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告文学：辽西啊辽西

当代书法网 2023-04-08

长篇纪实文学

辽西啊辽西

——北京城建集团辽宁高速公路征战记

作者：杨崇学

听说我要去辽西，有位朋友告诉我——

如果您的心脏不好，请不要走进辽西；如果您是一个富有情感、容易激动的人，那么请您止步！

真的，请您千万不要，不要轻易走进辽西；不要轻易走进工地；最最要紧的，请您千万不要，不要轻易走进他们——那些高速公路的建设者们。

走进他们，您得使自己坚强起来，您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冷漠的人，一个能够对任何事物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的人。总之，您千万不能是个情感脆弱、泪腺丰富的人。因为，在那里，在辽西，在每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上，任何一个场面，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段故事，都会使您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不幸的很，偏偏我就是个富有情感、容易激动的人。面对他们，我曾感动的泪流满面。但是，渐渐地，我发觉我不能再激动了。因为，在那里，在辽西，让我激动的人和事太多。我怕我的泪腺耗出毛病。我必须冷静地甚至挑剔地面对他们。否则对我的采访和写作，将于事无补。。。。。。

----------作者手记

“铁四”凯旋，挥师南下克“沈山”

落地生根，万千好汉战辽西

高速公路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

我在《写在齐鲁大地上的辉煌》那篇报告文学中曾经写道：“高速公路多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往往又是人均占有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

近年来，各地为了拉动地方经济，用于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高速公路建设高潮迭起，建设市场的竟争更是日益激烈。

20世纪80年代末，当高速公路建设开始在全国日渐走强时，北京城建集团的主要决策者们，力排众议，果断锁定目标，积极参与“济青”高速公路的投标，并一举中标青岛第八合同段42公里路基和路面工程，且在长达三年半之久的漫长施工期中，一路领先，大获全胜。在齐鲁大地上留下北京城建集团的赫赫威名：“齐鲁大地谁人不知北京城建总，青岛上下哪个不晓儒商郁志桐”。“北京城建总”即今天的北京城建集团，“儒商郁志桐”就是今天北京城建集团的总经理郁志桐，他是当年济青工程第八合同段的总指挥。我在1996年第三期《北京文学》上发表的那篇《写在齐鲁大地上的辉煌》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济青”之后，城建集团以山东为基础，不断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先后打开了河北、辽宁、北京、河南、黑龙江、陕西、安徽等省市的高速公路建设市场，并且在当地落地生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他们承建的辽宁“铁四”高速公路1A段10公里路基工程。对于城建集团来说，这是继“济青”之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这段被辽宁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恭宪和英籍专家张伯伦誉为“一个神话”和“不可思议”的路基工程，虽然只有10公里，但是它是北京城建集团进入辽宁高速公路市场，中标并实行总包管理的第一个工程。该工程1996年4月26日开工，当年9月26日竣工，质量、进度、文明施工等所有分项指标，均创造了当时辽宁省高速公路历史上的最好记录。关于这段历史，我在另一篇纪实文章《创造一个新的神话》中，曾对此有过记载。

“铁四”工程开辟了北京城建集团在东北高速公路工程施工的新纪元！

“铁四”工程打出了“北京城建”品牌，使北京城建集团在东北高速公路建设市场实现了软着陆。之后，城建集团又先后在辽宁承接了“铁四”1B段路面、“锦沈”国际七标路基、“锦沈”5B段路基、“锦沈”9B段路基、“锦沈”14B段路基、“沈山”8B段路面、“锦沈”1B段路面、“锦沈”国际3标段路面、“锦沈”预应力加固等工程的施工。这些工程目前已全部竣工，竣工工程合同总价为88200万元，总里程为119公里，此外还有四座桥梁……谁都愿意把工程交给最好的队伍干，这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干好铁四，争取沈山，站稳辽宁，影响东北。”这是城建集团在东北的战略目标。经过5年的努力，如今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

据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承包部提供的一份《城建集团在辽宁承建高速公路工程汇报材料》显示：5年来，北京城建集团在辽宁承建的高速公路工程已达到154公里，总造价14亿多元。目前在施的有五个标段，即：盘锦至海城高速公路第一、三、四合同段路基桥涵工程；锦州至阜新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路基桥涵工程；锦州至朝阳高速公路第七合同段路基桥涵工程……

我到东北采访前，见到了刚刚回京参加ISO9002系列培训的城建集团工程承包部经理范培礼、副经理毛吉营和创造出在辽施工“第二个神话”的原沈山路面三标项目经理罗先国。我曾多次采访过他们，并因此成了好朋友。他们是城建集团高速公路施工领域里的专家和元老，到高速公路采访，不采访他们绝对是失之全面的。他们对我说：哥们儿，去东北看看吧，我们在盘海、锦阜、锦朝三条高速公路上有五个标段，十几个单位在施工。在辽西大地上，城建集团的万千将士正在日夜鏖战，那场面很是激动人心哩！那里有你写不完的故事……

率先贯通，“海盘”四标拔头筹

半路出家，老总盛赞“聪明人”

据2000年11月9日《北京城建》报：由集团工程承包部总包、道桥公司等单位施工的辽宁盘海高速公路第四合同段路基桥涵工程，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于10月31日，率先完成路基填方及桥涵结构物施工，实现路基贯通……

我采访的第一站就是盘海四标。

据《盘海工程简介》：盘锦至海城高速公路，是“九五”期间辽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辽宁“两环”、“六射”高速公路主骨架的组成部分，全长105公里，分15个合同段…… 盘海四标就是其中的一个合同段。四标段全长7·2公里，全部位于盘锦市大洼县境内。

1999年11月1日，盘锦至海城一线陆续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还有笑声、锣鼓声。响声过后，海盘高速路全线正式开工了。

开工前的日子，无非是验标、看桩、上队伍、搭临设、进设备等，做一些大战前的准备工作。这是所有高速公路施工的前奏。盘海四标和城建集团承担施工的另外两个标段——一、三标段，在开工的序曲中一起登台亮相，他们同时也将一起经受着未来严酷现实的洗礼……

根据工程计划和前线指挥部部署，从1999年入冬到次年四月，要完成四项主要工作：除草清表、上石渣、打桩和路基备土。

冬季施工本来就有诸多困难，何况又是在盘锦！

据《盘锦市志》：“盘锦位于渤海之滨，辽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地势低洼，平均海拔4米，境内有大辽河、双台子河、绕阳河等河流，沟渠纵横，沼泽广布，为九河下梢……本区7月平均气温24~25摄氏度，年平均降水量600~750毫米，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春秋两季风大，冬天寒冷，最冷时可达零下30摄氏度……” 水多、暑热、高寒是此地的三大特点，也是工程施工的大忌！

盘锦古属幽州，为“红山文化”的一支。盘锦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最著名的当数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盘锦是他们的故乡。此外还有张海鹏，他是清末溥仪皇帝的侍卫长。 “文革”时姚依林副总理也曾下放在这里劳动。

盘锦不仅出名人，也出大米，出石油，出螃蟹和鱼。著名的辽河油田就坐落在这里。盘锦是全国优质大米基地，是真正的鱼米之乡。据当地人讲，盘锦有坑就有水，有水就有鱼和螃蟹。随便哪个地方，挖上一米深准有水，随便哪个坑洼积水之地都有不少鱼和蟹。即使干涸多年的水塘，一场大雨下来，马上也能捞出鱼蟹来……据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此地没有饿死一个人，就是因为鱼蟹多救了命。

水田多宜于种植和养殖，宜于生存，却不宜于施工。特别是不宜于修路。

由于一、三、四合同段全部位于稻田水网区和辽河油田采油区，工程地质情况较差，地下油、气、水管错综复杂，因此不能就地取土，所有路基填筑土石方均为外运方。

“标书”要求，在冬季必须备土50%。土，是双台子河里的土。考虑到来年雨季和汛期，河水上涨无法取土，因而需提前赶在冬季将土取出堆放在路基上，开春翻晒后即可进行路基填筑。

备土，没啥新鲜的，无非是装、运、卸。有土有车有机械，拉呗！

1999年11月14日下了第一场雪。24日，又下了更大的一场雪，地上积雪达40多公分厚。北风呼啸，大雪飘飘。但是备土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整个冬季，数百辆拉土车在河床和路基间昼夜穿行，机声隆隆，灯火通明。虽是冰天雪地，工地上却是热火朝天。结果，四标和一标、三标，冬天备土任务完成的最好。尤其是一标，备土最多。几十万方土堆在路基上，成了小山，看上去甚为壮观，他们因此还受到省厅和前指领导的表扬。但是世事难料，天气变化无常，谁也不会想到因备土受表扬的一标经理曹宝珍，后来又因此走了“麦城”！此为后话。

最难的，要数打桩了。

四标共有686根灌注桩和11331根粉喷桩。这么多桩，打完需要多长时间，作为四标道桥分部经理的赵传兴，心理实在没底。他是第一次干这活儿。此前他是道桥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压根儿没干过工程。1997年6月，他到“锦沈”国际七标道桥分部当总会计师兼行管副经理，也没干过工程。1999年11月，他被调到盘海四标道桥分部，接替李红专任经理，才开始了他的施工生涯。真正一个半路出家！

不光赵传兴心理没底，即使四标项目部的经理樊军、阎振成，包括年轻的总工刘月明甚至项目部的乔光鹏、程福财、唐毓坤等，也只能说有一半的底。而他们的底也仅限在计划书和图表上。

心里没底也得干。活儿，总不会越干越多吧！赵传兴拿定主意后，便开始行动了。他和书记陈忠干、副经理代玉章、年轻的总工吕永波一商量，大家各兼数职，每人盯一摊儿，谁都别闲着。

1999年12月5日，四标第一根桩开钻，结果出师不利。由于勘探资料不详细，粘土层下突然出现流沙土，流沙见水就下滑，护不了壁，造成桩孔坍塌……冰天雪地里，第一根桩竟然打了一个多星期。赵传兴急的嘴上都起燎泡！

其实，一个多星期，时间并不算很长。还有打几个月的呢！但是赵传兴不知道，他是第一次管工程，工程上发生的一切事，对他来说都是第一次。赵传兴就觉得时间太长。赵传兴觉得时间太长总是不好。赵传兴是个急性子：这么慢，什么时候能打完，再多上几台钻机！

老阎和刘月明乔光鹏在旁边听着，嘴上不说心里高兴：上吧，越多才越好呢！作为总包单位委派的项目经理部，他们既对集团工程承包部负责，更要对结果负责。

但是，上多少机械多少人和怎么干，这是施工单位自己的事情，他们不便管得太多。

说增加就增加，一点儿都不含糊。赵传兴的上级单位的领导，道桥公司董事长康生龙和总经理王强也真支持，老赵一个电话，钻机很快就上来了，6台、8台、11台，最多时上到29台。盘锦郊外的茫茫雪野上，路基沿线钻杆林立，施工场面蔚为壮观。

第一根桩成功之后就有了经验，接下来第二根、第三根就快多了。有时一台钻机一天就能打一根。赵传兴和樊军阎振成们，心里这才踏实了许多。

才想喘口气，没想到老天一下子又给赵传兴们来了个下马威！

12月14日突降大雪，气温下降到零下18度。老赵心里暗暗叫苦。但是施工却不能停。不就是冷点儿吗？工人们穿上棉衣棉裤、戴上棉帽手套，继续施工。

24日，刚刚停了两天的雪又下了起来，雪越下越大，地上积雪达40多公分厚，气温也骤然下降到零下26度……这是盘锦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寒冬。当地老百姓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应当地政府请求，四标出动铲车、推土机，帮助老百姓清扫马路积雪，点的就是赵传兴的卯。

凛冽寒风中，打桩备土在继续进行。北风呼啸大雪飘飘，好一个天寒地冻的北国风光！来自北京的城建人，极少见过这种风景。但是此刻工人们无心欣赏这种风光，他们本身已融入这风景。钻杆、吊车、拉土车成为盘锦雪野上最为动人的景观。

北方的冬季是寒冷的，冷到什么程度，只有寒风知道，只有冬雪知道，只有在野外施工的人们知道。

工人们说：“最冷的不是冰不是雪而是铁，是钻杆、吊车等机械。零下二十八九度的低温下，这些铁家伙冰得直吸手。一个不小心，手就被粘上，粘上了，就会撕掉一块皮。撕皮的滋味是钻心地痛，好多人疼得直哭……穿着棉皮鞋，脚冻肿了；戴着棉帽子，耳朵冻坏了。但是打桩却不能停，只要一开钻，别说天上下大雪，就是下刀子也必须打完。因为一旦中断操作，桩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有一根桩竟然换了四台吊车。因为天冷，副30号的油都冻了。第一台吊车冻坏了，换上一台，又冻坏了，连着换了两台都冻着了。没办法，就用火烤，想把油烤化，结果把油箱烤着了，工人们用大衣帽子捂了半天才把火灭掉。最后换了台8吨汽油吊才解决问题。

不仅是油被冻了，发动机也冻了。冻了就用火烤，刚刚发动着，过一会儿又冻上了。极度的低温下，人变得坚强起来，铁的东西反倒脆弱了：搅拌机的送料斗，是用粗钢丝绳拉动的，工人们没有想到，比拇指还粗的钢丝绳，竟是那样不经冻，往往正上着料，料斗提到一半，咔的一声钢丝绳就断了。断了之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换上新的，不能影响搅拌。因为时间一长配合比就不合格，桩的质量还是无法保证。

钢筋笼子的焊接也是很难的。电焊条必须得烤，得有烘箱才能保证质量。因为那种天气下，焊花温度特别低，温度保证不了，焊接就不牢固……

对于四标而言，最紧张最艰难因而也是最苦最累的，要数杨家总干大桥的抢工了。

其实，杨家总干大桥并不算很大，桥长只有260米，比之当年济青的大沽河桥和桃源河大桥，它是小巫见大巫。即使和现在盘海一标施工的盘锦枢纽立交相比，它也只能是个小兄弟。

但是它却很难干，难就难在工期短，难就难在是冬季施工。

这座大桥跨越杨家总干渠，这是大洼县的一条灌溉总干渠。每年四月，这里都要放水泡田。因此要求必须在四月底之前，完成桥的下部结构，否则将直接影响放水。影响了放水可不是小事，120万亩稻田的灌溉受到影响，谁也当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抢工。

抢工，无非是增加设备、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是加班加点昼夜施工。大桥共有112根桩就投入了四台钻机，最多时上到八台。

从1999年12月5日打第一根桩开始，到2000年4月25日完成大桥的全部结构，用了四个多月时间。这四个多月，正是北方的冬季，冰天雪地里施工，怎么辛苦怎么累都不说了，反正是赶在放水之前，提前5天完成了任务；反正辽宁交通厅领导视察后非常高兴，说这才叫真正的一流！之后，海盘各标段纷纷派人来参观学习，人人看了都说好，都说这柱子漂亮，都说这梁光滑。

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干出来的！据说，吊最后一片梁的时候，工人们买来了鞭炮，鞭炮声长长地响了很久，远处村里有人听到了，说那响声象哭声……

整个冬季，盘海线一、三、四合同段，都是在打桩、备土的忙碌中度过的。忙起来职工们并不觉得寂寞，只是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人人都有些想家。

书记陈忠干跟老赵商量：春节了，让大家回京过个团圆年吧？赵传兴说请示以下项目部吧。由于工程进展比较顺利，项目部的樊军阎振成和刘月明等几位领导都比较满意，说休两天就休两天吧，但是初二必须正常上班，不能耽误施工。

腊月二十九，部分职工开始陆续回京过年。道桥分部留下来值班的人员有试验室主任朱从东、机械设备部长章仲喜、技术员乌浩军、张志江和经理赵传兴。此外还有几位特殊人员：值班人员的四位家属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是特意从北京赶来陪亲人一起过年的。赵传兴的夫人没有来。她在家陪着生病的婆婆过年，但她又不忍心让丈夫一个人在工地，就让女儿赵乐赶来陪爸爸过年。

大年三十，留守人员和家属、孩子，聚在一起，欢欢乐乐过了个特殊的团圆年。他们在院里插上集团的彩色刀旗，买了鞭炮、灯笼，还买了酒和饮料，包了饺子，又炒了几个菜，然后把项目部的留守人员樊军和家属也请了来，大家坐在一起吃年饭。虽然没有暖气，屋里有些冷，但那气氛却热热闹闹，充满了融融春意。

初一过去，年就算过完了。初二，工地上又响起隆隆的机声。

大年初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马于明、副总经理郭国俊和总工程师刘国琦，在工程承包部范培礼、毛吉营等领导陪同下，千里迢迢冒雪来到东北，慰问春节期间战斗在施工一线的将士。当集团领导将厚厚的毛毯递到职工手里，当领导们亲切地握着职工们的手并连声说“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的时候，几乎所有在场的参战将士都流泪了……虽然只有一条毛毯，但它比什么都贵重；虽然只是一句普通的问候，但它胜过万语千言！一条毛毯，一句问候，冰释了一切艰难与屈辱。

春节后不久，四标经理樊军调到北京中国大剧院工程任职，副经理阎振成继任经理。阎振成是个思路清晰条理性很强的人，他抓起工程来比樊军更狠。他的“狠”主要表现在抓计划的落实和对队伍的管理上。

赵传兴对此就深有感触：四五月份开始路基填筑以后，老阎逼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六七月份，多热的天呐，24小时连轴转，人都晒得变了样了，可是任务要是完不成，我们都不敢见他。他真敢批你！他不管你受多大罪吃多少苦，他就问你计划完成没有！说实在的，我们的工人背后都有不少人骂过他。但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当时抓得紧，如果不是一点一点地抢计划抠工期，路基填方就很难完成。率先贯通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阎振成对此却另有说法：范经理跟催命鬼似的，一来东北，要是看到谁的活儿干得不好，批得狠呐。一点情面都不讲，说换你就换你，谁还敢不好好干呢！再说，活儿也都是老赵他们干出来的，没有老赵和道桥分部一班人的大胆管理、身体力行，没有两个分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四标很难干到现在这个水平。

老赵是个实干家，是海盘出了名的“自行车经理”。夏天太阳很毒，赵传兴穿个半截袖衬衫，戴着个破草帽，整天骑着自行车在工地来回跑，脸和胳膊都晒得乌紫乌紫的，整个变了个人。郭国俊副总经理见了说：老赵，不至于吧，咱道桥连个车也买不起？！老赵笑着说：方便，这样方便。

其实老赵另有苦衷：公司实行车改后，发给他们的那点车补根本不够养个车，为了省钱，老赵跟班子的几个人一商量，干脆每人买辆自行车吧。这样，四标道桥分部的自行车队就为海盘线增添了一道新的景观。

2000年9月2日和11月1日，集团公司经理郁志桐和董事长佟永贵分别视察了海盘四标，对工程质量和进度都很满意，当他们得知赵传兴过去是搞财务的从来没干过工程时，都感到很惊讶。两位领导在不同的时间问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怎么学会管工程的？赵传兴的回答是：“平时注意看！”佟永贵说你真是个聪明人。郁志桐说：到处留心皆学问。聪明人干什么都行！

阎振成说：其实要说聪明，能聪明到哪去，都是人嘛。他就是对工作特别上心。往高了说，就是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比较强。自从到了海盘，老赵就一猛子扎在工地，很少回北京。去年10月，他母亲病重住院，妻子打电话要他回去，他在家呆了两天就回工地了，我问他怎么不多陪陪老母亲，他说母亲得的是肺气肿，慢性病，现在好些了，有妻子和女儿在医院照顾就行了。

他的话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却觉得他的心事是很重的。第一次干工程，他确实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更多……

第一次采访老赵的时候，他的眉头老蹩着，显出一脸的心事。2000年11月15日下午，第二次采访老赵的时候，他的眉头舒展开了，但看上去仍然显得很疲惫，就象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将军。我知道他还没有缓过劲儿来。他说现在可以睡个塌实觉了，剩下的一点收尾活儿，明年干起来就很轻松了……

在四标采访，有一件事是不能忘怀的。我必须把他补上。否则，我的良心过意不去，我的心也将不安。

这也是阎振成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他的属下、总工程师乔光鹏的故事：刘月明调一标任经理后，工程部长乔光鹏继任总工。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不幸出了车祸，腿被撞成粉碎性骨折，花了10多万医疗费，对方赖帐不赔钱，妻子无人照顾，还要出庭打官司，乔光鹏急得偷偷地哭，但从未影响过工作。乔光鹏96年初到“铁四”，至今在东北已干了5年，是我们集团高速公路施工领域的后起之秀。我采访他的时候，说到他妻子的事，他笑了笑说：“官司还没打完，肇事者是某大机关的司机，有背景。很难打赢。爱人现在长高了两公分。因为做了假肢，垫高了一些……”我听了之后，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我在想，老阎跟我讲了老赵，讲了乔光鹏的故事，没讲的，肯定还有不少！我们的职工常年在外地施工，无暇顾及家和妻儿老小，家里出了事谁来帮助他们？谁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我们不能让前线将士带着忧虑和委屈去工作！这是我们开辟外阜建设市场时，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棋失一着，曹宝珍惊呼“天灭曹”

两张黄牌，范经理“挥泪斩马谡”

我到一标采访的时候，曹宝珍已经回京三个多月了。准确地说，是被撤职三个多月了。

这位颇有些悲剧色彩的曹经理，在辽西留下了许多或悲壮或美丽的故事。留下许多故事之后，曹经理就被撤职了，然后他回到了北京。

在辽西采访时，许多人向我说起过曹宝珍。有人说作为总工他是个出色的总工；作为项目经理他也不一定不是个好经理，如果不是冬季备土多，如果不是该下雨时不下雨；

有人说曹宝珍心太软，也有人说曹宝珍命不好……不管怎样说曹宝珍是因工程没干好被撤职的。曹宝珍的被撤，使海盘一标平添了几许悲壮色彩……

一

公道地说，盘海一标较之其他各标段的施工难度要大得多。

同处在低洼水田区，一标的桥涵构筑物最多，路基填方量最大，一标还有一座跨沈山线互通立交桥，其中互通立交中的b、c两个跨线特大桥，技术和施工难度最大。

由于京沈高速公路要于2000年9月全线正式通车，甲方要求b、c两座特大桥的现浇箱梁必须于8月10日前完工，以便为京沈高速公路的路面施工创造条件。而此桥上部结构底板槽型梁和顶板混凝土的浇注必须分为两次，设计要求在两次混凝土浇注后，时间须达10天且混凝土强度达100%之后，方可分别张拉底板短束和顶板长束钢绞线，因此使工期紧上加紧，此为难度之一；

盘锦互通立交区大部分位于原京沈高速公路取土坑处，坑深1——3米不等，加之盘锦地区为软土区，须对软弱地基进行硬化处理，施工难度相当大，此其二；两座特大桥现浇箱梁均后张预应力现浇梁，预应力钢绞线的最大长度与现浇箱梁长度相等，而两桥又均为曲线桥，因此钢绞线在三维立体空间内连续弯曲，为钢绞线穿束和张拉带来很大难度，此其三……

海盘一标的确是块最难肯的骨头。最难的，当然需要最有能力的人去干。工程中标后，作为总包单位的集团工程承包部首先就考虑到这一点。

因此，1999年10月，当海盘工程开工之前，以曹宝珍为经理的项目班子很快组成并迅速到位开展工作。

毕业于北京建工学院的曹宝珍，虽然只有35岁，但是在高速公路施工领域已经摸爬滚打了10年，可谓身经百战。

1991年，当他还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以技术员的身份，参加了“济青”工程的施工。济青之后他又先后在新东安市场、首都机场新航站楼等城建集团承建的王牌工程施工中接受过考验和磨练。1997年集团中标辽宁沈山高速公路工程后，他奉命北上，在东北一干就是三年。三年里他抓过生产，管过技术，当过总工，较好地协调过与辽宁方面上上下下的关系，少年英才威名赫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锦沈国际七标路基工程和锦沈国际三标路面工程施工中出任他总工，这位架着近视镜、白白净净一副书生像的年轻后生，在范培礼麾下冲锋陷阵，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深得范培礼信赖。因此他才被委以盘海一标项目经理兼盘海线一、三、四标总协调人的重任。

应当说，曹宝珍在盘海一标前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最早完成前期准备工作；第一个开钻，第一个完成施工便道铺设，第一个完成打桩任务，第一个完成下部结构施工，第一个完成盖梁施工，冬季备土最多……一连串的第一，使一标成为海盘全线观注的焦点。

因此，1999年12月22日上午，当辽宁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恭宪及盘海高速公路前线指挥部、总监办的领导踏雪来到一标视察，看到沿线堆积如山的冬季备土和热火朝天的打桩场面时，他们的心情是激动的，他们的表情是满意的，他们的话语是热热的。

受到表扬的曹宝珍及一标所属的二分部、地基分部、构件分部的参战将士们，热情更高了干劲更足了。

桩，在不停地打，土，在不停地拉。一车车结着冰渣的冻土，从双台子河拉来，卸到一标沿线的路基上，那冻土堆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形成了一座近七公里长的高高的土山……

“这土山的方量不亚于当年从天坛搬出的那座山的方量！”看到眼前的土山在一天天增高，曹宝珍和二分部的经理张家茂以及地基公司分部经理李学广，站在雪地里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

他们的兴奋和感动是有理由的：按当地的气候特点，四、五月份大地一解冻，正好可以翻晒土方进行路基填筑，否则的话，雨季一到，沟满河平，河里土捞不上来，又不能就地取土，到哪儿找土去！这叫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1999年的整个冬季，海盘一标在曹宝珍、孟庆祯、张家茂、李学广们的经营下，各项任务指标一路领先，业主表扬，领导满意，皆大欢喜。

谁知偏偏应了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曹宝珍们绝对没有想到，老天不作美，2000年的盘锦大地，竟然一改多年的规律，乱了季节：该下雨时没下雨，未到雨时雨偏多……

二

由于当地的气候特点，盘锦大地每年三四月份有个返浆期，五月份以后收浆。返浆时，地面潮湿，到处泥泞，为路基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

盘海一标路基上堆积如山的冻土，都是去年冬天备的，冰块多，含水量大，施工时必须先用五铧犁一层一层地犁开翻晒。而每翻晒一层，没有三五天时间根本晒不干。天天凉晒天天翻，经过日晒风干之后才能拌和碾压。

搞工程有个抓住机遇的问题，天放晴一两天，就要抓住机遇进行抢工。要是不抓紧抢工，三五天内老天爷哗地浇一场大雨，那就坏了，刚晒得半干的土又和了稀泥，比翻晒前更糟。因为翻过的土比较松软，特别是凉晒得差不多的时候吸水性更强，这样，雨水浇下来，一点都不会外流，全渗到地下了。下次再翻晒就难了，因为下面一层都湿着呢，只有挖得更深，才能把基础凉干。所以说机不可失，该抢工的时候一定要抢，不去抢，就会造成被动，一被动就会被动到底，到时候后悔莫及。因为它影响的不仅是一层土，而是整个工期。一标后来的被动局面，恰恰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抓住机遇。

能直接翻晒，那当然好了，问题就在于不能。

由于备土太多，大量的冻土堆在路基上，无法形成工作面，只能半幅、局部施工，有时甚至连半幅施工都达不到。

所谓半幅局部施工，就是将路基半幅上的堆土，翻到另半幅上凉干，然后再把凉干的土翻过来进行碾压。轧实后再将另半幅的堆土反到碾压好的半幅去进行凉晒，待凉干后再返回去碾压。如此反复倒腾，施工进度可想而知。

如果能这样也好些，虽说慢点儿，但还能干点儿活，起码不至于白干。但是偏偏连半幅施工都不能进行——

一标近7公里的路基，横穿盘山县陆家乡的水田区，六七月份稻田要浇水，老百姓的引水渠都从路基上穿过，远远近近地把路基分割成或长或短的无数个小段。水从路基上缓缓流过，流向干渴的稻田，流到老百姓渴望幸福、渴望收成的心里。这水是老百姓的救命水，任谁都不能把他截断。

但是，只要水在路基上流，就不能进行全幅施工，就只能在半幅上一段一段地施工。那样施工就会陷入无计划和盲目的失控壮态。而工期是卡死的，雨季也会如期而至的，雨季的到来对于土方施工意味着什么，恐怕搞过施工的人谁都明白。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水渠改道的问题，否则将会影响整个工程施工的大局。

可是水渠改道，又谈何容易！

“改道就要断流，就会或多或少影响灌田，影响了灌田就可能影响收成，而影响了收成就会影响到俺们农民的幸福生活。”是啊，影响你工程施工事大，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就是小事么？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村民的话，听上去也是有理有据的。

谈判未能成功。于是只能被动地等待。等到浇完田，等到水断流。他们没想到，这么一等，就把施工的大好机遇白白地错过了。

甲方得罪不起，老百姓就是好得罪的么！不能干全幅就干半幅，不能干半幅就一段一段地干，路基干不了就干别的吧！当时抓的主要工作是桥下铺砌和部分路基的半幅局部施工。这等于避重就轻，回避了施工的主要矛盾。一边等待水断流，一边活儿还是天天在干。可天天干活儿就是不出活儿！

曹宝珍也许后来才明白过来，正是由于他的善良、心软，葬送了他在盘海一标的前程！

7月21日，对于曹宝珍来说是个“坎儿”，对于一标也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他被撤职了。直接原因是，特大桥的一分包单位在施工中，将一根柱子的钢筋笼子截断造成的重大影响和六、七两个月“前指”发出的两张黄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工程的失控”。“对工程的失控”是有关领导的说辞，但是也是事实，然而曹宝珍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本来，在冬季备土中一标是受到表扬的，可谁也想不到现在又因备土多“栽了”。

备土多，是出于“备荒”考虑的。如果按正常的年份，雨季沟满河平，双台子河里的土取不出来，路基填方到哪儿找土去？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下的再大，只要雨一停，天一晴，我们就有土翻，就可照常施工。当时前指要求冬季备土也是基于这种考虑的。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偏偏今年遇上个反常年：六月份下雨的日子往后一直拖到7月12日才来到，而七、八月份的大雨下下停停一直延续到十月。短短三个月下了十几场大雨！

“六月天，小孩脸”，天气说变就变，曹宝珍是知道的。他们对此是有准备的，备土多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但是六月偏偏没下雨！没下雨应该是好事，是抢工的大好时节。可堆积如山的冻土，在路基上倒腾不出来，没有施工场地，有力使不上，土摊不开，没地方凉晒，根本无法碾压。加之漫长的等待水渠断流，机遇没有抓住，白白地错过了施工的大好时节。

而其它备土少甚至根本没有备土的标段却捞了个便宜并因此获得个先机。因为下雨少，盘山双台子河没有水，河床里的土是干的，可以直接取土上路基，这样施工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高速路施工有个特点：下雨干不了活。让曹宝珍不解的是，为什么每次下雨总是先从一标所在的太平镇开始，而太平镇的雨又总是下得最大！每次下雨，就只能停工。停工后，曹宝珍就给三标的戴成礼和四标的阎振成和赵传兴打电话，问大洼县下雨没有，而常常三标或是刚掉点儿或是没掉点儿，四标正干得热火朝天……总之，不管大雨小雨，都是从太平镇先下，要不就提前一些，要不次数就多一些。对此，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太平镇不太平，人不灭曹天灭曹……”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兄弟标段的施工进度在一天天加快，路基在一天天增高，而一标的路基直到6月末还在便道以下，有的段甚至还一点没动。这时前指的一张“黄牌”给了他们当头一击。曹宝珍快急死了！

到了七月中旬，被动局面没有丝毫改变。计划屡屡落空，进度严重滞后，整个施工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此时负责特大桥施工的二分部又传来一个更坏的消息：负责桥柱施工的一个当地的分包单位，居然把柱子的钢筋笼子给割断了30公分，幸亏被及时发现并得到了妥善处理。

虽然这件事不是城建集团职工所为，虽然没有造成重大事故隐患，但是却给城建集团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

事情发生后，甲方、前指办、总监办对一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停工一天进行整顿，随后又发来了第二张黄牌……

本来工期就紧，本来工程就滞后，现在又要停工整顿，这无疑雪上加霜！

应该说，工期落后，计划任务完不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有管理上的原因，也有施工操作人员的原因，更有备土多、天气变化无常和施工地点、施工条件、资金投入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天时、地利、人和”都没占着！天时地利就不说了，单是“人和”这一点就够要命的。

项目部是个联合体，所属各分包单位都要对各自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特别是实行股份制后，各单位都要考虑成本，各级会议上也都再三要求这不能赔，那不能赔，所以压力都很大。特别是盘海工程又是低价中标，稍不注意就要亏本。千里迢迢到东北，总不成就是为了赔钱吧！因此在施工前期，有的单位在资金投入上较谨慎。尽管项目部一再要求增加投入，但是考虑到成本，各单位还是“各揣心腹事”，总不见行动。

计划完不成，分包单位不配合，这样项目部对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就有些失控。有人给一标编了首打油诗，可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天天转工地，计划当儿戏；任务完不成，领导没脾气！”

两张黄牌的结果：一标在海盘全线由开工之初的第一名变成了倒数第二名。

“这样下去，城建集团的牌子还不得给砸了？”大本营的老总们坐不住了：“得有点招数！”

于是，城建集团工程承包部党委书记岳宜友、纪委书记冯运良7月20日驱车来到东北。

来者不善。节骨眼儿上，主管干部的领导驾临东北，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但谁都没有想到曹宝珍会被撤职。可是在7月21日召开的有“城建集团东北军协调委员会总司令”毛吉营和一标项目部全体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曹宝珍就被撤职了。而且是纪委书记冯运良当场宣布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说辞：“根据工作需要，对一标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据说，此决定虽是由党委作出的，而它的提议者却是曹宝珍在“济青”和东北工程施工中，多年来患难与共、情同兄弟的老领导、老朋友、现任工程承包部经理的范培礼……

对此，有人说曹宝珍冤，有人说曹宝珍命不好，也有人说范培礼不近人情，但更多的人则给与了充分的理解：曹宝珍是范培礼提为经理的，撤曹宝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叫做“挥泪斩马谡”。

我在盘锦采访时，曾给范培礼打电话问及此事。范培礼说：“曹宝珍是个非常出色的工程师，将来也不一定不是个好经理。但是这个工程他没干好，不撤不行啊，不管什么原因，工程上不去，我们没法向甲方和集团领导交代，更没法向广大的参战将士们交代！”看来范培礼对曹宝珍还是深有感情并且寄予了厚望的。

三

曹宝珍被“调整”后，取代他的是和他同样优秀同样年轻的工程师刘月明。此前刘月明是海盘四标的总工程师，7月12日被范培礼从四标调到一标协助曹宝珍工作。他1989年毕业于郑州工学院，十多年来曾参与或主管过大大小小许多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有“590”工程、北京新东安市场和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工程。1999年底，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工程完工后，他奉命北上，出任海盘四标段的总工程师。

刘月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管理干部。但是当项目经理，在他的经历中却是没有记录的。因而出任一标经理，对刘月明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这样一种局面，刘月明果然有三头六臂？文静儒雅的刘月明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许多人在拭目以待。

但承包部的领导却没有观望，也没有撒手不管，而是实实在在地支持：十天后，承包部从河南洛三高速公路工地给刘月明调来一位助手——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李福，出任刘月明的副经理，主抓工程。

这位李副经理从河南马不停蹄回京报到后，第二天就来到了盘锦。到一标后，当天就到工地察看，近七公里的路基被他徒步丈量了一遍。在一标我第一次见到李福，看他晒的黑黑瘦瘦的，言语不多，且透着一种憨厚和朴实，就觉得他是个干才。及至聊到工程，聊完工程施工中的细枝末节，才真真感觉到他这个“拼命三郎”是名不虚传。

刘月明任经理后，老天的淫威并未因一标的江山改姓刘氏而有所收敛，反而更加肆虐：7月25日下了一场暴雨，雨水象瓢泼似的。几天后，又下了一场更大的暴雨，基坑里是水，路基上是水，漫天满地都是水……先是黄濯濯的，继而是白亮亮的。

大雨不停地下，刘月明和李福的心早被淋得湿漉漉的，他们站在窗前半天没说一句话。

“真要命！在继续这样下，怎么办呢？”一标办公室主任杨进岭，看着比自己年小几岁的经理自言自语。旁边年轻的工程部长李靖和更年轻的技术质量部部长侯翼远，坐在会议桌前不停地抽着烟。几个年轻人就这样苦苦地等待着雨停。

夏天的雨，来的急走的也快。老天到底有眼，它仿佛不忍心再折磨这几位年轻人，很快雨便停了，天光也放亮了。刘月明轻轻地舒了口气：走，去工地！

这是刘月明上任后不久的一个镜头。这样的镜头，从7月中旬到10月下旬，断断续续的上演了有一个多月。也就是说这一个多月里，除了吃饭休息之外，什么活儿都干不了。但是一个多月之后，你需要加倍的付出，因为这个时间都要包括在总工期里。

工期本来就短，而工程进度又远远滞后，不加倍付出怎么行？！

天晴好干活儿。进入8月，刘月明开始组织抢工了。

他采取的措施有五条：

1．合理组织工作面；

2．改水渠。把农民的水渠改在桥下；

3．纵向倒土。把不具备填方的土倒到具备施工的作业面；

4．租地倒土。把占压路基的土方租场地倒出，以形成工作面，进行大幅施工；

5．与分包单位的主管上级取得联系，求得支持，开展劳动竞赛，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大家的荣誉感。谁都不能砸城建集团的牌子，谁都不能给自己单位抹黑……

措施出台后，很快形成了大干局面。整个工地的面貌也为之一改。

最难的就是九月份。

为什么？检查的多。干的辛苦不说，还总有人来挑你的毛病！

由于甲方把最后的施工期定在11月15日，即入冬后各单位都不准施工，必须停工。也就是说有效工期只有三个月，压力大，时间紧。为赶工期，8月底，一标报了26万方山皮土的计划。

这么大的工作量，三个月的工期，不加大工作量，根本完不成。26万方工作量，对一标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肯定报错了。”计划报上去后，业主和总监办说。他们根本不相信一标能完成这么多工作量。后来他们到现场一看，真完成了。

但业主的眼光总是挑剔的：工作量完成了，又这么快，质量能不能保证？于是又开始查你的质量。从九月底开始到十月底，一天来好几拨。总监办、前指办、质检大队、政府监督办、驻地办……都以为质量可能过不了关，结果一拨拨过去，谁也没查出质量问题。但谁也不相信你，谁都认为你一标不可能干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一印象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观念先入的结果！

整个十月份是一标将士最屈辱的一个月。刘月明感到自己和一标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一天，他喝了点儿酒，给范培礼打电话发了一通火，说再这样查下去我没法干了！

老范知道月明受了委屈，就再三安慰。随后他给前指办打通了电话，希望不要再难为小刘了。毛吉营也给前指办、总监办分别通了电话。第二天，前指办许祥生总指挥为此特意到一标开了个会，对一标近来的工作表扬了一番，给予了安慰。

从此，一标的形象为之一改，面貌大变。到十一月初，已经完成全部工作量的78%。基本实现了年内计划目标。

11月1日，范培礼和毛吉营在锦州市双羊镇锦阜一标会议室召开东北工作会议，我把它称做“双羊镇会议”。与会者有原锦沈七标的罗先国、陶传勇、盘海高速公路一、三、四标的刘月明、李福、戴成礼、阎振成、锦阜高速公路一标的经理张玉华以及锦朝高速公路第七合同段经理孟庆祯，还有范培礼的办公室王主任等几位随员。

会上听取了东北各方面军近期工作的回报后，范培礼发表了讲话。老范对海盘一标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老范说：月明，李福，你们受委屈了。你们干得最苦最累最悲壮，你们的工作也干得很出色。你们为北京争了光，为城建集团争了光，我代表承包部代表城建集团感谢你们……老范的话还没讲完，刘月明早已热泪盈眶……

大智若愚，小诸葛巧借“焦点”服锦州

“心中有数”，于学成初出茅庐显风流

“双羊镇会议”上，受到范培礼表扬的还有锦州至阜新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及其项目经理张玉华。

这位张经理，个头不高，黑黑瘦瘦的，看上去有些“蔫”，象个“先天性营养不良症”患者。很难想象，他就是在锦阜线15个合同段、20家施工单位中，创出十个全线第一、连续五次获得“标准化项目管理第一名”的项目经理。

那次会上，张玉华就坐在我的对面——长长的会议桌的另一个角上。他象还没睡醒似的坐在那里出神，半天没说一句话。

但是，当范培礼把我介绍给大家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我，投向全场唯一一位他不认识的陌生人。他眼神里所传出的那种讯息，使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南方人特有的精干和精明的目光。

关于张玉华，关于他的属下、副经理王林及其所属一、二、构件分部的刘寿元、赵建华、于学成、刘振宇、初维臣……，关于锦阜一标人的艰难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传说，我在去锦阜路采访之前，就已经听到过一些。而毛吉营、罗先国、孟庆祯、杨建设、赵传兴、阎振成、刘月明、戴成礼等，向我介绍锦阜一标的情况时，也都是充满了感情。

不错，这又是一群血性汉子，一群经历过大曲折大磨难的真正的男人！

一

这种大曲折大磨难，是伴随锦阜路工程的开工就开始了的——

据锦阜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工程简介：锦阜第一合同段全长6·2公里，工程总造价10244万元。合同工期13个月，2000年6月1日开工，2001年6月30日竣工。起点位于凌海市双羊镇明字屯西，与京沈高速公路辽宁段相接，由明字屯互通立交向西北，经双立屯东、久字屯，于战家沟下穿目前正在建设的秦沈高速铁路，跨越干沟河，向北跨102国道、沈山铁路、大锦公路，止于双羊互通立交桥终点。该段路基借土填筑140万方，构筑物32座，其中大桥1座，互通式立交桥1座，分离式立交桥4座……跨线多、土方量大、结构物多、地质条件差、工期短、施工难度大、社会环境复杂，是该段的几个特点。

而社会环境复杂，又是制约工程施工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为什么？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当地黑社会黑势力活动猖獗，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现象盛行；二是当地人不好交往是出了名的。“宁蹲三年大狱，不交锦州广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此外，当地曾多次修路，征地动迁和占地赔偿的事经历

的多了，老百姓对国家有关的政策都了如指掌，征多少地应给多少钱，人人心里“门清”。加之，少数地赖子太刁钻太精明太难缠……因此了解情况的当地的队伍都不愿干这一段，甚至连辽宁交通厅副厅长张恭宪都说“一标最难干……”

难干也得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2000年5月初，锦阜一标项目部成立。张玉华任经理、王林任副经理、张耀忠任总工，另设办公室主任和质量、安全部长等。办公室设在离工地不远的双羊镇、锦大公路的边上，是租用的居民的一幢白色三层小楼。楼前可停放十几辆车，是一个独立的小院。

项目部下设三个施工分部：一分部由城建一公司的部分人员组成，刘寿元任经理，书记是赵建华；二分部由城建二公司的部分人员组成，分部设在工地附近的兴隆村，经理是年轻的大学生于学成，盛凤勇任书记；另有一个构件分部，经理刘振宇，书记赖厚华，人马全是城建集团构件厂的。一、二分部负责路基土方和桥梁涵洞施工，构件厂则负责预制梁板和构件。

5月1日，第一批人员开赴锦阜。之后，大批人马陆续到达。

让张玉华、王林、刘寿元、于学成、刘振宇们想不到的是，千里迢迢从北京来锦州修路，老百姓竟会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迎接他们——

张玉华和王林带领部分人马，刚刚到双羊镇安营扎寨，办公室里就挤满了陌生人，全是来要活儿干的。然而这些来要活干的人，全然不象以往的工程分包商那样，求你给碗饭吃。而是个个派头实足。仿佛你欠了他的帐似的，比你还理直气壮。也许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和特点。一进门，就递你烟，你必须得抽。不会抽也得抽。抽了，你就是哥们，就得办哥们事儿，就得给活儿干；不抽不行，不抽，是你不够意思，不讲朋友，不给面子，是看不起我。既然看不起我，那就别怪我了：孙子，你就等着瞧吧！

晚上，电话开始响个不停。全是白天要活儿干的那些人打来的恐吓电话：你要不给我活儿干，我就叫你干不成活儿。你甭想出门，出门，我就废了你……

不光找项目部，一、二和构件分部更是热闹。

5月15日，张玉华王林正在办公室疲于应付逼着要活干者，一分部的工人匆匆来报：

“张经理王经理不好了，我们刘经理和郭副经理被人打了。”

“谁打的？”

“董强（化名）的手下！”

“又是董强！走，看看去。”

张玉华和大个子王林驱车赶到一分部时，见一分部经理刘寿元和副经理郭卫红早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那里动弹不得。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人？”王林问一分部的赵建华书记。

赵建华说：“董强和他的手下来要活儿。死缠活缠地磨了半天，刘经理没答应。董强给刘经理递烟，刘经理不抽。董强的手下急了，说我们老大给烟你都不抽，还带答不理的，你少给我们弄这个，说着，上来就打。我和郭副经理在里屋，听到外面闹哄哄的，想看看是怎么回事，郭副经理拉开门，刚一探头，迎面一拳就打在他的脸上……”

你道这董强是何许人也？此人是锦州市人大代表、双羊镇黑道白道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在当地有诨名，地赖子们都奉他为老大，人送外号“董爷”。这位“董爷”是当地的一霸，连当地的政府官员都惧他三分……

张玉华和王林来锦阜一标前，对此人就有耳闻。到锦州后，董强曾让人带信给他们，说想要一标的山皮土砂石料活。张玉华和王林当时既没说不给也没说给。只说商量商量再定。没想到活儿还没定下来，拳头先上来了！

听说自己的经理被打，弟兄们不干了，一个个拎刀抡棍都冲了出来：“经理副经理都挨打了，今后我们怎么干呢？跟他们狗日的拼了！”

张玉华黑着脸，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开车一溜烟走了。

王林和书记赵建华千说万劝好歹把工人们都劝了回去。然后又找董强说理。没想到这董强还算条汉子，他说：“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出这事儿，我没教育好这帮孩子，我有责任。这么着吧，先把人送医院治疗，所有费用由我承担。”这就算高人，

这种“礼遇”，张玉华只是十年前初到“济青”时遇到过。但那时毕竟是初次涉足高速路，没有经验，出现什么情况都是新情况，都不为过。可现在毕竟是十年后，是经历过了大风大浪、行走江湖十数个春秋后的今天！

按以往的经验，老百姓应该是夹道欢迎的，可现在人家不但不买你的帐，还象对付小鬼子一样对付你！军民鱼水呢？工农情谊呢？曾经当过兵的张玉华和王林感到一阵茫然。他们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

构件厂拉龙门吊的车，在102国道上整整放了一个星期进不去，拉挖土机、压路机的车也停在路边进不来。为什么？路被老百姓堵住了。要钱。“凭什么找我们要钱？”“占我们的耕地，毁我们的青苗，就得给钱。不给钱谁也甭想进去。”

其实，国家征地动迁的钱，早就给了的，只是老百姓没有拿到，或者拿到手的很少。钱被各个部门层层扒皮，扣差不多了，到老百姓手里也就剩不几个子了。老百姓当然有意见，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只能采取这种办法。

本来，人员被打、车辆遭围，弟兄们就窝了一肚子火。现在施工便道征地工作又迟迟落实不了，临设搭不成，机械不让进场，地痞流氓捣乱，谁都不敢管。工人们不干了：“这样下去，今后这活儿没法干！”“既然干不了，我们早点儿回北京算了！免得在这里受窝囊气！”

说不干，这是气话。好不容易中的标，哪能说放弃就放弃说不干就不干了呢！但是，干，就得忍受。就得承受随之而来的种种磨难。张玉华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也没有容易干的事。

可是，车辆进不了场，就干不了活。眼看时间过去20多天了，工程迟迟不能开工，张玉华和王林真着急了。

他们找到锦州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希望能够出面帮助解决问题。但是，好话说了一箩筐，就是没人愿帮忙。

做为东北人的大个子王林，心里更是窝着一把火：把自己在锦州的亲戚、朋友甚至战友全找遍了，竟无一人能帮上忙！锦州人也太那个了，一点面子都不给，老乡都不认了。“妈的！”王林轻声地骂了一句。

山穷水尽时，小个子经理张玉华灵机一动，突然有了主意。

他让副经理王林把各分部经理叫来开会。会上要求大家把“风”放出去：“我们城建集团是合法中标，到锦州来帮你们修路，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却不配合。把我逼急了，我把省里的领导叫来看看，然后一夜之间就把人马车辆全都撤回北京。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出面管这事，那时有人肯定会倒霉的……”

会后，职工们把“风”放了出去。而张玉华让王林应付着各方来客，自己却闭门谢客，躺在屋里睡大觉，谁找都不见。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大家都不知道张经理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无巧不成书。世间真的有这样的巧事：当张玉华和王林们正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处于漫无目的的等待的时候，工地附近发生的一件事，却无意中帮了他们的大忙：

职工们把“风”放出去不久，两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去沈阳办事，正好路过102国道锦州双羊镇段时车坏了。修完车，老板要价太高，而且态度蛮横，记者不干了，找到了锦州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出面管一管这种强卖强买现象。否则的话，将对此事以及类似的情况进行暴光……

有市领导出面，这件事后来自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人们很快就把此事和张玉华联系到了一起。

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张玉华成了市领导的座上客，张玉华曾经请求帮忙找过的部门的领导，现在竟然找上门来主动要求帮忙！并且大家很快成了朋友。这样，工程上的事以及工程以外的别的事情，办起来自然就顺利多了。但谁都没提“焦点访谈”那档子事，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后来，锦州的朋友请张玉华吃饭时，有人在席间突然问张玉华：张经理，上次“焦点访谈”的记者，是您请来的吧？张玉华故意装出一副傻像说：“没，没有啊。”但他的表情和语气，却使在座的诸位越发的相信“就是这小个子干的”。

于是，人们越发的搞不懂张玉华了，不知道这位来自北京的湖南籍的小个子，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多深的背景。于是，张玉华身边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各个方面的朋友，甚至连当初的对手、打伤刘寿元的董强，以及当地的一些痞子、地癞子，也都管张玉华叫“张哥”。“张哥”有什么难事，自然就有人给“铲”了。看来，“宁蹲三年大狱，不交锦州广义”的老话儿，是靠不着的。

“没办法，外阜施工有诸多不便，不多交几个朋友哪成啊！我们的目的是确保正常施工，确保不出乱子。”张玉华如是说。

……

机械车辆进场后，各分部立即进入临战状态，一方面做施工准备工作，一方面开始落实山皮土和填方土源等事宜。5月25日，一分部承担施工的明字屯桥第一根桩首先开钻。这也是全线的第一根桩——经过一翻磨难之后，他们实现了“最早进场，最早开工”的目标，比6月1日的全线总开工日提前了7天。

进场近一个月来，围绕着工程的土方和沙石料的供料权之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千年不遇的挣大钱的机遇，怎能轻易放过！谁都想要，谁都有路子，谁都有背景。为挣得供料权，大大小小的工程分包商们，彼此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权钱和智慧的大比拼：软硬兼施者有之，威胁恐吓者有之，托人说情者有之，大打出手者有之……各自使尽浑身解数，互不相让，发誓要拼出个高低上下来。

但是活儿给谁干，不给谁干，则需要施工单位非常仔细、认真、慎重地考虑和摸底了。

“决不能轻易答应谁，也不能轻易回绝谁。因为在当地，这些人都是‘爷’，我们哪个也得罪不起。”张玉华说：“我必须等他们分出个高低来才能确定给谁。我要把活儿交给最硬的、最能够在当地‘罩得住’的主，他在这儿干，别人不敢插手的主，并且还得是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能认同的主。”有人说小个子张玉华是个“小诸葛”，看来此言不虚。

一番比拼之后，最终张玉华和王林把沙石料的供料权交给了董强。不打不成交。这也算是打出来的交情。

但是，交给你干可以，你必须确保我的进度和质量，否则我有权终止合同。彼此没意见，于是落笔成约。

考虑到各分部的降低成本问题，项目部把土方的选择权交给了各分部，项目部只提提建议，不具体干预。由各家自己找土，自己砍价，定价高低，盈亏赔赚，项目部一概不管。当然前提也是要确保土质和工期的。

工程局面打开后，构件厂很快建成并迅速投产。据说，这种建厂速度，在过去是没有过的。

一分部路基和构筑物的施工进度大大加快。特别是明字屯桥的施工，是整个工程施工中的重中之重。因为该桥跨越沈山线，上级要求必须赶在9月8日沈山线通车之前拿下明字屯桥。因此，在进场之初，刘寿元和赵建华就把它作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8月25日明字屯大桥完工。仅仅三个月，三个月一座大桥建成了。这种速度，据说建桥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二

2000年11月初，我到二分部采访时，二分部承担施工的工作量已进入收尾阶段。绵延3公里的高筑方路基已高高地横亘在那里，光滑、平直、坦荡如砥。

这是全线最好的一段路基，也是全线最高的一段，填方高15米，最高处达到16米多，远远望去象座小山。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山，即使是最权威的二分部人，也说不清它是怎样被一铲铲、一车车、一寸寸、一遍遍拉运、堆砌、碾压成的。谁能知道这是一座怎样的小山呢！

就锦阜路来说，一标的进度、质量等各项指标，都是全线最好的。但就锦阜一标而言，于学成率领的二分部，却是干得最苦、最累、最悲壮，也是最精彩、最刺激、最富有戏剧性的。

我在一标项目部采访时，曾采访过锦州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征地动迁处高秀山处长。说到于学成，高处长说：“那小伙子行。有主意。人长得帅，活儿也干得漂亮！是个人才。北京城建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儿搞不好！真的，我是服了。”

第一次见到于学成，是在张玉华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正采访张玉华，他风风火火地推们进来说：“张经理，我没活儿干了！梁没制出来，我的人员老在这儿呆着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先撤吧，等开了春在上。”一口纯正的唐山话。说完，他转身要走，被张玉华叫着了。

张玉华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于学成。小伙子确实长得很帅。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可能很久没有去理发店的缘故，头发显得有些长。但是举止却落落大方，谈吐温文儒雅、进退有据，看上去真的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

听说我要采访他，小伙子没有说话脸先红了。说：“没啥好谈的，就这点儿事儿呗！”然后就推说有事，兔子一样溜走了。

一天下午，晓勇、我和王林，一起去兴隆村二分部找于学成，说去工地了。打电话后，老半天才回来，还是那样帅，那样精神。王林说：“你不能再走了。杨编辑找你两天了。现在就坐下来，好好把你那点儿事叨咕叨咕，说说你是怎么干的。”

于学成说，怎么干的你还不知道吗？你在二分部蹲点，啥事不清楚啊！王林说我在这儿，有些话怕你不好说。你们聊吧，我先去工地看看。

王林开车走了。

办公室里，于学成、刘晓勇和我，三个男人相对而座。在香烟缭绕的烟雾和茉莉花茶的香气中，于学成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没想到他的口才是那样的好，思路是那样的清晰，逻辑性也很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于是我悄悄打开录音机，记录下了这次谈话——

于学成说：您是问怎么完成的吗？怎么说呢，一言难尽……真的，现在想起来都想哭！

您可能也听说了，这个地区，人事关系和社会环境比较复杂。黑社会活动猖獗。市场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现象比较盛行。在这里，有很多本属正常的事儿，办起来都很费劲！真的，都感到难。

单就修路这活儿本身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难，难的是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外围关系疏通好了，活儿就等于干成了一半。否则，就等于把你困在那儿了，你本事再大也干不上去。

二分部这点活，当初如果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话，我至少还可以从现在的成本上再降低300万，但是因为社会关系复杂，最终没能降下来。

制约我的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民扰；二是黑社会势力。

民扰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几乎干所有的工程都能遇到。但是在这个工程施工中，民扰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队伍进场后，首先进行征地，以用于修施工便道和搭临设。但是征地可费了老大劲了。为什么？老百姓阻挠。而且要价相当高。后来通过慢慢做工作，村里书记和村干部们终于同意征给我们地。

但是征完地以后，老百姓不干了。纷纷出来阻挠施工。因为我们征用土地（临时征地），是跟村里书记签的合同，签完之后，村民们不买村书记的帐，全给推翻了。

您问为什么推翻啊？怎么说呢，村干部们忒黑！比方说，我给村里每亩地连征地带复耕费是5000元，而村里每亩地只给老百姓300元。没有不透风的墙，老百姓知道我们征地的价格后，就跟村干部闹翻了。

可是老百姓拿村干部没有办法，就只能挤兑我。一是把我们进出工地的路堵死，二是每天从早到晚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看着我，非要我给钱。不然就不许我活动。可是我的钱早就给村里了，找我要钱毫无道理！

不给钱，人来得更多了。开始时都是男的，我不怕，最多揍我一顿。后来又来了一帮妇女，唧唧喳喳吵得我们真是受不了。没办法，我只得答应出面帮他们和村里交涉，村民们这才散去。这是6月中旬的时候。

这一拨是针对我来的。因为咱征了人家的地嘛，好歹还能沾点儿边。

可另一拨不属于我们的问题的，居然也找到我头上了——

这是前指办和当地政府的事儿。修高速路占地，是永久性的国家占用土地，应该给老百姓占地费和青苗补偿费。可老百姓没有得到这笔钱。地没了，又不给钱，等于断了老百姓的活路，老百姓当然不干。

于是，老百姓就到我的工地四周的路口和路基上、机械上坐着。嗑瓜子的、打扑克的……坐的满地都是。我的任何车辆和人员都不许进入，任何施工的业务活动都不许开展，甚至我的试验、测量人员都不许进去。这是老百姓采取的一种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抗议手段。

连续静坐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什么活儿也干不成，只能停工。

看我停工了，老百姓一个一个地都走了。目的达到了，可不就走了么！

但是等我刚一复工，老百姓一个个很快地又上来了……进退之中，施工的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我不能老等着啊，就去找双羊镇政府，希望通过他们来协调解决此事。

因为钱是由指挥部统一拨给分指挥部，分指挥部拨给镇里，再由镇里发到老百姓手里。程序是这样的。而此前分指挥部告诉我，钱已经拨给双羊镇了，所以我就找双羊镇。

双羊镇镇长、书记连续开了几次紧急会议，都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位副镇长下来了解情况时，还被老百姓打得头破血流。最后，镇里干脆就不管这档子事了。

镇里不管，老百姓又找上我了。开始是堵我的工地，后来是堵我的车和办公室。男男女女三四十人，到院里围攻我。

第一天，我是挨个儿地解释。后来又来了一帮堵到我的院里，我就站在台阶上跟他们集体解释。象开会时领导做报告似的。以后每次都是这样。这样的时光大概持续了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工地一点儿活都没干。

……

第二个难点是征电。一直征不下来。征电难在哪里？凌海市的展雨（化名），是当地一霸，他控制着凌海的供电权。锦阜工程开工后，他一直想要我的土方活儿，但是他不直说，就从电的方面卡我。他通过手下人传话给我，说展雨想干你的土方活儿。

展雨不仅是凌海的一霸，而且是锦州市黑社会的头号老大。我和王林找他不下八九次，但是只见过他两次。他的排场特别大，办公室和家里都戒备森严，便衣、警卫、保安到处都是，个个荷枪实弹。真是排场特别大！

要征电，就牵扯到土方问题。

关于土方问题，我跟他谈了两次，跟他的手下也谈过几次，都没有结果。他要价太高，我不能随便答应他。因为我这50多万方土不是个小数，如果每方给他涨一块钱，我就得赔50多万，涨两快，就是100多万。这数目可不小啊！

当时我想，我就是买高档进口的西门子发电机，我还能落一套设备，那样我就不使你的电了。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呢？不使他的电还不行。为什么？因为锦州市有个规定，高压线下不允许发电！

这下可把我逼得没招了。不能自己发电，就得征他的电，而征用他的电就得给他土方活儿，土方活给他，却又要价太高。我是左右为难。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采取了一招儿：压价。你不是想要我的土方吗？我就猛往下压价！

开始时是我找他，后来索性我不找了。我就跟他那抻着。我不能着急，我一着急，他心里就有谱了。大家都要土他就会借机提价。我不着急，他就会着急，他就会认为土方可能要给别人干了，他肯定就得自动降价。那样我就达到了目的，所以我必须挺着。

我这么抻着，别人不知道我在跟展雨暗暗叫板，都以为我在睡觉呢。我的副经理和机械手都给我拍桌子了。我说别着急，我心中有数。你们该上班上班，没活干在工地呆着都行，呆着，我也给你们发工资。

这时候，别的单位都在噌噌地上土，干得轰轰烈烈，而我这边却冷冷清清，不见行动。王林急了，说：于大爷赶紧上吧！再不上可就晚了！

王林是项目部副经理，工程开工后，项目部领导分别下来蹲点，他被派到二分部来了。看看都快到8月份了，土还一点没上，所以他着急。

我说王经理别着急，我心中有数。

范经理也跟我急了。8月3号范培礼视察锦阜时，见我这边还没动静，火噌地就上来了：于学成，8月10号之前，你把土方再给我赶不上来，我就通知你们崔董事长给我换经理！

都8月10号了，别的单位土都上一半了，我还是没有动。我必须挺着，我要挺不住就完了。

但我又不能一点活不干。我让工人们先填个标准段，练练手。王林就在我的路基上一直盯着不走。到了晚上，我的机械手说车坏了，然后都回去了，说是取工具修车，王林就在那等着。他哪儿知道大家一回去都不来了！

凌晨三点，王林去叫我，见我还在睡觉，可把他气坏了。他说：起来起来，你看看你那土方去！我说不用看，我心中有数，我知道干得什么摸样！王林一听，鼻子都气歪了。

其实我也着急。我比谁都着急！

您想啊，都8月中旬了，离前指办下达的冬季停工日只有三个月了，我的工地上当时还没上土呢！我要是上不去，那就完了，就会影响整个一标的进度，那问题就严重了，我的罪过就大了。我能不着急吗！

可是，考虑到成本问题，我还得顶着，还得沉着气。不然的话，我们二公司这个活儿就得亏着回去。千里迢迢来到这儿赔钱，那要我这个经理干什么！

我不着急，那边就着急了。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找到主了，于是纷纷降价，好歹希望能把活儿抢到手。这是一种心里战术。

最终，我还是把土方活儿交给了展雨。这时候价格已经拉下了一大截。比别的单位价格都低。这就是我斗争的结果。

本来,活儿交给谁干都一样，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降低成本吗？现在人家妥协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只能交给他干。

还有一个原因，不交给他干，谁也干不了。

为什么？第一，咱们自己干不了，阻挠太多。他行。他黑道白道都行。他自己也说，在当地，白道上他数老三，除了市长和市委书记他让三分之外，没有不怕他的。黑道上他是整个锦州地区的老大。我如果不交给他干，找哪个队伍，谁也不敢干；第二，我找不着土。我想从当地买土，有展雨在那阻挠，哪个村都不敢卖给我；第三，我找不着车队。有展雨在那，没有人敢给我拉土。再者，他还有一招：派很多痞子给你捣乱，让你干不了活。你是有苦难言，干着急，没办法。

活儿交给他干了，征电的问题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土方活儿交给了展雨，然后开始找土源。

一标这段路位于双羊镇地界，进场不久，双羊镇就警告过我，说：于学成，如果你使用了外镇的土，我就到处给你捣乱，绝对让你干不成活！

这话都明着给我说了，都到这份上了！

开始时，我是真有顾虑。就在双羊镇找土。但是双羊镇的土质太差，而且土源严重不足，害得我一个多月上不了土。这是其一；其二，取土源是丘陵山地，路不好走，上土困难很大，成本也太高；其三，土质不合格，碾压有困难，很容易造成返工。搞过施工的人都知道，一返工，麻烦就大了。

土方确实上着有困难，最后我一咬牙，说：算了，得罪你双羊镇就得罪你了。土质不好，这不怪我，你要斗咱就斗吧。

后来我从凌海市大凌河镇找的土。这里土源丰富，价格也不是很高，而且土质是全线最好的。这样，我既找到了好土，又降低了成本。当然，如果土方活儿不是给了展雨，而是给了别人，土方价格我还可能再降下一点。

说实话，得罪双羊镇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当时心里是非常矛盾的。我并不想得罪双羊镇。因为我施工和我住的地方都在双羊镇，强龙不压地头蛇，人家要真找你的茬，真不让你从人家路上走，我还真没辙。当时毛吉营经理就被堵过，他到锦阜视察时，车子被老百姓堵到桥下面了。最后展雨出面好说歹说才让他过去。

还好，我把双羊镇得罪之后，他们并没有太多地干扰我的施工，只是开始的时候，把我的职工马同喜给打了，还扬言要打我。但最终也没打，只是吓唬吓唬我。这样，土源的问题就算解决了。但是当时已经进入8月份了，一分部刘寿元的土方都上差不多了。眼瞅着我就要拖一标的后退，我必须尽快赶上。

为了抢工期，我豁出去了。我是昼夜施工，车辆24小时连轴转，歇人不歇机，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工人们确实干得很辛苦。

当时的场景很感人，场面也非常壮观：机械车辆遍地都是，大车小车都上来了。因为正是夏天，又赶上这一年锦州大旱，洒水都来不及，所以白天是尘土飞扬，晚上则灯火通明，人来车往，机声隆隆……

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十月末。时间过得就是快，但我的土方上得比时间还要快。50多万方土啊，一座小山！就象一夜之间飞来的似的。就是这么快！我的土方任务全部完成，比项目部要求的时间提前了近一个月。

“这么快？不可能！”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确实，两个多月里除了中间下雨天无法施工外，实际用时最多两个月。两个月挖秃了几座山头！就是这么快！几十万方土啊，就象一夜之间飞来的似的……

再说打桩（桩基施工）。这也是很难的。差点没把我们急死！

行家都知道，打桩缺一点水都不行，没水是根本干不了活儿的。桩基全靠水撑着。可是老天不作美，赶到我们打桩的时候，锦南大旱，严重缺水！

您问缺水到什么程度啊？这么说吧，当时，锦州市和凌海市很多澡堂子、洗浴中心，都因为缺水关门了！我们驻地的院里有两口井，枯了一口，另外一口是兴隆村全村最深的一口井，供水也不足。村民吃水都很困难，都排着队到我这里跳水吃，达到这种地步！

七、八月份施工高潮的时候，盘海那边渴望晴天，偏偏大雨不断；锦阜这边急需用水，愣是滴点未掉。邪门得很。这是老天爷的恶作剧，有事没事总来作弄作弄我们！

不是说“人定胜天”、“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吗？特定的情况下，这些久违的语言，又被我们重新提起。没办法，工期在那搁着呢！

不就是缺水吗？人和机械有的是，自己打井！就不信靠近海边的地区能打不出水来！

我们一共打了六口深井，结果是打一口枯一口，只有一口能勉勉强强时断时续地抽出点水来。为了打桩，我们到处找水，确实太困难了！

不惟找水困难，打桩成本也非常之高。

因为桩基大都是极硬的花岗岩。桩的直径又都是不规范的，正常的钻头根本没法用。打十几、二十公分左右，就得换一次钻头，换一次钻头就得重新做一次桩。太困难了！

那时侯，我开着车，坐在车里头自己发愁，想了各种着儿，就是不行。天天有人打桩，就是不见进尺，真把我愁死了。

当时遍地都是钻机，就是缺少钻头。怎么办呢？后来有人建议我用异型钻头试试，结果一试还行，于是就全用异型钻头。

这种异型钻头都是经过特殊加工的，造价很高，买一个就得三万八千多元，而且这种钻头只有一个厂家能做，并且每月只能加工出两个，太慢了。慢也得等。

打到设计的桩尖时，也就是最后的60公分，竟然打了五天五夜。五天五夜啊！人受得了，钻机都受不了！而且缺水，钻头也时常地坏。

我的桩基直到8月底才完成。当时，光这种异型钻头就废了七个。二十多万呢！桩基干得确实比较艰苦！真的，苦及了！难死了！

……

于学成将目光投向窗外，投向窗外空旷的院落，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两个月前紧张而又艰难的抢工中。许久，于学成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似的，冲我们笑了笑。说：就说到这吧。事情都过去了，再说多了也没什么意思。就这些，不说了。他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又放下，然后燃着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于学成真的一句话都不说了。他的脸红红的，红红的脸的于学成显得越发的英俊。他甘咳一声，下意识地端起自己的杯子，看了看我们又把杯子放下了，他站了起来，给我们的杯子续上水，又给我和小勇各递上一支烟，点着，自己又点上一支，然后坐下来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杯子一边拼命地吸烟。

我知道于学成不想再说什么了，他属于那种想说的时候痛快淋漓，不愿说的时候，任你使尽浑身解数也甭想得到只言片语的主。于是我关上了录音机。

……

2000年11月14日上午11时50分，我正在整理采访笔记的时候，锦朝七标的项目副经理杨建设和四分部经理史洪章开车来到辽化宾馆。他们是到盘锦开会的。听说我在辽化，就来了，说一定要请我吃饭。我们开车到了盘山县的一个饭庄，盘海一标的张家茂和几个当地人已在那里等候。落座后，一位操东北口音的汉子说呆会于子也来，我问是哪位于子，他说于学成。等了一会儿，于学成还没来，张家茂说不等他了，咱们先吃，边吃边等。

过了好一会儿，于学成来了，面红赤赤的，一脸大汗。他一进来就说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还说我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

大家问怎么回事，于子说，展雨派人堵我要钱，要100万。我哪有钱呢！他们刚刚派了几个人堵我，说不给钱不行，还说于学成，不给钱，你小子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你弄死！

我问于子他们要什么钱，于子说土方钱，合同上定的每方土11块钱，我按合同价全给他们了，活完后他们又说亏了，非要我每方再追加2元，50万方土正好是100万元。这我哪敢答应啊！于子皱了皱眉头，冲我笑了笑。

坐在我旁边的那位东北汉子说：“于子，没事儿，吃饭吧。”停了停，汉子又说“不过，欠他的钱，我估计不给不行。他是谁呀，凌海的老大！”

听了壮汉子的话，我吃不下饭了。我感觉头有些发蒙、发晕，有些疼。席间的气氛突然就有些沉闷。我实在坚持不了了，我说对不起，我先告辞了。于学成送我出门，我握着他的手：兄弟保重啊！

艰难与屈辱，新闻背后有新闻

光荣与梦想，英雄背后说英雄

在辽西采访期间，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打听过朝阳（锦州至朝阳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北京城建集团在那里有一个标段——7·5公里的路基工程。在全线12个标段中序号为七，简称锦朝七标。该工程2000年5月28日开工，合同工期13个月。项目经理是孟庆祯。由城建四公司、一公司和科鹏爆破公司承担施工。

朝阳市地处辽宁西部山区，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红山文化的发祥地。朝阳是东北最古老的历史名城，也是历代塞外战略要地。但由于朝阳市是辽西5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或上游，加之生态环境的变迁、旱、涝、大风和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建设的落后地区之一。朝阳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锦州至朝阳高速路的建设，对加速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锦朝七标位于朝阳市朝阳县松岭门乡、锦州和朝阳交界的山地丘陵之中，距锦州和朝阳市各50公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环境非常恶劣。

据范培礼、毛吉营和去过锦朝七标的人讲，施工人员初到松岭门乡时，那里的吃水十分困难，一个村子只有一口水井，每天打水要排很长的队；吃菜要等每周二、六逢集的时候，坐毛驴车或骑自行车到几公里外的农村集市上去买。说是集市，其实就是村民们沿小镇马路摆的小摊。菜都是自己家种的，除留够自己吃的，余下的，就用篮子盛了到集上去换几个零花。卖菜的少，施工单位多，菜的需要量大，赶集去晚了就买不着。每次去买菜得把集上所有的小摊包圆儿了，才能勉强够两天吃的。又没有冰箱，无法保鲜，头天买的菜，第二天全蔫了，蔫了也是菜，凑合吃吧！小镇的菜价也因为施工单位的到来一路猛涨，以至于小镇上的居民常常埋怨是施工单位的到来把菜价提高了！

那里的供电非常紧张，常停电。电压也不稳，时断时续，电视看不成，微机不能使，电灯灰蒙蒙的。没有电话，手机又没有信号，根本无法工作。遇上停电，周围数十里一片漆黑，初来乍到的都市人，对此十分不习惯。

比生活的不习惯更甚者，是气候的不习惯。

由于受蒙古高原高干冷空气频繁入侵的影响，使朝阳地区形成半干旱、半湿润和易旱的气候特点。据《朝阳市志》：朝阳地区春季多大风，由于冷气团进退，蒙古气旋活动频繁，南北大风交替出现，8级以上大风每年春季平均为4~5次，春季大风日数占全年大风日数的31·5%；……夏季雨量集中，平均占全年降水量的70%，尤以七月为甚。7月中旬以后进入汛期，暴雨冰雹时有发生。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为降水盛期，雨量高度集中，有的年份受台风和南来气旋的影响，一次连续降水量高达300毫米左右，造成大范围洪涝灾害，并时有暴雨、大风发生，造成山洪爆发。有的年份，副热带高压长期控制，天气闷热，干旱少雨，造成严重伏旱，群众称之为“掐脖子旱”。夏季降水多为阵性并伴有雷暴，夏初和夏末多冰雹，旱年尤为如此，冷涡活动频繁，有“雷雨三过晌”之说。最高气温一般出现在7月，伏前和出伏后日较差大，35度以上的高温日数平均每年高达10天……秋季干冷气流不断入侵，气温下降迅速，风速逐旬增大。9月上旬平均为1·9米/秒，中旬平均为2·1米/秒，下旬平均为2·3米/秒，10月上旬平均为2·4米/秒。……冬季气候干燥寒冷，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为零下14度，最低曾达零下36·9度。冬季盛行西北风，风速较大，8级以上大风日数平均为6·8天，占全年大风日数的51·5%。……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施工，困难可想而知！

北京城建集团的施工队伍是4月份陆续进场的。

最早到达的是项目经理孟庆祯，他是4月9日由盘海一标调来的，此前是盘海一标主抓生产的副经理，曾经在北京新东安市场、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等工程接受过锻炼，有着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副经理杨建设比孟庆祯晚到一天。他是老“济青”，也是位高速公路施工和管理的行家。济青工程结束时，他没有回京，直接从山东打马去了广西，在广西一干就是三年，1997年5月10日回京，回来仅仅四天，14日又北上沈三，之后是盘海，来锦朝前他在盘海一标二分部张家茂属下任生产副经理。锦朝工程中标后，范培礼把他从二公司张家茂那里调到工程承包部，然后派到锦朝项目部给孟庆祯当副经理。另外一个副经理是张守臣，他是后来从锦沈国际七标调来的。

所属各分部（四公司、一公司、科鹏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于4月15日前陆续到齐。由一公司组成的一分部，是高速公路施工的劲旅，经理张军长、书记是曹虎山（后来两人易位），两位都是高速公路施工和管理的行家；四公司在北京乃至全国建筑业都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干高速公路还是第一次。一没设备二没有经验。但是公司领导极为重视，除了花巨资购置了先进的筑路设备外，还从公司范围内选拔出具有丰富施工管理经验的史洪章、魏建忠分别出任经理和书记，他们要在新的领域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科鹏公司经理是许秋野硕士，总工程师是98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的何军博士。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公司，包括博士何军和经理许秋野在内也只有8个人。该公司是城建集团为适应未来市场竞争需要，而成立的专事爆破技术研究和承揽工程爆破业务的技术和智力密集型企业，人员虽少，但个个都是高学历。在未来的施工中，锦朝七标近50万方石方爆破中，他们将完成其中任务的一半。

4月份正好是朝阳的春季。施工人员怎么也想不到，春天的朝阳还会有这么大的傻风！虽然有“返春”之说，可按以往的规律，料峭春寒最多是天冷一些，但还不影响施工。没想到肆虐的大风，给初来乍到的北京人来了个下马威！

4月9日孟庆祯来的时候，这里还下着雪。雪刚停，风就大了起来。风象吹了口哨似的，呜呜地响。淫风中，大地在颤抖，到处昏天黑地，飞沙走石。人被吹得站不稳脚跟也睁不开眼睛。但是，接标、勘线、搭邻设、建试验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风中完成的。以至于后来人们说：一、四分部盖的试验室和临时宿舍之所以低矮，是因为怕风揭顶盖。

锦朝项目部设在松岭门乡。这是一排旧平房，向阳的，大约有十来个房间。房前由东、西、南三堵砖墙围起一个院子，院阔南北、东西各约40米，院门向南开，院门口就是锦赤（锦州至赤峰）公路。

房子是项目部进场后租的乡里的。据说，乡政府原来准备在这里办医院的，结果房子建成后，设备也进来了，大夫却一个个都回家搞个体了。原因是这里太偏僻，没人来看病，收入少，穷。医院没有办起来。时间一长，房子的门窗被人偷去了，房顶上的油毡也被风揭掉了，一到雨季，很多房间都漏雨。漏雨后没人维修，灰层脱落了，墙壁也发了霉，租不出去，就这样长期的闲置下来了。松岭门乡是辽宁省建设厅的扶贫单位，孟庆祯他们进场时，省厅有关领导就建议他们把这排房子租了下来，一来能解决项目部办公和住宿用房，二来也为乡里增加点儿收入。房子租下来后，他们简单地进行了维修，又把房前的一个2米多深的大坑用土填平，并用砖砌了一个院子，之后，项目部人员就搬进来了。房子虽然破旧，但比各分部在大风中新建的要强一些。

5月28日，风息尘散，天朗气清，各单位陆续开工。开工，没啥新鲜的，无非是找线、定位、打桩、推土、填方、打眼、装药、爆破石方、搅拌、试验、做构件……老一套，不就是修路吗，高速路也是路，真的没啥新鲜的。可锦朝工程各标段的的开工仪式却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色彩：这天，各单位都杀了猪，宰了羊，放了鞭炮，据说还有人到附近的山神庙里进了香拜了佛。因为要开山放炮，迷信的人怕惊动了山神，所以要进香拜佛，祈求山神保佑平安。锦朝七标开工时，各分部也杀了猪宰了羊，但没有进香拜佛。

朝阳的春天好象很短，开工后不久，施工人员就隐隐地感受到了夏阳的酷热了。

当地民谚：“瓦块云，晒死人。”、“馒头云，晒死人”。偏偏这一年的夏天多的是“瓦块云”和“馒头云”！云散日出。夏日的阳光真的就火辣辣地热。阳光的毒针，将锦朝七标参施职工们的脸和手刺伤了，几乎每个人的手上和脸上都留下了黑一块白一块斑斑剥剥的伤痕。那伤痕，象涂上了一层透明漆，光线一照，白的有些刺眼，黑的透着一种伤感；天气闷热得厉害，勇敢的、赤膊上阵的职工，想得一些凉爽，结果皮肤被烤焦了，脱了一层层的皮……

初次干高速路的四分部，在锦朝七标承担了3·13公里的路基工程施工。虽然没有经验，但善于学习、善于总结是史洪章和魏建忠他们的长处，边学边干中，他们渐渐地干出了经验，施工进度很快上来了，而且后来居上，在七标遥遥领先。

但是7月26日的一场大雨，给史洪章及其领导下的四分部的职工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这天他们施工的松岭门中桥要现浇混凝土。一大早，工人们匆匆吃完早饭就赶到工地。刚刚开始工作，太阳就耍了威风，出奇地热。热也要施工。一个上午，工人们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结了一层层的盐花。但谁也没想到下午会突然下起了大雨，给他们来个迎头痛浇！

本来，“早上日头辣，下午有雨下。”、“太阳烤火，有雨无处朵。”这些当地的民谚他们也听说过，而且头天晚上的天气预报他们也听了，说是有小雨，但小雨并不影响施工。没想到下午四点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竟下起了大雨，而且山洪也爆发了。

工人们看看下雨了，就想把剩下的灰打完，结果雨越下越大，山洪也下来了。雨下得太急了，山洪也长势很猛，让人猝不急防。眼看着洪水就要没了汽车吊的轮子，大家赶紧把吊车推到高处，又回来抢钢管木料，但是雨下的太大啦，洪水涨得太快了，转眼之间沟满河平。来不及抢出的重型机械设备、搅拌机、钢管、木料、沙石料等都泡在一片汪洋里。泡在水里的，还有来不及打灰的基坑以及费尽千辛万苦刚刚打完的桩基……工人们坐在路基上，看着水中的工地，一个个泪流满面。

四分部的徐春风和朱存斌也哭了。他们后来跟我说：“那水来的太快了，仅仅下了两个小时，也就是晚上六点钟，雨就停了。但是这两个小时，所造成的损失太大了。简直是惨不忍睹！您说谁看着不心疼！”

是啊，好端端的、热热闹闹的工地变成这样一种局面，一段时间的努力付之东流，谁看着都心疼！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诗人韩东的一句诗：“这里永远含有莫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抢险的时候，工人们顾不了宿舍和食堂，结果食堂和屋里的被子及一切生活用品全被水淹了。宿舍及食堂被淹之后，吃饭和睡觉没了地方。没办法，史洪章和魏建忠只好派索辉和吴戈两位副经理，到附近杨家村老百姓家联系住宿。

结果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只有十六、七户人家的杨家村人会是那么热情，他们倾村而动，把自己家所有的炕铺都誊出来，让给工人们住，自家人却睡在地上……多好的老百姓啊！史洪章和魏建忠感慨万分：我们就是拼了，累死，也要把工程干好！

洪水很快泄去。施工照常进行。

但天气依然很热，太阳依然狠毒。

阳光下的劳作，是一首疲惫而忧伤的歌子，无论怎样的不经意，都能听出一种感伤、一种悲壮、沉闷和苦涩来！

我是寻着这只歌子来到锦朝七标的。但时间不是夏天，而是深秋。

深秋的风，比春天的更强劲，比夏天的阳光更猛烈。锦朝项目部一字排开的办公室在秋风里瑟瑟发抖。房顶上的油毡被风掀起，然后又一片片的被撕碎，胡乱地坠落在院子里。风雨侵蚀的门窗以及门窗的玻璃被风吹打着，咣咣作响。院里办公室门前种植的两畦鸡冠花，在秋风中颤抖，它们的叶子脱落了，剩下光秃秃的枯杆，大而且血红的花冠戴在上面，犹如两排插在地上的红色的扫帚。风中，红扫帚象吃了无数颗摇头丸似的不停的拼命地摇摆。院墙上几十面写有北京城建集团字样的各色刀旗，在风中坚强的站立着。它们根本不象是旗帜，也丝毫看不见招展，只是被风牢牢地锁定在一个方向，远远看去，象几十把彩色的大刀插在那里——风的强劲和迅疾的确令我这个初到辽朝阳的人深感震惊！

本来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天气已经转凉，到锦朝采访，我们是准备速战速决的。谁知道锦阜一标办公室主任雷国宏送我们到锦朝时，正赶上七标项目部在开会，我们只好坐在杨建设副经理的办公室里等着散会。会开的很长，我们坐在那里等得心焦。

已经是傍晚了，外面的风很大，我们坐在屋里无聊地抽着烟，无聊地看着窗外的景色，看着窗外院墙上被风锁定的象几十把大刀一样插在那里的彩色旗帜，那是几十面写有北京城建集团字样的旗帜，在北京城建集团所有的工地上都能够看得到的及其普通的刀旗；我们还看到院里被风撕碎的油毡飘起又落下，那是昨天被风刚刚从屋顶上揭掉的；看着两排红扫帚一般的鸡冠花拼命地摇着头，他们的叶子脱落了，剩下光秃秃的枯杆和大而且血红的冠；我们也听到了风的呜呜声以及敲打门窗的咣咣声……

散会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天早已黑了，外面的风还在刮。屋子的门被推开了，项目经理孟庆祯和杨建设走了进来。灯光下的孟经理，脸色有些发黄，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这和几天前我在“双羊镇会议”上初见他时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他有些夸张的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杨记者，让你们久等了，欢迎你们来这里采访，但是很抱歉，今天太晚了，我们项目一人一张床，没地方住，让我们杨建设、张守臣两位副经理和办公室主任杨刚陪你们去朝阳吧，今晚你先跟他们先聊聊，我明天还要去总指开会，就不陪你们了，我们改天再聊。”说完，又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很不好意思似的。

张副经理开车，我们摸黑上路，驱车直奔朝阳市。车上，杨建设、张守臣和杨刚跟我们聊起了锦朝七标和孟庆祯的情况。

杨建设说，前些日子锦朝高速公路总指挥部刚刚进行了第二次全线拉练检查，在全线12个合同段中，我们七标的质量、进度和文明施工都是最好的，监理告诉我们说，11月9号开表彰会，第一肯定是你们的。听说到时候郭总也来参加会，还要上台领奖呢！

杨刚说那也不一定，八月份第一次拉练检查时难道我们不是最好的吗，结果怎么样，才给了个第三名！而且还莫名其妙地往总公司发文告了我们一状，孟经理还差点被撤了职。真是屈死、冤死都没法说。

杨刚讲完之后，谁都不说话了。车上一时有些沉闷。

突然，迎面一辆小车打着大灯疾驶而来，眼看就要撞上我们的车。张守臣猛地一打轮朵过来车，车身晃了一下。众人惊出一身冷汗。好险！“妈的！”张守臣骂了一句，然后又继续上路。

我问杨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的最好却给了个第三？因为什么告状？

杨刚说：嗨，一言难尽！就是因为我们北京城建集团在辽宁干的太好啦，人家嫉妒呗！另外，锦朝和铁四、沈三、盘海、锦阜等其它几条线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一个人管的，打法和要求都不一样。不是一个套路。比如，刚进场的时候，他们对北京城建集团不了解，说北京城建不是建筑企业，而是政府部门，就跟他们的省城建局一样。监理和分指说我们是转包，说我们项目经理的名字和标书上的名字不符，标书上写的是郭国俊，来的却是孟庆祯。怎么解释都不行，说非要郭国俊来才可以。您说，让郭总来当这个项目经理，这不是开玩笑吗。再比如，每次检查，他都要求你的项目经理必须提前到标头去迎接，晚了一步都不行。晚了，就是你不重视，你不给他面子。他要的就是面子。另外，当地领导和领导之间的那种关系很微妙，说也说不明白。你不是说北京城建集团好吗？好，那我就要看看他怎么个好法。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每次检查，如果我们的得分跟别人一样，那么最后我们的名次肯定比别人低，如果我们得分比别人高，那么最后的名次最多跟别人平。这些事都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的许多事情不就是这样吗？！这就是人性之恶人性之劣。杨刚有些激动。

来朝阳之前，有关孟经理差点被撤的说法我也有所耳闻，原因据说是锦朝工程干的不太好，现在看来与事实是有出入的。那么，既然我们干的不错，告状之事又从何说起呢？你还是没有回答完我的问题。

这纯粹是一个误会。半天没说话的杨建设接过话茬说，起因是8月初的一次检查。当时一共抽检了三个标段，这三个标段还是全线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也有不少问题。每个标段都查出不少问题。我们的问题也查出很多，比如试验室资料不全，台帐有出入，有些沙石料不合格，个别分部施工进度不理想，等等。检查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作，甲方也没有往集团公司告状。那为什么传到总公司了呢？事情是这样的，锦朝路总指的一个副总跟毛吉营关系不错，检查结束后，他到盘锦办事，顺便去北京城建指挥部看望毛吉营。毛吉营问起锦朝七标的情况，他就把这次检查的通报拿出来给老毛看。老毛一看问题不少，坐不住了，他把通报复印了一份，然后就给总公司发了一份传真。事情就是这样的。毛吉营也不清楚这次检查的详细经过，反正查出这么多问题来总是不好的，不往上反映不行了，因为他是东北方面的总协调人。事情就这样被大而化之了。集团郭国俊副经理看了传真，找到工程承包部经理范培礼说：老范，锦朝问题不少啊，得想点办法！老范说实在不行就换人。这话不知怎么就被谁传了出去。一时间，要撤孟庆祯的说法在东北传遍了。弄得老孟很被动，工作压力很大。

殊不知，这次检查是在三个最好的标段进行的。此次检查不久，锦朝总指就进行了第一次全线拉练检查，结果就象杨刚说的，我们是最好的，给了个第三名。前三名有奖，孟庆祯还被评为优秀项目经理，并发了证书，总指还给我们发了锦旗。说实在的，给个第三名，我们真觉的亏得很。当时，检查完之后，监理就说，第一肯定是你们的。结果孟经理去锦州北山宾馆开表彰会，发奖时才知道是第三名。孟经理领完奖就回项目部了，饭都没有吃。我们知道结果后，很多人都喊冤，说这活儿没法干了，连监理都为我们抱不平……

说实在的，在这里能打开局面不容易。刚进来那会儿，谁都来找茬，谁都敢给你捣乱，孟经理上下联络左右求人，差不多都快到了给人家跪下磕头的份上了。老孟也真不容易，孩子刚刚出生，妻子身体又不好，家里无人照顾，连口水都喝不上。爱人打电话来求他，说，你能不能抽时间回来看看我们娘俩，哪怕半天也行。老孟拿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眼泪不争气的一劲地流……说心里话我看着都心疼。杨建设不说话了。车内重新陷入沉闷。

50多公里的路程，开车跑了40多分钟。到朝阳市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找个饭馆简单吃点儿饭，然后下榻阳光宾馆。

清晨，风小多了，我们起早赶回项目部时，孟庆祯已经去总指开会了。

早晨8点钟，在项目部吃完早点，杨建设带我们去看工地。我们沿七标和六标接头处、四分部的施工段一路北上，沿途7·57公里的七标施工段上，到处是北京城建集团的彩旗。秋日的阳光下，四公司、一公司的职工们，正在进行紧张的施工。

在七标的最北端、与八标的交界处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头，准确地说是半个山头，另一半已经被削去。山上，推土机、挖土机和十几台太拖拉汽车，正在清理和装运着刚刚爆破完的碎石。这是城建科鹏公司的石方爆破现场。

我们开车逶迤盘旋到半山腰，然后下车爬到那高高矗立的山头。掌子面上，一位手拿图纸、身穿蓝西服、矮个头、蓄短发、肤色白净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在指导着十几个工人往炮眼儿里装炸药、顺导火索。杨建设告诉我说他就是何军博士，科鹏公司的总工。他是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专门研究爆破技术，是集团年轻的爆破专家。别看他个子小，威力可大着呐！过两天你再来，就看不到这个山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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