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斯维尔《夜间一场悲哀的对话》

安娜·斯维尔AnnaSwir(wirszczyńska)（1909-1984）波兰著名女诗人，出生在华沙，于1930年代早期开始发表作品，193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第二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抵抗运动，并参加了华沙起义。战争对她的诗歌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1984年出版最后一部诗集。她的作品风格洗练，明白如话，善于从日常经验中发掘诗意。

如果我们对“悲哀”这种感情不幸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感受能力，一下子不能领悟该诗中如题目所揭示的“悲哀”的含义，那么至少我们也能发现这是一场十分奇特的夜间对话。它发生在亲密相处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有可能是风雨与共的多年的夫妻之间，因为在这场出奇地坦率和冷静的谈话之中，有一种经历了重重迷乱和黑暗之后，仍然能够聚首重归的那种深沉的温暖，那份喧嚣痛苦过后的“疲惫的宁静”。这种感情在情人之间是难以达到的，情人之间更像是一场互相征服和绞杀的搏斗。

开始说话的是男人，即丈夫。他对自己的女人说：“你有很多情人。”从下面妻子毫不犹豫地承认（“我知道”既意味着“我知道我自己的事”，也意味着“我知道你知道我的事”）中我们看出，他说出这个令他难堪的事实并没有生气责怪的意思，毋宁说他接受了这个现实。他接受对他本人的羞辱是因为他有这个接受的能力，他能够并愿意担负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包括那些迷茫混乱惨痛的东西。而他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别人生活的真实更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首先能够面对自己生活的真相，接受他自己身上同样的惨痛混乱迷茫：“我有许多女人。”他坦陈道。听上去这丝毫不是在夸耀卖弄，恰恰相反，是在吐露自己的困窘，伤痛和失败。一次这样的经验便是一次裂痛的记录，一次灭顶之灾，何况“许多”次？一句“我已经了结了”，其实更让人感到浓厚的抹不去的苦涩和回忆，正如卡夫卡所说的，关于这种事情，一同开始便永无结束，永无摆脱之日。在潜意识中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他能够就此告别自己的混乱哀伤，他对自己的软弱仍然毫无把握，于是他接着又说：“别相信我”。请为原谅我作为一个女性读者忍不住要在这里说几句。对这样的男人岂有不相信之理？他洞悉自己生命的无力和纷乱，知晓自己人性中的脆弱和哀伤，他把自己置身于无可保护的坦率之中，比起那些动不动就信誓旦旦拍着胸脯作没有下文的担保的男人，比起那些因过度的自我防卫而掏不出一句真话实话的男人，不知道要可爱多少倍！“我不相信你”，诗中作为妻子的她表面上没有违拗他，但实际上却体验到一种莫大的心满意足，她知道这种信任的分量。

我想起中国有句古诗为：“莫把金针度于人”。我想把“金针二字引申一下。对于相爱的男女来说，他们肯定较少做那种死乞白赖的保留，更愿意把自己身上最珍贵、最隐秘的“金针”“度”给对方，使得对方如此愿意接受它乃至接受他（她）这个人的全部，如此珍视这件东西从而珍惜这个人本身。那么，这枚“金针’倒底是什么使得两个天涯陌路人从根立联系起来的东西应该把它唤做什么？

诗中接下来以一种闪电式的方式冲破了围绕着这个问题的重重迷雾：“我害怕死掉。”“你不要离开我。”“我感到孤独。”畸，原来是深深地意识到自身的孤独，是抛开有关面子的一切考虑承认这种孤独，是把自己的孤独向着对方敞开，让他（她）了解和接受，是表明感到自己有欠缺，希望对方能站到自己的存在中来！原来不是努力向对方表明自己是如何地有办法、成功、辉煌乃至可以拒他人于千里之外，不需要任何人！

在我们这种外部生活和内部生活还没有完全分离以及各自建立起来的环境中，尤其是对于一个想取得成功或已经取得某种成功的人来说，一般很难向人坦言承认他是孤独的和需要他人的，仿佛那样做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有某种短处。当然，并不需要对所有的人都做出这种表白，但至少对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几乎是必须这样做。感到孤独是生命题中应有之义，是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那份有限和哀痛，并且它远远不只是消极的：正是从感到自身的欠缺不足中才能产生出关于圆满生活的向往，从个人片面性的存在中产生出与他人紧密结合的强烈愿望。“抱紧我”，黑暗中的声音说。在这个意义上，爱的本源即是孤独，爱是一个孤独找到了另一个孤独，一个孤独紧挨着另一个孤独，是两份孤独在四周元人回应的寂静和黑暗中划出的火花，碰击出的音响，就像这首小诗所表明的那样。不管是敞开自己的孤独还是承担别人的孤独，都是一份何等深厚的情谊啊。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我们太过骄傲了，我们甚至不敢承认自己也是孤独和有欠缺的，所以我们缺少爱。这是我们真正的悲哀。

该诗作者安娜·申切斯卡（1909－1984），生于华沙井长于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做过女招待并参加地下文学活动。她也写作剧本，儿童故事，但首先以出版九部诗集的诗人闻名于世。1972年，她以一部诗集《生为女人得I起强烈反响，1974年出版的《建造街垒》，是由一百首诗构成的有关华沙起义的组诗。申切斯卡的诗擅长摄取客观生活的片断作简洁有力的描绘，被称之为具有“电报般”迅捷的品格。( 崔 卫 平 )

索绪尔之后，人们一般认为，词语中意义的生成主要依赖于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靠习惯形成的约定和我们对之的无条件遵守。而象征主义者们的主张是：意义的产生主要是靠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它包括两点：感官的错乱和想象力。 

 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认知有赖于感官与感官、感官和事物之间的神秘感应。其发端是波德莱尔的“应和论”（又译“感应论”，“交感论”，“契合论”）。根据这种理论，在“颜色、声音和香味之间有一种类比性和隐秘的融合”。它的两个推论是：一方面，在事物和感官感受之间存在着一种契合和感应；另一方面，人的各种感官之间能相互对应和转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感。有人把前者称为垂直感应，而把后者称为水平感应。 

“应和论”大大地解放了我们感官的感受力。它要求我们，在学会如何使用词语之前，应该首先成为兰波所说“通灵人”，即“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位”。这种努力有时导致某种堕落：波德莱尔有时靠鸦片来使感官的注意力更集中，感觉更强烈；从而能听到“音响像音乐，色彩在说话，香气述说着观念的世界”。但更多是自觉的探索，瓦雷里将此作为“研究受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不过，感觉还只是语言的起点，再强烈深沉的感受也不等于意义的产生，理解和言说还要求想象力的参予。 

波德莱尔把想象力称为所有能力的王后，是它“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这种“构造性想象”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整个可见的宇宙不过是个形象和符号的仓库，想象力给予它们位置和相应的价值”。这让人想到了康德的先天直观：可以认为想象力是人们在对事物的最初感受时就进行的某种整合和创造。“它在世界之初创造了比喻和隐喻”，而后又分解了这种创造，然后用积累和整理的材料，按照“人只有在自己灵魂深处才能找到的规律”重新组织，“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产生出对于新鲜事物的感觉”。意义产生了——对于新世界和新鲜事物的认识，这是他们对意义的一种常见提法。在此，意义似乎不是被传达出来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使语言变成了兰波所说的“真正的炼金术，一种对于这个世界的成分所进行的升华与纯化”。 

如果认为词语只是手段的话，那么“普遍的想象力包容着对一切手段的理解和获得这些手段的愿望”。在创造的“愿望”的支配下，主观想象力每每发挥到极致，于是意义的创造便可以脱离外界事物，也就是说，脱离对具体事物的感官感受，这时意义反而可能更加完满和准确。这种脱离使得词语成为隐语。兰波的炼金术又进了一步，在马拉美和瓦雷里看来，语言中最好“只能有隐语存在”。马拉美说：“能揭示在成熟和本色状态中的容貌、大海和雄伟建筑的美与效力的不是描写，而是诱发，暗指（allusion）和暗示（suggestion）”。这时，意义又成了梦幻或某种精神状态。“对事物观察时，意象从事物所引起的梦幻中振翼而起”，言说者要“一点一滴地去复活一件东西，从而展示出一种精神状态”。 

概括地说，无论是新鲜事物还是梦幻，诗人的意义都是一种可能的意义，不具有确定性和确实性。这正是“象征主义”的由来。( 赵 千 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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