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缪肯研究院 佩里·黄：驶过未知水域 | 第3届大梅沙论坛
编者按：
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已于2016年11月5日顺利落幕，本届论坛有幸邀请了150余位在政、商、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与会，共举行了开幕式与主旨演讲，八场专题论坛，四场内部研讨会，两场对话，6000余人次听众现场聆听，百余名媒体朋友参与报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成为全国在改革创新领域最有影响的高层次交流平台。
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部分发言嘉宾的发言实录，包含视频、照片，全方位记录与回顾此次盛会，欢迎关注！
驶过未知水域
佩里·黄（Perry Wong）
佩里·黄 (Perry Wong) 美国缪肯研究院董事、研究部主任
大家好！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到这次非常高规格的会议，我想这也是一个大的、精彩的、很有想法的聚会，会有很多问题在讨论中呈现出来，所以我想新的想法、新的创意，不管是对还是错，对它的讨论都是没有界限的，也许有一些想法在未来被证明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开放的讨论。
评论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该国未来发展趋势的塑造和影响，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覆盖全球、依然稳定和健康的增长势头的这些特点，使得其政策抉择、制定和实施非常困难。在艰难时期要制订和实施政策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我们的全球市场此时也正面对着很多的挑战。我将此形容为“驶过未知水域”，因为在过去的30到50年间，我们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政府的政策是不是有足够的前瞻性，能够预测到未来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更好地抓住增长机会至关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看一下中国政策在过去的30年间或者是过去一两年间的变化，都应感到羞愧。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力量，给整个国家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对于像我这样的局外人而言，要评价中国的政策或是给出建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一论坛非常有教育意义。我今天想要谈论的未知水域，既包含危机，又蕴藏着机会，并不是完全带着消极的看法来评价这个未知水域。所以我的演讲有两个部分，首先是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第二个是老龄化。对于老龄化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涉及到很多，但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与中国高度相关，而且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将分享一些最近所做的老龄化的研究的成果。
首先让我们简单评论一下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我对全球经济增长是持悲观态度的，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经济增长是停滞的，至今还未恢复到危机前几十年的正常状况，即稳定增长的全球贸易。能够给长期投资带来健康回报的高增长率和利率如今也在消失。要快速找回这些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短期内波动和不确定性仍然是全球对话的主题，无论是在政府之间还是企业之间。对话的焦点不再只是找寻机会，有时候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就货币政策而言，主要经济体如欧美、日本和中国，都在激进和不断地推行政策以恢复增长上，但结果喜忧参半。低息政策已经失去了其光彩，后果是过度的货币扩张和流动性带来的尾部风险呈几何级数地增长。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循序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没有得到及时的部署，很多原因是政治和社会的，也有部分是想要避免公众对政府领导层的负面情绪。很多成熟经济体正陷于一个准衰退的状况之中。每年四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对全球经济做出一个预判，今年上半年它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速将会是3.2%。回顾过去5年IMF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不难发现这个数据每年都在萎缩，从6%到5%到4%，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三点几。而每年7月份进行的年中修改，都会进一步把它下调。所以从很大的程度上，我越来越同意许小年教授所说的宏观经济正在消亡，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把经济带回增长的正轨上。
当前的状况和趋势非常不容乐观，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完全漆黑的水域。在过去的20—30年里，成熟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前者增速缓慢，后者则维持着高速增长，如今的情况是两者的增长速率逐渐靠近。我想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治和社会情绪，而非经济。从全球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一片晴朗，而是多云的天气，包括中国的经济在内，当我和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和中国的经济学家沟通、对话的时候，他们表现的非常悲观，甚至比还我要悲观。我有时候也在想，6%、5%的增速有什么不好？维持6.7%的增速，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不管人们将增长轨道描述成L形还是W形，或者任何一种形状，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切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够找到下一个增长引擎，下一个增长点也许就像之前许小年教授所提到的，在于我们能否优化要素生产。对于企业来说，这些要素已经不再需要他们考虑，政府提供了支持和丰富的劳动力。企业雇佣了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们，在许多国家都是稀缺要素的劳动力在中国非常充足，企业获取劳动力的成本相当低，接近于零。
接下来是我今天演讲的第二个主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能依赖外部的环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后者在未来仍然充满着挑战。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很难调整它们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很好的增长，因为调整涉及到改革和移民。这个底线无涉经济，而与人力资本相关。许多社会动荡和社会分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未来机会的泯灭。欧美的一些移民二代看不到并实现父母、祖父母在移民前给他们描绘的关于未来的图景，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有些悲观主义者觉得这些问题将是永久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已经做的事情，我们会发现有一点是中国政府所特有的，那就是它有足够的勇气进入到未知水域，进入到深水区进行改革。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和人口有关。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正常的结果，过去30多年中国的奇迹依赖于政府投资、城市化，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其背后是超过4亿多的农民工，他们是工人，并不仅仅只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如今这一人口正在急剧的减少。一些宏观经济学家预测，我们可能失去了大量的消费力，因为很多年长的人不太消费。在未来15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的数量将会达到美国的总人口数量。从传统的观点看，没有一国政府能够承担公共养老基金这一巨大压力，中国同样如此。到2035年，中国的退休人口将是全球最多的。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但很多都选择不作为，因为解决退休人士的问题需要足够的勇气，例如修改养老金计划、延长退休年龄。
在这里，我想对传统的老龄化的观点提出一些挑战，考虑到人口中越来越高的比例是有生产力的人，我说的不是工人这一类概念，我相信生产力可以代表更多东西，他可以进一步释放消费的源头，打造更好的社会。前提是政府、社会和私营企业创造出一个能够驱动并且赋予老年人口足够权利的环境。我到北京经常喜欢去那些广场看一下，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士在跳广场舞，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也许很扰民，但我个人对此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如此快乐地在广场上跳舞，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快乐、很幸福，我觉得也许他们有过度的能量，有能力继续发挥余热，做更多的事，他们应该还能够成为非常具有生产力的社会劳动力中的一份子。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可以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经常讨论如何促进消费，当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不会只是无休止的花钱。我如果不用工作的话，我甚至不会每天刮胡子，不会非常高频率的理发，也不会买一套修身的西服。但正因为我要出来工作，有社交活动，就像出席今天这样的活动，要和别人对话，因此我需要保持一定的形象，我需要消费。有些国家的政府非常积极主动，像新加坡政府，不断地在寻找他们的下一个不涉及外部环境和贸易政治的增长点。新加坡政府大约在一两年前推出了新的政策，鼓励退休人员回到学校接受二次教育。他们可以选择任何自己想学的东西，由政府提供学费，毕业之后很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或是有了一个任务可以做，我们把这称之为目标化。让老年人的生活具有目标性，能带来很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至少在工业化时代，我们很难想象人们在60岁以后仍然保持很高的生产力，但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这都是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进一步释放这些年长人群的潜力。当然，新加坡政府也有给退休或者是年长的人群相应的医疗保障，确保他们是健康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是有目标的，这能促使他们在社会中继续保持活跃，并尽可能地延长生产力。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私营企业宝马。中国人都喜欢开宝马，你们可以想象宝马车的部分零部件的生产和总装是由65岁的工人完成的吗？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力以及比年轻人更好的技术，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不需要用电脑来探测部件可能存在的问题。此外我还想说说纽约市政府，他们为了退休人群做了很多的工作，设立了很多社区中心，政府为此并不需要花很多的钱。通常情况下，美国的地方政府是很穷的，他们的预算不多，可能比不上深圳、北京、上海的市政府，但是他们会充分利用本市的文化，比如说纽约就是一个大熔炉，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居住，他们充分了解社会、文化联系上的微妙之处，因此花费的成本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足以让老龄人口参加课程或是去社区中心，后者和医院之间实现了很好的绑定，因此地方政府并不需要投入很多的成本。
我举的这些例子都和人口有关，和老龄化有关。我想这也许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启迪，我们能够由此找到一些新的增长点，谢谢大家的聆听。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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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届大梅沙论坛部分精彩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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