凉的故事，是长期以来社会整体发育不良和经济发展滞后积重难返的历史产物。“贫困”并非“食不裹腹、衣不敝体”表象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访问过一户贫苦农家，家里余粮（就一些不干净的玉米颗粒）能撑几个月，但挨不到冬季，可以想象的“饥寒交迫”。家徒四壁，破旧的房屋进风漏雨。我估计，当时穿在自己身上的一套运动装（大概70元人民币），就抵得上他们的全部家当了，就如此贫困，真的一无所有。看到这些，不免愕然和黯然！回想这些，不免怆然和凄然！三十年后还依稀记得当时和伙伴们访贫问苦夜归时手电筒在漆黑的夜里所散发出的微弱之光，暗似考察团成员有心无力的心光啊。

回京后，我饱含感情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从经济学和人口学角度试图挖掘泾源人民贫困的根源,并探索一下“脱贫致富”的经济学和人口学道路。一篇是《贫困的经济学思考——来自六盘山区的报告》，另一篇是《贫困的人口学思考——来自六盘山区的报告》。从经济学角度看泾源要脱贫必须改革经济增长方式，打破单一的、低水平的、平面垦殖型的农耕方式，促进经济的工商业化；从人口学角度看，则需要开放人口，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非农化和异地转移，同时保障农民的健康素质和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更要保障新生代的受教育权利。这是初出茅庐者的粗浅学术心得，感恩《宁夏社会科学》和《开发研究》两家杂志对我的鼓励和扶持！

其实，调研之收获是多方面的。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插曲，一个考察团的学生成员大概嫌当地的馒头不合胃口，咬了两口就扔了，发馒头的当地工作人员看到后忍不住发飙，高声怒骂，批评了这种不珍惜粮食的行为，后以带队老师和学生认错告终。民以食为天，可以说我们是衣食无忧，但没有任何理由糟践来之不易的粮食，看看贫困地区还有那么多同胞吃了这顿愁下顿，的确有天壤之别的感觉。这可以说生活给我们上的有关“贫困”与“富有”的深刻一课。我将之概括为“贫困的富有”，就是做人须知足常乐和知福惜福，物质可以匮乏但道德不能亏欠，而精神必需富有。此外，接触实际和观察问题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体悟真理，才能真正培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提出植根于现实生活的鲜活有价值的观点，恰如一句名言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也如陆游诗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真理源自生活，理论高于生活，学术需要烟火气。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深入实际，不仅触摸到了底层中国的脉搏和律动，从此也爱上了田野调查和大地文章。

“贫困”实际上是各种生存性和发展性资源匮乏、短缺在人口生存状态上的终极反映，它一定是多维度、多层面、立体的亦是循环的。譬如，在泾源县，我们看到的是贫瘠的坡耕地（当地人戏称“种地不弯腰”），上面长着稀稀疏疏、在烈日下有气无力的庄稼。由于雨水不济，地不养人，农业收成不好，完全靠天吃饭，这是典型的“环境（资源）贫困”。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几年，春风虽然绿了江南岸，但恐怕还没有吹送到边地呢。泾源的主导产业还是传统的种植业，即低水平维生型-平面垦殖型农耕生产方式，没有别的产业，自然温饱难继，这是必然的“物质贫困”和“收入贫困”。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人口贫困”现象，包括“健康贫困”、“能力贫困”、“知识贫困”、“思想贫困”、“精神贫困”乃至“道德贫困”，譬如，因为病残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苦不堪言，对家庭不仅没有贡献反而成了负担和包袱，有些就被家人遗弃，自生自灭；以及教育的贫瘠导致知识、眼界、志气和干劲的匮乏，人穷志短，从而产生等、靠、要现象。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社会贫困”、“权利贫困”、“文化贫困”和“教育贫困”诸多现象，如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不够健全、漏洞大，广度、力度和效度有局限，社会慈善力量过于弱小，扶贫济困的社会氛围、道德伦理没有很好形成和建立，等等。细想之下，发现贫困居然是如此复杂和纠结。

现在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新策略，根据不同的贫困根源予以施策可以提高扶贫脱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总之，扶贫既要反社会贫困也要反人口贫困，既要反精神贫困也要反思想贫困，分类分群，多策并举，综合治理，方为正道。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响应时代的召唤，将注意力更多投向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如民工潮与人口城市化。只要冷静、客观地评价“民工潮”现象,就会意识到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进步性。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是身份变迁、职业转换和地域变动三位一体的过程,那么其时的“民工潮”在某种意义上则表明了中国正处在“潜在城市化”过程中。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的大力推行，独生子女问题开始引发热切、广泛、长期的关注。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和后果是典型的人口学话题，我对此自然也产生了强烈兴趣和关注，后来因大学同学张宇（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在《求是》杂志副总编）的邀请，为天音文化丛书撰写了一本基于大量报道的鲜活案例写成的介于学术和文学体裁之间的一本书，即20万字的《中国的未来交给谁——独生子女问题的紧急报告》，思考和讨论了独生子女问题的人口政策根源和家庭教育根源。思考是严肃认真的，是学术的；文字是通俗明快的，是文学的。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入了低出生、低生育国家的行列，生育率快速下降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引起了学术敏锐度高的青年学者的关注。我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志趣相投的松散型课题组，于1994年和1995年在香山、北戴河两次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我执笔的第一号报告《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提出了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的初步思路，分析了有关“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的若干理论问题，指出了东、西方生育率转变的不同特点，即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机制是独特的，是强制力主导型的。我对低生育现象的关注持续至今。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将研究领域从人口理论、人口素质、脱贫致富和农民流迁拓展到低生育后果、出生性别比问题、生育文化、老龄问题、人口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等更广泛问题的关注上。1995年，我发表了《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提出1982年三普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原因是过于强烈的偏男生育意愿与过于狭窄的生育选择空间互相挤压的产物。另一篇文章率先提出《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如今我们对“精神赡养”的说法已经不陌生了。2000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进行系统分析，后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人口自身也有可持续发展问题，人口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只有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共生共赢才可能导向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所以，我提出《可持续的协调发展是人类追寻的真正目标》。

生育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我较多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一文中尝试着提出了一个有关生育需求层次结构的理论假说,认为在中国农民实际的生育行为背后隐伏着一个复杂的生育需求体系或者说结构。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包含着二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生育的动机问题,即为什么“生”;第二层面则是具体的生育偏好问题,即“生”什么,如何“生”以及“生”多少这三个相关的问题。论文强调指出:在家本位文化背景下的生育决策中,生育是一种不可完全由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的强烈冲动,在经济上似乎并不合算的“生育”在传统文化层面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在三种生育偏好中存在着一种由文化自觉编排好的内在逻辑,即性别偏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时间偏好,最后才是数量偏好。

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和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在调研时曾经问过一个老人，为什么人这一辈子需要生儿育女？他风趣又睿智地说道：“做人做人，就是要做出几个人来嘛”。大道至简，朴实的话语中似乎是“生育责任”呼之欲出。我在湖北调研时曾经遇见一个怀抱女儿的农村妈妈问她为什么生了女儿不再生了？原来小女孩是整个家族的傲独之花啊。该妇女丈夫的两个兄弟家生的都是小子，而公公婆婆期盼贴心“小棉袄”，所以这个小姑娘的出生就满足了大家族的生育期望，达到了当时条件下的生育效用的最大化，后代有男孩有女孩构成了传统生育文化儿女双全的“好”的格局。这种生育现象只能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了。

到上世纪末，我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日趋理性和辩证，自觉与人口控制说拉开了距离。提出如下观点并散见于各类文章：中国人口增长利弊互见；不能光看到人口众多的劣势，而且要看到优势；人口问题具有相对性和渐变性；我国的人口承载力恐怕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低；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等等。特别在《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提出：新形势下中国人口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少生不是一切。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既要重视“人口论”，也要重视“人手论”；既要“节流”，也要“开渠”。生育控制中可能存在的两种负效应：欲速则不达效应和顾此失彼效应，并要注意“没有或不利发展的控制”这种窘境的出现。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在持续发展的框架内进行的人口控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治理时代所必需的“大人口观”，需要的是“五位一体”的人口发展战略。

在《应辩证看待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我在人口经济学框架中重新审视了苏南的现代化变迁，通过对苏南鹿河、王秀、张桥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人口问题的相对性和变异性，认为“人口要下降，经济要增长”的正确性是有限定条件的，不能对其做绝对化理解。对于像苏南这样进入“超低生育”阶段且同时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地区，一个合适的口号应当是“人口要适度，经济要发展”。该文还从人口就业和阶层结构变化的视角对苏南人口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1999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就在一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我的研究向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随着迅疾的人口转变和结构性人口问题的凸显，学术研究也相应转型，更多关注起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以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那是1998年4月10日至14日，在春意盎然的厦门市，召开了由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年学学会联袂举办的“全国家庭养老与社会化养老服务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出了根据养老资源的提供者或者说主要养老支持力来界定和划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三种基本养老模式的观点，这不同于根据养老地点作出的居家照料、社区照料和机构照料的三分类。提出了“3+2养老工程”，即在三种基本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再加社会化养老与助老事业。养老主要涉及经济或物质的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因此家庭养老是指“养老支持力”主要来源于子女、老伴或亲属的养老方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正面临挑战：首先是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核心化，其次是传统的家庭养老-照料功能有所削弱，最后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必然使家庭养老的负担加重。因此，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外移和替代或者说养老职能的社会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今后我国应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化养老和助老事业。

2000年9月到2001年8月，我有幸入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第一届海外学者交流项目”，来到首尔（那时还叫汉城）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访学。当初选择要做的题目是“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社会的比较研究”。到韩国之后，除了参加财团安排的文化观光等活动外，就是读书思考、梳理文献、逐步推进，一年后工程竣工，这就是30余万字的《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同年还出版了《挑战孤独.空巢家庭》，完成了自己对养老理论的初步建构。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对持续的低生育现象及其相关政策和社会问题有了更密集的关注。人口问题林林总总，都是相互关联的。譬如，生育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就有内在的关联，人口学称“底部老化”，日本发明了“少子老龄化”的说法。我对养老的理论问题长期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养老方式、养老机制、老年发展、老龄政策等问题展开探讨。譬如，《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一文提出：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提供养老资源,但“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养老职能的承担者”这两个角色是可以分离的。正如“机构养老”并不必然等于“社会养老”一样,“居家养老”也并不必然等于“家庭养老”。据此区分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这三种基本的养老方式,并在这个基础上论证了传统养老方式变革的必然性。在城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组合正日趋增多；而在农村,自我养老的比例则有上升的趋势。

在《老年发展论——21世纪实现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一文中我提出了“老年发展”理论假说。“老年发展”是指通过积极老龄化的各种途径和方式来增强老年资本的存量,进而降低老龄化的各种风险和冲击。老年资本包括了健康资本、经济资本、关系资本和知能资本，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角色发展、认知发展和价值发展是应予关注的四个方面。

在《丧失与超越：寻求老龄政策的理论支点》一文中我提出“丧失是老龄化根本挑战”的观点,并从超越的角度讨论了老龄政策设计的若干重要问题:一是老龄政策的基本依据应该是老年需求理论,二是建设性的老龄政策需要高度重视老年人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的满足和实现问题。超越丧失的力量源泉在一定程度上恰恰蕴藏在老年人群的身上,所以满足老年高级需求,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社会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中国老龄政策思考》一文中我提出老年需求和老年价值是触及老龄问题“根须处”的两个基本问题。针对“六个老有”的政策目标框架,构建了老年需求结构的理论假说,认为在老年人的需求结构中,存在着五类十三种需求,即生存需求,感情需求,发展需求,价值需求和归宿需求。强调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发展性需求和价值性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是21世纪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满足老年需求,促进老年发展”有可能成为未来长寿社会的基本共识。

在《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一文中我完成了自己对精神赡养的理论创建。随着社会的变迁,精神赡养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物质供养而日趋重要的问题。精神赡养同时满足了年轻人的道德需求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对“精神赡养”范畴的把握应从人格尊重、成就安心和情感慰藉三个维度来展开。换言之，全方位的精神赡养必须同时满足老年人的自尊需求、期待需求和亲情需求。从传统孝道到精神赡养的演变路径是：从“老人本位”到“代际平等”，从“单一满足情感需求”到“兼顾激发生命潜能”。积极的精神赡养包含了晚辈精神上的自足和祖辈精神上的自强。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一文中我提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三个特点,即未富先老、未备而老和孤独终老。从四个方面构筑了应对策略体系,即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结合政府、组织、个人和家庭四个视角分别讨论了战略应对的思路。该文提出了有关老年人口红利、和谐老龄化、有准备的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时间含义、老本积累战略、倡导方便照料的居住安排等理论思考和相关建议。

2000年以后我应邀参与人口计生综合改革项目的评估工作，先后到过酒泉、宜昌和长春、绍兴等地。2003年元旦前后带一个博士生去酒泉调研，当地计生委主任告诉我们，当地农村曾经有多位孕妇因生育间隔时间未到、大月份引产而死亡，所以就借综合改革的契机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的政策规定。计生工作长期以来“以数为本”，代价巨大。综合改革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在调研报告中首次提出“还权于民”的思想。宏观来看，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建议国家以人口安全理论为综合改革的指导。宜昌地区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发展阶段，给同类地区敲响了人口风险积聚的警钟。长春的改革理念被高度凝练为“三关爱”，即以人性关爱体现人权本位，以人情关爱体现服务本位，以人文关爱体现文化本位，是对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三关爱”理念勾画了计划生育文明的思路框架，“三关爱”可以化解矛盾、创造和谐、促进发展。

“计划生育文明”这个概念最初是我于2003年提出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我在基于现实的若干计生冲突案例的理性思考。在绍兴调研综改时深化了这个认识,绍兴探索出了一条“以文明计生力促和谐发展,以和谐发展成就文明计生”的成功之路。计划生育文明,在宏观的层面是以人为本、依法行政和优质服务；在微观的层面是合法的生育、负责的生育和科学的生育。在生育文明的框架里,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责任为本。建设生育文明首先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提出了“女性健康,男性有责”的主张,指出生育率越低越好的政策导向存在着显然的巨大风险,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地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水平”的社会调控机制。生育文明建设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创建“富裕文明、身心健康、优生优育、权益保障、民主和谐”计划生育新家庭是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重要战略。

2006年，我将人口安全与人口转变结合起来思考了人口的风险性以及规避问题。在《中国人口转变的风险前瞻》一文中明确提出“城乡统开二胎”的主张，比全面二孩人口新政的出台刚好提前了十年。该文指出,中国人口转变既带来了人口红利,也带来了人口负债和人口风险，集中讨论了伴随人口转变而来的人口发展风险问题,概括了人口转变的六大特点以及人口发展的九大风险。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一个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正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在形成和发展中。成功的人口转变需要坚守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和重建坚强有力的家庭结构。“城乡统开二胎”是值得尊重的“底线生育权”,是规避人口发展风险的重要政策选择。

2004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撰文首提“人口优化”；2006年第1期《人口研究》举办“中国出生性别比：从存疑到到求解”论坛，我的文章由此切入，提出国家人口治理思路要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优化”。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杂志上发表数文，系统阐述了人口优化思想。

我在《人口优化理论初探》（2012）一文界定了“人口优化”的含义,提出了“人力资本”5×3的新解释框架,从人口的决策优化、队列优化、代际优化、遗传优化、环境优化、生态优化六个方面提出了实现人口优化的路径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人口生态优化,又包括了人口数量的优化、人口素质的优化、人口结构的优化和人口分布的优化。成功的人口发展就是要强化人口优化的力量和趋势,同时消解人口劣化的力量和趋势。人口优化的政策体系,至少包括了优化生育政策、人口投资政策、性别平等政策、有序迁移政策和老年发展政策。文章主张可概括为:“适度生育,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强我中华。”

2000年后我主要聚焦人口政策和老龄问题，发表了《一胎化政策的反思》、《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论我国生育政策的选择》、《统筹生育和养老制度的安排》、《我国人口政策应如何走？》等等。还应邀在《中国网.观点中国》开设专栏，在网上公开发表上百篇文章，助力人口生育政策的转变和完善。

2009-2010年，人口安全、孝道变迁、人口文化、文化养老、延迟退休、异地养老、人口增长与大城市病、计划生育综改与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我各类文章的主要话题。我提出了四个发展导向的观点，即以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与幸福的发展、社会和谐与团结的发展、人口均衡与优化的发展为导向。2011-2012年，我主要关注大国人口观、人口亏损、机构养老与人口优化。

2013年，我在《中国社会报》发表系列文章，聚焦发达国家的养老方式、养老责任、养老社区与服务模式。也探讨了中国退休制度重构等议题。该年首次公开提出“辱寿”概念，《论辱寿与老年自杀》通过对人类自杀现象的考察,建构了老年辱寿压力-自杀解脱的理论模型,以重新诠释“老年自杀”现象。提出辱寿概念和心命说,试图说明老年人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困境才会产生自杀的念头。病魔性侮辱和社会性侮辱共同筑成了“辱寿困境”。具体看,有贫困、疾病、孤独、无助四大社会因素,以及辱寿体味和意义丧失两大心理诱因,最后导致自杀以求解脱。该文梳理出了一条从自杀心理到自杀行动的变化轨迹：负性生活事件冲击—陷入辱寿困境—产生心理危机(精神抑郁、悲观绝望)—导致自杀解脱。提出两个建议,即重建和谐老龄社会的伦理秩序和启动全方位老年生命关怀行动。“辱寿”概念与“长寿拐点”理论相暗含。

2014年，我撰文提出不健康老龄化、病苦老龄化和全面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文章关注了我国的养老风险、异地养老方式、人口少子化的潜在挑战、居家养老社会服务模式、以房养老的可行性、人口流动的福利公平、家庭友好型政策和生育政策的改革等议题。在《中国社会报》继续发表多篇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章，涉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

2015年，我撰文提出社区文化养老、痛苦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再认识、有备而老、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人口快速城镇化不能损害三农发展以及树立积极的人口观和生育观等命题和看法。

2016年，我提出了后计划生育时代概念、老年固化理论、文化养老的指向等，探讨了我国人口安全大势、中国人口复兴路径、失独者养老的国家责任和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认为“强家国安天下”是当今中国人口问题治理的基本逻辑。国际比较发现,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措施来鼓励生育、振兴人口是低生育社会和国家的共性选择。但一旦社会发展推动下的人口和生育转变形成了低生育文化和低生育惯性,那么任何一种类型或结构的人口都早晚会掉入“低生育陷阱”,这时要逆转低生育和少子化态势就非常艰难。

2017年，我探讨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关系、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全面二孩的实施效果和前景、老年脆弱群体、整合照料、老漂族和隔代抚育等热点议题。2018年，我继续探讨了我国人口新形势和应对、低生育的成因、鼓励生育的路径、国际视野中的人口少子化、独生子女护理假和养老社会化新趋势等。

站在2018年岁末的某个历史节点上，蓦然回首，往事如烟，感慨万千。首先我要感恩生逢盛世，赶上了改革开放、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亲身经历了中国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很荣幸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献给了中国的人口学和老年学事业，行过万水千山，走遍大江南北，将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心得汇入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磅礴洪流之中，尽了一份绵薄的学者之力。从事人口研究三十三年，我的学术自觉可以概括为：学问学问，学从问来，做致用之学，为人民而问。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力图为天地立心，一路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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