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加辽夫诗6首

这就是说：诗人写诗，要善于把握事物的主体特征和本质，但不是抽象地把握，而是通过血肉丰满的形象来显示。他认为：在诗歌诸构成因素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主”。

凡是诗歌中，必须要有主。有主才有题，有题才有骨，有骨才有风，有风乃能深，诗深妙入神，层次各分明。

他又说：“写诗景不分，写来音不分。诗类各有主，主脑骨肉分，诗意才鲜明。诗从物说起，韵从字上分。”诗意必须附丽于“诗景”，因为形象性是文学的基本特征。诗意来自于具体的客观事物的触发，又必须借具体可感的形象来显现。所以说“诗从物说起”。而且布麦阿钮把“诗景”与“音韵”联系在一起，认为描写不同的“景”（形象），相应地就要配以不同的“音”，如果“景不分”，“音”自然也就“不明”。这种认为诗的各构成因素是有机联系的思想是非常珍贵的。

布麦阿钮从题材的角度，论述了彝诗体例的丰富性：

古人的诗歌，各有各的体，体例各不一。有的诗谈天，有的诗谈地，有的诗写人，有的诗咏物，有的诗论水，有的诗论土，有的诗叙事，有的诗言情，有的写青年，有的写老人，有的写万物，有的写日月，有的谈星斗，有的写云彩，有的说山岭，有的写树林，有的论人生，有的论物根，有的论山根，所论有区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彝诗的题材是十分广泛的，体式也是丰富多样的。在众多体式的诗歌中，布麦阿钮着重论述了叙事诗的特点和要求。他说：

事情叙得清，句句紧相连。写事要理根。写事不理根，写来不分明。世上的万物，万物从根生，各物有起因。如要写故事，作者要弄清，主干分明后，再把景物配，再把事写清。故事脉络清，人和物分明。如要写人呀，定要抓住主，抓住人本性。本性就是主，本性就是骨。

这些观点与他的前辈诗论家们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叙事诗有三个主要的特点和要求：一是叙事要具有完整性和连贯性，把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但同时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得当；二是要注意环境描写；三是描写人物形象要以刻画性格为核心，这才是诗的“主骨”。

关于诗歌形式，布麦阿钮与其他彝族诗论家一样，着重强调了声韵问题，认为“写诗要讲韵，写诗要谐声”，“美在韵上生”。尤其重要的是，布麦阿钮就诗的声韵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

声韵这样分：上声连下声，上下声相对，前后声相同，应声要相等，上下声韵通，声和韵当中，韵随声而转，连韵要有力，连字要相应；段中要有骨，段中要有主。段中要有韵，韵出要有声，有声要有扣，有扣要有连，有连句要紧，句紧才有神，有神才有文，有文才有知，有知才可传，传来才久远。

在布麦阿钮看来，诗的声韵要相对、相同、相等、相连、相通、相扣、相应……显然，在这些见解里，体现出一种声韵的美在于均衡、对称、和谐的观念。他还认为：为了诗的声韵的美、诗句要紧凑（凝练），这样才有神韵；有了神韵才有文彩；有了文彩，才能很好地传达知识；蕴含深厚的知识，诗歌才能传之久远。

布麦阿钮对诗的功能的论述，也是十分全面的。他认为：诗歌能“写出人的悲，写出人的哀”；能启示教育人们“哪些事才美”，“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该怎样作人”；它能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尊老爱幼、真诚相待爱憎分明；而且它还能作为知识的载体，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告诉人们“荞麦怎么种，荞麦怎么收，牛羊怎么养，房屋怎么修”，“衣要怎么缝，线要怎么纺，布要怎么织”。总之，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离不开诗歌。

关于诗人的修养，布麦阿钮强调了勤学、博学、积累和苦练。他说：

写诗功力厚，写来令人惊。功底在于文，文富在累积，文思功底硬，写作乃能精。功好炼须勤，勤炼出好文。苦学功夫硬，文深出精品。书根靠攻读，文根在勤奋，苦炼出诗文。

此外，布麦阿钮这部诗论中还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如“写诗贵精炼”，“力在于骨气，美在于精神，味在于字句”，等等。总之，在彝族诗论体系中，《论彝诗体例》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博大精深的著作。

在时代顺序上，布阿洪是早于还是晚于布麦阿钮，已无法确定，现只知他约为两宋间人，是芒布阿侯家的“君师”大毕摩。他能诗善文。主要著作有《世间的鸟类》、《骏马论》、《盐茶论》、《五谷论》、《彝诗例话》等。在《彝诗例话》这部诗论中，布阿洪着重以自己的诗作为实例阐述重要的理论问题。

他首先谈到了文学的源流问题：

古时呀古时，古时没有诗，没诗就没歌。诗从哪里来？有了语言后，歌根就有了。对于诗歌呢，歌有歌的根，诗有诗的源。

这就是说，诗歌是与人类历史相伴而生的，任何诗歌作品都有诗歌传统的“遗传基因”，而这又正是诗歌作品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古时毕摩的诗文为什么能世代流传，就是因为他们“所说都有根，所传都有本”。布阿洪对诗的主要构成因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

所写的诗歌，必定要有主，必定要有韵，必定要有声。

又说：“每一类诗歌，都有它的主，都有它的景，都有它的神。”综合起来，诗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主、声、韵、情、景、神、色。其中既包含了内容因素，又包含了形式因素，揭示了诗歌的三个基本特征：抒情性、形象性、声韵美。当然，在这些概念中，核心的要素是“主”，“写诗要有主，有主诗才明，无主不成诗”。“主”的观念渗透到诗论的一切方面。声、韵、骨、根、景等都有其“主”。例如他提出了“主根”的概念：

众说各有理，都教抓主根。主根在哪里？主根在能“惊”。惊从何处来？惊从何处生？主由主脑定，惊在笔有神。

他认为：诗中的“主”（无论主体、主干、主景、还是主声、主韵等）取决于“主脑”即思想感情；有了深邃真挚的思想感情，诗歌才能具有神韵，从而才有“惊”（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主根”就在“惊”中。又如他认为“主”和“骨”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骨不能离”，“每一个诗作者，写来就不精”。可见，“骨”也是一个重要的诗歌因素，但它必须在“主”的统辖之下。布阿洪还根据彝族诗歌的美学特征和彝族人民的审美传统，概括出“诗骨”的要求：强和劲。

布阿洪对于“诗景”的论述，也值得我们注意，他说：

写诗没有景，那你写的诗，再好也不美，再连也无神。什么叫诗景？诗景就是那：诗的主要物。写诗若无物，无物就无景。有景就有物。要谈诗的美，要论诗的精，美在景物美，精在诗骨精。诗的主体内，体内情充盈。谈到诗的意，谈到诗的情，都因美景出，都在笔上生。 

布阿洪的意思是：充盈于诗中的情和意，是诗人受到客观事物的触发而引起的心灵感动，诗人用语言符号这种心灵的震颤外化，于是产生了诗。但是，诗人不能抽象地表现“情”和“意”，而要把它融入具体生活的“诗景”之中，也就是说：要“情”、“景”交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彝族诗学与汉族诗学的一个交汇点：主张意境的创造，只不过布阿洪没有用“意境”这个词罢了。

在诗歌诸多形式因素中，布阿洪同样把声韵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他指出：

诗韵的主骨，才是诗的魂。诗歌要有押，有押才有韵，有韵才有声。金诗才可出，玉诗才可生，才能出佳品。

同时，他又指出：“声”和“韵”可以分离而独立存在。由于体例的不同，彝族诗歌，“有的是押韵，有的是谐声”。这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观点。

此外，这篇诗论在别的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富有理论深意的见解。例如，他谈到评价诗歌的标准时说：

世间的民众，不论什么人，人人记得住，个个可传承。要像这种诗，才能叫好诗，人人都喜爱，处处可生根。有骨又有肉，读来金玉声。

这就是说，诗歌创作，要面向广大民众，而不能仅仅面向少数贵族阶级。真正的好诗，必须扎根于民间，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这就需要在思想感情上与广大民众发生共振，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自然和谐的音韵。又如，谈到诗人的修养时，布阿洪指出：

对于写诗歌，要有三过硬：一要文字精，二要人间情，三要笔力沉。才能出佳品。

又说：

句中每个字，字字都关键。字若用得好，写来有感情，诗情就浓郁。读来就有味，传下就有根。

布阿洪作为一个诗人，他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一个优秀的诗人，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谙熟人情世态；同时，还要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具有炼字炼句的功夫。因为诗歌是凝练的艺术，只有把丰富的情感浓缩在精炼的诗句中，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诗篇才会具有叫人寻味无穷的魅力。

彝族诗论史上，还有几篇重要的佚名诗论著作，即《彝诗史话》、《诗音与诗魂》、《论彝族诗歌》。这些著作，虽然作者生平、写作年代均无从考，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它们都晚出于举奢哲、阿买妮的诗论。而且它们对彝族诗论的丰富和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彝诗史话》对彝诗发展的脉络作了简略的勾勒，并对举奢哲、阿买妮的文学业绩和生平作了评述。认为“他俩植文根，文根他俩创，文章他俩写”。他们的作品“每章诗文呀，谈的天下事；每句诗文呀，声韵都齐全” ，作者认为举奢哲、阿买妮诗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有着现实的内容和完美的艺术。而且作者还告诉我们，举奢哲和阿买妮是知心的朋友，他们友好交往，相互帮助，这说明他们在思想上是相通的。此外，作者对音韵问题也作了深入地论述。他指出：诗歌“依律才成体，各有规可循，才叫好诗文”，“写诗不讲韵，诗歌无灵魂；诗要讲声韵，诗中才有魂。诗中魂为主，万事万物生” 。他把声韵提到了诗魂的高度认识。不过，《彝诗史话》并没有明确提出“诗魂”的概念；这个概念在《诗音与诗魂》中提了出来。作者写道：

凡诗都有根，是诗都有主。根就是诗根，也就是诗影；主就是诗魂。诗中的影魂，魂影成一体，说到诗影么，要用心去思，要靠想去寻。有影根易生，思永诗易成。 

作者认为：诗离不开“主”与“根”，“主”就是“诗魂”即作者的思想感情；“根”就是“诗影”即形象，这是作品的根基。在诗中，“诗影”与“诗魂”是融为一体的，“诗影”借“诗魂”获得生命；“诗魂”借“诗影”得以寄托。二者的融合，便形成了意境。那么，诗中的“诗影”是否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临摹呢？作者认为不是。它是诗人在现实基础上的想象的产物。

在这篇诗论中，作者还论述了彝诗声韵的分类问题。他认为彝诗中有“九十九个韵”（这与阿买妮的说法相去甚远，何故，尚有待研究）；而这“九十九个韵”又“可归为九种”。他还进一步将诗韵分为主韵和次韵：

什么叫主次？说来是这样。开头的字音，它就是主韵；其后的字音，就叫做次韵。 

《论彝族诗歌》是一篇较有分量的诗论。在这篇诗论中，作者把“主根”“意境”联系了起来。他说：

诗要抓主根，主根在意境。意境靠想象，想象靠见识。识在思路宽，思在头脑灵。要使诗绚丽，绚丽靠想象。想象能飞腾，想象能贯通，诗就有画景。画景靠识广，识广诗骨劲，骨劲诗就妙。诗妙在有画，画中要有境，境中要有意，意通诗就精。 

这是彝族诗论中关于“意境”的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意境就是主根主脑和根基。意境是画景与诗意的结合。意境的创造离不开飞腾的想象；而飞腾的想象，来自丰富的生活经验、宽广的思路和敏捷的思维。

关于诗的韵律问题，作者提出了与某些诗论家不尽相同的看法。他认为：

好诗讲音律。但在诗当中，若只讲音律，内容你不讲，那么再动听，再动听的诗，同样也不美。好诗讲音律，同样讲内容。 

在韵律问题上，作者反对形式主义倾向，主张诗的音律与内容的完美统一。音律归根到底还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作者意识到：诗人的修养与诗人创作的成败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诗歌：

妙在有文根，根在扎得深，深在知识富。知识靠积累，积累靠钻功。钻功在刻苦，刻苦在勤奋。苦练长见识，识广构思新，笔下出影形。 

他认为一个人诗人应当有丰富的知识，知识靠积累，但积累不等于简单的储藏，它是对知识的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一种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而且，作者所说的“知识”，不仅仅指书本知识，而且包括鲜活的生活经验，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丰富知识，诗人在创作时才能有活跃的思维、新颖的构思。除了知识的积累，作者还特别强调诗人应有鲜明的爱憎观念：“善恶要能辨，美丑要能分。这样写的诗，诗才有灵魂，诗才有意蕴。”这篇诗论对诗歌的社会功能也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诗歌“作用大”、“影响宽”、“威力强”，它能为人“解忧愁”、“除惆怅”，能表达“百姓的感情”，“百姓的力量”，能揭露“豺狼的凶恶，猛兽的疯狂”，能反映“人们的情感，人们的理想，人间的现状”。在彝族已被发掘的诗论中，这是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最全面、最透彻的表述。另外，文中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情融在诗中，爱化在诗里”，“写人要生动，写物要鲜明”等等，这些见解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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