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柯索诗10首

韦勒克在评论哈兹里特的印象式批评时说：“通过不时诉诸作者的个人回忆可以提高这种批评方法的具体性和特殊性。”[50]哈兹里特叙述他在索尔兹伯里原野上准备《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文学》讲稿时，追述到那些作品里的人物仿佛陪伴他一起散步，回来之后，“我可以挨着火头正旺的壁炉，'在我的小客栈里悠然自得’（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台词），和奥兰多·弗里斯科巴尔多先生握着手，恍如多年故旧。本·琼森，饱学的查普曼，大师韦伯斯特，名家海伍德荟萃一堂，围绕而坐，交谈之中消磨了静静的时光。”这种批评旨在传达对于原作的个人欣赏、玩味、体察之后的具体感受和心理氛围。王渔洋因与作者游从甚密，彼此熟悉各自的创作和生活作风，故评语中充满老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谐谑和调侃。如评彭孙遹《《虞美人·偶赋》云：“此等根器，成佛要在灵运前。”陈维崧眷冒辟疆歌儿紫云，渔洋评其《减字木兰花·秋雨过红板桥》“执手云郎送上船”一句，即说“不可令闺中闻之”。偶尔他也会拿古人来调侃，评尤侗《声声慢·旅思用易安韵》说：“'戚’字叶来陡奇，'息’'黑’'得’三字并与原词瑜亮。使赵公子具此才，岂叹不如巾栉耶？”至于评董元恺《瑞龙吟·陈其年属题乌丝词》提到“《乌丝词》乃十年前仆与先考功兄所评校，今先兄殁已三年，髯亦判袂八载”，评曹贞吉《南乡子·夏夕无寐》说“先兄往有《减字木兰花》七首，同此情事。旅夜孤檠，读此令我独伤矣”，则属于韦勒克所说的通过诉诸个人回忆以提升印象式批评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的例子，寄托了一层只有关系特殊的挚友才能体会和分享的缠绵情愫。

自古以来，创作与批评每为两途，善言者或不能工于作，工于作者或不能言其要。王渔洋却是善作且善言、手眼俱长的才人，不仅于诗为一代宗师，于词也同为一时名手，创作与批评俱臻不俗的境地。其早年词作追步李清照，多作小令，有五代西蜀词的风调，格近《花间》；抵扬州后，与邹祗谟、陈维崧等江南词人酬唱，渐染指长调，气概也转为豪迈。尤侗《南溪词序》提到：“予惟近日词家，烘写闺阃，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病。”[51]而渔洋独能不为已甚，婉约而不流于狎昵，豪放则不至于叫嚣，一以乡贤李、辛二安为归。门人汪懋麟说：“阮亭尝称易安、幼安俱济南人物，各擅词家之胜。《衍波》一集，既和漱玉，复仿稼轩，千古风流，遂欲一身兼并耶？”[52]后来谢章铤也称赞：“阮亭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摹手追，半在《花间》，虽未尽倚声之变，而敷词选字，极费推敲。且其平日著作，体骨俱秀，故入词即常语浅语，亦自娓娓动听。”[53]着实能道出渔洋填词得力所在。正因为渔洋于创作和批评都能臻于上乘境界，才能成为清初引人注目的词家，在词人间产生极大的影响，波及一代填词风气。

四．结论：渔洋词学的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渔洋词学的影响已可概见。总括而言，就是扩展眼界，超越《花》《草》，重建传统，再兴填词。不单是《花草蒙拾》的议论，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南宋词的态度；《倚声初集》一选，更直接激发了当时文士的填词兴趣。阳羡词派的名作家徐凤喈，就是康熙元年（1662）冬在邹祗谟处见到《倚声集》，而“遂跃然动填词之兴”的[54]。此外，渔洋词论中的一些具体论断，也常引起填词家的重视，促发进一步的思考。彭孙贻《怨朱弦》词自注：“阮亭谓此调染指甚少，因戏为之。”《西平乐》词自注：“阮亭云此调一百三十余字，止用七韵，字面韵脚最难妥叶。阮亭谓难于押韵，愚谓不难叶韵，难于一气旋转，不可间断，始足云工。”[55]康熙十六年（1677）汪懋麟序梁清标《棠村词》，称“本朝词学，近复益盛，实始于武进邹进士程村《倚声集》一选”及孙默所刊《国朝名家诗余》[56]。仅十几年，人们抚今思昔，就意识到了《倚声初集》在顺、康之际出现的历史意义；而二十几多后，当顾贞观和纳兰性德同选《今词初集》时，则渔洋对清词中兴的推动作用已有定论。

渔洋在扬州的五年，身边团结了一批重要词人，其中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是阳羡词派的中坚作家，阳羡派的崛起与广陵填词唱和可以说有直接的关系。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云：“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中略）向者诗与词并行，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57]陈维崧广陵倦游归在康熙七年（1668），然则从顺治十五年（1658）到康熙六年（1667）间客依冒辟疆、往来广陵的经历，正是改变陈维崧创作道路的关捩。据严迪昌先生研究，阳羡词派兴起的前提乃是“被元明以来的词家轻鄙为非'正宗’词统的'稼轩风’及'竹山’情韵之属的重新被唤回”[58]，联系上文渔洋对南宋词尤其是稼轩词的价值重估和传统改造来看，其词学活动对阳羡词派的影响不言而喻。当时有个李成玉选了部篇幅不大的词选，推张炎为“词家独步”[59]，也应是风气所及。而朱彝尊之弃北宋而专师南宋，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词综序》）之说；毛际可序《今词初集》谓“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便以骚堰自命，每叹江河日下”[60]，则纯属片面地将渔洋对姜、张、高、史的尊崇发挥到极至的结果。渔洋对康熙一朝填词及词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康熙朝乃至嘉、道以前的清代词学在许多方面都能溯源于渔洋词学。这正是我说渔洋对于清词的重要意义决不亚于清诗的理由所在。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