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雅姆诗7首

雍正、乾隆之后，天下大定，清王朝采用各种手段加强思想与文化的控制显现出成效。由清初学者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削弱了，“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乾嘉学派重训诂、重考据，虽有脱离实际、繁琐考证的一面，但他们整理国故，治学态度严谨，多有发明。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清代经学有功于后学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辑佚书，使得古书之亡佚者复存；二是精校勘，勘误订讹，解析疑滞，对于后来者帮助很大；三是通小学，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至此达到系统而又精深的境界，其中最著名的，如江永、戴震等人的音韵学，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学训诂，段玉裁等人的《说文解字》研究，皆造诣精湛，推动了学术的深入展开。

嘉庆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道光以后，古文经学衰落，今文经学兴起。今文学派说经主张微言大义，他们反对“务琐碎不知道理”的古文学派。面对急遽变化的时势，今文经学家们预感到清帝国的必然没落，预感到一场社会风暴的来临，他们内心深重的忧患情结无所发泄，往往以《公羊》义例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们将社会分为三类（治世、乱世、衰世），以“衰世”影射现实，主张更法图强，清除弊政。龚自珍、魏源都属于今文学派。清末王闿运、廖平治公羊学，寻求经学中的微言大义，以图古为今用。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借孔子的力量宣传变法改制的思想。他以为《春秋》之义在“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显然是为维新变法造舆论，所以当时有人说他是“托于素王（指孔子）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可见随着时局的改变，经学学说内部也在不断地躁动，处在演进变化之中。

由于考据学的发达，带动了史地之学的深入开展。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讬于空言”，拓展了学术的途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都是以考据的工夫审视历史事实，此后这种研究方法蔚然成风。清代地理学的发展，由清初的关注山川形势、险隘关塞，到中期的考证郡县沿革、水道变迁，逐渐关注海疆以至外国的地理状况，视野愈益开阔。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总述历代王朝兴亡与地理形势，包括行政沿革、名山大川、城镇关津、漕运及海运航道著作，被誉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作”。清末杨守敬、王先谦的《水经注》研究，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清代介绍外国地理的著作，如图理琛的《异域录》（成书于康熙末年）记述中亚、俄罗斯的地理，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记述了四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地理风物，航海家谢清高的《海录》（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则记述了97个国家与地区的地理位置与风俗物产。据学者统计，从1841年到1861年的二十年里，有关域外或世界地理的著作达22种，其中最著名的有两部：一是魏源遵照林则徐的建议编写的《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首刻），该书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包括宗教、历法、兵器、货币等。另一部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作者长期在福建任职，又一度在北京主持同文馆事务。该书“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初刻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记载了八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基本情况。王韬在该书的跋语中说，作者“内感时变，外切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参见萧樾《中国历代的地理学和要籍》第九章第六节）。这就在长期闭锁的中国士人面前，逐渐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它自然对于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心理态势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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