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诗8首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在扬州絜园宁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次年6月，魏源在镇江与被发配新疆的林则徐会晤，接受了编写《海国图志》的嘱托。1842年底，《海国图志》五十卷告成于扬州。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之名著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后经两次增订，扩成六十卷本和百卷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中进士，分发江苏以知州任用，历任扬州府东台、兴化知县和高邮知州。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扬州，魏源以“迟误驿报”罪名被革职。此后绝意仕途，潜心著述，撰成《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整理其一生的心血《书古微》，将《诗古微》增至二十卷。咸丰六年（1856）离家游于杭州，寄寓僧舍，潜心于佛，寄情山水。次年3月病逝于杭州。魏源一生勤于著述，有大量诗文和学术著作行世。诗有《古微堂诗集》，文有《古微堂集》，史有《圣武记》、《元史新编》，经学有《诗古微》、《书古微》，世界地理著作有《海国图志》。今有《魏源集》和《魏源全集》行世。

魏源在经学、史学、地理、经济、军事乃至佛学等领域均有很高学术造诣。其思想中最主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在“公羊说”变易观指导下形成的“经世致用”社会改革思想。这一思想在鸦片战争前表现为传统范畴的“通经致用”，在鸦片战争后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以说，“变古”和“师夷制夷”是魏源思想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魏源与龚自珍都曾问学于以讲《公羊春秋》名重一时的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并将今文学发扬光大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言：“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魏源大力鼓吹公羊学说，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观和变革思想，“以复古为解放”，积极倡导社会变革。“经世致用”既是其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其文学思想之灵魂。正是在文以经世、学以致用这一时代思潮激荡下，经世文在鸦片战争前后蔚然成风，掀起波澜。

魏源的文以经世思想，在《皇朝经世文编》叙言和编例中已经体现出来。尽管他一再强调“文贯道”，但同时认为“书各有指归，道存乎实用”，“吾取经世之益”。他强调“道”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要求将“道”体现在“实用”、“经世”之中。其对“道”的理解，与桐城派强调的“道统”，侧重点明显不同，体现着深沉的经世关怀。魏源的经学纲领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以达到“通经致用”之目的。从这种学术思想出发，他对当时脱离现实的汉学和宋学末流，展开了猛烈批判。而他将这一学术思想运用到实践的结果，则使其成为开近代学术新风和经世文风的重要人物。

作为晚清重要诗人，魏源对诗歌有精湛的研究和异于流俗之见。他主张“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反对“拟古太多”（《致陈松心信》）；重视“发愤之所作”，鄙薄“藻绘虚车”（《诗比兴笺序》），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轻“华”的经世意向。其强调“言志”，乃针对徒重藻翰、专诂名象、专揣音节风调而不问诗人所言何志的脱离现实之弊而发，旨在转移诗风，并非完全漠视艺术性。正是从重视文学的功用和内容出发，魏源进一步指出：“然不华安得有实？”进而在《跋陈沆简学斋诗》中提出了诗歌创作之“三要”：

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

其所谓“博观”，不仅指博览群书，更指向广泛接触现实社会；所谓“厚积”，不仅指学问的涵养和生活阅历的积累，还包括情感的蓄积，这样才能在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基础上“约取”而“薄发”。其所谓“真”，强调的是发自胸臆。诗歌是诗人对自然、生活、人生之真实感悟的自然流露，应力避拟古蹈袭。其所谓“重”，主要指创作态度的严谨，落笔为诗为文的慎重，认真思考如何用完美的艺术形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当然，上述“三要”并非魏源独创，前人对同类话题已多有所论。不过，魏源对前人经验和自家创作体会的精当概括与阐发，至少说明他并非像一般史家所说的单纯重质而轻文，而是主张有华有实。

魏源有着深切的济世情怀，政治热情很高，尽管仕途不顺，却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乃至世界大势无不关注，其诗作很早便显露出直面现实的基本倾向。“儒通天地人，四海民命寄”（《家塾示儿耆》），通晓天地人之道，用以济世安民，是他修身行事的准则。“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北上杂诗》），希冀天假风雷，再新天地，是其作为时代先觉者发出的拯危济时之呐喊。“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偶然吟》其九），关注现实，关切民隐，是其作为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精神取向。“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寰海后》其九），“苍生泪”寄托忧民之思，“莺花史”饱含忧国之情，大体可以用来概括其政治诗的两大基本母题。

反映民生疾苦是其政治诗的一大基本母题，但魏源此类诗歌却并非一般感念黎庶、伤心哀鸿之作。作为一个关心时务、胸怀天下、希冀革新时政的改革家，魏源有着更高的视野。他把民生民瘼与当朝政治举措、悲悯苍生百姓与揭露现实弊政较好地结合起来，寓讽喻、讥刺、褒贬于形象的描绘之中，以诗包孕时感，关切时局，乃至干预时政，与同时代的众多志同道合者一起积极促成了鸦片战争前后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

魏源早年的《道中杂言》、《北上杂诗》等组诗，描绘出19世纪20年代中原一带一幅幅悲惨而真实的社会图景，抒发了忧时悯民的情怀，其急切的用世之情跃然纸上。他“效白香山体”创作的《江南吟》和《都中吟》组诗，更是以诗关切国脉民瘼、揭露讥刺弊政、发抒其经世救时思想的典型篇章。《江南吟》十章写于鸦片战争前夕，集中反映东南地区各项病国病民之弊政，涉及治江、治河、盐政、漕政、催科、禁烟诸方面。《都中吟》十三章写于鸦片战争之后的1844年，诗人感慨时势，愤懑遭遇，发为诗篇，对中朝和京师政事展开集中讽喻，于科举、捐纳、善后、通仓、下海淀、木兰狩、宗室禄、喇嘛僧、筹办海防、畿辅治河等时弊痛下针砭。两组新乐府诗章充分揭露出嘉道时期政事积弊之深，吏治腐败之烈，人民受害之酷。

《都中吟》其一写选翰林制度，对个中弊端之讥刺可谓入木三分。其开篇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有清一代，执政阁臣必须是翰林出身，所谓“官不翰林不入阁”，而点翰林全凭小楷书写得工整，试帖诗作得漂亮，因此将相文武归根结底都是从小楷书、八韵诗发迹出来的。次写皇帝亲自主持选拔国之栋梁的殿试大典：“八扇天门荡开，玉皇亲手策群才。胪唱喧传云无色，董晁花样毛锥来。”抡才大典的隆重煊赫与选拔标准的荒唐可笑形成了极大反差，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于是，“佐上运筹议国计”的枢密之职，“上规主缺下民隐”的谏官之位，全赖一笔整秀的“小楷书”：“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绣鸳鸯。”才俊如龚、魏者，自然梦想着点翰林。然而，龚因不善楷书而与翰林无缘，魏因试卷涂改被罚停殿试一年，两人均与翰林擦肩而过。诗人最后讥刺道：“昨日大河决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诗。昨日楼船防海口，推毂先推写檄手。”对当时“所养非所用”和“所用非所养”的选士制度，予以辛辣嘲讽。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夷狄侵凌、山河破碎之情状，诗人愤清廷之无知无能，恨将官之昏愦误国，赞英雄之为国捐躯，憎英夷之贪婪成性，悲民族之灾难深重，将胸中之怒火化作笔底之风雷，写下了《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四组七言律诗共四十余首，以及《君不见》、《秦淮灯船引》、《金焦行》、《普陀观潮行》、《钱塘观潮行》等一大批歌行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及其暴露出的严重的政治、军事和社会问题，堪称一部鸦片战争诗史。

《寰海》共十一章，集中展现1841年广东战事情况；《寰海后》十章，主要反映1842年浙江战况；《秋兴》十一首，着重表现战后国家困弊之形势；《秋兴后》十三首，侧重反思战争中暴露出的种种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四十余篇诗章每首均有所指，一诗一事，对统治集团的昏愦误国作了广泛深刻的揭露，对投降派主要将领如钦差大臣琦善、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杨芳、两江总督牛鉴等一一予以抨击，对种种丧权辱国之行径予以无情鞭挞，对抗英斗争则予以热情讴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操。如《寰海》第十首写三元里义勇的抗英斗争：“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魏源自言“半生放浪深山里，日逐烟霞穷不已”（《游后山吟》），“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戏自题诗集》），是一个典型的有山水之癖的山水诗大家。其存世诗作中描写山水者有五百余首，可谓近世诗坛山水诗之集大成者。魏源“好游览，遇胜辄题咏，轮蹄几遍域中”（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由于没有涉足塞外，还被其引为终身憾事：“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关门重晤黄南陂太守》）在近代诗坛，魏源自觉地以描山摹水为己任，希冀以“十诗九山水”的切实行动补古人山水诗之缺；其山水诗创作数量之多，描写范围之广，自觉经营意识之强，诗笔之奇峭雄拔，不仅古近诗人中鲜见，后世亦罕有匹敌者。作为襟怀天下、胸罗山川的时务政治家和舆地学家，魏源的山水诗倾向貌真写实一途，风格多豪健奔放；在对祖国山川江河、飞瀑流云的礼赞中，包孕时感，负俊逸之气，以黄钟大吕式的歌唱，一扫明清模山范水之作的纤弱之风；诗体上力破前人框架，独辟异境，别为一格，在中国山水诗发展链条中充当着沟通古今的桥梁作用。

魏源诗云：“从此芒鞋踏九州，到处山水呈真面。”（《游山吟》）前句言其游踪之广，踏遍群岳，涉及众水；后句可用来概括其重在写貌、求真务“实”的诗学取向。以山而言，东之泰山，西之华山、秦岭，北之恒山、盘山，中之太行、王屋、中条、嵩山，南之衡岳，西南之剑阁、桂林，东南之天目、天台、武夷、四明、雁宕，长江下游之黄山、庐山、潜山等，均摄入其诗篇；以水而论，长江、黄河、粤江、嘉陵江、钱塘江、湘江、沅江、漓江、太湖、洞庭湖、鄱阳湖、西湖、昆明湖，乃至东海、南海等，都流泻其笔端。“到处山水呈真面”，“放倒峰峦纸上铺”（《游山后吟》），是诗人追求的写实风格和立体效果，彰显出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那山那水的独特风神和独有个性，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而其风格，“则为清幽，为闳肆，为淡冶，为秾丽。凡诗品所有者，莫不具焉”（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叙》）。不过，就主基调而言，闳肆雄拔，奇峭遒劲，豪健奔放，则是其主要特征。

作于1847年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被公认为状写瀑布的佳作。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豪放的笔墨，状写天台山石梁飞瀑迥异于他瀑的壮丽景观，以翔实的笔触层层展现雨瀑、月瀑、冰瀑之雄奇瑰丽，显示出诗人极善捕捉、摹写大自然千姿百态变化的大手笔。开篇云：“雁湫之瀑烟苍苍，中条之瀑雷硠硠，匡庐之瀑浩浩如河江。惟有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如人侧卧一肱张。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其写雨瀑道：“我来正值连朝雨，两崖逼束风逾怒。松涛一涌千万重，奔泉冲夺游人路。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山头草木思他徙，但有虎啸苍龙吟。”状冰瀑云：“破玉裂琼凝不流，黑光中线空明窈。层冰积压忽一摧，天崩地坼空晴昊。前冰已裂后冰乘，一日玉山百颓倒。”篇末道：“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渔郎道。语罢月落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评其游山诗曰：“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每有所作，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

魏源诗学众家，五古受魏晋乐府诗和陶渊明影响颇深，新乐府诗则有意效白香山；五律、五绝中的某些山水诗，似有模仿王孟派的痕迹；奇崛的一面，又是有意学韩愈、李贺；其七古追步李白的古风，感情奔放，气魄雄伟，想象瑰丽，句法灵活；七律风格沉郁，感情回荡，颇近杜甫；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则是宋诗的路子。不过，博采众家是为了自成一家，最终达到空诸所有，自行胸臆，“达难显之情，状未道之景，古质如谣，明畅如策，栉比如赋，于是诗又别为一格”（罗汝怀《古微堂诗集叙》）。诗学众家，为我所用，以文入诗，以史入诗，以议论为诗，以歌谣入诗，以赋入诗，语言浅白，杂以俚语，表现出诗体解放的征兆。

三、魏源的散文创作

魏源为近世经世文大家，嘉道年间“龚魏”并称，享誉文坛，在于其能独来独往，不因人热。除编选《皇朝经世文编》和编著《海国图志》外，魏源的经世文荟萃于《古微堂集》。其中，“内篇”总题为《默觚》，意为自己的读书札记，分《学篇》十四篇和《治篇》十六篇，是其杂文精品；“外篇”之《筹河篇》、《筹漕篇》、《筹鹾篇》等，纵论清代三大弊政及改革之法，质胜于文，是其政论文代表。“外篇”收录的大量序、跋，亦能体现其经世之志和郁勃愤激之情。另有一些人物传记文亦感情贯注，蕴涵着丰富的时代内容，非一般谀墓文章可比。而其散见于《古微堂诗集》山水诗中的诗序，则写得清冽生动，豁人耳目，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翘楚。

《默觚》较好地体现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治学路径和作文原则，“以经术为治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以微言大义的方法对《诗经》等经典断章取义，自作心解，意在表达对哲学、政治、社会、教育、历史、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见解，达到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和改革现实之目的。《学篇》和《治篇》内容广泛，条理清晰，言简意赅，骈散兼采，气势充沛，时见精警之论。如《治篇十一》论政治之颓败，痛庸人之误国，叹人才之被压抑，其眼光和识见与龚自珍《明良论二》、《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何其相似！作者以为“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以先觉者特有的灵敏嗅觉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揭出清王朝“太康”表象之下“大荒之萌”的种种迹象，对封建末世腐朽的官僚政治制度之弊端和官吏之庸碌无能，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其中，魏源对“鄙夫”之亡天下罪行的状写，入木三分地活画出某一人物类型的魂灵，具有原型意义：

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胸中，除富费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己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不问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概予温补和解之剂，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在魏源散文中最富于文学色彩的是山水小品。他的许多山水诗都有简洁生动的序文，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峻峭，简拔，形象，颇有郦道元之风，其艺术价值往往超过其山水诗。视之为独立的山水散文，亦无不可。如《岱麓诸谷诗》六则序文之写西溪、徂徕、灵崖、原岭山汶源、陪尾山源、沂山瀑源，《嵩麓诸谷诗》五篇序文之状太室东溪卢岩涧、南溪逍遥谷、北溪石淙谷和箕颍谷、少室阴谷伊阙，《关中览古》诗序之述南山龙湫、骊山、玉华宫，《永嘉山水诗补谢》诗序之绘东雁宕、西雁宕、白岳东岩、白岳西岩等，均能穷幽探赜，豁人耳目。他如《华山西谷》、《盘山纪游》、《四明山中峡诗》、《布水台下同僧观瀑》、《黄山诸谷》诸篇，诗序都极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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