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奥斯卡•拉宾：手持画笔的索尔仁尼琴
奥斯卡•拉宾：
手持画笔的索尔仁尼琴
提琴摆在墓畔，坦克碾过报纸，一个流放犯走出抢购者的队伍，东正教堂，伏特加酒瓶丢在地上，向西是惨白的楼宇，向东是莽林与豺狼。
奥斯卡·拉宾的前五十年在苏联度过，他在那里成为有名的画家，后四十年则在法国，得到世界级的名声。他的画，看几幅就再也不会忘记，它们的个人烙印太鲜明了，那种粗拙如土的笔触，扭曲但又可辨认的物体，还有一些有着明显象征意味的形象，如烟囱、鱼、硬币、护照、照片……画家坚持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似乎画不出多少灰黑色以外的色彩，但他又是客观的，自我抽离的，看画的人不会想到同情，只是看清他的个人经历有多么可怕，多么荒诞。
痛失双亲，无家可归，战后活在饥饿之中，多次想要自杀。在1986年的回忆录《三种生活》中，拉宾写了自己在二战时期的悲苦经历。他才十二三岁就失学在家，照顾母亲，母亲死后，他得靠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之后他看到一个通知：先锋队俱乐部新开了一个艺术工作室，他就去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化人，写诗、作曲、作画全能的叶甫盖尼·克罗皮夫尼茨基把他收了下来。他开的绘画班和诗歌班，报名者都寥寥无几。
拉宾入了高雅艺术大门，后来，他同克罗皮夫尼茨基的女儿瓦伦蒂娜相爱、结婚，战争结束后，他们的住的地方，是莫斯科连诺佐沃火车站附近的一个用劳动营改造的住宅里。住房短缺的情况下，苏联人住兵营的很多，正是在那里，他将灰变成了自己调色盘的底色，而黑与白都是叠加在灰之上的，显得格外凝重。为了让这灰增加粗砺的质感，他在颜料里调入了砂子，在纸上抹过，让人顿生冷峭肃杀之感。无疑，这样的色彩和质感，用来表达死亡是最合适的，于是，拉宾在他刚刚开始正式创作，就把“你终有一死”，就把一种刻骨的虚无感，树立成了他的主题。
当物质色彩斑斓，我们觉得它们是家园，世界多美好；相反，当物质灰暗凌乱，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脚步被它们所羁绊，欲摆脱而不得。拉宾在1963年26岁的时候，画下了一张《三个屋顶》，工厂的烟囱顶上冒出了浓黑的烟，中间的一间房子，被描绘成炼钢炉里通红炽热的颜色，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里，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工业建设景观相比，《三个屋顶》用灰与黑包围了那一小块红色，让人觉得那并不是光明正大的建设，而是一个秘密的场所，一个酝酿着黑魔法和阴谋的地方。
《瓶子、兵营、起重机2号》、《夜》、《城市与鱼》、《1卢布》……在拉宾的画面里，平凡的东西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和表现：一个1卢布的硬币在雪地上滚动，背后是高压电线，四周覆着雪的房子格外地小，前方的雪地上还躺着一个硬币，这幅画唤起观者的不安，并不仅在于其反映的民间的贫困；而在《俄罗斯波普艺术3号》这幅画里，一个酒瓶和一条鱼交叠在一个十字架上，这是俄国人的三大生活必需品，而后边则是一栋栋碉堡一般的公寓房，每一样东西都构成了对现实的象征。他画的报纸总是皱巴巴的，被压在各种物件下面，他画的酒瓶则要么躺着，即使站着也是墙角堆了很久，灰扑扑的，却又有一种呆头呆脑的憨态。
他运用拼贴技艺来攀上波普艺术的快车道。酒瓶子和报纸，鱼和报纸，羽毛和猫，交通标和文件……他拥有波普艺术家那种叛逆而冷漠的想象力；但机械复制在他这里是行不通的。虽然他的作品里有很多一再出现的东西，房子总是狼狈地扭曲着，像吸了水的积木一样，地平线上永远是一派只有些微曙色的混沌感，黑夜漫漫无尽头，可是，这些东西都有足以逼视人的真实感。那些事物因为反复描绘而成了偶像般的存在，得以标记它们所处的时代，让观者相信，画布上的景观抓住了现实的本质。
他和克罗皮夫尼茨基一起，组建了“连诺佐沃团体”，他们这一群艺术家和诗人并无什么开宗立派的野心，只是因为有同样的审美追求，热衷日常细微的诗意及精准尖锐的表达，而走到了一起。克罗皮夫尼茨基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团体之内，他的儿子在1945年刚下战场，就加入了进来，一年后他被送往古拉格，幸亏后来还是安然回到了莫斯科。
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总路线，可不欢迎拉宾那样的审美。他要靠绘画立足相当不容易。1957年的国际青年节，在苏联历史上是可记下一笔的大事，能歌善舞能写会画而且向往苏联的各国青年都来了，拉宾的作品也参与了评选，头两轮过去，他的画被上边全面否定，但评委们不干，坚持要选他参加画展。结果，拉宾只有一幅以野花为主题的作品被选入，不过换到的奖金已经够他辞去在自来水厂的本职工作，专心绘画了。
他加入了一个设计师工作室，这会儿，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开始，拉宾自然积极得很。在六十年代，他有不少画作都涉及他在连诺佐沃的朋友们，可是并不画其本人，而是只以物来表现，如1964年的《涅穆金的茶炊》（涅穆金是连诺佐沃的另一位艺术家，茶炊则是俄国人历史悠久的饮馔习惯之一），还有1967年的《格雷泽的普里莫斯炉》（亚历山大•格雷泽同为连诺佐沃成员，后来成为抽象画收藏家，普里莫斯炉则是俄国的一种炉子）。人成了物的注脚，因为那真的不是一个看重人的地方，但古老的风俗还顽强地存在着，让人感到自己是在俄国，在无家可归时候，风俗也是安慰。
可是，当人物在像框、通告和护照上出现时，拉宾的画就显得刺目了。像框表示怀念，亦暗指人虽生犹死，空空的房间里，人只存在于墙上；而护照则意味着官方签署的文件要比一个人更重要，为了不受怀疑，不被清洗、流放，人必须依赖证件来证明自己活着，哪怕死，也需要官方的一纸认可文书，否则进不了坟墓。自由是有条件的，不自由则不需要任何条件。拉宾绘画中这种极其浅显的讽刺意义，被同时代人理解为他的抗议。
索尔仁尼琴就是在“解冻”时期成名的，他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发表后，由于当时的政府导向是批判斯大林，因此广受赞誉，而事后风向陡转，索尔仁尼琴的处境就急转直下，成了埋汰社会主义社会的危险分子。拉宾的情况跟他很像，他画中的批判意义，在“解冻”时期得到认可，尤其还被西方的鉴赏家、收藏家注意到了。然而，名声没多久就成了黑材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重新往“斯大林化”的老路上走，拉宾和连诺佐沃团体又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1974年9月15日，拉宾的生涯里出了一件大事。那天，他和三十多位艺术家联手办了一场画展，地点是莫斯科郊外的一片森林里，结果竟然招来了一群警察，他们显然早有准备，假扮成城市工人的模样，带着水枪，还开着推土机，闯进现场，捣毁了一批画作。拉宾的画也被毁了两幅，他不惜站到一台推土机前拦住它。本来这个展并非正式，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下反而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抨击。政府一时紧张，就让这些艺术家另外找了一个公园，展出了四个小时，这一下，来看的观众可就多多了。
不过，因为这件事让自己丢了脸，当局对拉宾可是真正怀上恨了。当局把拉宾赶出了国门。那时他五十岁，国外无亲属，后半程人生从零开始。为了把他赶上飞机，不许下来，当局甚至出钱出人，给他在巴黎办了住宿，供他住三个月。三个月期满后，拉宾前往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更新他的旅行签证，可是，等待着他的却是来自祖国的一份电文，告诉他，你已不是苏维埃公民了。
他想要拷贝一份电文，以便拿到法国移民局那里去说明情况，可是使馆又说：你既已不是苏联公民，就无权再查看这份电文文件——那是苏联的国家财产。
不过，自由终究是到来了。他的画开始有了更多的色彩，开始出现塞纳河，出现法国的咖啡馆，伏特加也被种类更丰富的欧洲酒给代替。莫斯科郊区消失了，蒙玛特尔高地的住宅取而代之，红绿灯也有了，马路上扔的不是废报纸，而是杂志、啤酒罐和法郎纸钞。《圣·德尼大街》这样的画里出现了街边的人物，而且显然是在享受生活与城市。有些画作，例如1991年的《秋叶风景》，棕黄色的色调，块状切割的图形，可以直接让人联想到马塞尔·杜尚。不过，要是放在一些深受西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影响的俄国画家，例如瓦尔瓦拉·斯捷潘诺娃的作品旁边，你还是能看出拉宾的俄罗斯味道。
当然灰色依然在，那种他在故土酿造，一直带在身边的灰。在灰色之下的彩色才是有震撼力的，挂着巨大裸女海报的影院必须是灰的，埃菲尔铁塔背后的天空也得是灰的。拉宾总是透过灰色来看待外界的，也总是将一切事物都框上粗黑的轮廓，让它们迅速变得陈旧。别人说他一直不变，他的创作生涯没有早期、中期和晚期之分，拉宾就回答说：不变是艺术家的标志和长处。艺术家到处游走，乃至客死他乡，终究是他自己；艺术家的风格也不必及时回应政治形势的变化。
还有一样东西没变：他的苏联护照。政府没来得及收走，于是，一张带有头像、印戳，有时还有苏联国徽的长方形的纸，频繁地出现在巴黎的景观上。在表达自己侨民身份的时候，他从来是不懂得含蓄的。
拉宾被视为一个“异见艺术家”，他的历程也和比他大十岁的索尔仁尼琴很相似：在“解冻”时期活跃，随后被驱逐出境。索尔仁尼琴在1994年回国，拉宾却没有，不过，2008年，莫斯科最重要的美术馆——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举办“大师归来”展，专门展出那些在苏俄成名、后到国外“发展”的艺术家的作品，算是承认他们是“自己人”，拉宾也在其列。他被称为“拿画笔的索尔仁尼琴”，这确实贴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回避前半生众多的悲苦记忆，换一种方式去呈现他所见所感的现实。
但还有一个称谓也很贴合拉宾的情况：“灰版马克·夏加尔”。拉宾是犹太人，夏加尔也是，夏加尔从俄国出走巴黎，他五彩斑斓的画面里时有俄国犹太人社区的事物——小提琴手、拉比、托拉经卷、矮木房。可是，拉宾在苏联待到1977年，他深知这个国家有着怎样的反犹能量。在他的一幅画作中，我们能看到一个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身佩犹太人的象征——大卫星，跟前有一群野狗狂吠，旁边还扔着伏特加瓶子。拉宾想说的，不止是希伯来与基督教两大文明传统的不可分割，他更想说，那些鼓吹消灭犹太人的人，其实是想消灭他们自己宗教里最神圣的东西。
奥斯卡•拉宾逝世于2018年11月8日，享年90岁。
往期回顾
本文系原创
首发 -《财新》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