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温茨洛瓦诗17首
He is a recipient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 poetry prizes as well as the Lithuanian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 Prize (2000). Venclova has translated many works of well-known poets into Lithuanian, among them T. S. Eliot, W. H. Auden, Charles Baudelaire, Saint-John Perse, Boris Pasternak, Anna Akhmatova, Joseph Brodsky, Czesław Miłosz, and Wisława Szymborska. He is the author of poetry collections and translations, essays and articles. His poetry collections have appeared in many languages including English, German, Italian, Swedish, Russian, Polish, Hungarian and Chinese.
One of his best known books of selected poems, The Junction, speaks with a moral depth exceptional in contemporary poetry. Venclova’s poetry addresses the desolate landscape of the aftermath of totalitarianism, as well as the ethical constants that allow for hope and perseverance. His new book, written together with Ellen Hinsey, Magnetic North: Conversations with Tomas Venclova, is inspired by works such as Conversations with Czesław Miłosz and Aleksander Wat’s classic My Century. It interweaves Lithuania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dissidence together with Tomas Venclova’s own life and work. Magnetic North presents an in-depth account of ethical choices and artistic resistance to totalitarianism spanning half a century. It also details Venclova’s artistic work,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writer, whose books are central to contemporary European culture.
Joseph Brodsky said that Venclova’s poetry was a form of resisting reality. At the core of Venclova’s intellectual poems is an existentially thinking mind, uniting various realms of time and space. His desire to understand his fate as an emigrant shows an archetyp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oet as a modern man and the heroes of antiquity, primarily Odysseus and his longing for Ithaca. One of his best-known essays is his dialogue with Miłosz, On Vilnius as a Form of Spiritual Life
一条评论
首先，虽然困难，要爱语言，虽然它被作践，在报纸上
在充满谎言的讣告里，在乏味的黑暗卧室，
在告密者的文字里，在集市的叫声里，在战壕里，
在病房的恶臭里，在三流剧院，
在讯问室，在盥洗室的墙上。
在灰色楼房里，那里金属防护网
保护着楼梯井，它不为人控制，而是这个世纪
在诡秘地选择，何时你的死亡令会到来，
这语言，几乎崩毁，充斥喧哗
与骚动。所以，要爱语言，
这和我们一起发配到地球上的东西，也许
从此，即使最原始的词语也活在
它之中，尽管它天生在另一个宇宙。
它被赋予我们，让我们区别于粘土，
棕榈，画眉，或许还区别于天使。
如此，给命名对象，我们得以清楚地感知它们。
那些试图返回失去空间的人，
清洗他们的语言，应该懂得
他们几乎肯定已失去。因为大门，
如我们所知，消失得比你靠近更快，
所得等于所失，建立起来的事物
很易被摧毁。如此，也不应想着
进入别人的天堂（天堂有很多）。
到达天堂的人都会擦净脚印并将钥匙远远扔掉。
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工具。你被献给了
一种权力，你不能面对它，否则你会失明。
并不完全是这样。你会在梦中爬上雅各的梯子，
你摸索着，使出你没有的力量，没有防护网，
直到上面某个人发现你（也许不会）。有时，
他移到你身边，和你交换几个词语，
改变元音，检查词法，程度。
这种情况很少，但也确实发生，
然后你感觉你创造的一切，都还不错，
因为字母漂浮在页面上，如同浮冰在河里，
灌木，堤防，一个城市，突然进入视野。
而谁会读到它（如果还有人读），你甚至不必知道。
冬日对话
步入这片风景。天仍然很暗。
一条小径远远消失在沙岗那边。
大陆对抗海洋的战争
看不见，但充满声音。
一个旅客或天使离去
这轻雪覆盖的小路，
反射在黑色窗口的海岸
让我们想起寸草不生的南极。
深海仍涌着泡沫，尚未封冻。
沙子被吹出一英里之外。
大桥在此，时尔清晰时尔模糊
因为严冬的洞穴在生长和扩散。
没有电报，没有信件，
只有照片。收音机失常。
季节如一支蜡烛，滴下熔蜡，
给这危险的时间封缄。
空气多么潮湿，岩石多么陡峭，
拂晓的辐照多么强烈！
睁大眼睛，你看到墙壁多么清晰，
还有教堂的高塔，人的身影。
惟有树林雾中的轮廓突出在
白色背景下。透过树皮，
即使闭上眼，你也可以看到
它最后的、狭窄的、抵抗的年轮。
“这种注视的习惯令眼睛疲劳，
一个小时后，就不难迷路。”
“预言从不跟我们浪费言辞。”
白霜覆盖的地轴倾斜，
仿佛在地平线的边缘，
船舶也变黑和僵直，
在萧条的海上的天空
木星和火星闪烁。
空虚蔓延到大西洋。
原野光秃如未上锁的大厅。
二月隐藏在一月的地层之下，
平原缩头在潮湿的风里。
在海洋之外，群山赤裸自身。
在外表之下，融化着的雪堆
不断瘦身、变黑。“那是什么？”
“同样是，河口，海湾和港口。”
在沉重的云织的网下
逼仄的空地像条鱼发亮。
“你是否记得星星说过什么？”
“这个世纪没有征兆地消逝，
这是事实。”“死亡的吸引力
羁绊着人、植物和其他事物，
所以谷物发芽而产品化为灰烬，
所以我认为一切都并未结束。”
“见证者在哪里？我不明白，
谁将真相与谎言区别：
也许世界上就我们两个。”
“在我看来，似乎只有你。”
“谁是第三个发言者？”你说
“无人听到过我们这番谈论？”
“天堂和冰雪覆盖的原野听到了，
声音有时比我们的心脏活得久长。”
正午使树木转黯。
宽阔的日光下，你仅觉察到
一些小东西，替代了那些话的位置
一小时前它们似不存在：
一个厚冰块落下的碎片，
树枝的残骸，脆弱的砖房
在接近路的转弯处……然后，寂静
在海的这一边，在海的另一边。
诗
傍晚带着寒意抵达：
在拱门牌楼之外
出现或许十个车站
和数个九月的公园
住宅区或生活圈
游移的一百瓦的灯光
落在盲目的砖房上，
犹如进入迷宫的护卫队。
阿里阿德涅和弥诺斯规则
这时仍然管用：
由于几个小时的大雾
没有一架飞机起飞。
每天列车都拥挤不堪
多少空间，多少空气和不幸！
所以返家的囚犯
有时也会想念监狱的看守。
仿佛空间偿还的债务
打开了几处熟悉的地方。
我重复道：“纪念碑，岛屿，
公共汽车，大学。”
我说：“明天我将离开，
我将离开，至少将尽我所能。”
沿着生活世界的边缘
我的灵魂匆匆走进黑暗。
旧址在挨近，
书信改变了形式和意义。
我听到声音变弱，
无法找到我们两个
即使在这空的上锁的房间
那些油画也认不出我，
不是在梦里，不是在天国，
不是在但丁的第二圈。
时间这样停止；更确切地说，
它这样渐渐被打破，
就像每年，你听到
更遥远的电话里的铃声。
一天又一天，记忆
如指南针改变了直径，
直到过去成为简单的一击
在起初伪装的复杂之后。
我不知道你听到、看到了什么
在从现实碎裂出的现实里。
冥河平铺的河岸
经受了无情的涨潮。
所有轻微的事物都是分开的，
没有我们，世界照样存在，
而且，说实话，存在着
寂静和九个缪斯。
它的首都是轮流的，
冰雪的游戏令我们厌倦，
大雾从不出卖什么，
感谢上帝，仍然有字典存在。
在这样的王国，朋友的手
从不急于为帮助谁伸出，
空虚或最高的权力
给天使送去节奏和语言。
我甚至不会要求一个短暂的遗忘，
或死亡，或罪的赦免，
只是留下最初的皮
在石头和冰冷的夜晚上。
告诉福丁布拉斯
时间，被拒绝的声音和手势，
终于免除未知的遗产之重，
他们在台阶下将禁锢舒服地裹好
再也不来看这最后的一幕，
丹麦，丹麦已不复存在。
愿他们安息。白色的岛屿，
岩盐补足了他们的血，
雪暴从康诺特海岸升起，
森林裹进水汽和草木丛生的果园，
丹麦，丹麦已不复存在。
永恒拒绝；永恒保护他们，
夏天守卫着沙滩，彩色
玻璃，岩石的耐心，
孤立的田野，被诅咒的柳树。
丹麦，丹麦已不复存在。
诗
九月初以来我们就受制于宇宙的引力。
闭上眼，你会感到树叶轻拂脸上，
擦在百叶窗上，无意地碰到一片云彩，
屋瓦间的枝条，躲开了我们的双手。
大树使白昼枯竭。天空白得刺目。
话说了一半，没入退潮的河谷。
一切都在我心中，我知道疲倦的阿特柔斯
为何欢欣于城堡的静默和热气腾腾的水域。
你会迈过这道门槛么？命运，水堰，砾石，
破旧的教堂，三角形的泥沼。
时间匆忙走向腐质物和沃土，
城市在打转，风声此起彼伏。
你会赢得还是失去我，迄今无人知道。
休耕地侵蚀，星座被删减。
我吸引着恶运，像一块磁铁，
像一块磁铁，恶运吸引着我。
纪念一个诗人
我们将再次见面，在彼得堡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你是否回到了城市，它的规划、
副本和骷髅承诺过的的地方？
暴风雪带着它的海军部快速行动，
它成几何级数增加的绘画工作
在压平一切的工序中衰弱。
当电力切断，
从冰冷的鬼魂中，阴影诞生，
锈迹覆盖的机车
潜行在伊兹马伊洛夫大街。
还是同样的电车，同样穿旧的大衣。
沥青路光秃秃托举着废纸屑，
来自上个世纪的寒意
淹没了整个车站。
轰鸣声，天空
封闭。年代苍白，
黑暗的城市如浓雾擦肩而过，
各种手势重新浮现如礼物，但是
从来没有人能出生两次。
他走进二月的早晨
走进另一个空间，测量着他
和大雪来临之间的时间距离。
母狼冻结的洞穴，
疯人院，监狱和泥浆在召唤他。
黑色的圣彼得堡是他熟悉的
有一回曾经提及。
标准与和谐不能重生，
木板劈啪作响仿佛传达着
时间点燃的壁炉的温暖，
而有一种壁炉之火万古常新，
光学已完成关于其命运的评估：
精髓在于快乐的可比性，
有时甚至在简单的会见里，
在可持续性中，具有永恒的形式。
现实没有镜子：清晰，干净。
一座岛屿，植根于水沫四溅的激流，
代表未实现的天堂
诞生于一次现场演讲，
仿佛在云层之上，在轮船的烟管之上，
鸽群在一只巨轮周围盘旋，
不敢从一个平常的转绿的的山头
认出亚拉腊山。
开船！是我们启航的时候。
虽然岩石开裂，谎言流布，
见证者留下的惟有艺术
照亮最深的冬夜。
青草带着它的祝福留在冰层里。
河口在寻找幽黑的海洋。
现在，一个简单、无意识的词，破土而出，
几乎跟死亡一样毫无意识。
诗
一个卑下、不诚实的十年
——W.H.奥登
夏季漫过城市。
窗口反射灰尘。
温暖的葡萄酒滴入
冒气的高脚杯。
在太阳渐弱的光里，
空气增加了香气
稠密如西里尔字母
使狭窄的运河转暗。
你在这里寻求什么，诗人？
古老的阳台，剥落的
石膏上被抹去文字，
一个化为尘土的世界，
一道戈尔迪结被解开，
粉笔，走道和林地，
门口的泥浆，楼梯，
垃圾，半掩的门。
手势，生活和声音
在这里曾是同一的，
喧嚣的人群如今使用
一种被改变的语言。
六月晃动着白光，
盲目的钙化的大脑
无法理解
失去的时间。
年代变乱着人们的
口音，句法和建筑，
太阳落到柱子上，
青铜在壁龛里微笑。
也许惟有贫穷和饥饿
仍然抵制着年代，
也许惟有恐惧和阴影
是它留给我们青春的全部。
在恐惧中变换着游泳
像一条深海里的鱼。
恐惧长存于此，
远比身体耐久。
和平的圆形的广场
体味着中午的烟雾。
粉笔，走道和石膏，
剥落的石膏上的文字。
惟有少数几枚铜钱
保留了生活的变化，
时间将它们留下，通过一家
本地的荒谬银行清点出来。
旋律和手势突然停止。
大街朝后街转过身去。
真奇怪，我们相遇
比预期的早。
不是在耶霍塞哈特河谷，
不是在忘川的岸边树林，
甚至不是在真空的宇宙——
开尔文和贝克勒尔
像神一样统治着这里。
温暖的酒仍在滴下。
失眠的云浮动
在炎热、白色的六月。
人群和它的声音继续漂浮，
但我们手艺的分量一如昨天
将恐惧集中在一个词里，
赋予时间意义。
惟有灰尘和声音颤抖。
而声音却不必知道
多少真理已被纳入
它的辐射和孤独中。
R.K.
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它已过去（或正在过去）
这个黑暗的世纪，其程度难以置信，
也许它只是，不比少数几个世纪更黑。
黑暗是一贯的。它把人的身体变成数字，
将人的灵魂碎成锯末和虚无，
所以它看起来赢了。悬崖的边缘
假扮成希望，我愿意说，的确是某种成功。
欺骗的邪恶设计曾被冶炼炉忠实地执行，
而下一刻，是石质的星下的
坚冰。令人窒息的货运列车
吃力地驶向虚无，向西和向北。
但一切都是暂时的。帝国的纪念碑
矗立在坚韧的蓟和芒刺之间的泥浆中。
扩音器安静下来，花岗岩被风化。
我们出生在那片土地。现在，我们将它留在身后，
我们甚至不敢转身，像俄耳甫斯。
我们随身拥有的是什么？反讽，耐心，
以及不多的勇气。通常只有一种不确定的感受
认为你做的远远少于你应该做的
（一种歉疚或有罪的下沉的感觉，你的孩子
也不会原谅，即使上帝原谅了你。）
这是我们所有的选择。即使如此，我们知道
如何接受苦涩的真理仿佛它是一件礼物。
我们并不崇拜死亡。在车辙和水泥路面之上
我们了望天使。我们热爱她们。在图书馆里
我们点燃灯。我们称恶为恶
称善为善，我们心知将它们分开是多么困难。
我们举灯走进黑暗之中，也许这样就够了。
谢诺梅杰沃，1977年
通过海关的寒意，一排武装的士兵，
攀上通往硬通货之天堂的舷梯，
我想起还未向仍留在身后不多的几个人挥手致意。
甚至在飞机离地前，他们已永久成为影子，
长途电话深处的回声，被遗忘的小本子里的地址，
而这就是一切，我们时代唯一的奇迹。
我知道他们的声音会消失而他们的话将化为尘土，
他们相似的脸会在照片的褪色中枯萎，
书架和台灯将占据他们的位置。
我不知道是我还是他们，将置身珀尔塞福涅的牢房。
从座位上我凝视窗外平坦的原野，
我的丧失之身，如本地一位诗人所言。
那里，发电厂一侧，被撕裂的太阳很快将挂上天空，
电车嗞嗞作响，将泥浆溅上三月的大街，
格鲁吉亚大道附近的池塘开始融化。
在那里，一堵仿佛开了多扇窗户的战后的墙边
一名死者卧倒在地，警察驱赶着人群，
而那时我还不能懂得，这意味着什么。
此后我将被赋予足够的时间来理解
十二年，二十年，也许三十年
在广阔而黑暗的大陆转暗的房间。
在那样的地方在我敲门时钥匙会吱嘎作响，
在那样的地方我将体验一行诗如何迸射火光，
午夜的树和雪也将因其熠熠生辉。
一片外国的土地被付托给我，如一个临时的身体，
临近巴伦支海，是那些迷失者的湿地
飞机掠过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
我不在此地生活已久
如沉默的岛
每天我远远地漫步
在这空旷河畔的邻近地带
没有人行道，玻璃窗，没有锁。
它的路灯幽暗，
房间填满时光和睡意，
被分配了物体的低语，
在真实与非真实之间，
仿佛一个映像，一个第二自我。
仿佛一个身体，在梦里找到，
或者一条延迟的消息，
被几重海水清洗，
这就是为何，我惊惧于
它的形式，质料，和大小。
谁还留在那一所房子里，
谁就将继承一种危险的命运
守护一块被随意处置的土地
从尘土到尘土
在现时和空虚之上？
···
是时候了告别身后不幸之城的朋友们。
一道贫瘠的光保佑他们在漂浮的电灯之上。
夜晚失去了我们而通往奥克斯塔瓦利斯的道路发现了我们
它粗糙的松树皮，松脂和多松针的天空。
是的，是你的空间如此出乎意料地深厚着、生长着，
是你将我们聚合，将我们从现成的结论带向远处。
你收缩我的瞳孔，打开我的视野
在一只手的阴影和一盏隐蔽的油灯下。
假如我这一代命定不能赢得这场比赛，
且让那些不久于人世者首先获得足够的
日常的面包和不寻常的命运，
日常的盐和不寻常的水。
让完美的声音，冲破一切，找到我，
作为对于谎言的赎罪，作为不幸和自由的开端。
如此，奈姆纳斯河才会更加幽暗和甜蜜，
如此，亏蚀之月才会行进和浮动在河口三角洲。
感恩节
斜坡下的池塘浊臭而具金属光泽。
马群在多棘的草地啃噬。
八个女人围着桌子忙碌
在秋天和大平原的中心，俄亥俄的
周末因露水而饱和。
河谷里枫树呈现锈色（或许是一辆被覆盖的马车，
我不清楚）。光线越来越
模糊，在威斯康辛，达科他，俄勒冈，
在猎户星座。神的雪崩
在失去的土地。荒芜的空间
使律动的心破碎。
让我们感谢这新的土地。
它稠密得我无法穿透，但富于生气。
我也太稠密它无法穿透我，但我不得不承认
一只上了年纪的狗在这里比在老家
更容易认出奥德修斯。
感谢那些我以不知疲倦的大脑
也无法跟上的答案，
感谢我新喝到的水，
未来的草。吹拂其上的
耐心的风。感谢异乡的墓，
不再那么可怕地沉重的石头，
感谢非存在。感谢你：从空虚里
重造了存在。也惟有你能。
感谢黑人的音乐。感谢这样的事实
一天包含了一切。
物体，适应了暗处的存在
将它们复制于大西洋此岸。
三只钟暂停在角落。
不再担心犯错，视网膜看到
锁、桌布、星辰
在各自的位置一如童年时所在。
诗
让你不记得的时间
和你未发现的世界
黑白一样分明
如石头，如苹果树
如林荫大道。
让糖，凝乳，和持久的
罐子里随物赋形的水，
电影院渐灭的灯，
和郊区原野的夜莺，
挺过数小时争讼之苦。
让火药的味道提醒我们
黎明不久之前在发亮，
野餐时小火车经过
这城市的野兽笼子。
因为我们的眼泪流淌的运河
是那样容易用铅笔标出，
而黄色盐为一只盲目的、
不可理解的上帝之手撒播。
在柏林的一个地铁站
冬天欧洲的印记在收缩和卷曲
宽阔的柏油路面如栗树打开。
减去可怕威胁的空间，是柏林
骨头硬纸板混凝土里隔绝的冬天，
在这里我们看到天堂倒转。街道巡逻。
闪烁的蓝灯。骄傲地鼓出墙壁的补钉。
真空缺乏方向。轴串线通达不到
其他存在。在欧洲的高处，雪扇动翅膀。
在你越过季节和许多英里后，下一步
到达的，无论耶利哥或米特，大致相同。
白蚁努力工作，城市改变着布局，
沉闷的噪声却不能抵挡小号的号声。
回到过去看一眼明天：
没有一个陷在脏雪里的人影见证
纸板和闷罐车从哪里
拉来，被拖到哪里去。
我们生涯的中途
——纪念康斯坦丁·波格特利奥夫
我已步入中年。
我还活着，但我学着不。
死亡似家里的一员，
向多数住户索取。
我试着让我的死亡逐渐习惯我，
公开请它不要碰我，
而在东欧最美丽的城市
拂晓时我仍有了一点看法（截止到今天）：
凡钢铁都等着成为它自己，
凡沼泽都在雾中竖起腐烂的香蒲，
借用岩石，警棍，火车头
或一切之中可能最好的，汽油。
我吃过死，喝过死，睡过死。
我试着给它目的和理由，有时甚至
忘记它的存在。然而，对于人类，
它是一件几乎无法习惯的事。
我转动客厅的钥匙。我的心脏，
不跳了，只是我胸口的重量。
虽然是真的，符合生物规律
也算是一次意外死亡。
Tomas Venclova. Osipo Mandelštamo pėdsakais Voroneže ir Vilniuje
Vienas iš svarbesnių mano ankstyvosios jaunystės prisiminimų – didžiulė antologija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ХХ века“ („XX amžiaus rusų poezija“). Nežinau, kur tėvas ją įsigijo: turbūt dar prieš karą Kaune, gal karo metais Maskvoje, o gal tuoj po karo kuriame nors Lietuvos antikvariate – tuomet jie, kiek žinau, dar prekiavo vadinamaisiais įtartinais leidiniais, taip pat nepriklausomybės, net nacių okupacijos meto knygomis. Tėvo bibliotekoje vartydavau ir Juozo Keliuočio „Kūrybos“ komplektą, ir šiauliškių „Varpų“ abu tomus, ir Liudo Dovydėno „Užrašus“, ir Jono Petruičio „Kaip jie mus sušaudė“. Skaičiau juos ne viską suprasdamas, bet šiaip ar taip jusdamas, kad esama ir kitokių nuomonių negu tos, kurias man piršo mokykloje. Netrukus patys antikomunistiškiausi L. Dovydėnas ir J. Petruitis kažkur pradingo, bet ne viena knyga liko – taip pat ir minėtoji antologija. Jei neklystu, ji ir dabar yra tėvo bibliotekoje, mūsų buvusiame bute Pamėnkalnio (anuomet Petro Cvirkos) gatvėje. Tiesą sakant, antologija taip pat nepriderėjo prie naujųjų laikų. Ji pasirodė Maskvoje 1925 metais, naujosios ekonominės politikos (NEP’o) epochoje, kai dar būta privačių leidyklų. Cenzūra tada ne itin siautėjo ir buvo įmanoma spausdinti nepatikimus autorius, bent kai kuriuos. Rusų literatūrai tai buvo klestėjimo laikotarpis – kaip tik su juo susiję Michailo Bulgakovo, Andrejaus Platonovo, Michailo Zoščenkos, Ilfo ir Petrovo, ankstyvojo Boriso Pasternako, Daniilo Charmso, Nikolajaus Zabolockio ir daugybės kitų vardai, anaiptol neužmiršti ir šiandien. Kasdienėje vartosenoje antologiją vadinome „Ježovu ir Šamurinu“, nes ją sudarė Ivanas Ježovas ir Jevgenijus Šamurinas. Kas jiems paskui atsitiko, nežinau, bet įtariu, kad nieko gero.
Štai toje septynių šimtų keturiasdešimties puslapių antologijoje galėjai rasti ko panorėjęs. Žinoma, ji apėmė ne visą XX amžių, o tik pirmąjį jo ketvirtį, bet šį pristatė išsamiai. Prasidėjo nuo ankstyvųjų simbolistų, tiksliau, nuo aršaus idealisto Vladimiro Solovjovo (apie kurį šį bei tą žinojau iš Adomo Jakšto knygos „Užgesę žiburiai“, irgi buvusios tėvo bibliotekoje). Buvo ir Konstantinas Balmontas, ir Andrejus Belas, ir Viačeslavas Ivanovas, ir Jurgis Baltrušaitis, ir dar galybė. Toliau ėjo akmeistai – apie tą literatūros srovę, kuri ilgainiui man virto svarbiausia, išgirdau kaip tik iš I. Ježovo ir J. Šamurino, paskui futuristai, „poetai, nesusiję su konkrečiomis grupėmis“, valstiečių poetai (pirmiausia Nikolajus Kliujevas ir Sergejus Jeseninas), pagaliau proletariniai poetai (šių irgi pasitaikydavo įdomių). Buvo visi emigrantai, tokie kaip Marina Cvetajeva ir Vladislavas Chodasevičius, buvo net Nikolajus Gumiliovas, čekistų sušaudytas 1921 metais. Vakarais tėvas mėgdavo kai ką iš „Ježovo ir Šamurino“ balsu skaityti, dažniausiai Anną Achmatovą. Beje, skaitydavo ir iš „Pirmojo dešimtmečio“, ir iš abiejų „Vainikų“ antologijų – tos knygos man irgi įsiminė visam gyvenimui. Patekęs į Ameriką nedelsdamas nusipirkau naują „Ježovo ir Šamurino“ egzempliorių – šį sykį emigrantų bei vakariečių slavistų parengtą reprintą, bene kiek mažesnio formato, – ir toliau jį vartydavau bent jau kas mėnuo, kartais kas savaitė. Knygos prireikdavo ir kursams, kuriuos skaitydavau Jeilyje.
Kaip tik ten pirmą sykį aptikau Osipo Mandelštamo vardą. Netoli N. Gumiliovo ir šalia A. Achmatovos antologijoje buvo išspausdinta septyniolika jo eilėraščių – tarp jų tokie garsūs kaip „Silentium“, „Admiralitetas“, „Dekabristas“, „Tristia“. Beje, buvo tobuli, pranokstantys kone visus poeto bendraamžius – tai suvokiau netgi tada, nedaug tenusimanydamas apie poeziją. Dar nežinojau A. Achmatovos žodžių, pasakytų po akmeistų grupės susirinkimo: „Sėdi dešimt dvylika žmonių, skaito eilėraščius, tai gerus, tai vidutiniškus, dėmesys išskysta – ir staiga tarsi kažkokia gulbė pakyla skristi virš visų – skaito Osipas Emiljevičius!..“ Tačiau patyriau tą patį gulbės skrydžio įspūdį ir ne vieną O. Mandelštamo strofą nė nesistengdamas išmokau mintinai.
Apie poeto likimą tada žinojau tik tiek, kiek buvo parašyta antologijoje: radau vieną – tiesa, gana turiningą – pastraipą įvade ir biografinių žinių knygos pabaigoje. Žinios buvo minimalios; gimė 1891 metų sausio trečiąją pirklio šeimoje („Я рожден в ночь с второго на третье / января в девяносто одном / ненадежном году, и столетья / окружают меня огнем“1, rašė O. Mandelštamas daug vėliau, 1937 metais), mokėsi Petrapilio universitete, išleido keturias eilių knygas – štai ir viskas. Leidžiant antologiją, poetas dar nebuvo patyręs katastrofiškų sunkumų (nors jo gyvenimas buvo gana painus); ligi Stalino teroro laikų rašė daugiausia prozą, duoną užsidirbdavo vertimais. Sykį Maskvos žurnale apie 1950 metus radau kažkieno sarkastiškus įspūdžius iš rusų emigrantų gyvenimo, ten buvo pasakyta, kad šitie atitrūkę nuo tėvynės vargetos deklamuoja O. Mandelštamo eilėraščius, vienas posmas net pacituotas – taigi ilgokai maniau, kad poetas emigravo.
Tikslesnės informacijos gavau tik Vilniaus universitete. Tada jame susidarė mažutis bičiulių ir bendraminčių – jau gana nesutariančių su valdžia – būrys: Romas Katilius, Juozas Tumelis, Zenonas Butkevičius, kažkur netoliese Judita Vaičiūnaitė, Aušra Sluckaitė, Aldona Šerniūtė-Baliulienė ir pora kitų. Prie mūsų netrukus prisišliejo Pranas Morkus, studijavęs Maskvoje, ten susidraugavęs su anaiptol nekomunistinių pažiūrų žmonėmis, įsitraukęs į savilaidą ir dėl to ištrenktas atgal į Vilnių. Iš Maskvos jis atvežė begales draudžiamų ir pusiau draudžiamų tekstų, smarkiai praplėsdamas mūsų akiratį. Tarp tų tekstų buvo eilių, buvo ir, sakysime, garsus Viktoro Žirmunskio straipsnis „Преодолевшие символизм“ („Įveikę simbolizmą“), parašytas dar 1916 metais – jame apie O. Mandelštamą bei kitus akmeistus kalbėta plačiai ir kompetentingai. Tada mums visiems, pradedantiems rašeivoms, „įveikti simbolizmą“ atrodė aktualus uždavinys. Rimta lietuvių poezija, daugmaž prieinama mūsų kartai, buvo Vincas Mykolaitis-Putinas, Balys Sruoga, na, dar Salomėja Nėris, na, truputytis Bernardo Brazdžionio – bet juk visa tai dar simbolizmas, atseit, kažkas senstelėjusio (apie Henriką Radauską ir žemininkus beveik nežinojome): verta pasimokyti iš A. Achmatovos, O. Mandelštamo ir jų bendralaikių. Apie A. Achmatovą buvome girdėję nemažai: dar vidurinėje mokykloje turėjome kalti Andrejaus Ždanovo pranešimą, kuriame ji buvo išvadinta ne pačiais gražiausiais vardais, o tai, suprantama, viliojo ieškoti draudžiamojo vaisiaus – jos kūrinių. Apie O. Mandelštamą P. Morkus žinojo tiek, kad jis niekur neemigravęs, „bastęsis po provinciją ir retkarčiais atvažiuodavęs iš ten į Maskvą su pluoštais genialių eilėraščių – tolesnis jo likimas kažkoks neaiškus, gal jis net gyvas ligi šiol“.
Po metų kitų išgirdome daugmaž viską, be to, ir paties O. Mandelštamo prisiskaitėme lig soties, nes į Vilnių iš Maskvos atvyko dar vienas ten studijavęs lietuvis – Virgilijus Čepaitis. Tada jis bičiuliavosi su Nataša Trauberg, žinomo kino režisieriaus Leonido Traubergo dukra (Stalino laikais L. Traubergas buvo apšauktas „bekilmiu kosmopolitu“ ir sužlugdytas). Ištekėjusi už V. Čepaičio – vėliau išsiskyrusi – Nataša bent dešimt metų praleido Vilniuje. Ji puikiai nusimanė apie savo specialybę – ispanų ir Lotynų Amerikos literatūrą, bet gal dar geriau apie Gilbertą Keithą Chestertoną, katalikiškąją filosofiją ir rusų „sidabro amžių“. Iš jos išmokau tiek, kiek iš nieko kito gyvenime. Per savo tėvą ir jo bičiulius ji žinojo apie O. Mandelštamo gyvenimo pabaigą – girdėjo, kad jis buvo parašęs bene vienintelį tais laikais neginčijamai antistalinistinį eilėraštį, už tai ištremtas į šiaurės Rusiją, paskui į Voronežą, pagaliau išsiųstas į Tolimųjų Rytų konclagerius, ten ir žuvo pačioje 1938-ųjų pabaigoje.
L. Traubergo bibliotekoje buvo paskutinioji O. Mandelštamo eilių rinktinė, per didelį vargą pasirodžiusi 1928 metais, taip pat įstabi jo straipsnių knyga „Apie poeziją“, išėjusi drauge su rinktine, šešeri metai prieš poeto areštą. Gavau pasiskaityti abi knygas ir ilgai negalėjau apie nieką kitą galvoti. Skolinau jas J. Vaičiūnaitei ir kitiems draugams – tada su O. Mandelštamu, kiek žinau, susipažino ne vienas mūsų kartos poetas. Netrukus mus ėmė siekti ir jo proza – „Laiko gaudesys“, „Egipto pašto ženklas“, „Kelionė į Armėniją“, – ir eilėraščiai, rašyti Voronežo tremtyje. Pastaruosius išsaugojo O. Mandelštamo bičiuliai, ypač jo našlė Nadežda Jakovlevna Mandelštam (1899–1980) – apie ją buvau šį tą girdėjęs iš Nikolajaus Tichonovo. Šis rusų poetas, kadaise avangardinis ir įdomus, abu Mandelštamus gerai pažinojo; mano laikais jis buvo virtęs oficialiu (lankė Lietuvą, nes vertė iš lietuvių kalbos – be ko kito, išvertė „Anykščių šilelį“).
Vadinamieji „Voronežo sąsiuviniai“ buvo tipinga savilaida – vos įskaitomi mašinraščiai su galybe spragų, netikslumų, klaidingai suprastų vietų. Bet ne vienas iš tų tragiškų, tvirtai sukaltų eilėraščių strigte strigo į atmintį – tarkime, epigramiškas, neišverčiamas 1935 metų ketureilis:
Пусти меня, отдай меня, Воронеж:
Уронишь ты меня иль проворонишь,
Ты выронишь меня или вернешь, –
Воронеж – блажь, Воронеж – ворон, нож2.
Savajame tų laikų dienoraštyje randu nemažai pastabų apie O. Mandelštamą – kartais gal ir naivių. 1958 metais atidžiai studijavau jį Petrapilyje – mieste, su kuriuo poetas ankstyvuoju gyvenimo laikotarpiu tiesiog tapatinosi. Štai dienoraščio ištraukos (1958.XII.1, 2): „Skaitau originale Yeatsą ir Mandelštamo „Kelionę Armėnijon“. Kaip rašo. Lyg monetas barstąs miniai anglų karalius. <…> Įspūdžio momentiškumas, lašelis snobizmo ir aistringa savo vidaus apsauga – jis supila tuo tikslu ištisus pasityčiojamos transformacijos pylimus. <…>. Osipui Emiljevičiui tikriausiai buvo neregėtai įdomu gyventi. Užsiiminėjo biologija, Bachu, geometrija, kalbotyra, impresionistais, – visur poetiškai, bet fachmaniškai, – jautė skonį, svorį, lytėjimo smagumą, žavėjosi būties energija ir „akme“3, mokėjo kalbėti taip, kad žodis ir ritmas būtų pilni tos „akme“, ir dar visus niekino – ko daugiau bereikia.“ O štai kitas įrašas (1960.II.7): „Ligi pietų slidės <…>; vakare skaičiau „Камень“ ir „Tristia“4. Šiandien geriausia metų diena.“ Knygą „Tristia“ tada įpratau vadinti – ir ligi šiol tebevadinu – „visų laikų ir visų tautų poezijos knyga Nr. 1“. Žinoma, yra Petrarca, Johnas Donne’as, Johannas Wolfgangas Goethė, Aleksandras Puškinas, Charles’is Baudelaire’as, Konstantinas Kavafis – bet, kaip mėgdavo sakyti Josifas Brodskis, šiame lygmenyje kalbėti apie hierarchijas beprasmiška.
Tais jaunystės laikais daug keliavau – į platesnį pasaulį, kaip didžioji dauguma, patekti negalėjau, likdavo pirmiausia Krymas ir Kaukazas (kas be ko, svarbūs ir O. Mandelštamui), taip pat Baltijos valstybės, Ukraina, šiaurės Rusija, Pavolgis. Sykį patekau į Uzbekistaną. Galvojau apie Sibirą, bet J. Tumelis mane atkalbinėjo – girdi, kuriems galams ten važiuoti savo lėšomis, pateksi ir valdžios kaštu… 1961–1965 metais gyvenau Maskvoje. Iš jos paprastai išvykdavau autobusu (mašinos neturėjau, vėlgi kaip didžioji dauguma), paskui pasitaikydavo visko – traukinių, garlaivių, netgi žygių pėsčiomis, bet dažniausiai vadinamojo autostopo, kitaip sakant, atsitiktinių sunkvežimių; vėliau tai vadinta tranzavimu. Autostopo mada atėjo iš Lenkijos – mums tai atstojo Jacko Kerouaco gyvenimo būdą (apie jo romaną „Kelyje“ kai kas buvo girdėjęs, bet turbūt dar niekas nebuvo skaitęs). 1962 metų birželio mėnesį nebe pirmą kartą patraukiau Kaukazo link – mano tikslas buvo Svanetija, paskui Dagestanas ir Čečėnija, tas vietas pagaliau pasiekiau, bet iš pradžių nutariau užsukti į Voronežą. Dėl O. Mandelštamo tremties tas miestas – „varnas, peilis“ – man buvo virtęs legendiniu.
Pasirodė, kad Voronežas visiškai sugriautas per karą – anot vietinių, lygiai tiek, kiek Stalingradas. Gerą pusmetį vokiečių–rusų frontas ėjo per patį miesto vidurį. Paskui pristatyta standartinių daugiabučių – neliko beveik nė žymės senovinio, kadaise gana spalvingo stepių gubernijos centro. Iš tų laikų radau tik XIX amžiaus poeto Aleksejaus Kolcovo biustą („Я около Кольцова / Как сокол закольцован“5, rašė O. Mandelštamas) ir Petro I statulą – ją atsiminiau iš A. Achmatovos eilėraščio:
А над Петром воронежским – вороны,
Да тополя, и свод светло-зеленый,
Размытый, мутный, в солнечной пыли,
И Куликовской битвой веют склоны
Могучей, победительной земли6.
A. Kolcovas, beje, buvo išlikęs net vokiečių okupuotame Voronežo centre, bet Petras I tuomet sunaikintas ir vėliau pastatytas iš naujo.
Užėjau į miesto literatūros muziejų ir ten susipažinau su jauna darbuotoja Ania Kolesnikova. Apie O. Mandelštamą ji iš viso nebuvo girdėjusi, nors šiaip gana apsišvietusi – pavyzdžiui, žinojo ir labai mėgo pirmarūšį voronežiškį prozininką A. Platonovą, Stalino laikais irgi nukentėjusį ir vos vos pradėjusį grįžti iš užmaršties. Perskaičiau jai mintinai porą O. Mandelštamo eilėraščių, ir Ania tuoj pat užsidegė – šoko ieškoti žmonių, kurie galėjo poetą pažinoti Voronežo tremties metais. Neatsimenu kaip, bet dar tą pačią dieną jai pavyko surasti pagyvenusį gydytoją, kuriam O. Mandelštamo vardas nebuvo svetimas. Tačiau gydytojas prisipažino: „Vengiau su juo bendrauti, nes jis turėjo klasinio priešo reputaciją. Visame mieste buvo tik vienas žmogus, kuris to nebijojo – Natalija Jevgenjevna Štempel. Ji tebėra gyva, dėsto rusų kalbą ir literatūrą aviacijos technikume.“
Kitą rytą susitikau malonią, kiek šlubčiojančią penkiasdešimt trejų metų moterį prie technikumo vartų. Tada nieko apie ją nežinojau, bet vėliau išgirdau tiek ir tiek: poeto gyvenime tai buvo vienas iš svarbiausiųjų asmenų. Iš karto pasakysiu apie ją kelis žodžius. N. Štempel (1908–1988), kilusi iš bajorų, netgi baronų von Stempel šeimos, priklausė prie „buvusiųjų“, taigi naujajame komunistiniame pasaulyje praktiškai neturėjo teisių, tačiau vis dėlto baigė Voroneže pedagoginį fakultetą ir ilgus metus tame mieste dėstytojavo. O. Mandelštamą skaitė, mėgo ir mokėjo mintinai. Kada poetas su žmona Nadežda pateko į Voronežą, dvidešimt aštuonerių metų Nataša ryžosi su abiem susipažinti (pažįstamas buvo ir jos mokslinis vadovas, profesorius Pavelas Zagorovskis). Perskaitė O. Mandelštamui vieną jo eilėraštį iš ankstyvųjų – šis pasakė, kad eilėraštis niekam tikęs, tačiau šeima su Nataša tuoj susidraugavo. Ji tapo ne tik poeto bičiule ir bendraminte, bet ir platoniška meile – tai aiškiai matyti iš septynių jai skirtų puikių Voronežo eilėraščių. Vienas jų – dovana jai vestuvių proga, ten ji vadinama „ясная Наташа“ („giedriąja Nataša“). Vedybos, beje, buvo nesėkmingos, Natalija netrukus išsiskyrė, bet vardas jai liko – taip pavadinta jai skirta pomirtinė knyga (2008). Ir nenuostabu: galiu paliudyti, kad Natalija Jevgenjevna buvo vienas patraukliausių žmonių, kokius esu gyvenime matęs.
Kaip tik ji, O. Mandelštamams išvykus iš miesto, išsaugojo „Voronežo sąsiuvinius“, nors kratos atveju tai grėsė areštu ir konclageriu. Viena pirmųjų sužinojo apie Osipo Emiljevičiaus mirtį. 1942 metais priartėjus vokiečiams, pėsčia pasitraukė su sąsiuviniais į užnugarį. Po karo tebedraugavo su poeto našle Nadežda, taip pat su A. Achmatova, buvo jų savotiška ryšininkė.
Sutikusi O. Mandelštamo gerbėją, dargi iš Baltijos valstybės – tada tokių buvo nedaug – Natalija Jevgenjevna nedelsdama pasikvietė mane į namus. Kelias dienas girdė arbata ir daug pasakojo. Užrašinėjau tas jos istorijas, bet mano užrašai, deja, pradingo. Laimė, po daugelio metų N. Štempel pati paskelbė plačius atsiminimus apie O. Mandelštamą Voroneže (1987, 1992). Kai ką iš jos pasakojimų prisimenu. Pavyzdžiui, kaip poetas suglamžė ir išmetė į šiukšliadėžę ką tik parašytą eilėraštį „Возможна ли женщине мертвой хвала“7, o ji popierių ištraukė ir išsaugojo – dabar tas eilėraštis laikomas klasikiniu. Išgirdau iš jos ir apie odę, kurią O. Mandelštamas Voroneže rašė Stalinui tarsi išpirką už savo negailestingas antistalinistines eiles, skirtas „Kremliaus kalniečiui“, bet neišspausdino. Odė yra išlikusi – ir, reikia pripažinti, poetiškai stipri (prastai rašyti O. Mandelštamas tiesiog nemokėjo). Perskaitęs jos tekstą, pradėjau filosofuoti, kad poetai patiria pagundą nusilenkti prieš neišvengiamą istorijos tėkmę – turėjau galvoje ir S. Nėrį, ir daugelį kitų. „Ką jūs šnekate, – atšovė Natalija Jevgenjevna, – jis tiesiog gelbėjo nuo mirties du asmenis – save ir žmoną. Ir vis dėlto tai geriausios eilės apie Staliną, kokios egzistuoja.“ Atsimenu, tokios pat nuomonės buvo ir J. Brodskis. Dar vienas dalykas, kurį išgirdau iš Natalijos Jevgenjevnos – kad ketvirtajame XX amžiaus dešimtmetyje jaunieji rusų poetai vartodavo du žodžius: пастернакипь ir мандельштамп (накипь reiškia „putas“, „nuovirą“, o штамп – „klišę“). Tai perteikė „nerimą dėl įtakos“ (anxiety of influence, anot Haroldo Bloomo), kurį jie tada juto. Kiek žinau, nei B. Pasternakas, nei O. Mandelštamas dėl to neįsižeidinėjo.
Vaikščiojome su Natalija Jevgenjevna po Voronežą, sukardami nemažus atstumus, nors jai tai buvo nelengva (šlubavo nuo ankstyvos jaunystės, tai minima ir jai skirtuose poeto eilėraščiuose). Ji rodė man senuosius Mandelštamų adresus, nors daugelio tų namų nebuvo išlikę – buvo tik gatvės, parkai, skersgatvis įkalnėje, kur šeima nuomojosi menką butuką („Я живу на важных огородах“8). Тą staigiai smingantį žemyn medinį skersgatvį poetas vadino „duobe“ ir šiuo vardu paminėjo eilėraštyje „Mandelštamo gatvė“. Jis buvo įsidarbinęs vietos teatre kaip literatūrinis konsultantas, rengė radijo kompozicijas vaikams ir suaugusiesiems, šį tą rašė į Voronežo spaudą. Siųsdavo naujas eiles į žurnalus, bet, kaip pasakojama, gaudavo atsakymus: „Dabar mes kovojame už kokybę, o jūsų kūriniai tokie silpni, jog mūsų kokybės kriterijų neatitinka.“ Lankė filharmoniją, antikvariatą, neblogą miesto biblioteką ir meno muziejų, kas be ko, ir psichiatrinę ligoninę (ten jam buvo diagnozuotas sindromas, tipingas kalėjime pabuvusiems asmenims). Visi tie įspūdžiai persiliedavo į eiles. „Mandelštamai neretai parduodavo meno albumus, bet gavę kokį nors honorarą juos nedelsiant išsipirkdavo iš antikvariato – pardavėjas tai žinojo ir albumus saugojo po prekystaliu“, – pasakojo Natalija Jevgenjevna. Iš kažkokio voronežiečio (ne iš N. Štempel) girdėjau: „Gyventi mieste buvo dar įmanoma, kol valdė Vareikis.“ Lietuvis Juozas Vareikis, šiaip jau ne geresnis už kitus komunistas, buvo Voronežo srities vadovas pirmaisiais O. Mandelštamo tremties metais; 1935 metų pavasarį iš ten iškeltas, vėliau suimtas ir 1938 metais sušaudytas.
Vargstančią šeimą kartais rėmė pinigais maskviečiai ir petrapiliečiai pažįstami, tarp jų B. Pasternakas, Viktoras Šklovskis, Ilja Erenburgas. Vienas kitas aplankydavo – pavyzdžiui, pianistė Marija Judina, taip pat A. Achmatova. Tada, 1936 metais, ji ir parašė eiles, kuriose minimas „voronežiškis Petras“. Po kelerių metų su A. Achmatova susipažinęs, iš jos išgirdau, kad eilės skirtos O. Mandelštamui – tiesą sakant, tai jau buvau įtaręs. Bet jos buvo spausdinamos be baigiamojo ketureilio, nes šis negalėjo praeiti pro cenzūrą. A. Achmatova man tą ketureilį padiktavo ir po juo pasirašė – po kiek laiko jį išverčiau:
А в комнате опального поэта
Дежурят страх и муза в свой черёд.
И ночь идёт,
Которая не ведает рассвета9.
Tremtis Voroneže baigėsi 1937 metais, bet ji buvo tik naujo suėmimo ir mirties preliudija – pats poetas ją taip tikriausiai suvokė. Neturėdama teisės gyventi Maskvoje, šeima glaudėsi miesto apylinkėse, ten ją lankė „giedrioji Nataša“ – N. Štempel. 1938 metų gegužės pradžioje poetas vėl pateko į NKVD kalėjimą, gavo penkerių metų terminą ir mirė Vladivostoko lageryje, nesulaukęs transporto į Magadaną. Žmona apie jo mirtį sužinojo ne iš karto, o mirties aplinkybės ir palaidojimo vieta ligi šiol nėra visiškai aiškios.
Antrą kartą apsilankiau Voroneže 1963-iųjų vasarą. Važiavau ne kaip anksčiau, pakeliui į Kaukazą, o specialiai (tiesa, pabuvau dar Balašovo apylinkėse – jos man irgi buvo reikšmingos, nes ten B. Pasternakas rašė geriausiąjį savo rinkinį „Gyvybė – manoji sesuo“). Turėjau formalią dingstį – susitariau su Voronežo literatūros muziejumi, atseit su A. Kolesnikova, kad parengsime vietinei televizijai laidą apie lietuvių pėdsakus mieste. Kaip žinia, Pirmojo pasaulinio karo metais Voroneže veikė lietuviška gimnazija, joje dirbo Pranas Mašiotas, Sofija Čiurlionienė, Jonas Jablonskis, Juozas Balčikonis, Marcelinas Šikšnys, mokėsi daug žinomų žmonių (apie tūkstantį keturis šimtus jų grįžo į Lietuvą), buvo leidžiami vadovėliai, skaitiniai, lietuvių periodika, veikė choras, vyko spektakliai ir koncertai. Apie tuos dalykus kalbėta nedažnai, bet kalbėti nebuvo draudžiama. Dėl viso pikto laidą pavadinome „Julius Janonis Voroneže“. Buvau gana aršus antikomunistas, bet dėl J. Janonio kažkaip nejutau sąžinės priekaištų, nes anksti žuvęs poetas, nors vadinamas (ir buvęs) proletariniu, neabejojamai turėjo talento ir nieko blogo nepadarė nei savo šaliai, nei kitoms. Pusvalandžio ilgio laida įvyko 1963 metų birželio antrąją. Kalbėjome mudu su Ania, vadovavo žymus Voronežo literatūrologas ir bibliofilas Olegas Lasunskis (gyvas ir šiandien). Atsigabenau nemažai lituanistinių fotografijų – jas palikau literatūros muziejui. Ne per seniausiai bandžiau išsiaiškinti, ar jos tebėra fonduose, bet neišsiaiškinau. Kame būta gimnazijos, nežinojau (vėliau išgirdau, kad pastatas neišliko, bet buvo toje vietoje, kur šiandien yra Voronežo lėlių teatras – beje, greta antikvariato, kurį po keliolikos metų lankė O. Mandelštamas), tačiau suradau vietą, vadinamą „Kinco fabriku“ ar „Kinco bravoru“, – joje gyveno lietuviai gimnazistai. Dabar Voroneže esama ir J. Janonio bareljefo, ir netgi lietuvių kultūros bei literatūros muziejėlio, bet tai kur kas vėlesnių laikų sumanymai.
Gyvenau pas A. Kolesnikovą ir jos vyrą, ištisas dienas vėl leidau pas Nataliją Jevgenjevną Štempel. Su Kolesnikovų šeima susidraugavau – rodos, ir Natalijai Jevgenjevnai jie tapo artimi. Čia dera apie juos šiek tiek prasitarti. Nieko apie tą šeimą nežinojau ilgus emigracijos metus. Rengdamas šią esė, gavau žinių iš Voronežo: abiejų nebėra tarp gyvųjų, liko tik duktė. „Anna Petrovna Kolesnikova gimė 1932 m., į Voronežą pas vyrą persikėlė 1960 m., dirbo muziejuje. Apsigynusi filosofijos mokslų kandidatės disertaciją, dėstė medicinos mokykloje. Sunkiai sirgo, po trijų operacijų mirė per ketvirtąją, tai įvyko 1986 m. gegužės 15 d.“ Apie šeimą rengiamas straipsnis Voronežo almanache „Jamskaja sloboda“, jis turi pasirodyti 2021 metais. Gera galvoti, kad neužmiršti ir šitie žmonės, savaip susilietę ir su O. Mandelštamu, ir su Lietuva.
Tada pas Nataliją Jevgenjevną susipažinau su dar vienu žymiu voronežiečiu, Aleksandru Josifovičium Nemirovskiu (1919–2007), kurį ji vadino tiesiog Šura. A. Nemirovskis – senovės Rytų ir antikinio pasaulio specialistas, istorinių romanų autorius, taip pat poetas, „Gilgamešo“, Giesmių giesmės, „Eneidos“, Horacijaus, Rainerio Marijos Rilkės vertėjas. Žodžiu, vienas iš tų ekstra klasės inteligentų, kurių Rusijos provincijoje – toliau nuo vyresnybės – visais ar bent jau tais laikais nestigo. Jis rūpinosi O. Mandelštamo paveldu, norėjo išleisti Voroneže jo nedidelę knygą (tai nepavyko), 1966-aisiais „prastūmė“ tenykščiame žurnale „Pakilimas“ („Подьем“) dešimt jo eilėraščių su savo paties rašytu plačiu įvadu – tada ir dešimt O. Mandelštamo tekstų buvo neeilinis literatūros įvykis. Beje, ne kur kitur, o „Pakilime“ poetas tremtinys 1935 metais išsispausdino paskutinį sykį – paskelbė penkias recenzijas. Vėliau, jau kitoniškoje epochoje, A. Nemirovskis parašė seriją straipsnių apie antikines ir Voronežo temas O. Mandelštamo poezijoje.
Po tos kelionės Voronežo jau niekad nebemačiau. 1963 metų vasarą parašiau trumpą eilėraštį „Rankas ir veidą perveria daigai“, kuriame turbūt paliko pėdsaką pasivaikščiojimai ir pokalbiai su Natalija Jevgenjevna, Voronežą siaučiančios stepės, paties O. Mandelštamo eilutės ir jo fonetika. Kita kalba neperteiksi žodžių žaismo „Воронеж – ворон, нож“, bet pabandyti panašų garsoraštį vis dėlto galima: „daiktų varža, Voronežo dirvožemis“. „To nėra rusiškai. Bet juk tai turi būti rusiškai“, – kadaise sakė O. Mandelštamas apie Katulo ir Ovidijaus poetiką. Nedrąsiai sekdamas jo pavyzdžiu, irgi sau sakiau: „To nėra lietuviškai. Bet juk tai turi būti lietuviškai.“ O. Mandelštamo reminiscencijų mano tuometinėse eilėse gausu – turbūt jau nuo 1958 metų, nuo eilėraščio „Ararato slėnis“. To irgi mokė jis pats – slapto ir nelabai slapto citavimo, žinovams, o kartais ir eiliniam skaitytojui pastebimų nuorodų mėgėjas, vienas didžiausių intertekstualumo meistrų pasaulinės literatūros istorijoje.
Jaunystėje ne sykį praktikavau tai, kas vadinama пастернакипь ir мандельштамп, pasiguosdamas tuo, kad kitoje kalboje, kitame istoriniame bei kultūriniame kontekste tie dalykai transformuojasi, liaujasi buvę klišėmis (kiek paguoda turėjo vertės, nežinau). Žodis „įtaka“ čia šiaip ar taip nėra adekvatus – panašiai negalima patirti Dantės ar Williamo Shakespeare’o įtakos. Veikiau reikėtų sakyti, kad tose eilėse galima rasti O. Mandelštamo ženklų. Kitas dalykas, kurio bandžiau mokytis iš O. Mandelštamo ir akmeistų (A. Achmatovos, ypač N. Gumiliovo) – stojiška, bet kiek įmanoma atkaklesnė laikysena epochos atžvilgiu. Epocha buvo dar ta pati.
1967 metų balandį Kaune atsirado naujas literatūros žurnalas „Nemunas“. Kaip dažnai būdavo anais laikais, toliau nuo respublikos centro galėdavai spausdinti vadinamuosius abejotinus tekstus. Turbūt čia veikė pačios valdžios noras pademonstruoti liberalumą, sukurti saugiklį neramiam jaunimui, gal prisidėjo ir „laikinosios sostinės“ ambicijos – šiaip ar taip „Nemuno“ turinys ir netgi apipavidalinimas gerokai skyrėsi nuo oficialiosios „Pergalės“ (vėliau virtusios „Metais“). Kadaise O. Mandelštamas sakė, jog akmeizmas yra „pasaulinės kultūros ilgesys“ („тоска по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 Šį ilgesį „Nemune“ galėjome patenkinti bent iš dalies. Pasiūliau naujajam žurnalui keturis O. Mandelštamo vertimus: trys buvo ankstyvi, neabejojamai klasikiniai eilėraščiai („Aš neregėsiu išgarsintos Fedros…“, „Priimki džiaugsmą iš manųjų rankų…“, „Už tai, kad nesaugojau tavo delnų dovanos…“), ketvirtasis – ilgas, gana neįprastas verlibras „Pasagos radėjas“. Nežinomą autorių reikėjo pristatyti įžangėle. Suprantama, nerašiau apie O. Mandelštamą visko, ką žinojau, bet įdėjau sakinį, jog jis puikiai nusimanė apie savo meto visuomenės permainas ir vertino jas su tikru pilietiniu brandumu. Tai buvo gana įžūlus „žaidimas su cenzoriumi“: turėjau omenyje, kad poetas geriau už kitus perprato komunizmą ir stalinizmą, o redaktoriai ir cenzoriai galėjo suprasti – ir, matyt, suprato – šį posakį kaip tvirtinimą, kad jis buvo socialistinis realistas.
Ne itin tikėjausi, kad O. Mandelštamas pro cenzūrą „praeis“, bet nusprendžiau parūpinti eventualiai publikacijai kokią nors nežinomą jo nuotrauką. Tuo reikalu kreipiausi į poeto našlę Nadeždą Jakovlevną Mandelštam, gyvenusią Maskvoje. Rašiau kamuojamas nedrąsumo, nors turėjome bendrų pažįstamų, pirmiausia N. Štempel, taip pat, tarkime, jauną maskvietį Vladimirą, arba Volodią, Muravjovą (1939–2001), ne vieno lietuvio artimą bičiulį – apie jį ne be pagrindo sakydavo, jog jis „ne iš tų Muravjovų, kurie karia, o iš tų, kuriuos karia“. Tačiau netrukus gavau atsakymą, kurį čia pateiksiu išvertęs į lietuvių kalbą:
Brangusis Tomai! (nežinau, kaip jūsų tėvavardis ir ar jūs vartojate tėvavardžius).
Labai džiaugiausi gavusi jūsų raštelį. Aš jau ne sykį juokdavausi, kad mudu vaikštinėjame greta, bet susitikti negalime… Džiaugiuosi ir tuo, kad pas jus bandoma spausdinti O.[sipą] E.[miljevičių]…
O štai ką daryti su fotografija? Jų taip maža, kad tikriausiai visos jau išspausdintos. Čia – aš vasarnamyje 150 km nuo Maskvos – nieko su savimi neturiu. Grįšiu į Maskvą rugsėjo viduryje. Ar bus vėlu?
Jei vėlu, susiraskite Aleksandrą Anatoljevičių Morozovą (jis tarnauja „Meno“ leid., telefonas B5-00-04, pried. 2-12), jis turi visa, ką ir aš. Pasirinksite pas jį, jei yra kas nors nespausdinta. Tikiuosi, kad jūs užeisite pas mane, kai būsite Maskvoje. Bendravimo su manimi technika tokia: man telegrafuoja, kad aš paskambinčiau, arba tuo pačiu reikalu skambina mano broliui: B9-46-90; Jevgenijus Jakovlevičius Chazinas… Tada aš skambinu, ir mes susitariame. Nadežda Mandelštam.
Jei matysite Natašą Trauberg, perduokite jai mano linkėjimus10.
Aleksandras Morozovas (1932–2008), kaip ir V. Muravjovas arba A. Nemirovskis, buvo vienas iš negausių žmonių, kurie tuomet sergėjo O. Mandelštamo ir jo kūrybos atminimą. Iš jo ir dar iš vieno žinovo, Jevgenijaus Ternovskio (g. 1941), gavau poeto fotografijų, vieną jų daviau „Nemunui“. Kad ir kiek nustebau, keturi O. Mandelštamo eilėraščiai buvo išspausdinti 1967 metų šeštajame (rugsėjo) numeryje. Rodos, tai pirmieji jo tekstai lietuvių kalba, paskui ne sykį perspausdinti. Po kurio laiko straipsnį apie O. Mandelštamą ir dviejų jo eilėraščių („Homeras“ ir „Petrapilis“) vertimus paskelbė emigrantas Pranas Visvydas (1922–2017) „Aiduose“, 1969 metų dešimtajame numeryje. Jam neteko slapukauti – poeto likimą jis aprašė be užuolankų. Emigracijoje, Los Andžele, beje, su P. Visvydu susipažinau – tai buvo malonus žmogus ir kompetentingas kritikas, palikęs Lietuvą jau po karo (per Lenkiją), ir gerai nusimanęs apie komunizmo bei literatūros santykius.
Išsilaisvinusioje Lietuvoje O. Mandelštamo išversta daug, nors gal ne visada kokybiškai. Deja, jo eilių knygos neturime ligi šiol.
„Nemuną“ nusiunčiau N. Mandelštam ir N. Štempel. Iš pastarosios gavau laišką, kurį taip pat išvertęs pateiksiu:
Mielas Tomai!
Labai ačiū už žurnalą ir laišką.
Neseniai buvau Maskvoje, ir mudvi su Nadežda Jakovlevna prisiminėme Jus.
Ar turite „Meno“ leid. „Pokalbį apie Dantę“? Norėjau nusiųsti Jums „Pakilimą“ su Nemirovskio straipsniu ir dešimties O.[sipo] E.[miljevičiaus] eilėraščių publikacija, bet neturėjau Jūsų adreso.
Ar nemanote apsilankyti Voroneže, džiaugčiausi Jus matydama, o ir apsistoti galėtumėte pas mane.
Gera, kad pas Jus pradėjo leisti M.[andelštamo] eilėraščius, ypač malonu, kad jie Jūsų versti.
Linkiu Jums viso ko geriausio.
Jus gerbianti N. Štempel11.
O. Mandelštamo studija „Pokalbis apie Dantę“, kurią mini Natalija Jevgenjevna, buvo parašyta 1933 metais, rankraštis liko poeto našlės archyve ir buvo per didelį vargą A. Morozovo išspausdintas su dar vieno bendro pažįstamo, įžymaus literatūrologo, „bekilmio kosmopolito“ ir politkalinio Leonido Pinskio (1906–1981) baigiamuoju straipsniu. Žinoma, tą knygą tuojau gavau ir perskaičiau – kas be ko, ji labai sudėtinga. Galvojau ir apie jos vertimą į lietuvių kalbą (1971 metų Dantės jubiliejui), bet to nepadariau. Atsimenu, Maskvos metro sėdėjau greta žmogaus, kuris „Pokalbį apie Dantę“ atidžiai skaitė ir staiga, į nieką nesikreipdamas, tarė: „Šitą knygą išspausdino per gryną apsižioplinimą.“ Iš ironijos sklidino tono pajutau, kad jis reiškė ne priešiškumą knygai, o sveiką panieką ideologiniams prižiūrėtojams.
Netrukus O. Mandelštamo likime įvyko savotiškas proveržis. Beveik pilną jo raštų rinkinį pradėjo leisti rusai emigrantai – Glebas Struvė ir Borisas Filipovas. Nuo 1967 ligi 1981 metų Vašingtone ir Paryžiuje pasirodė keturi svarūs tomai – su gausybe klaidų ir netikslumų, bet vis dėlto itin reikšmingi. Jie, kad ir sunkokai, įveikdavo „geležinę uždangą“ – ne vienas poeto gerbėjas, taip pat aš, juos turėjo, nors slėpė giliuose bibliotekų užkaboriuose. Tatai pagreitino įvykius ir šiapus uždangos – 1973 metais pagaliau buvo išleista apypilnė O. Mandelštamo eilių knyga (tiesa, su skandalinga įžanga, nutylinčia poeto likimą). Bet tai dar buvo ne viskas. Nadežda Jakovlevna Mandelštam ryžosi poelgiui, kurį tegalima pavadinti didvyrišku – perdavė į Vakarus ir ten išspausdino savo atsiminimus (pirmoji knyga paskelbta 1970, antroji 1972 metais). Tai vienas iš svarbiausių komunistinės epochos liudijimų, parašytų be jokio „vidinio cenzoriaus“, absoliučiai atvirai ir išsamiai. Jis prilygsta Aleksandro Solženicyno „Gulago archipelagui“, išvydusiam dienos šviesą kiek vėliau. Atsiminimai tapo pasauline sensacija ir buvo išversti į daugybę kalbų – keista ir gaila, bet jų ligi šiol nėra lietuviškai. Išgarsėjimas Vakaruose be abejonės pagelbėjo Nadeždai Jakovlevnai – po istorijos su B. Pasternako „Daktaru Živago“ valdžia nesiryžo veltis į naują skandalą ir paliko ją ramybėje, kaip ir A. Achmatovą, išspausdinusią užsienyje „Requiem“, eiles apie Stalino terorą.
Atsiminimus netrukus perskaičiau – pirmąjį tomą Varšuvoje, pas lenkų poetą ir slaptosios rusų literatūros žinovą Wiktorą Woroszylskį, antrąjį pas pažįstamus Maskvoje. Pacituosiu du įrašus iš savo dienoraščio: „Visą dieną – Nadeždos Jakovlevnos atsiminimai. Daug itin puikių vietų („Некоторые верили, что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Сталин умрёт. Я в это верю и сейчас“12)“ (1971.IX.16); „Visą dieną skaičiau Nadeždos Jakovlevnos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Antrąją knygą“]. Atsitraukti nuo jos neįmanoma. Tobuliausiai duota Achmatova – iš tikrųjų tokia, kokią esu matęs. Knyga pikta <…>. Tik kur pasakyta, kad šioje šalyje, penkiasdešimt kelintais revoliucijos metais, negalima nė keiktis?“ (1973.XII.15).
J. Brodskis yra parašęs apie N. Mandelštam (ją artimai pažinojo) esė ir pasakęs apie ją keletą svarbių dalykų. Geriausiai atsimenu jo žodžius, ištartus man paskutiniąją dieną prieš emigravimą: „Myliu Nadeždą – ne už jos nuopelnus ar protą, o už tai, kad ji yra mudviejų kartos žmogus.“
Po vyro įkalinimo ir mirties Nadežda Jakovlevna, vengdama arešto, daug metų klajojo sovietų imperijos pakraščiais, apsistodama tai viename, tai kitame mieste – Taškente, Uljanovske, Čitoje, Pskove… Kaip ir jos bičiulė A. Achmatova, praktiškai buvo benamė. Dėstė anglų kalbą (sykį buvo pašalinta iš darbo už „kosmopolitizmą“), 1956 metais net apsigynė – Viktoro Žirmunskio vadovaujama – mokslų kandidatės disertaciją apie senosios anglų kalbos galininką. Atmosferai šiek tiek sunormalėjus, 1965 metais per didelius vargus gavo vieno kambario butą Maskvos priemiestyje, Čeriomuškose, ten ir mirė. Buvo jau silpnos sveikatos, liesa ir mažutė. J. Brodskis rašė, jog ji tarsi bandė virsti nesvariu daiktu, kurį galima skubiai sulankstyti ir įsikišti kišenėn bėgant nuo persekiotojų. Neturėjo ir jokios nuosavybės, išskyrus knygas, kurias perskaičiusi tuojau dovanodavo. Kad ir keista, oficialiu keliu gaudavo šiokių tokių honorarų už Vakaruose išleistus veikalus – gal ne tik savo, bet ir vyro. Ją prižiūrėjo keli gerbėjai – jauni vaikinai ir merginos, tarp jų V. Muravjovas, nueidavo į parduotuvę ar vaistinę. Tame bute ją pirmą sykį ir susitikau. Buvau ten su bičiule – štai vėl dienoraščio įrašas:
1971.XI.26. Pirmą kartą gyvenime pas Nadeždą Jakovlevną Mandelštam. <…> butas naujame rajone, betvarkė, magnetofonas vidury kambario, prie atklotos lovos – Millerio „Tropic of Cancer“ [„Vėžio atogrąža“]. N. J. nekaip jaučiasi, ji pusiaugulom įsitaisiusi prie stalo, jos rankos dreba. Vis dėlto mudviejų nepaleidžia; geriam su ja labai stiprią arbatą, kone čiferį13.
<…>
Mėgiamiausi dabar jos autoriai – Henry Miller („такая пустота, что это уж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14), Folkneris, Eliotas („последний поэт мира“15). „Poezijos nebėra; iš esmės, Vakaruose įvyko tas pat, kas ir pas mus, tik kitu pavidalu.“ <…> „Folknerio [romane] „Sound and Fury“ („Triukšmas ir įniršis“) įdomiausias skyrius apie Jasoną – ten matyti, kad kaip tik jis yra beprotis.“
Kalbėtis lengva – tai ne Achmatova <…>.
1974 metų rugsėjo 14–19 dienomis N. Mandelštam lankėsi Vilniuje. (Čia galima pridurti, kad Vilniuje yra buvęs ir pats O. Mandelštamas. 1907 metais pakeliui į Paryžių jis praleido mieste dvi savaites; yra išlikęs tėvams siųstas jo atvirukas su Didžiosios gatvės vaizdu – kas be ko, poeto motina Flora Verblovskaja buvo vilnietė. Vaikystėje jis kurį laiką gyveno ir Kaune.)
Apsistojo Nadežda ne bet kur, o Tauro gatvės dešimtajame numeryje – tame pačiame „profesorių name“, kur anksčiau gyveno Vincas Krėvė, Balys Sruoga, V. Mykolaitis-Putinas, Kazys Boruta (B. Sruoga ten buvo areštuotas). Tiesa, glaudėsi ne profesoriškame bute, o pirmajame aukšte iš kiemo pusės, mažame kambarėlyje, kurį tada nuomojosi būsimasis Lietuvos Helsinkio grupės narys Eitanas Finkelšteinas. Po metų ten kelias dienas praleido ir Andrejus Sacharovas, nevainikuotas SSRS disidentų karalius.
Atvyko ji su jauna palydove Sonia – karšta krikščione neofite. Pati irgi buvo krikščionė stačiatikė, į religiją žiūrėjo rimtai. Pakrikštyta dar vaikystėje, labai artimai bendravo su tėvu Aleksandru Meniu (1935–1990), šventiku kankiniu, nužudytu prie Maskvos neaiškiomis aplinkybėmis. (O. Mandelštamas taip pat buvo krikštytas – krikščionybė yra viena svarbiausių jo poezijos temų.) Vilniuje Nadežda Jakovlevna apsilankė mišiose prie šv. Kazimiero karsto, tada buvusio Šv. Petro ir Povilo bažnyčioje, ir pabendravo su kunigu Povilu Kučinsku, tos bažnyčios rezidentu. Pirmąjį vakarą praleidome su Ona Lukauskaite-Poškiene, ilgamete Vorkutos kaline – abi moterys turėjo apie ką pasikalbėti. Kitą dieną nuvedėme Nadeždą Jakovlevną pas J. Tumelį ir jo uošvį Petrą Juodelį, irgi prityrusį politkalinį. Trečią dieną gėrėme vyną tuomet garsioje, dabar jau nebeegzistuojančioje kavinėje „Tauras“, keli žingsniai nuo „profesorių namo“. Kalbėjomės apie daugelį dalykų, nuo A. Puškino ir A. Achmatovos ligi A. Solženicyno ir J. Brodskio – atsimenu, mane nustebino tai, kad Nadežda Jakovlevna visai nenorėjo pripažinti Michailo Lozinskio atlikto „Dieviškosios komedijos“ vertimo (A. Achmatova jį laikė pirmarūšiu). Jau nebe pirmą kartą gražiuoju atsiliepė apie J. Baltrušaitį – jį minėjo ir atsiminimuose, nes J. Baltrušaitis bandė išgelbėti O. Mandelštamą nuo kalėjimo (o dar anksčiau siūlė jam Lietuvos pilietybę, bet poetas nesiryžo pasiūlymo priimti – jautėsi likimu susijęs su Rusija). Dienoraštyje (1974.IX.16) užsirašiau: „Ji silpna, bet laikosi iš paskutiniųjų. Vilnius jos nepradžiugino: „хороший город, но не чудо – в общем, Замоскворечье.“ „Зато ваша жмудинка и этот старый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 –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люди“16.
Rugsėjo aštuonioliktąją N. Mandelštam praleido Trakuose ir net lipo į pilį, o kitą dieną išlydėjome ją į oro uostą. Iš tos dienos irgi likęs įrašas: „Visi seno, net degraduojančio žmogaus bruožai: polinkis kartotis, įnoringumas, nuomonių kaitaliojimas, kartais perdėta linksmybė. Ir vis dėlto jos asmuo visiškai pilnas, nepajudinamai tvirtas, o šnekėtis su ja – džiaugsmas. Gera tam, kuris gyvenime padarė savo, įvykdė Dievo projektą. Nedaug tokių ir mačiau: be N. J. dar Achmatovą.“
Prieš pat emigraciją, 1977 metų sausį, užėjau į Nadeždos Jakovlevnos butą Maskvoje atsisveikinti. Pati ji sakėsi emigruoti nenorinti, nors apie tai ir galvojusi – „pirmiausia todėl, kad šičia turiu per daug draugų“.
1980 metų gale, ką tik gavęs darbo Jeilio universitete, buvau nuvykęs į mokslinę konferenciją Hjustone, toli Jungtinių Valstijų pietuose. Grįžimas užtruko bent porą dienų autobusu, jame ir miegojau (tuomet lėktuvas man dar buvo ne visai įkandamas, be to, norėjau pro langą pasižiūrėti bent šiek tiek Amerikos). Keičiau autobusą Niujorke pačią paskutiniąją metų dieną. Stotyje nusipirkau „New York Times“ ir sužinojau, kad prieš dvi dienas mirė Nadežda Jakovlevna Mandelštam. Laikraštis rašė, kad milicija išgabeno jos kūną iš buto, o patį butą užantspaudavo, kadangi velionė neturėjo giminių („Visai kaip tonton-makutai“17, pasakė J. Brodskis). Bet po kurio laiko bičiuliai inteligentai kūną atsiėmė.
Taupomojoje knygelėje N. Mandelštam teturėjo penkiasdešimt rublių, laidotuvės kainavo tūkstantį keturis šimtus, juos suaukojo žmonės – rašytojų organizacijos paremti atsisakė. Vis dėlto didžiojo poeto našlė, galbūt svarbiausių XX amžiaus rusiškųjų atsiminimų autorė, buvo palydėta kitaip negu jos vyras – cerkvėje, padoriai ir ramiai. N. Štempel, atvykusi iš Voronežo atsisveikinti su drauge, vėliau rašė: „Nuostabus ji buvo žmogus! Aš ją pažinojau keturiasdešimt ketverius metus, ir nė sykio, jokiomis aplinkybėmis negirdėjau iš jos nusiskundimų. Man sunku įsivaizduoti kitą žmogų, turintį tiek dvasios jėgų, tiek narsumo ir vidinės laisvės. Ar nebuvo didžiulė rizika jos knygos, parašytos be atodairos, be vidinės cenzūros?“
J. Brodskio bute Niujorke drauge su buto šeimininku ir su anglu vertėju Davidu McDuffu tada paminėjome abiejų Mandelštamų atminimą.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