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易丝·格利克诗5首

露易丝·格利克（Louise Glück，1943—），从196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已经出版十多部诗集，几乎获得美国所有诗歌大奖，其中包括1993年凭《野鸢尾》获得的普利策诗歌奖，2001年获得终生成就奖的波林根诗歌奖等。她2003年被推选为美国桂冠诗人，以下诗歌选译自她出版于2009年的最新诗集《村居生活》（A Village Life），她在这本诗集中不仅一改往日的精简句式，而采用了较为和缓的长诗行，还走出了以自己为感受主体的写作，而试图进入对于他人生活的描述与想象。

日落

太阳落山之时，

农场工人正焚烧落叶。

那堆火，算不得什么。

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控制有度，

犹如独裁者的家庭竞选。

火烧旺时，农场工人却不见了；

从路上看不到他。

与太阳相比，这儿所有的火

都很短命，业余得很——

叶子没了，它们也会结束。

然后，农场工人重新现身，耙起灰烬。

不过，死是确凿的。

犹如太阳已做了它生来要做的事，

让田野生长，然后

促发起地球的燃烧。

所以它现在可以落下了。

广场上

这两周来，他观察着同一个女孩，

是广场上看到的一位。大概二十多岁，

午后，那小巧的深褐色的头，喝着咖啡，

勾着，看一本杂志。

他隔着广场观察，假装

要买东西，香烟，或许一束花。

她的魅力她并不自知，

所以那力量越发巨大，与他想象的需求融到了一起。

他是她的囚徒。她说的话由他授予，

她的嗓音契合他的想象，低缓而温软，

那声音有着南方特征，正如黑发必然来自南方。

她很快就会认出他，然后开始期待见他。

也许之后的每一天，她的头发都会洗得清爽，

会凝望广场对面，然后才低头看书。

在这之后，他们会变成情侣。

但他希望这一切不要立即成真，

因为她现在释放什么力量都能左右他的身体、他的情感；

而一旦她应允，便会力量顿消——

她会躲进情感的隐私世界，

恋爱的女人都会这样。她活在那里，变成一个

没影子的人，不再现身于现实世界；

这样说来，她对他用处很小，

她是活是死，几乎并没什么关系。

黎明

1

孩子在黑暗中醒来

哭叫着，偶要鸭鸭，偶要鸭鸭

那语言大人一点也不懂——

没有鸭子。

而那只狗，整个一只白色长毛绒的垫子——

那小狗就在他旁边的摇篮床里。

几年一转眼，转眼又是几年——岁月匆匆而过。

一切都在梦中。可那只鸭子——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此刻是他们初相见时，

他们共眠于敞开的窗前。

也许是要弄醒他们，让他们确信

记忆中昨夜的一切都真实不虚，

阳光需要在此刻进入房间，

也是要向他们展示那一切发生时的情境：

袜子半压在肮脏的床垫下，

杯子上散落着绿叶——

阳光只将这几件

照得清晰可辨，而不管其它，

为它们设定界限，斩钉截铁，但并不刚愎，

然后稍加流连，对每件东西

描绘得精细入微，

推敲挑剔，堪比作文训练，

甚至床单上留下了血渍——

3

之后，他们分开一天。

再之后，办公桌前，市场里，

经理对他上报的数据不满，

果仁除了最上一层都发了霉——

真可谓人在操劳时

已是归隐中——

就在你注意到霉斑时，你回家了。

换句话说，太晚了。

似乎有一阵子，太阳令你什么都看不到。

初雪

大地，像个孩子，要去睡了；

或者，故事是这么说的。

可我还不累，它说。

妈妈说：你可能不累，但我累了——

这一点你从她脸上就能见到，人人都能。

所以，雪就该下，觉就该睡，

因为母亲对她的生活厌倦死了，

需要无声无息。

通过这些艰苦的努力，“诗歌用它全部的智慧为语言赎了罪，它高尚地帮助了语言”。但是诗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帮助最终只能是“高尚的”，说到效果，则局限和短暂得令人绝望。马拉美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是缺憾不全的”，他承认，“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可以同上帝平起平坐”；而瓦雷里对诗人的也是自己的命运总结道：“通过永恒，他不停地去认识，却总是不能彻底理解。”人们还提到了他临终前对机遇的诅咒。 

对诗人的幻灭，善意的解释是，虽然诗人偶尔会屈从于那种“天使主义”的诱惑；但在大多数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奋力抵制这种诱惑，保持他们对人世的忠诚，并断言自己是无助的，卑贱的。”诗人的态度证明“必须承认思想的力量和它固有的局限，这就是给他们的特权，也是对他们的惩罚。”这种解释无疑使神学家们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被刘小枫称为本世纪最卓越的诗人神学家之一的艾略特还把波德莱尔拉到了自己这边，称他是真正的“基督教诗人”。诗歌成了宗教的另一种称呼；他们结成了反对世俗、反对实用主义的忠实同盟。 

这种结论即使不是一种倒退也是令人扫兴的，但它却发人深省。正如我们在20世纪所看见的，宗教的意识形态替代品最终指向的都是某种秩序。在语言中也一样，巨大的失望从反面证明了诗人用语言的完美秩序普渡众生的崇高理想——和统治世界的勃勃野心。当瓦雷里说在诗歌中的词语的意义和形式效果在互动中互相阐发，形成一个“回路”，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的时候，他似乎排除了改变的可能，又开始让语言自我封闭了。另一些更极端的倾向在马拉美那儿就已见端倪了，那时候马拉美曾表示对语言的多样性的反感并要“纯化部族的语言”，诗歌不适合“凡人的民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诗人的哀叹是对“沦为法西斯主义的预言者”的卡莱尔的应和，后者认为“那些能最充分地承认象征的价值，并给它们以最高评价的时代，是最高尚的时代”。敏感的人们会问：纯化部族的语言会不会导致纯化人种呢？ 

所以，我们得庆幸：象征主义诗人们失败了。但是，他们也从没有超现实主义者那样“向词语的自主性投降”，彻底抛弃理性，转而求助于梦幻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力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象征主义诗人们给他们的榜样：波德莱尔曾吸食过鸦片；马拉美和瓦雷里则都谈到了梦幻和另一种精神存在。但是把诗境与梦境等同的危险在于，这表明诗人降低了自身，也降低了人和人的语言；在无意识中谈不上人与动物的区别，也谈不上语言与非语言的区别。从人诞生之初起，他就需要秩序来安顿自己和证明自己，这是他为人的一个标志。因此象征主义诗人拒绝放弃自我，在提倡想象和通灵的同时，坚持冷静和精确。波德莱尔对被本能引导的诗人表示惋惜，坚信理性原则“其神圣的目的在诗歌创作中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瓦雷里则宁愿“用抽象方法、理论范畴和图表”讨论文学问题，相信“诗律是一种代数”，诗人必须“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的精神形象和意志”，虽然他的清醒状态极不稳定且代价极高。 

可以看出，象征主义诗人的困境在于他们必须始终在可能与必然、秩序与混乱之间作艰难的平衡。哪一端都无法使他们满足，但少了哪一端又都会陷入危险。这使得他们的语言观一开始就包含着自己的反面，为了获得向目的前进的力量，他们必须不断取消自己的目的。事实上，他们的困境也就是处于动物和神之间的人的困境。人总是如此渎神而又如此虔诚，如此骄傲而又如此谦卑，因为他的潜力正是来自他的局限。正如瓦雷里所发现的，作为创造者的人在创造之前，“他是完全开放的，不受任何意旨的束缚。一旦他被召唤开始行动，他的自由就随之减少”，并不得不暂时放弃创造的权利。诗人们的语言观向我们表明的是，要“永远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潜力的人而奋斗”，永远不要放弃创造的可能，哪怕它仅仅是一种可能。在秩序与可能性的永恒悖论中，他们将让我们和他们一起惊讶地发现：“人永远没有穷尽”。( 赵 千 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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