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专栏丨真药，假药，仿制药？——美国仿制药工业回顾（二）
目前，正值中国制药工业多事之秋，监管制度的变革，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国家4+7集中采购等一系列事件，正在重塑中国的制药工业，其中，对仿制药工业的磨难尤甚。磨难之中，不免疑惑，到底什么是仿制药？中国仿制药工业路在何方？
仿制药产业开启于美国，美国也是全球仿制药第一大国。那么，仿制药工业是如何在美国发展的？漫长的100多年，美国的仿制药工业经历那些变化？
本文试着将美国仿制药的发展过程做一简单复盘。
——孟八一
作者 / @孟八一
编辑 / @a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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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没有监管的时代（1906 – 1938）
专卖药和专利药
药典和国家处方集
美国药物进口法案
漏洞百出的“维莱法案”
二、处方药和专利药（1938-1962）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1938年FDCA）
现代制药的雏形（1938-1962年）
通用名药命名之争
处方药法案（1951年）
新专利法（1952年）
三、仿制药与现代制药（1962-1984）
Kefauver听证
Kefauver-Harris修正案
美国社保改革（1965年）
药物有效性评价（DESI）
药物替代法
仿制药困局
生物等效性
蓝皮书，绿皮书，橙皮书
四、仿制药立法改革
新药何时‘变老’？
Hatch-Waxman法案
仿制药腐败案
五、在争议中前行
改变了医药工业
改变了用药权力
备受争议的替代
备受争议的标准
仿制药走到了尽头？
无解的‘生物仿制’
三、仿制药与现代制药（1962年-1983年）
美国制药工业在处方药法案和新专利法的庇护下，通过垄断谋取暴利，使得药物价格一路高涨，吃药成了民众极大的负担，国会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1957年，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Estes Kefauver担任国会‘反商业垄断委员会’主席。他试图用打击汽车和石油寡头的方法解决药物价格问题。
1、Kefauver听证
Kefauver听证是美国医药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听证从1957年到1962年持续了4年，内容很多，十分精彩，也正是此次听证引发了1962年的FDCA修正案。Kefauver是美国现代制药里程牌式的人物。
限于本文的主题，我们只谈有关仿制药的部分。
Kefauver认为，专利保护是造成药物价格高涨的主要原因，而整个专利药商业存在着极不道德的欺诈和掠夺行为，只有发展通用名药，才有可能打破专利药的垄断。针对专利药和通用名药，Kefauver提出解决方案：
一个药物经FDA批准上市后，只给于3年的保护期，3年过后就应该允许其他人制造和销售该药物的通用名药…
品牌药已经从垄断中获取了消费利益（Captive Consumers）,专利到期后，就应该让‘Generics’去剔除这些利益；
制药商把药物的‘通用名’搞得异常复杂，目的就是强迫消费者购买品牌药。
‘通用名’应该只告诉消费者，这是‘猪排’还是‘牛排’，至于是‘肯萨斯牛排’，还是‘纽约牛排’，那是消费者自己的事…药物的‘通用名’应该像肉食店的‘牛肉，羊肉，猪肉，鸡肉’那样简单明了……；
政府必须出台一种办法或者一个法律或者一个标准，使医生和药剂师仅根据药物名字就可以获得可信的疗效，就可以实现药物的彼此替代，而不管它是什么价格，什么品牌，这将是造福病人的好事情;
通过立法保证一种药物只能有一个‘通用名’，取消药物处方中的‘品牌药’名的使用，强制医生必须开‘通用名’，……
美国制药协会PMA和美国医学会AMA坚决反对：
品牌药包含了内在的，外表看不到的‘技术和创新’；
化学分子并不代表药物的全部作用，‘分子’和‘药物’的区别就是‘知识和金钱的投入’；
品牌药的价值除了专利公开的内容外，还有不为外人所知的‘技术秘密’Know how；
鼓励通用名药替代品牌药是‘药物欺诈’，是‘以非法的价格获得合法的药物’；
专利药商一直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主要金主，国会几次否定了Kefauver的提案，Kefauver咄咄逼人，不肯相让，专利药商与Kefauver的缠斗在国会形成了僵局。
就在此时，1961年底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欧洲镇静剂‘反应停’婴儿致残事件，该事件改变了Kefauver听证的走向。
2、Kefauver-Harris修正案
1961年，德国公司制造的用于孕妇止吐的镇静药‘撒利多胺’（thalidomide）在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造成了12,000多四肢发育缺陷的‘海豚婴’悲剧。1959年，美国梅里尔制药向FDA提交申请，要求FDA批准在美国上市撒利多胺。FDA和凯尔西医生搁置了梅里尔制药的申请，为此，美国躲过了一场本该发生的灾难。凯尔西医生和FDA一夜之间成了美国英雄。
这场灾难把美国人吓坏了。出于对药物灾难的恐惧，1962年6月，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Kefauver-Harris修正案，也叫‘FDCA修正案’。该修正案把药物监管标准一下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1938年FDCA的安全性审查的基础上，加入了有效性审查。新药申请一夜之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监管。
也是鉴于对‘反应停’的恐惧，国会在Kefauver修正案中，矫枉过正的把通用名药纳入新药申请NDA的范围，即，通用名药申请也必须提交临床实验的‘安全+有效’证据。
临床实验是药物开发中最为花钱的部分，原创药可以通过专利保护收回投资，没有专利保护的通用名药显然不可能做昂贵的临床实验。1962年Kefauver修正案使美国制药陷入了混乱和低潮，新药申请变得异常困难，通用名药申请变得不可能。FDA、国会、制药商，美国医学会，科学界为新药申请和新药标准斗智斗勇，互不相让，谁也没精力去调整对通用名药的不公平。
‘新药批不出，老药不合法’，正是那个年代（1962-1985）的真实写照。
3、美国社保改革（1965年）
1965年，约翰逊总统开启了美国的社保改革，推出了政府出钱的‘医疗保险’Medicare（老人）和‘医疗救助’Medicaid（低收入）计划，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医疗市场的结构，由个人支付的自由市场变成了政府和保险支付的政策市场。解决医保用药可及，唯有放开对仿制药或通用名药的管制。一夜之间，通用名药或仿制药从‘假药’变成了‘灵丹妙药’，‘以非法的价格获得合法的药品’再也不是‘痴人说梦’，‘药物仿制’也不再是‘药物欺诈’。
敏感的商人马上意识到商机，很多食品和饮料制造商纷纷改造设备，招兵买马做起了仿制药。于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地上的，地下的仿制药纷纷登场。很多仿制药商从意大利进口原料药到美国制作仿制药。
美国国会和FDA意识到，仿制药的疯狂一定会伴有制假和欺诈。1968年6月发生的氯霉素事件（见下文）触发了FDA的‘强化药物核查项目 IDIP’（Intensified Drug Inspection Program）。FDA对有问题的制药工厂展开了连续的，不事先通知的，随机检查，抽查到的样品，带回FDA检测。该行动从1968年一直持续到1971年，FDA检查了287家工厂，做了43,388个检测，召回了631个产品，扣押了389个，起诉了19起犯罪。
在IDIP行动中，FDA对30个药物进行了全国性的检测追踪，发现药物的体内吸收问题普遍存在，不仅仿制药如此，品牌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¹。
4、药物有效性评价DESI,
按照1962年修正案，‘老药’不合法。当时4000多个不合法的‘老药’占了整个美国药物市场的80%。为了解决老药合法性的问题，1966年FDA和美国科学院合作，开始对‘老药’进行有效性评价，简称DESI。1970年底，DESI将1000多个‘老药’评为‘无效’，赶出了市场。
1962年法律之前，没有‘仿制药’或者‘通用名药’的分类（市场上存在），DESI评价的4000多个药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事实上的‘仿制药’或‘通用名药’（即，非原创药）。参与DESI的科学家很不情愿将‘A’（有效）的评价给这些‘非原创药’。因为‘有效’就意味着承认‘化学成分相同的通用名药与原创的品牌药相同’⁸。
后来，DESI的美国科学家采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和评价办法：如果原创药‘无效’，其通用名药‘无效’；如果原创药‘有效’，其通用名药按照DESI程序和标准再评价。尽管对仿制药如此不公，还是有很多上市的通用名药被评为‘有效’，进入了DESI有效药物表（相当于今天的橙皮书）。
DESI算是对1962年之前的通用名药做了一次清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如果申请仿制DESI表的药物怎么办？如果仿制1962年之后专利到期的药物又该怎么办?按照1962年的法律，这些申请都是新药NDA，都要做临床实验。显然，仿制一个已经在临床使用了10年，20年的药物，还要做临床试验证明它‘安全，有效’，既不经济，也不道德。所以，FDA在1969年提出以‘简约新药申请’ANDA（Abbreviated New Drug Application）的方式解决问题，即，如果‘通用名药’与参照药物的化学成分相同，且生物学相等，即可获得FDA批准⁷ ⁸。
这一提议遭到了专利药商和美国医学会的坚决抵制，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专利药不公平。于是出现了大量的法律诉讼和国会辩论，专利药要求国会强迫仿制药提供临床实验数据。1978年FDA套用了DESI以文献评价药物的思路，要求仿制药申请提供文献资料证明‘安全，有效’的折中方案，这就是所谓的‘文献新药申请’Paper NDA。
但是，1962年之后上市的药物公开的文献很少，加之原创药和专利药极力反对FDA让仿制药使用原创药提交的专利文献和数据。从1962年到1984年的22年间，FDA只批准了15个（也有人说19个）Paper NDA，都是仿制1962年之前上市的药物，实际上没有批准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仿制药（ANDA）⁹。
通用名药或仿制药上市，仍然是一头雾水²。
5、药物替代法（Generic Substitution Laws， 1970年-1984年）
为减少政府的开支，美国各州纷纷修改医保法和用药管理法。个人出钱的时候，政府监管‘宁严勿宽’，政府出钱，则‘宁宽勿严’。很多州很快就废除1951年后制定的‘禁止药物替代法’，建立了用药目录，允许Medicare和Medicaid使用便宜的仿制药或通用名药替代昂贵的原创药或专利药，这就是所谓的仿制药替代法（Generic Substitution Law），简称‘药物替代法’。
Medicare和Medicaid的受益人是老人，是穷人，政府保险让穷人的用仿制药替代原创药，商业保险为什么不可以？于是，很多商业保险也修改保险政策，寻求仿制药替代。
药物替代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纽约的大医院由于不能储备太多的品牌药，就用通用名药替代原创药，制定了‘认可药物替代表’。入院病人和医院签署一个协议，允许医生使用其他药物做替代治疗。后来纽约医院的药物替代表传到了社会，全美很多医院纷纷效仿。
1967年，美国国防部药物采购部门为了节约药物开支，与FDA秘密合作，制定了 ‘正面处方药清单’（Positive Formulary Drug List），列出了哪些通用名药可以取代哪些原创药，大约包括了100多个药物。恰巧美国总统约翰逊在Walter Reed Hospital（美国军队医院）接受了仿制药治疗。消息传出之后，有报纸问道：“总统能用的仿制药，老百姓不能用吗？”。
也是在1967年，有个名叫E.F. Trapp的先生给FDA局长写信：“能不能提供一些信息，在哪里能买到价格便宜，而且是比品牌药便宜很多的那种通用名药？另外，怎么能保证我的处方药一定就是我想买的那个药？”情急之下，他又写了第二封信强调：“我要买价格便宜，质量保证的药！”¹⁰。
FDA给他回了一封‘油印’信，让他去问医生。Trapp很生气，认为FDA不负责任。于是写封信给FDA的上级‘健康，教育和福利管理局’HEW的局长（John Gardner）和国会参议员（Gaylord Nelson，仿制药替代的推动者），抱怨说：“FDA让我问医生，可是那个医生看上去对这种药的了解不比我知道的多”。
Trapp认为“政府有责任告诉民众，在哪里，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买到和政府医院使用的，一模一样的，质量有保障的通用名药”。
FDA消费者咨询办公室的Enda M. Levering给Trapp回信，首先声明，没有Trapp说的那种专门用于政府医院的‘秘密药’，并耐心向他解释什么是通用名药：
“所有的药都有一个通用名；许多药品有自己的商品名；有些，但不是全部，由不同厂家生产的，按一般方式称呼的药叫做通用名药；用通用名药开处方就有可能在药房拿到你说的‘便宜药’，但是，前提是这家药房要储备这样的药，药师肯给你配这种药，而且，你所在的州允许这样的通用药替代。”¹
1960-1970年的美国，事实存在着大量的仿制药或通用名药。从1970年开始，美国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为药物替代互相博弈，各州的仿制药替代法千差万别；所以，FDA给Trapp的解释体现了当时美国仿制药‘无奈而且混乱的事实’。
6、仿制药的困局
短短6年间，美国45个州就完成了‘药物替’的立法，仿制药替代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是，国会和FDA仍然没有对仿制药的法律定义，更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大家还在争议仿制药与原创药相同还是不同，仿制药对原创药能替代还是不能替代。
市场的需求，利益的诱惑，法规的混乱，政客的博弈引出了很多戏剧性故事。
药典不灵了
1950s后，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发展向人们揭示了药物在体内的变化过程。沿用了几个世纪的‘药典’不灵了。药典只能告诉你，你手里的东西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并不能说明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更没办法区别药物与药物在治疗上的差异。
1960年之后，不断有医生和药师抱怨，药典的标准方法越来越无法辨别药物之间的差异了。人们已经认识到‘药典标准下的相同药物，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之外，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相同’。
1963年，美国药典委员会主席Miller感叹，‘对于难溶药物，药典基本无法区分他们的差别了。’
加拿大渥太华食品和药品实验室的Campbell和Chapman对市场上符合药典标准的核黄素进行了体内吸收的测试，有的产品吸收度为80%，有的产品则只有14%13。
把符合药典标准的Parke&Davis出品的氯霉素（原创药）和McKesson&Robbin生产的氯霉素（仿制药）碾碎，放在质谱仪上测试，他们绝对是一个东西，都是250mg的氯霉素，但是，实际上，他们又绝对不是一个东西。
1966年氯霉素事件
氯霉素是美国Parke&Davis公司上世纪50年代上市‘专利药’。1966年专利就要到期，Parke&Davis总裁Austin Smith找到新任FDA局长James Goddard，请求FDA不要批准氯霉素的仿制药上市。Austin Smith说：‘氯霉素仿制药使用的进口原料药质量不好，会给引发公共安全问题’，即使FDA批准氯霉素ANDA，也应该要求提交临床实验的数据。Goddard毫不客气的把Austin Smith怼了回去，批不批氯霉素的仿制药，会不会损害公众健康，这事用不着你Austin Smith教我（Goddard在1966年就任FDA局长之前是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
如果（1950s）Parke&Davis提交氯霉素NDA申请时做过临床实验，FDA自然会要求仿制药做临床实验。问题是Parke&Davis自己就从来没做过氯霉素的临床试验，凭什么让仿制药做临床实验？
关键时刻，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养鱼专业户救了Parke&Davis一把。这家伙每年要买大量的氯霉素仿制药喂鱼，今年买的McKesson&Robbin的氯霉素仿制药撒到鱼塘里不溶解，白花花的漂在水面，结果鱼死了不少。
此时，FDA的前任药物局长Joseph Sadusk刚到Parke&Davis任科学主管，Sadusk把Parke&Davis生产的氯霉素和McKesson&Robbin仿制药做了血液浓度测试。1967年Sadusk将测试结果报告给了FDA。
FDA同意按照John Wagner测试人体血液药物浓度的分析法（见下文），从佛罗里达军事基地选一批军人，对两个氯霉素进行临床比较试验。
结果McKesson&Robbin的仿制药在人体中基本找不到氯霉素的踪迹。
FDA停发了氯霉素仿制药的‘许可证’。Parke&Davis在原本1966年专利到期的氯霉素身上又多赚了一年（每年销售7000万美元）。1968年Rachelle Lab的氯霉素仿制药体内吸收达到要求，FDA才批准了第一个氯霉素仿制药¹⁰。
谁做的是真药？
1974年，在美国社保改革接近10年，美国的仿制药市场规模大约是每年24亿美元。而专营仿制药的Zenith，Bolar，Purepac和Premo这类仿制药公司只销售了1.8亿美元，其他都是品牌药厂制造的‘品牌仿制药’（branded generic）。
在仿制药兴起后，辉瑞制药，史克制药SKF，施贵宝，礼来，雅培，Lederle这样的品牌药也嗅到了商机。于是，辉瑞以‘Pfi-pharmecs’, 史克SKF以‘SK-line’推出自己的‘品牌仿制药’。品牌仿制药迎合了医生和药房对仿制药质量不放心，但又希望买到‘价格便宜，质量保证’的心理。从这个角度，再没有比品牌药自己‘仿制’的药品更让人放心了。所以，在那个年代，尽管品牌仿制药比普通仿制药价格高出大约50%，销量依然很好。
问题是，这些巨头仍不满足，他们开始的转包，让仿制药厂为他们加工产品，更有甚者，直接从仿制药商手里进货，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出售。
Mylan在上世纪70年初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通过几年给辉瑞，礼来等大厂代工，掌握了生产仿制药的技术和规范， Mylan另立门户，开始生产DESI列表药物。但是，Mylan自己生产的通用名药买不了几个钱，贴上辉瑞或礼来的标签就多卖50%！
按照当时的法规，仿制药向FDA申报，生产场地属于‘商业秘密’，申请人有权要求FDA保密。所以，医生和病人买来的品牌仿制药，并不知道是谁，在哪，如何生产的。
国会议员质询FDA，凭什么允许品牌药商把普通仿制药贴个标签就以高出50%的价格销售？品牌药的解释是，他们的人在制造现场（person-in-the-plant）。议员又问到：Mylan为史克加工仿制药，难道史克的人在场和史克的人不在场，Mylan生产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吗？
争议的难点出现了，同样的成分，同样的人员，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设备，同样的过程，居然有‘真药’‘假药’之分！做药的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真药’还是‘假药’？
什么样的仿制是合法的，是能保证质量的？市场的需求，繁杂的品种，可观的利润，政府的责任，没有什么比尽快找到方法，建立标准更重要了。
针对当时的制药乱象，有人疾呼：‘市场上出售的药品至少应该是能够被人体吸收的东西……’
7、生物等效性（BE）
1960年，普强制药（Upjohn）资助密芝根大学的药理学教授John Wagner研究药物的体内吸收，分布，代谢，以便找出品牌药与其他药物的区别。Wagner给饥饿的狗服用填充造影剂的肠衣胶囊，然后让狗静卧在X光机下，观察造影剂在狗体内的运转过程。Wagner很快得出结论：‘化学结构尽管很重要，但它只是药物在体内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不是全部¹⁰。’
Wagner的实验引起轰动，一方面他找出了药物品牌之间的不同，同时暴露了品牌药自身批与批之间，片与片之间的差别，有时侯品牌药自身的差别还大于品牌之间的差别。
真药，假药，仿制药又一次沸沸扬扬。
美国药典委员会和FDA都意识到，既然制剂生物学（Biopharmaceuticals）的方法可以找出相同药物之间的不同，那么，把不同变成相似就可以形成标准。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法律，标准，规则，或指标，把不同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由此制定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并且把它变为标准。生物等效萌芽就此出现了。
同一时期，国会要求仿制药ANDA必须提交临床实验数据，仿制药据理力争，认为只要符合药典标准，就可以上市。于是到法院打官司，佛罗里达法院和纽约州法院判仿制药胜诉，不需要做临床试验。新泽西州发生了一启仿制药和专利药的诉讼，官司打到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的联邦法警（Federal Marshals）说：‘把新泽西的仿制药运到佛罗里达去销售，因为在佛罗里达，仿制药是合法的。’
民主党参议员的泰迪.肯尼迪对这事发生了兴趣，他指示‘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OTA）调查一下美国药典委员会/食品药品管理局（USP /FDA）仿制药立法存在的问题。
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很快得出结论：
当前的法规和标准不能保证药物的‘生物等效性’；
有些药物的治疗无效是由于‘生物利用度’的变化造成的；
现行的药典标准和GMP都不能保证不同厂家制造的同一产品是相同的，也不能保证同一个制造商制造的不同批次的产品，批不批之间是相同的；
有必要展开研究，找出药物之间生物等效的评价方法¹⁰。
肯尼迪议员提议：事关美国人民的利益，尽管国会还没有立法，但是，FDA必须保证通用名药或仿制药与原创药之间的等效性。
法院的判决和国会的指示，成了FDA制定规则的尚方宝剑。FDA马上着手寻找药物评价方法。可惜，正值美国越战后期，国会不给FDA拨款，甚至冻结了FDA的预算和编制。
FDA认为药物等效性主要是化学成分在药物制剂中的均匀分布问题，FDA不相信Wagner生物利用度AUC和Cmax这回事。
在以往对药厂审计中，FDA发现很多药厂的制剂规范性很成问题。例如，一家制造‘地高辛’的药厂在压片之前，把地高辛原料和辅料装在一个55加仑的桶里，封口之后在地板上滚几圈，就去压片。
为解决药物制剂的问题，1974年FDA成立了‘药物专集办公室’（Office of Drug Monograph），专门编辑药物配方和制剂小册子，并要求通用名药制造商根据这个集子制备通用名药。FDA认为，同样活性（化学）成分，只要保持配方和制剂过程相同，药物效果就应该相同。
专辑发出后，FDA不断收到制药商的报告，说根据‘药物专集’制造出的药品总是在生物利用度上出问题，即便是品牌药，批与批之间，也可能出现很大差别。
由于没钱，1971-1975年FDA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药物分类，即，哪些药做生物利用度BA/BE，哪些药不用做。直到1975年，FDA在圣路易斯建立了自己的‘Biopharmaceutical Laboratory’，才开始认真寻找药物评价的方法。
FDA的实验室与John Wagner合作，比较了很多品牌药、通用名药在体内吸收和排泄，摸索出了一套比较药物体内吸收，分布，代谢的数据和方法，甚至建立了体外溶出实验方法，研究了体内/体外数据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等等。
科学发现了相同中的不同，政治又把不同变为了相同，这大概就是‘生物等效性’的由来。
8、蓝皮书，绿皮书，橙皮书
现在经常使用FDA的“橙皮书”的来历极具戏剧性。FDA最早有一本公开的，记载有问题的仿制药替代‘问题的药物名单’或者‘仿制药替代负面清单’（the list of bioproblem drugs），其封面是蓝色，故称‘蓝皮书’。
纽约的专栏作家Haddad ，在竞选纽约布鲁克林区长失败后，转身投入纽约州通用名药替代立法的工作。在时任纽约州长和国会议员Kefauver的支持下，Haddad开展了大规模的通用名药的用药调查，并且向纽约州议会立下军令状：在短时间内拿出纽约州通用名药替代“绿皮书”。
FDA的通用名药局长Martin Seife向Haddad透露：为降低费用，美国军方一直在采购通用名药，用以替代原创药，并且FDA为军方制作了‘正面药物名单’（Positive Formulary List）。
Seife将部分名单交给了Haddad。在纽约州的听证会上，Haddad 要FDA交出这份名单，FDA否认，说只有“蓝皮书”的负面清单，没有正面清单。Haddad亮出了证据，并指出FDA存放这些名单的办公大楼的具体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纽约州通过了Haddad小组制定的包含了大约800个药物的“纽约药物替代一览表”，这就是著名的纽约“绿皮书”。
在国会听证时，FDA承认了纽约“绿皮书”的合法性，麻烦接踵而来，美国各个州开始制作自己的“绿皮书”，要求FDA鉴定，认可。于是，FDA向国会提出很快出版《上市药物治疗等效性评价》，以统一全国的药物替代标准，这本书的封面为橙色，故称之为“橙皮书”。
时任FDA局长肯尼迪在国会听证时说：“……同意药物替代……完全是个政治决定.......”。
未完待续：孟八一老师文章《写意专栏丨真药，假药，仿制药？——美国仿制药工业回顾（三）》预计将于近日发布，敬请关注。
孟八一
军事医学科学院 药物化学硕士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 计算机硕士
2015年，从华邦制药有限公司退休；曾在美国纽约市政府供职，任计算机程序员；出国深造前，于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专利代理人。
微信：13220385722
邮箱：Bayi.meng@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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