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在五四白话诗阶段确立起自身合法性之后，经过写实的白话诗、郭沫若式的浪漫主义诗歌、前期新月派的新格律诗以及后期的自我调整、早期的象征诗派等若干阶段，在1930年代终于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新变的主要代表便是现代诗派，它以1932年创刊的《现代》杂志得名，后来又创办了《新诗》月刊等诗歌刊物，代表诗人有戴望舒（1905—1950）、卞之琳、施蛰存、废名、何其芳、林庚等。
现代诗派首先是对后期新月派与早期象征诗派的延展和克服。戴望舒等人在广义的后期新月诗人群中，或者直接参与其间或者受到新月诗人的重要影响，像戴望舒的《雨巷》便是糅合了新月诗歌的音乐性与象征诗派的意象性而创作出的一首精粹的诗歌。然而考察现代诗派的诗歌理念和创作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其对某些新诗传统的克服更为显著。现代诗派不再专注于音乐美的建构，走出了新月诗人对诗体形式的沉迷，转而强调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强调诗情对格律的超越。对早期象征诗派而言，现代诗派一方面是一种延续如意象的营造，同时更是一种超离，特别是对象征诗派脱离现实经验和日常生活的抽象诗情作出了反拨，使得象征诗歌进而走出生硬意象群的堆加而成为更加成熟的现代主义诗歌。对于五四时期的诗歌而言，现代诗派虽然也强调了类似的诗歌散文化主张，但那种过于直白或者不加节制的直抒胸臆式的表达方式、不加鉴别地否定传统诗歌的做法都被克服了。尤其是在对待传统诗论及诗歌实践的态度上，现代诗派做了有效的会通尝试。如同欧美的现代诗歌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觉寻找东方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营养一样，戴望舒等现代诗人更为自然地建立起现代派诗与中国诗歌传统之间的血肉关联，特别是意象使用上的相似和内敛含蓄、充满暗示的诗歌修辞，在现代诗派笔下得到一再体现。戴望舒等人在现代与传统、借鉴西方与创造性地转化本土诗歌资源上的自觉努力，使他们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了重要意义。即完成了自五四白话诗对古典诗歌秩序的反动之后，新诗发展中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表面上回归了诗歌散文化、讲求内在律的诗歌理念，实际上则通过对象征主义的深化和语体、诗情上的双重创造会通古今、融会中西，实现了新诗的又一次自我调适与发展。即使是在五四诗人和后期新月派曾经强调过的内在诗情层面，现代诗派也以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做出了最新的发挥，并以都市中的怀乡主题建立起与中国诗文传统中的古典人文境界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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