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诗11首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乃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思想运动之一，是20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甚至就连马克思主义也深受它的影响，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都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1985年，在《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的前言中，佛克马（Douwe Fokkema）和伯顿斯（Hans Bertens）写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给文学史带来不少困惑，甚至人们还未来得及确定其意义，它就已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今天，后现代主义即使不算是明日黄花，也断没有二十年前那样风光无限了。但在后现代主义几乎尘埃落定的今天，要给它下个定义仍非易事。我们看到，一部《后现代主义辞典》（王治河，2004）竟也没有给出“后现代主义”之定义。其实，不可定义性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旨之一，因为它反对的正是源自启蒙思想的统一理性。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启蒙观念，否定关于真实世界的客观知识，否定语言或文本所具有的单一意义，否定人类自我的统一，它否定在理性探索与政治行为、字面意义与隐晦意义、科学与艺术及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区别，甚至否定真理的可能性。

“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1870年前后，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曾用“后现代绘画”来指称那些据说是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1917年，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伟兹（Rudolf Pannwitz）在他的著作《欧洲文化的危机》（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中使用了“后现代”一词来描述20世纪西方文化中的虚无主义。1934年，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他编撰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Antologia de la Poesia espanola e hispan-americana: 1882-1932 ）中使用“后现代主义”一词来描述现代主义文学内部的“逆动”。表示与现代时期的决裂的“后现代”概念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在D·C·萨默维尔（D. C. Somervell）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的前六卷所撰写的一卷本的概论中。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随后的第八和第九卷中采纳了这一概念。萨默维尔和汤因比用“后现代”时期这一概念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以来的第四个阶段，这是一个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分崩离析的“动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历史学家伯纳德·卢森堡（Bernard Rosenberg）在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Revisited , 1957）中使用“后现代”来描绘大众社会中一种新的生活状况，这种后现代世界既充满了希望，也到处都是危险。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观点出自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著的《当代历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 1964）。与强调历史连续性的理论家们不同，巴勒克拉夫指出：“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不是相似性，而是差异性，不是连续因素，而是不连续因素。总之，当代历史应当被看做一个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有别于以前阶段的特殊时期，其差异程度绝不亚于我们所说的‘中世纪历史’同现代历史之间的差别。”他建议用“后现代”一词来描述这个继现代历史而来的时期。1971年，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代言人的哈桑（Ihab Hassan）在《肢解奥菲斯：走向一种后现代文学》（The Dismemberment of Orpheus: Toward a Postmodern Literature ）中首次使用“后现代主义”来统称文学、哲学以及社会中的这种共同倾向。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学术界出版的三本著作把后现代主义归结为了一种运动，它们是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后现代建筑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 1977）、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 1979）及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的《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 1979）。在美国，通过罗蒂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超出了建筑学和文学批评的范围，开始引起美国哲学界的关注，就连宗教神学领域也受到了影响。泰勒（Mark C.Taylor）1984年出版的《犯错：一种后现代非/神学》（Erring: A Postmodern A/theology ）就把后现代的标签贴在了以往被视为神圣的领地。简单说来，作为一种现实的思潮，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真正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流行话语，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影响开始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

不过，后现代主义即使在鼎盛时期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1976年，贝尔（Daniel Bell）在他著名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中明确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对传统的回归，认为其中并没有完全新颖的东西。同样，哈贝巴斯（Jürgen Habermas）在《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 1980）中也把后现代主义者视为“新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理性的否定并无新意，关键是要在科学、道德及艺术领域推动“没有限制的相互作用”，即“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还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的批判视为与“犹太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调情，指责他硬把哲学纳入文学，使哲学丧失了自主性，以至于最终解体在修辞学和文学之中。的确，后现代主义内部的话语并不一致，可分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其表现形态包括解构主义、反基础主义、视角主义、后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非中心化思潮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表现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根据的后现代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及重构的后现代主义等。此外，后现代主义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又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比如拉丁美洲的右派后现代主义、拉丁美洲的左派后现代主义、印度的后现代主义、东南亚的后现代主义等。

尽管不能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全备的定义，因为那是违反后现代主义的主张的，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普遍（我是怀着愧疚使用“普遍”一词的）特征：第一，后现代主义张举怀疑主义，特别是对现代性的一元论、绝对理性、单一视角和纯粹理性加以怀疑，它也对现代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家长制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加以怀疑，因此有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将后现代主义转化成一种“反抗文化”。第二，后现代主义推崇多元化、差异和开放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成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第三，后现代主义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都应该消除彼此之间的对立，都应从“关系中的自我”出发来摈弃对立，实现和谐相处。

什么是后现代性？

在考察何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现代性（modernity）。

虽然研究现代性的理论进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总是绕不过启蒙运动这个纽结，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由启蒙思想表达出来的。启蒙一方面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启蒙思想也是现代性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启蒙？这是康德（Immanuel Kant）晚年提出并努力予以回答的问题。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但他没有找到理性的合法化依据，因而其观念自身包含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康德以降的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启蒙观念进行批判反思，对其进行修正、丰富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将启蒙观念泛化，指出启蒙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毁的特性，以此提出了启蒙辩证法；福柯（Michel Foucault）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来谈启蒙问题，在他看来，启蒙是一组事件，而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从康德到阿多诺、霍克海默到福柯，启蒙观念的辩证发展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由此可见，现代性从根本上说就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其内部更是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卡林内斯库（Matei Cǎlinescu）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 , 1987）一书中提出，现代性作为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阶段，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分裂。他区分了两种现代性：第一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即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与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第二种现代性则是“审美的现代性”，即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它反对前一种现代性，这种文化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拒绝，是一种强烈的否定情绪”。换句话说，存在着这样两种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它们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即理性的维度和感性的维度。其感性的维度可以回溯至文艺复兴，强调的是个体性；理性的维度张扬的是主体性，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里。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有学者——如米勒（J. Hillis Miller）和德里达——指出，后现代性是先于现代性而存在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即酒神精神，是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回到原始状态的生命体验。审美的现代性或感性的现代性是对无限崇尚理性、秩序、主体、进步等观念的启蒙现代性的平衡，现代性的矛盾性也主要体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性也可以被视为审美现代性未竟的计划。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新感性”，在她看来，不同于现代主义对深层、本质意义的推崇，后现代主义者坚信意义就在表层，根本不存在什么深层意义；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需要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艺术则需要一种体验，一种新感性。从这个理路上来看，后现代性也可被理解为与现代性同源对抗的一种状态。

如果说现代性的驱动来自对“未思”（the unthought）的思考（福柯），后现代性的目标则不是将此未思之物变成完全可理解的和透明的。启蒙理性主义坚持意义的透明，后现代思想家则抛弃了未思之物可以被透明把握的想法。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看待“未思”的态度。与现代性不同的是，后现代性接受“未思”的存在，并不认为我们必须把握“未思”之物方能理解世界。后现代性认为并不存在单一的“未思”之物，也不存在单一的思考“未思”之物的方法。不同的后现代思想家对“未思”的理解也不一样，这就构成了不尽相同的后现代话语。美国学者哈桑以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方式罗列出“后现代”的33个特征，比如“反形式”、“偶然性”、“无序”、“缺失”、“反叙述”、“精神分裂”、“反讽”、“不确定性”及“内在性”等等。根据这些特点，他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其分开说就是“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和“内在性”（immanence）。所谓“不确定性”是指表现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认识体系、情欲系统以及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的话语领域中一种废弃一切的普遍意志；“内在性”与“超越性”相对，表示“人具有用象征符号进行归纳总结的思维能力，它能逐渐介入自然，通过它自己的抽象活动反作用于自身，而这一切又越来越直接地变成了它自身所处的环境”。哈桑从文学进入后现代，他的影响主要在文学批评方面。利奥塔以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将后现代主义推向整个西方知识界。利奥塔对后现代的界定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对差异的敏感性”和“对不可同约的承受力”。所谓“元叙事”就是指那些使西方科学或知识得以合法化的基本哲学理念，即启蒙运动以来所确定的那些理性主义法则，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詹姆逊主要从文化角度界定后现代，认为后现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文化被纳入了经济的序列，因而必须遵从商品和资本的逻辑，必须是易于流通和消费的，这就造成了后现代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和无深度化。此外，还有福柯的主体为话语所建构、德里达的符号意义的“延宕”、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的“增殖”和意义的“内爆”之说等等。英国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等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后现代性进行界定和运用。不过，所有这些理论中，法国“后结构主义”对后现代的研究最为深入和具有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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