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威廉·拉特克利夫》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这一卷以前各版都包含以“德意志”为题的冬日童话，在这一版中我把它抽掉了，这部作品的单行本已重印多次，况且我已把它收入我的诗歌作品集的另一卷中。我利用这些空出来的篇幅介绍一部小型诗体悲剧<威廉·拉特克利夫》大约二十九年前，它收入题为《诗体悲剧附抒情插曲》的集子中，由柏林的迪姆勒出版过。此后，抒情插曲》又收入我的一部较大型的诗集中而且大受欢迎。可是，《威廉·拉特克利夫)却鲜为人知;事实上，它当时的出版商的姓氏是迪姆勒。我有充分的理由在我的诗歌集中给这部诗体悲剧或戏剧化的叙事谣提供一个位置，因为它是我的作家生涯的诉讼档案里的一份重要文件。它是对我的诗歌创作的狂飙突进时期的概述，而《短歌集)中的《青春苦恼》对这一时期的说明是很不充分的和模糊的。舌头笨重，仅用梦中的自然音讷讷而言的作者当时还年轻，他在《威廉·拉特克利夫》里讲着清醒的，成年人的语言，毫不遮遮掩掩地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自那以后，这句话变成了一句口号"，喊这个口号时，不幸者苍白的脸会变成紫红色，红光满面的幸运儿会变成像石膏一般苍白。在《威廉·拉特克利夫》里，正直的汤姆的炉子上，喝汤这个大问题已经沸腾了中，现在数以千计坏厨师都在用勺舀，而且天天煮过了头，泡沫四溢。诗人是个古怪的顽童:他看到了还在橡树果实里酣睡的橡树林，他同还没有出生的几代人交谈。他们悄悄地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他，他便在公共市场上把这些秘密讲出来。但是，他的声音却淹没在日常激情的大声喧闹中;只有少数人听到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四称史学家是回头看过去的先知，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说，诗人是眼看未来的史学家。

我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写作(威廉·拉特克利夫》，那是1821年1月的最后三天@，阳光怀着温热的善意照得白雪覆盖的屋顶和光秃秃的、悲哀的树木闪闪发亮。我没有打草稿，一口气写了下来。写作时，我仿佛听到头顶上方有什么声响，像是一只鸟在扇动翅膀。当我把此事告诉我的朋友，柏林的年轻作家们时，他们面面相觑，表情奇特，他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他们写作时从未发生过这类事情。

海因里希·海涅

1851年11月24日于巴黎

少数民族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 — 唐

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悲苦之中。然而，政治、经济的衰退丝毫未能影响文学前进的脚步，相反，给它的多元发展，空前繁荣提供了巨大空间。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这“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以五言诗为标识的文学创作走进“自觉时代”，其理论批评亦步入成熟期，一批专文、专著、专门理论批评家，摆脱经学影响，运用一系列术语、概念、范畴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开启多项理论探求的先河。大唐一统天下，多民族的融合替代了多民族的冲突，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辉煌时代，《诗式》、《二十四诗品》等理论批评专著相继问世，引领了中国文论的分体发展。萌芽于魏晋南北朝的少数族群汉语文论，到了唐代，元结、元稹、刘禹锡等鲜卑、匈奴后裔对汉语诗学做出了贡献。突厥法拉比演绎亚里士多德理论也占据了自己的地位。

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说，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抬头而唱起歌来。在中国，“《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在这种创作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批评，自然属于抒情诗学，以“诗言志”开其端，以“诗缘情”而展开。言志抒情成为中华各民族汉语诗歌及其理论批评的共同准则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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