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对话刘成 | 忘记苦难，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战争，人类之恶，世界之殇。在刚刚过去不久的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我们庄重祭奠了30万逝去的同胞亡灵。而二战之中，还有另一场人类浩劫——纳粹屠犹。早在1951年就以色列便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同样的警鸣，同样的肃立，同样的默哀，同样的悲恸，同样倾诉着对和平的渴望。如何修复历史创伤，追寻和平之路，值得我们深思。

2018年12月30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新、历史学院教授刘成，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进行了以“修复历史创伤、追寻和平之路”为主题的讲演，本文为讲演纪要。由杨雅丽整理，未经讲演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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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修复历史创伤

追寻和平之路

讲演 | 徐新、刘成

整理 | 杨雅丽

战后犹太民族对大屠杀的

记忆及启示

讲演 | 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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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新，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自1988年起从事犹太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是中国最早访问以色列、并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公开演讲的学者。他曾长期研究近现代犹太人在华的历史，访问过散居中国的犹太人及其后代，著有《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The Jews of Kaifeng: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等学术专著。

“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两场浩劫。这两场浩劫程度之惨烈、手段之残忍、后果之空前应该别无二致，唯一差别恐怕是“纳粹屠犹”的对象是犹太人，发生在欧洲，而“南京大屠杀”针对的是中国人，发生在亚洲。

然而，与“南京大屠杀”（截止1995年）在中国以外鲜为人知相比，二战结束50年后，不仅每个犹太人牢牢记住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且对“纳粹屠犹”的纪念渗透到德国、欧洲社会以及全世界的各个层面。“纳粹屠犹”、“奥斯维辛”一类与这一历史浩劫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在社会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意味着人类对暴行、历史苦难和人性的重新认知。这一结果与犹太人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通过对犹太人战后采取铭记大屠杀方式的论述，以期借鉴。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纳粹屠犹”的英文词，叫Holocaust，是指希特勒当政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行径。从1933年至1945年的12年间，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占犹太人总数1/3以上。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的行径。

为了揭露纳粹的罪恶，铭记民族不幸，犹太民族用多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不能忘记，永远铭记”的态度。1948年，犹太民族在建立以色列国家后，于1951年就通过法令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以全民悼念的方式不忘大屠杀，纪念二战中惨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同胞。

每在“大屠杀纪念日”来临时，以色列的电视广播会停止一切娱乐节目，全国娱乐性服务设施关门歇业。最先举行的是点燃长明火纪念仪式，由6名幸存者点燃长明火以悼念惨遭屠杀的600万同胞。上午十点汽笛声响，全体犹太人肃立默哀。

为了提供铭记纳粹屠犹事件的最佳纪念场所，以色列政府于1953年建立“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它通过收集、梳理、研究反映各种纳粹暴行的文献、实物资料，征集受害者证言、遇难者的遗物揭示大屠杀历史，是一个集记载、研究、教育、纪念多功能为一体的场所。该纪念馆在以色列形成了一个以“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为核心的全国大屠杀教育网络，而且促使大屠杀教育网络在全世界犹太人中形成。目前，所有的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有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犹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犹太人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纪念馆，讲述自己的受害故事，他们用行为告诉逝去的同胞，“我没有忘记你们”。2015年3月15日大屠杀纪念馆新馆开幕，15国政府首脑出席，表明“纳粹屠犹”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

除了纪念活动，犹太人坚持赔偿以揭露罪行。他们认为，赔偿除了是对说受害者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外，更是认错的一种表示，是日后证明赔偿人承认过失和罪行的重要证据。他们不仅要求德国国家进行赔偿，还在90年代开始对德国企业控诉赔偿，对侵吞犹太人财产的瑞士银行业要求赔偿。他们的每一次赔偿要求的实现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是一次声讨和清算，也是对受害者的一种铭记。

同时，犹太民族坚持追捕战犯，伸张正义。他们的追责没有“时效期”的限制，也不全是通过德国镇府或其他第三国的政府实施。一旦发现是对犹太人犯有罪行的纳粹，一定用各种手段带到以色列进行审判。最为著名的是艾希曼逃离50年被抓回审判。以色列对艾希曼审判进行实况转播，揭露大屠杀暴行，加深人们对暴行的记忆。

1971年美国政府成立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并设立了“宽容纪念馆”，梳理回答最经常被人们问及的36个问题，例如：为什么犹太人被单独挑选出来成为大屠杀的对象等。这不仅仅对人们了解大屠杀历史有益，对大屠杀历史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再者，犹太民族通过表彰“义人”以铭记历史。感谢二战时期救助犹太人的非犹太人，一方面犹太民族可重温大屠杀历史，另一方面受表彰者所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也在重温大屠杀历史。

为青年一代组织的“生存者之旅”也不失为大屠杀教育的好方式，青年通过实地走访更能贴近历史，引起心灵共鸣，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当然，犹太人在铭记大屠杀问题上做的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他们用文学和影视作品反映大屠杀，设立各种大屠杀纪念研究项目和研究基金等。犹太民族在铭记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几乎所有的大屠杀纪念馆都是犹太人捐资建成，他们还设立专项基金以推动纪念馆、研究活动的运转。

更为重要的是，犹太民族致力推动铭记活动的国际化。他们成立大屠杀教育行动委员会，推进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发布；推动联合国第60/7号决议，设立缅怀大屠杀遇难者国际纪念日；扩大大屠杀纪念馆展览内容，展示纳粹德国对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人们的迫害。他们以法律、学术为武器，铭记着这段历史。

战后历史证明，犹太人通过对大屠杀的各种纪念活动、战后赔偿、逃犯追查、表彰义人等方式，最大限度的保持了人们对于大屠杀的记忆。犹太民族的铭记方式使他们遭受的迫害和屠杀上升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发展成一个国家的记忆，最后升华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这或许可以为当下南京大屠杀纪念行动提供借鉴。

和平学视域下创建

南京国际和平城市的思考

讲演 | 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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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平学研究所所长。东北亚和平教育学院（NARPI）执委会委员，亚太和平研究协会（APPRA）理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刚才徐新老师的演讲，让我深感必须牢记历史，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当下，我们认为追求和平、创建和平城市是对创伤历史最好的一种纪念，也是防止惨痛历史再次发生的一种途径。所以我今天讲的是和平学视域下创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的思考。

我们今天讲和平城市的创建，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下进行的。我们一起看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有四种交往方式，最底层的是单一层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交往方式，其他的国家和群众都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发生屠杀的行为。另外两种方式是多样化的，越往上层，解决矛盾的方式更加多样。我们更愿意向大家推荐最上面这种方式，我们把它称之为融合的方式，民族、宗教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变小了，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中，我们有着共同的问题，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下，如何考虑历史创伤问题，如何考虑和平城市创建问题，这是一个大前提。

什么是和平学？其实和平学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化解冲突，实现人类的和解。自然法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你想要什么就要通过什么去得到。但是人类常常忘记了自然法则，我们希望获得和平这个目标，但是认为应该通过战争、屠杀等暴力的方式达到人类和平的目的。而和平学则要求目标和手段必须一致，希望和平的未来，应该用和平的途径实现，创建和平城市。

我们认为南京是个殉难的城市，有各种纪念场所让我们牢记历史。但如何从南京记忆变成国家记忆，进一步上升到世界记忆。我认为用和平话语去传播，更容易引起世界的共鸣。大屠杀是经常性现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怎么样把地区的记忆变成世界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我认为和平的话语更有效。如果我们把南京建立成国际化和平品牌，将殉难城市的身份转变为和平城市，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新的范式，让全世界都来支持、认同、响应我们。

首先，创建和平城市有世界背景，我们要响应联合国号召，创建和睦文化。2013-2022年是联合国提出的和睦文化十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热爱和平，中华文化以和为贵，而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具有扩张属性。中国在联合国和平宣言上签字，我们认为和平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在战争与屠杀之间，你连生命都没有，谈何权利。

其次，建设南京和平城市的国内背景是什么？从某个角度来讲，中国梦就是世界和平的梦。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世界命运共同体，其核心的理念就是共建和平，创建和平共同体。不同于西方，我们的和文化，我们的儒家文化，都是追求和平的文化。所以我认为创建南京国际和平城市可以为中国梦贡献正能量，为世界和平谱写新篇章。

再者，创建和平城市有其城市背景。南京历史悠久，在近二十年，南京开展丰富多彩和平活动、和平培训班，具有众多和平场所（纪念馆）。我们认为创伤的历史、痛苦的历史必须记忆，但是促进和平是最好的寄托，包括对死难英烈、英灵、殉难者的最好寄托。

然后，我们一起探讨创建和平城市的学科背景。和平学简单说就是通过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和平活动三个维度探究和平的理念、和平的理论和实践和平的途径，从而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来实现和平，实现非暴力冲突的和解。

我们南京是遭受战争摧残的城市，是和平研究培训机构实力较强的城市，符合世界和平城市十大类别中的要求。同时我们也符合和平城市建设的六要素、宗旨和目标。在南京第二次中日和平对话中，南京有了自己的和平倡议书。

所谓和平城市的定义是在特定城市行政区内，继承城市的传统文化，倡导和平与和解，联合政府、高校、社会团体和城市市民，以和平为城市发展理念，融合历史、记忆、遗迹中的和平元素，通过和平维护、和平创建、和平构建的途径，实现多维度的和平项目创建，全面提升城市发展并推动国际和平的一种城市形态。

一旦南京成为和平城市，便可以推动南京的国际知名度。外国人往往不知南京而知广岛，广岛利用原子弹爆炸建设和平城市使日本成为受害国，而南京作为真正的受害者却不为人知。全世界的人都爱和平，或许他对创伤历史不感兴趣，但是他对和平感兴趣，通过和平宣传可以使得创伤历史更广为人知。所以创建和平城市，是对历史伤疤的最好纪念。

南京创建和平城市的愿景，希望能够开展各个层面的和平活动，进行和平教育，推广和平研究，让世界的人来了解南京历史。同时南京可以营造周边地缘依托，为国家一带一路大战略服务，为其他国家提供和平的样板，彰显中国大国作风。

为什么中日教科书上许多对立激化了国家矛盾，因为我们还未和解。历史不可遗忘，南京大屠杀这个事件本身肩负着和解的重任。但我希望我们的历史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被其他国家认同得以成为人类的永久记忆。

世界对中国历史的感知还停留在过去。只有双方对这段共同的历史进行感知和交流，分享新经验、新感受才能实现和解。和解就是一种相互需要和依存的力量，彼此需要，彼此依存，彼此和解，彼此宽容。我们进行和平的努力，创建和平的城市，就是希望达成和解。我们通过讲座、对话就是为了激发这种力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精力投入到暴力的最顶端——直接的暴力。可是我们还忽略了其他的暴力，比如结构性暴力、文化暴力。我们希望我们对暴力的概念扩大以加深对和平的理解。没有战争的和平是消极和平，是减少矛盾，而积极和平是增加合作，要有结构和平，是构建平等，要增加和平的文化，是进行对话，要遵从原则而非遵从压力。这就是正义战争理论与正义和平理论的不同。

最后，我认为通向和平之路，是在对话基础上，双方互相理解、宽容、容忍，继而相互接受对方不同的观点，珍视彼此的独特价值，最终走向联合，从而构建和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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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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